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后现代主义”，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对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垄断主流思想的“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弹。现代主义是以理性挂帅，强调真理的绝对性，认为只有透过客观、理性的探讨，才能确认何为真理。然而后现代主义却对这些基本观念提出质疑，甚至全盘否定。后现代的思想家认为，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即便是科学，也无法排除科学研究者主观好恶的影响。因此，他们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强调多元主义，肯定以主观、感性的途径探索真理的必要。
过去两百年来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如：“理性是检验一切真理的依据”、“主观的体验不可靠，惟有能经得起客观验证的才是真理”、“科学是绝对的真理”等等，後现代思想几乎将之完全颠覆。难怪许多人觉得现在的世界乱了套了。但是，从正面的意义来看，后现代思想将人类由“泛科学主义”的窠臼中解脱出来，使人不再自我设限于所谓的“纯理性探讨”，亦是一种贡献。
在基督教圈子里，受后现代思潮影响最深、最早的，乃是神学。因为任何思潮都是先由学术圈里开始酝酿，然后才逐渐影响到社会大众。所以，“后现代”现象固然是这二、三十年才受到教会界的注意，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这思想已经开始影响基督教的神学发展。
以下简述神学如何先受到理性主义冲击，又被后现代主义所左右。
01 启蒙运动与自由神学
当启蒙运动及理性主义在欧美独领风骚时，基督教的神学思想自然深受其影响。首先出现的是所谓“自然宗教”的自然神学（Deism），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Locke， 1632-1704）可算是始作俑者。自然神学一方面强调神的存在及道德律可以用理性来论证，但另一方面则否定以圣经及教会信条为骨干的“启示宗教”。对他们而言，神迹及预言的应验不合乎理性，因此都是迷信或无稽之谈。
但有些人不满自然神论者将宗教变成淡而无味的哲学，于是另辟蹊径。有“现代神学之父”称号的士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虽然强调宗教体验，但却鄙视他认为不合时宜的教条和教义。他基本上否定一切超自然的事件，如神迹及耶稣的道成肉身，也否定代祷的功效。后来的自由派神学家都采用他的观点及思路。他们共同的特色是：
完全认同理性主义的观点，且想按照现代知识来重建基督教信仰。
强调每个人都有批判和重建传统信仰的自由。很多人因此背离了传统信仰的教义。
侧重基督信仰的实际和伦理层面，因此后来发展出所谓的“社会福音”。
因着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的研究，否定圣经是超自然的启示。
换句话说，自由神学将神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一笔抹杀，只一味强调信仰的“临在性”（immanence）。李察·尼布尔曾Richard Niebuhr一针见血地批评道，自由神学的基督教乃是“一位没有义愤的神，在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的协助下，将没有罪的人带入了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
02 后现代思潮与"新正统神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敲响了现代思潮的丧钟。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乐观主义、古典自由神学及社会福音，都一并被扫除殆尽。随之而起的，是后现代思潮，在它的孕育下，产生了二十世纪风云一时的“新正统神学”（Neo-Orthodox Theology）。
其实，新正统神学是受到一位没没无名的“忧郁的丹麦人”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思想的启发。祈克果反对当时的主流观点，即理性足以回答关乎生命的宗教问题。他认为，真理不是非人格的，不是藉着不动感情的理性思考可以获得的。因此，追求真理的起点不在于置身事外地、“客观”地去思考宇宙的问题，而应当主观地从各人生活的情境中开始去探索。所以，作基督徒乃是意味：当理性走到尽头时，我们愿意用“信心的跳跃”（leap of faith）来冒险。
因着祈克果强调从生活情境中去体验宗教、探索生存意义，后人将他与德国哲学家尼采并列为“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先驱。存在主义是后现代思想的潮流之一。世俗的（或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无可避免会走向灰色、悲观、极端自我中心的虚无主义死胡同。
