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蓉　

 

    杨庆堃（C.K.Yang）先生的名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一向是西方学术界了解中国本土宗教经验的基本参考书目，对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宗教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在，这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实为中文学术界之幸事。

　

    同样作为研究中国社会与宗教的名著，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常被人拿来与杨著加以对比。应当看到，这两本书在问题意识上有所不同。韦伯试图从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运行、政治及思想等方面的探究中，找出“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答案，从而使他的研究成为反映中国社会基本面貌的一幅综合图景，但是，他对于中国的佛教等宗教教派或团体的研究则显不足。而杨庆堃的研究则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宗教现象，例如，以家庭为单元的祖先崇拜、以行业为单位的保护神、各区域的地方神灵、国家的伦理信仰，等等。研究中国的宗教信仰可能面临的一个困境是，源自西方的术语学的类型划分，对于复杂的本土宗教现象来说往往是个陷阱。如果仅仅从西方理论的表面来看的话，中国的民间宗教只好以“迷信”概括之，而所谓“儒教”也很难说是一种宗教。

　　

    这种理论与经验现象的脱节，表现为杨庆堃先生所指出的一种矛盾的现象，即中国的宗教现象既是无处不在的，又是地位模糊的，因为这些宗教现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模式，这样，中国宗教在中国社会秩序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被低估。鉴于此，杨著的核心问题就成为：宗教在中国社会及其组织方面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并以何种方式与社会秩序建立关联？

　　

    这种以功能论为前提的提问方式避免了一开始就陷入宗教制度彼此间的具体差异。接下来，杨庆堃先生从前人的研究中发展出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的两分法。所谓制度性宗教，指的是具有独立神学观、崇拜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佛教、道教等普世性宗教，这也是脱化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形态而比较为人们所熟悉的概念；所谓分散性宗教，指的是能够紧密地渗透到世俗制度之中的宗教形式，它们也因此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组成部分，典型如家庭内的祖先崇拜和政府的祭祀仪式，等等。

　　

    在这二者之中，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分散性宗教概念的引入。藉此，传统中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寺、庙、庵、堂、宫、观、院、殿等宗教场所，经忏、斋醮、卜筮、祝祷、祭拜等五花八门的宗教活动，都可以被纳入考察。

　　

    进而，在功能论的分析框架下，纷繁复杂的宗教信仰现象以一种有条不紊的方式呈现出来，给予我们一个全面而清晰的图景：不同层次的宗教现象与既定的社会秩序相联系，例如，宗教在家庭层次的整合功能，在社会团体层次的联结功能，在经济活动中的庇护功能，以及在国家与社会层次的伦理约束、社会控制功能，等等，由此，建立了宗教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关联。

　　

    除了理论框架的精炼和经验内容的丰富之外，杨庆堃先生还表现出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力。虽然他的研究重心在宗教方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他的著作也称得上是从宗教的视角来观察从家庭、社会团体、社区一直到国家层次或结构的中国社会。

　　

    其中，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种种纠葛，是需要有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功夫来讨论的。中国宗教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格局不同于西方社会，一方面，如钱穆先生曾经指出的，在文明的源头上，我们就是一个政治作为高于宗教的民族，政治对宗教的控制和管理技术相当发达；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中，无论是政治伦理的信仰，还是作为重要政治活动的宗教仪轨，它们又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封建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杨先生这部书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放在考察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包括宗教的政治作用、国家对宗教的管理等相当重要的内容。即使在今天来看，这些内容仍然是相关研究方向的极佳的出发点。

　　

    当然，随着有关中国宗教研究的深入，对于杨庆堃先生的论述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推进。例如，本书的两篇精彩序言都对分散性宗教一词提出反思，指出其背后的微妙语意，倡导建立基于中国自身历史与社会的分类。这无疑是未来中国宗教、乃至中国研究的一个根本方向。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其功能论的立场，杨先生的研究在涉及中国宗教的历史演变时，倾向于以外在环境的变化作为宗教演变的背景，而这有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仅仅将宗教史上的变化归结为其外在条件的变化，从而忽略了宗教的内在特征。以佛教为例来看，其教义、仪轨、组织等影响了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而它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了本土化，接受了中土原有的某些伦理观念和信仰形式，这些变化本身对于宗教的功能及其社会角色都会产生影响，这是杨著未能加以重视的方面。但毫无疑问，杨庆堃先生的著作为后来的研究者贡献了清晰的思路、深刻的洞见和宽阔的视野，其持久影响必然在将来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体现。

 

    转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