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2年，波兰国王梅什科一世皈依天主教，现今波兰史学界基本以此作为波兰建国的时间点。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波兰的资料可以看，但不能全信。这是因为，天主教会在当代波兰（波兰第三共和国）建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在波兰历史上任何政权的建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都要大。毕竟，团结工会实际上就是天主教会的随附组织。这样一个国家从建立之初就打上了教会的烙印，天主教会在整个波兰历史上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波兰为什么信奉天主教呢？这要从波兰改宗天主教的那个时代说起。
波兰改宗天主教的官方日期，是在皮亚斯特王朝的波兰公爵梅什科一世（960—992年统治波兰）统治的966年。在他统治波兰的时代，整个西斯拉夫民族面临着深刻的内忧外患。新兴的神圣罗马帝国把法兰克帝国崩溃后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诸侯团结了起来，在东法兰克地区建立了新的封建秩序，然后在天主教会的加持下逆转了9世纪的颓势，向东方发动了一波新的进攻。
在这一攻势之下，文德人（波拉比安人）、索布人等西斯拉夫民族在今天德国东部、北部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早期封建公国（仍带有氏族社会烙印）迅速沦陷。大片土地被德意志封建主圈占，在其上建立起北方边伯、东方边伯、迈森边伯等一系列封建领地（均为965年从一个更大的萨克森东方边伯领划出）。
在东南部，不仅早已被纳入帝国势力范围的波西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抛弃东正教转投天主教，就连一度保持突厥汗国体制、不断抢掠西欧和巴尔干的马扎尔人也被挫败，最后不得不转为定居，并且接受了天主教（在这个过程中，天主教还在竞争中击败了卡拉派犹太教和东正教）。
波兰也不能违背这个趋势。10世纪中期，波兰受到了德意志封建主越来越强大的威胁。起初，波兰还能跟神圣罗马帝国打个你来我往，但慢慢就陷入了颓势。这个时候波兰面临一个选择：坚持异教领导斯拉夫人反抗德意志和天主教，还是接受天主教跟德意志人一起瓜分斯拉夫各部。几百年后，立陶宛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是选择了前者，但是波兰选择了后者。此外，在东部，罗斯人也在崛起而且已经或即将接受东正教（佛提乌斯牧首在863年的报告，而现在官方的罗斯受洗年份则是988年），新兴的基辅罗斯国家正在同波兰争夺今天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东波兰地区斯拉夫各部、各城、各公国的控制权。
接受了天主教，一方面意味着接受了当时的先进文化和成熟的封建制度，一方面也意味着自己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敌人（因为帝国固然具有一定的德意志民族性，但在当时更具有天主教徒的国家这一普世性）。在当时天主教世界内部“神圣和平”思想的加持下，神圣罗马皇帝很有可能不再同波兰发动战争。即便神圣罗马皇帝非要与波兰交战，他也不能再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天主教会不但可以从神圣罗马帝国外部给神罗征服多神教徒的事业提供援助，而且它本身就在帝国内部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如果天主教会不支持皇帝，那么皇帝的力量就会大大的削弱。
就这样，波兰公爵梅什科一世在966年改宗了天主教，下令全波兰受洗。随后，他果然从中得到了好处：在波兰外部，他夺取了小波兰（克拉科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然而上述地区在后来波兰分裂时期被邻国夺走，在波立联邦时期都未回归，直到二战后才又归波兰）和今天的波兰东部地区；在波兰内部，他建立起封建制度，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
皮亚斯特家的波兰公爵和其他波兰封建主们从天主教化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或是扩大了领地，或是强化了对农民的控制。然而，波兰农民和被征服而尚未波兰化的斯拉夫各部却没有多少收益，他们的负担日益沉重了，过去的信仰和文化丢失了。因此，他们拒绝皈依天主教，而恪守异教传统。
与此同时，当波兰向天主教世界妥协的时候，在神圣罗马帝国北方边伯区和比隆边伯区内，却发生了波拉比亚人的大规模起义（983年）。领导起义的斯拉夫酋长建立了几个公国，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后来梅克伦堡公国的前身。这些公国，直到12世纪中期的文德十字军（北方十字军）时期，才被德意志封建主重新征服，并且纳入神圣罗马帝国。
多神教徒的暴动很快影响到了波兰，而波兰的皮亚斯特家族内部此时又爆发了争夺王位的内战，到了1030年波兰农民和被征服部族在各地纷纷起义，要求废黜天主教、恢复多神教、同时减轻封建主对农民的各种束缚或是干脆脱离波兰国家。新生的波兰国家在这一阶段面临彻底解体的危险（就像罗斯国家在此前的870年代到900年代一样）。在一片混乱之中，此前丧失领土给波兰的波西米亚公爵趁机入侵大波兰并且在1038年焚毁了波兰的第一个首都格涅兹涅，迫使波兰公爵迁都到小波兰的克拉科夫。直至1040年，波兰的局势终于被复兴公卡齐米日所平定。此时，距离波兰全国受洗已经过去了74年之久。
