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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国文化——徐景安 茅于轼 王占阳 党国英对话
发布时间: 2007/10/15日    【字体:
作者:佚名
关键词:  宗教 社会  
 

 


      徐景安—茅于轼:

      徐景安:茅老,我发来的《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道德、教育》一文不知看了没有,很想听到您的批评。  我自认为该文对“自由主义”、“儒学传统”、“社会主义”三大思潮作了正确定位和有机整合,为中国找到了新的精神理念,可成为党、国家、民众都可以接受的价值观,比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刘军宁的文艺复兴、于丹的论语心得更全面、更综合。这是总结了我近10年研究心得写成的,自认为帮助国家,也是帮助共产党找到了统一认识的理念。而我认为这又是当前中国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自己心中发虚,怎么去改?布什牛气十足,他有理念的支撑。毛泽东也有理念。现在有什么理念呢?都是一堆口号!当然有了正确的理念,也需要勇气。但是没有正确的理念,哪来勇气?这一直是我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有一种说法很盛行,就是制度变革最重要,但制度变革的背后还是理念起作用。 当然理念最终要成为制度。您认如何?

      茅于轼:我实在太忙,你的文章没有仔细阅读,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很大,不认真想是说不准的。大体上你综合了自由主义,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这三大块都是极有价值的思想。但是如何综合,里面有没有矛盾,以什么为重点,或者三者并列?应该说这三种思想所强调的重点非常不同,目前的问题也正好在这儿。你说得非常对,中国共产党的大问题是缺乏理念。我感觉共产党接受儒家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都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要接受自由主义却非常困难。其关键点是舍不得放弃特权。保留特权和自由主义是势不两立的。但是儒家和社会主义并不很抵制特权。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可能在此。

      徐景安:一、我认为,特权不仅和自由主义势不两立,也与儒家思想、社会主义不相容。特权的本质就是损人利己,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儒家思想主张仁爱,爱他人;社会主义主张公平,爱大家。而特权只是爱自己,而是通过损人的办法爱自己。特权思想、特权利益是中国一切问题的症结,这几乎谁都认识到了。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利益,既取决于现实的压力使统治阶层难以按原来的方式统治;又需要理念的革命,统治阶层中的杰出人物拥有改变原来统治方式的充分理由,并且能够以新的理念实行新政。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任务是后者。三、“自由主义”、“儒学传统”、“社会主义”对中国都是需要的,但知识界中就水火不容、互相对立。当然作为精神层面,不需要统一,尽管争,争有好处;但作为治理层面,总得有一个为大多数人接受、也为统治阶层能接受的理念。为此,我对“自由主义”、“儒学传统”、“社会主义”重新梳理,区别理念与实践的差异、矛盾和异化,找出其合理内核,以消除误解,扩大共识。又以人追求幸福为核心,将这三大块整合。我认为,合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三大块是人类历史的实际。凡存在,总有合理性;凡取代,总有片面性。可是知识界较多的是偏执,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自己的万般好,别人的万般错。当然,凡专家、学者都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面面俱到就当不了专家、学者。现在需要综合,将合理的、正确的提炼出来。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如此。四、您研究重点放在人权、自由、交换上,做了许多启蒙性工作;但也很早提出注重非物质、非交换的追求,不过放到以后再提倡。看来,中国的现状需要两者的结合。您是注重实际、忧国爱民的大学者,不是空谈理论的人,对中国的思想界很有影响,所以又是大忙人,不过我提出的问题,是有探讨意义的,需要逐渐形成共识,万望关注、指教。我有意开一个研讨会,让各路名家论一论。在未开以前,请您来论一论。我倒建议,有些枝节性的小理念,您不必花太多精力。

      王占阳—徐景安

      王占阳:茅老、徐老师。您们好!应徐老师之邀,我想在这里谈几点意见,仅供二位老师参阅。一、特权属于封建主义范畴,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社会主义如果特权化了,那就是封建化了。但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应有此下场,因为它是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而自由民主又是与特权水火不容的。二、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没有自由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要求公民平等地享有各项自由权利,这个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中国被夸大了,因为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往往是缺乏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我们又在一个长时期内将自由主义妖魔化了。如能实事求是地了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我们的观感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三、除儒家外,基督教也非常值得重视,它是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的根。现代化基本上不是消灭信仰,而是没信仰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现时和未来的信仰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信仰与价值体系的关系甚大。适当的信仰非常有利于好的价值体系的普遍建立。四、各种价值观之间都有矛盾,但并非不可综合。综合不是无视和消除矛盾,而是要找到“最高裁判官”,我认为,这个“最高裁判官”就是普遍幸福。理念问题很重要,也有很大的难度,很需要大家集思广益,悉心探讨。我很希望徐老师的这个会能够成功,也很希望届时能有机会向茅老当面请教。

      徐景安:占阳,你说的信仰问题确实是价值观的核心,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的动力和精神的约束。我的重建一文概括为:西方文化敬畏和感恩上帝,传统文化敬畏和感恩父母。那么,中国新文化的信仰是什么,敬畏和感恩谁?你说基督教是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的根。让今天的中国人都来信上帝?我不反对,中国人信上帝。但是,无论从科学角度,还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接受。所以,我提出,中国新文化的精神信仰是敬畏和感恩人的生命,既包含了传统文化的敬畏和感恩父母,也肯定了追求自我的权利,因而更全面、更完整、更理性;比之西方文化的敬畏和感恩上帝,也更科学、更真实、更觉悟。而敬畏和感恩人的生命,就是要追求幸福,不要白活一辈子。不知以为如何?