法国的沙特便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名言是：“人生就是个死谷”。而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存在主义，却成为新正统神学的起点。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不但是“新正统神学之父”，也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思想家。他是瑞士人，受教于德国自由神学的诸位名师之下。但是当他牧会时，发现自由神学对民生疾苦只是隔靴搔痒。再加上在1914年，他的神学教授几乎都签名支持德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在心灵的彷徨及震撼之下，他开始再思自由神学的谬误。1919年他出版《罗马书注释》，此书让他一夕成名，也为十九世纪古典自由神学划下了休止符。
巴特重新强调神的超越性。他承认，他是受到祈克果所强调神“全然不同之相异性”（wholly otherness of God）的观念所启发。祈克果认为，人的理性必然无法完全理解神，所以面对神自我启示的吊诡性真理（或悖论，paradox），在人类有限的心思下，我们只能借信心的跳跃来拥抱它。因此巴特强调：神、福音、永恒与救恩等伟大的真理，都是与人的经验或理性全然不同的，我们必须以顺服的态度接受这“从上而来”的启示。
巴特与自由神学家的观点背道而驰之处为：他重新肯定圣经是基督教神学的唯一资源。但是他对圣经的观点却引起许多争议与批评。自由神学家认为，他退回到传统的“字句灵感论”去了;基要派则攻击他否定“圣经无误论”。事实上，巴特的确是认同高等批判理论的，他也不认为圣经就等于神的话。但他认为，圣经中“包含”了神的话，而且圣经在某个事件中对我们“成为”（become）神的话。
巴特与一些神学家，如卜仁纳（Emil Brunner，1889-1966）、布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等人，既不完全接受传统信仰的教义和圣经无误的观点，也不认同自由神学的理性至上论。因此，他们折衷的立场被列为新正统主义。
到了六○年代以后，许多比新正统派更激进的神学潮流开始兴起。虽然这些神学流派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同样深受後现代思潮及存在主义的影响，强调信仰的“当下”意义，也都否定理性在宗教探索上的功用，而强调以主观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体验来 代替，以致产生了种种所谓“情境化神学”，诸如“黑色神学”（BlackTheology）、“女性神学”（Feminist Theology）、“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等。还有些派别否定启示性真理的存在，拒绝承认基督教福音的独特性，而肯定多元主义的宗教观。“进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便是一个例子。
03 福音派神学的奋起
十九世纪自由神学风起云涌时，大部分主流派神学院都落入“新派”的掌握之中。因此，许多保守派神学家纷纷离开这些神学院，另外组成圣经学校及神学院，想与新派的神学院分庭抗礼。但是这些被称为“基要派”（Fundamentalist）的保守派神学院，无论在人数上或学术水平上都无法和新派的神学院相提并论。而且可惜的是，这些基要派的神学家大多数以维护信仰的“纯正”为理由，采取自我隔离的态度，拒绝参与各种神学思想的对话或讨论，以致于在社会主流思想中销声匿迹了。
但是从1950年代开始，情势有很大的转变。在卡尔·亨利（Carl Henry）的呼吁及领导下，一批持守传统信仰的神学家也开始积极参与神学的讨论，他们被称为“福音派”（Evangelicals），以与早期的基要派有所区别。
经过四、五十年来的努力，如今福音派神学院已经成长茁壮，不再是吴下阿蒙了。据统计，1960年全美国人数最多的十大神学院，除了四间浸信会的神学院外，全部是新派的神学院。但是到了1990年，十大神学院中只有一、两间是新派的，其他都是福音派的，如：三一神学院、富乐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及四间浸信会的神学院。因此福音派的神学思想不但已经在基督教神学界取得一席之地，甚至已经逐渐占有主导的优势。
卡尔·亨利的代表作是《神、启示、权威》，在书中他深入分析现代神学的弊病，并为福音派神学的方法论建立根基。他强调神的启示及圣经的权威性，因为圣经掌握了一切基督教教义。这也正是福音派最中心的关注。与新正统派不同的是，福音派坚持圣经的“灵感论”与“无误论”，因为圣经的重要性在于“它将神透过话语启示的真理形成经文”。
另一位福音派神学家兰姆（Bernard Ramm），不但依靠圣经，也仰赖教会伟大的神学传统，如教父时期和改教时期的作品。但是他坚持要以开放的心胸及理性的思考，来进行严谨的神学思考及护教。他指出，根据圣经与圣灵内在的见证，信徒应该可对个人得救充满属灵的确信（certitude）。然而对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圣经启示的依据，虽无法确知（certainty），却可视为“可能性极高”。他也认定，合宜的护教学必须依据启示，也就是根据神的创造、人的本性、以色列史、教会历史、圣经内容、神在基督里的道成肉身，以及福音在信徒心中的自我彰显。
所以，后现代主义固然对基督教信仰造成冲击，但其实它也为神学开启了新机。因为现代主义的崩溃，使我们确知：人类不可能将地球变成天堂。但是那位“外在而超越”（there and then）的神，既向我们说话，也在此时此地（here andnow）与我们同在。藉着祂，信徒有可能将“地上”变成“如同在天”。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所带来充满希望的信息。