从这个过程来看，接受天主教对于构建波兰国家确实具有很大的帮助，但也不能够将其绝对化（反例就是立陶宛和梅克伦堡，它们在反天主教起义中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多神教国家）。在整个过程之中，得利最大的是波兰封建主，尤其是皮亚斯特家为代表的大封建主：接受天主教为其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波兰国家带来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成熟的“外国经验”。
此后，波兰的发展趋于稳定，在11—12世纪之交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天主教封建国家。
然而到了12世纪中期，由于实行均分继承法导致大贵族乱政，波兰国家和同时期东欧的许多国家一样再度陷入解体状态。各地公爵割据自雄，最高君主丧失了作为封君的实际权力而沦为了名义上的领主。更有甚者，各公国还有不断碎片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等边境公国又逐渐为邻国君主所控制。
在波兰东方，蒙古人征服了大部分罗斯公国，建立起金帐汗国，一度入侵波兰，造成巨大破坏。在波兰西方和北方，德意志宗教封建主领导的一系列主教国、骑士团国凭借文德十字军、普鲁士十字军、利沃尼亚十字军、立陶宛十字军等一系列在波罗的海沿岸展开的十字军活动，逐渐控制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逐渐从“波兰邀请来的盟友”变成了“波兰的威胁”。在波兰东北部，波罗的人抵抗十字军的斗争导致了立陶宛国家的形成，强大的立陶宛大公多次率领数千武士深入波兰境内展开其军事行动；随着蒙古人势力的衰退，部分罗斯化的立陶宛公室（格迪米纳斯家族）继控制了今天的白俄罗斯之后又开始同波兰人争夺今天的西乌克兰地区。
在这种形势下，最终波兰封建主选择同立陶宛封建主联手，在14世纪后期形成了联盟，并且一步步演化为波立联邦。立陶宛封建主也因此才受洗加入了天主教，而不是他们在14世纪前期一度倾向的东正教（14世纪初期，立陶宛大公阿尔吉达斯一度受洗东正教，还在维尔纽斯建立了都主教区，扶植了自己控制的基辅都主教）。
然而，天主教对新生的波立联邦没有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波兰立陶宛联盟（还不是联邦）成立后不久，邻国波西米亚发生了胡斯派大起义。波兰立陶宛在这一战争中倾向于胡斯派的波西米亚，不但没有积极参加十字军，还多次应邀向胡斯派控制的波西米亚国会派出了国王或是摄政。战争结束之后，不少激进的胡斯派到波兰避难，还一度在波兰国内掀起了小贵族和市民向大贵族争取权力的胡斯派运动。
16世纪初，宗教改革席卷全欧，波兰国内的贵族也大批入信路德派（尤其是居住在此时已被波兰征服的普鲁士公国和王室普鲁士自治省的德意志人）、加尔文派、胡斯派（波西米亚兄弟会）和唯一神论者（波兰兄弟会，奉血液循环发现者塞尔维特为其宗师）。此时的波兰虽然依旧以天主教为国教（天主教的主教也拥有其他教派神职人员所不具备的世俗政治特权，如统治大片国土和自动成为参议院议员），可是波兰人从上到下，不但不虔诚信奉天主教，而且在整个欧洲来看都算是宗教宽容的模范：波兰施拉赤塔（贵族）内不但有天主教徒、新教徒（胡斯派以及后来其他各宗派的新教徒）、东正教徒，甚至还有伊斯兰教徒（投靠波兰的鞑靼贵族），只是不允许有犹太人（不过当时波兰社会对犹太人还是较为宽容，也因此才吸引了那么多犹太人定居）。
波兰从一个多宗教并存国家转变为一个天主教盛行的国家，肇因于16世纪后期的反宗教改革，而确立于17世纪中期的“大洪水”。
16世纪后期，罗马天主教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试图挽回败局，这就是反宗教改革。其具体内容我们这里略过不谈，但就其结果而言，反宗教改革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天主教在17世纪初将新教势力完全逐出了法国、匈牙利、波兰、波西米亚等地区，迫使新教徒通过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才止住其颓势。
面对反宗教改革，波兰的新教徒也进行了一系列抵抗：1570年，除最离经叛道的波兰兄弟会之外，其他各派新教徒缔结了桑多梅日协定，确立了内部宗教自由，以此来团结一致对抗反宗教改革。但是除了具有划时代意义之外，对波兰本身的新教徒却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到1577年，波西米亚兄弟会和波兰兄弟会的对外传教活动已经基本停止；16世纪末，加尔文派也开始衰败，到17世纪初波兰的加尔文派祈祷场所已经从260所减少到了155所；唯有路德宗依托繁荣的德语人口，继续在波罗的海沿岸传播，但已经对波兰人没有多大影响。这期间，耶稣会士在波兰的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天主教教权主义同波兰民族主义的混合，到了18世纪，耶稣会士也被波兰给驱逐了）。
非但如此，东正教会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波兰国王齐格蒙德三世的推动下，在1596年强行实现了所谓的“布列斯特联合”，整个卢塞尼亚东正教会被天主教会收编为东仪天主教会。此举引起了东正教会的抵抗和中下层东正教徒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波立联邦解体；但是，在鲁塞尼亚大贵族层面，此举却颇为顺利。同样是在耶稣会士的杰出工作下，到17世纪大批鲁塞尼亚的东正教权贵皈依了天主教。到17世纪中期，东正教贵族也从波兰参议院中消失了。