      王占阳:徐老师:您好! 这几天静不下心来,迟复为歉。我的大致看法是:现代信仰有两种,一种是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另一种则就是带有准宗教性质的人本主义。现代文明实际就是在这两种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据我观察,西方社会普遍信教,这是其整个价值体系、道德体系赖以存在的一个主要基础,也是其平等意识赖以普及的一个主要基础。如果不信教,也还有人本主义兜着,这就等于有了双保险。我认为,宗教与科学既有相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一致的方面。所以,优秀的科学家也可以同时又是宗教徒。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宗教本身就包含有相当的社会主义的成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宗教就是原始社会主义。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诸如基督教、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等等宗教社会主义的存在。西方社会拥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实际也正是其得以拥有深厚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是基督徒,马克思中学毕业时关于人类幸福的著名论述,就是在这种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宗教有利于世俗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这是明显的事实。我们现在讲“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我看实际就是以宗教社会主义支持世俗社会主义。宗教界对于这个命题的阐述,差不多都有这种思想倾向。但宗教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确实也有矛盾,这就是前者是有神论的,后者则是无神论的。由于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所以党员原则上不能信教。由于民主社会主义诸党只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上要求统一性,所以它就能够将宗教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包容在自己的党内。由于我国宪法规定了以马克思主义等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又与宗教存在着上述矛盾,所以我们在执行宪法中关于信仰自由的条款时,实际也是左右为难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除去我们都不涉足的宗教传播外,我们能够推动形成的中国新文化的精神信仰,事实上只能是人本主义的信仰。宗教信仰的对象是上帝,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世俗信仰的对象是人,人是至高无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人生而平等。人的至上性实际就是人的生命和幸福的至上性。人性有善恶之分。“以人为本”当然应当是向善的,而不是向恶的。所以,严格说来,所谓“以人为本”,实际就是以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为本。在人间,人的普遍幸福既是最崇高的理想境界,又是为每一个人所切身需要的,这就使之最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新理想、新信仰的核心,也最容易达成社会的普遍共识。而要确立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阐明个人幸福与普遍幸福的统一性,而我们过去所缺失的,也正是这一点。只讲个人幸福,不讲普遍幸福,结果就不可能实现普遍幸福。反过来,只讲普遍幸福,不讲个人幸福,也不可能有什么普遍幸福。但在整体上,我认为还是讲普遍幸福比较好。因为普遍幸福主义之中的普遍幸福,本身就是作为个人幸福之总和的普遍幸福,而并不是所谓“毫不利己”的普遍幸福。所以,说来说去,我们的基本观点仍然是非常一致的。

      徐景安:信仰与道德相联,没有信仰也就没有道德。创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重建信仰、重建道德。黎呜认为:“凡是被外力(包括上帝、祖先神)所推动的也即被动的道德,即称为旧道德”。所谓新道德就是“人类诉诸自身理智的主动性的道德,并由此而区别于过去被动性的旧道德。”“今天的人类有责任再造人类的新道德,为人类的利他主义创造全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只能是人类的自觉的智慧,而不再是过去使人蒙昧和迷信的神。”现在处于旧道德衰败、新道德未建的道德真空期。我赞成黎鸣的判断。敬畏和感恩人的生命,就是人类自觉的智慧,就是要追求人生的幸福。问题是人怎么才能幸福,这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困惑,也是人学的首要问题。自由主义强调爱自我,儒学文化强调爱他人,社会主义强调爱大家,这才能实现个人幸福、家庭幸福、社会幸福、国家幸福,也即普遍幸福。自由主义、儒学文化、社会主义中的原教主义都是各执一面,而否定其他,是不尊重人类的历史,也不符合自觉的人性。所以,我说:“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前途、人类的未来。”

      党国英—徐景安:

      党国英:你文章读起来常有酣畅淋漓之感,非常受用。进一步的思考研究是不是对改革的程序和风险做一种基本的评估?有的改革会吓住掌权者,使他们畏首畏尾,如何讲清楚真正的厉害,使他们按照合适的程序坚定地往前走?你关于西山会议的评论,我也注意到了你的观点,只是还没有细致阅读。

 

                                        (本文转载自:www.360d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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