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肇怡
洪予健牧师提出西方宣教士对反鸦斗争的历史的贡献,是值得今天的教会和信徒省思的地方。提起鸦片战争,大家都知道是关于1840年代初及1850年代中英国与中国争战的一段历史。但这段历史与基督教信仰有什么关系?9月7日晚上,由温哥华基督徒短宣训练中心及浸信会信友堂合办的“信仰与文化讲座”,邀请洪予健牧师主讲“抗争鸦片毒害五十年”,揭开了抗争期间被遗漏的西方传教士在华历史,从而显露上帝对中国人的厚爱。
基督教宣教士与鸦片祸害不解之冤
鸦片在医学上有麻醉镇痛的作用,但若非用作医药用途,则归类于毒品。洪牧师指,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虽然没有**的意思,但意指当人民一旦接受了宗教,就会变得温驯。而列宁则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略带**的意识。
谈到鸦片战争的历史,当时满清政府一直收紧外贸政策,英人为解决庞大的贸易逆差,于是从印度走私鸦片来华。那时候正值外国传教士来华,当中也有乘搭鸦片船抵达的,因此政府便下令必须禁烟和禁教,把鸦片和基督教看成要打倒的第一个敌人。结果传教士被驱逐、教民遭杀害。
洪牧师说,虽然我们说鸦片对中国是危害的,但是鸦片战争却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就像旧约圣经中约瑟的哥哥本来要害他,后来神却让约瑟救了他全家。中国在鸦片战争战败,在1858年签约的天津条约,使西人传教及鸦片贸易同时合法化,自此英法人士便可在内地自由游历及传教。
西方宣教士反鸦斗争的历史
事实上,无数西方宣教士为反鸦斗争作出的努力是鲜为人知的。洪牧师举例说,在1835年来华的英籍传教士麦都思 (W.H.Medhurst),他坚决拒绝坐鸦片船来华,并认为传教士若与鸦片贸易活动牵连,中国人会控诉基督徒;还有美籍传教士裨治文,他是第一位使用新闻媒介表达反鸦片言论的先驱;美籍传教士杜里时 (Ira Tracy),他用文字勒索华人莫吸食鸦片,并发表《鸦片速戒文》;之后有美籍传教士伯驾 (Peter Parker),他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并于1838与裨治文发起组织“中国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洪牧师指,当时对于英国政府的行动,最激烈的批评来自宣教士,他们发起反鸦运动,不单是同情受鸦片毒害的中国民众,同时也深以自己国家的不法商人及政府的犯罪为耻。他们知道,中国人厌恶基督教,皆因信这宗教的外国人带来了战争和鸦片。其中有一位丹拿牧师(Rev. turner)说:“英国在这事上是确切的有罪,鸦片贸易已经把我们带到可耻又危机的位置,我们看不有什么可以躲避的途径。”
为决心扫除中国传福音的绊脚石,传教士展开了反鸦运动的两个战场。首先在英国,传教士积极写文章办杂志,向社会各界介绍鸦片的毒害。当时由英东反鸦会编写的《中国之友》月刊,指出“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1858年以后的传教士,普遍认为鸦片贸易的罪魁祸首不是那些商人而是英国政府。他们在教会中深入宣讲,使教会成为反鸦的主力。1881年又与政界联合召开全英反鸦大会,联合谴责鸦片贸易违反了基督徒和国际的道德,又违反了国家的商业利益。他们认为英国不止有青任停止鸦片贸易,更要不再鼓励印度种植罂粟。
至1877年至1991年间,英国各教会及传教士不断向政府发出请愿信,共举办了560次的反鸦会,并搜集了20多万个签名,呼吁英国停止生产和进行鸦片贸易,以及不要干预中国政府为抑制鸦片而高征鸦片税的自由。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教士推动联合反鸦及医治患者,他们在各地设立戒烟所,单是内地会就建立了101家,此外有席胜魔以自身见证协助同胞信耶稣戒除鸦片瘾。1877年,传教士于上海召开大会,讨论鸦片贸易妨碍了基督教的传播,并指“有道德上的错,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对。”在大会上他们呼吁基督教国家所有教会热切向神祷告,求神使用各种方法,使这大恶可以尽快止息。
洪牧师分析说,传教士不论在英国或中国,都遇到很大的困境。在英国推动反鸦运动,普遍英国人的心态是他们的工作有损英国的经济利益;而在中国也未能得到中国社会和华人信徒的信任和尊重,而且满清政治体制不容鼓动民间集会结社或策动社会运动、华人基督徒于质于量难以承担领导整个社会反鸦重任,都造成未能推动中国群众反鸦的原因。
反鸦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为我们带来的反思
然而,因着传教士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对中国无等的爱,历时50年的反鸦抗争终于取得胜利。在1905年英国国会大选,通过了鸦片贸易是违反道德的议案。洪牧师说,靠着英国教会的力量,上帝的爱透过传教士给中国,而西方传教士在反鸦抗争中所表现的决心和毅力,对我们有何启发和鼓舞?
他特别提到英国教会在四年间共举办了560次的反鸦会,并搜集了20多万个签名,同样地,今天我们遇到社会上不公义的事情,能否像他们一样呢?回顾过往的历史,在今天这个充斥着种种罪恶的时代,我们有没有勇气一起来战争?盼望会众能有更多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