可是，反宗教改革看似统一了全国的思想，实际却埋藏着空前危机。此前，由于宗教不同的缘故，鲁塞尼亚的东正教大权贵（马格努特）一方面成为了联邦和广大东正教小贵族、哥萨克、农奴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又不会过多干涉波兰全国层面的政治。可是当他们改宗之后，东正教中下层就要直接面临“波兰天主教徒”（虽然实际上和他们此前的领主是一个人）的压榨，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阶级矛盾彻底合一了；另一方面，他们现在挟自己庞大的财富和私兵（当时最大的马格努特拥有24万农奴、几十个城镇，曾召集过3万私兵；相反，波兰本土的贵族多是只有几十上百农奴的小贵族）大肆干预波兰乃至联邦中央层面的决策，动辄杯葛国会，导致波兰很大程度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小贵族出身的哥萨克军官赫梅利尼茨基发起了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与此同时，土耳其（伊斯兰教）、瑞典（新教，此前瓦萨家族的天主教分支统治波兰多年）、俄罗斯（东正教）等周边列强纷纷入侵波兰，其中的借口之一就包括保护波兰境内教友。这就是波兰历史上著名的大洪水时代（Deluge），在此期间波兰一度陷入几乎全境都被不同敌人占领的窘境。
1660年代，波立联邦击退了大部分入侵者后结束了“大洪水”时代，但割让了左岸乌克兰、利沃尼亚公国等相当多的领地，还承认了普鲁士公国独立（实质上是并入了勃兰登堡选侯国，成为后来普鲁士王国的一部分）。此后，波兰国内出现了民族主义狂热，而且被同天主教绑定。一切非天主教的宗教，都被认为是外国势力而加以排斥。1680年，波兰兄弟会首先被整体驱逐出境。很快，其他宗教也都受到了迫害，波兰人=天主教徒的概念开始确立，在几十年之内波兰就几乎变成了清一色的天主教徒的国家（白俄罗斯的非波兰语东正教徒和西普鲁士的非波兰语路德宗仍除外）。然而，这种大封建贵族发起的民族主义，未能挽救波兰国家，反而导致波立联邦更加封闭落后（如上所述，连耶稣会士都被赶走了），最终在18世纪被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三国所瓜分。
三国瓜分波兰前后，波兰知识分子（多为小贵族和市民出身）为救亡图存，开始反思过往的天主教教权主义，接受了启蒙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更是一度在流亡外国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中广泛流行。
然而，在新教普鲁士和东正教俄罗斯的统治下，天主教信仰很大程度上同波兰人民族认同绑定，甚至出现了天主教会在俾斯麦“文化斗争”时期鼓吹东部各省德语天主教徒融入波兰的诡异现象，因此波兰人特别是波兰民族主义者往往依旧坚守天主教信仰。至于本身就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则因推行邦联制度而较早就赋予了波兰人以自治权。
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第二共和国建国后，推行大波兰民族主义，当然不会随便抛弃教会这一武器。而到了社会主义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拥有广泛信众基础的波兰天主教会成为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对抗社会主义、策划复辟的主要堡垒之一。哥穆尔卡上台推行修正主义后，又对教会百般优容，甚至允许教会在国会内部成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反对党（后在1970年代被取缔）；在1960年代后期，哥穆尔卡甚至还策划反犹的天主教教权主义，结果反而被天主教会打脸，搞得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
结果，波兰官僚资产阶级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天主教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更在1980年代收编和加强了团结工会运动。这时，波兰官僚资产阶级已经丧失压制天主教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手段，陷入完全的下风，不得不依靠军事政变、建立军政府这一黔驴技穷的方式来维持统治，因此也被人揶揄为“红色萨纳奇”。
1989年苏东剧变，波兰第三共和国建立。这一国家就是建立在天主教会领导的反对派运动之上的，自然是越来越天主教化。目前，波兰可能是全球最虔诚的天主教国家之一，各种教权化措施也在经济危机爆发、法律公正党重新执政后陆续出炉。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我们考察历史，天主教在波兰也曾几起几落，并非从来就是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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