因此，在从“现代”过渡到“后现代”的时期中，神学有机会提出新见解，用新的方式表达基督徒对“既超越又临在之神”的信念。
04 后现代教会的特色
当下的社会深受现代科技与理性思想影响，人们不约而同都强调工作效率与绩效，因此节目（program）成为受关注的焦点。在这种环境下，教会很自然也讲究效率与组织。教会每一年都要订出增长的“量化指标”，牧师成为教会的“执行总裁”（CEO， Chief of Executive Officer）。教会各部门的活动琳琅满目，把行事历填得满满的。主日崇拜的聚会更是排得十分紧凑，而牧师最容易被信徒和同工指责的，就是讲道超过时间。
有些教会则极其看重教义的“纯正”。在美国，许多这种类型的福音派教会采取“解经讲道”的方式。另外，现代化的教会强调分工，以致教牧同工有时变成只是“同事”关系，而非“弟兄姊妹”。这种人际关系的疏离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也是现代化教会常有的现象。
后现代的社会注重感性多过于理性，人们珍惜个人主观的经验，也乐于分享这些经验。因此，许多超自然的、神秘的经验，不再成为禁忌，反而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由于现代社会造成人际关系的支离破碎，后现代社会的人更重视关系的建立，强调“过程”（process）而不仅是“结果”（result）。
当代许多比较偏向灵恩的教会是具有这种“后现代”色彩。他们的聚会喜欢采用热情洋溢的“敬拜赞美”，唱诗的时间很长，有时比讲道还长。崇拜方式比较不拘形式，可以临时加入见证或祷告。有些教会甚至在牧师讲道完之后，立刻请会众回应。一般而言，这种教会讲道时间较短，信息内容强调“切身感受”（felt needs）及如何与生活相关（relevance）。同时，这种教会的信徒比较重视“现世”（here and now）的需要，而非“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会众对教会的委身程度相对较低，甚至有“反组织化”（anti-institution）的心结，所以常常游走于众教会之间，成为“游牧民族”。
美国以调查基督徒社会现象闻名的巴纳（George Barna），在2001年底列举出当代美国教会的状况，1 其中有许多与后现代思潮有关系：
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很少人采取圣经的观点看事情。
圣经的教导与价值观对人们道德的选择影响很小。人们关心的是如何避免麻烦及减少冲突。
美国人当中相信有绝对真理的人数，已经由2000年1月的38%，急速掉到2001年11月的22%。
预期到2010年，有五千万人只会在网络上去寻求“灵性的经验”，而不会去教会。
有30%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认为，同居、同性恋、看色情电影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都反映出后现代思潮已经逐渐对教会的信徒产生影响。因此要如何去牧养这些后现代社会的信徒，将成为牧者的一大挑战。
05 后现代教牧关怀的急务
李耀全牧师曾引用英国学者古德立夫（Paul Goodliff）的观点，提出四个“后现代教牧关怀的急务”2：
1.建立基督徒的群体
现代社会过份强调“个人主义”，连教会也是如此，缺乏真正的肢体关系。因此每个人都成为孤岛，自然容易被魔鬼各个击破。我们需要重建温馨亲密的基督徒群体（community），才能共同面对生活上及信仰上的挑战与冲击。
2.培育健康的人际关系
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许多人的自我形象（self-image）及自我价值（self-esteem）很差，导致人际关系不健康。当然，正确的“自我价值”必须从信仰上去重建，体认自己是个蒙恩的罪人，然後才能重建健康的人际关系。另外，过去中国的政治斗争太多，在《批斗文化》的熏陶下，许多民众习惯于用《批斗》方式来处理夫妻的矛盾及其他人际关系，以致于冲突越演越烈，终至不可收拾。
3.医治受伤心灵
现代人由于种种原因，心灵受伤甚至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比例逐年高升。因此有些教会的牧师几乎放弃祈祷传道，而成为心理治疗师了。这不太正常的现象突显出医治受伤心灵的迫切需要。但问题是，许多牧者在从事“教牧协谈”时，往往会不加思索地采用世俗的心理学家的理论与方法，却没有考虑到这些心理学理论是否与信仰有冲突？他们的假设前提是否合乎真理？因此，如何适当地结合圣经真理与心理学，是我们必须先处理好的问题。
4.培养真切持久的信仰
帮助信徒在信仰上扎根，是牧者的首要责任。否则面对一群支离破碎的老弱残兵，牧者一定会像忙着赶羊的牧羊犬一样疲于奔命。要如何去培育信徒的灵命？则是一个亟待探索的老问题。近代福音派教会开始注意到“灵修神学”的重要性，有些人在推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式。
06 后现代教会教牧关怀的刍
针对后现代社会的特性以及其弊端，我建议下列一些对策，作为回应。
强化团契或小组的功能
传统上，华人教会的团契或小组最主要的活动是“查经”，偏重教导的功能，与主日讲台及成人主日学的教导功能有些重叠。最近流行的“小组教会”则强调小组的传福音功能，讲求快速分裂增殖的绩效。
其实团契或小组的最主要功能，应该是牧养关怀。至于教导及传福音，则应该是副产品，而不是主要功能，不要本末倒置。对教会牧者而言，团契、小组是教牧关怀的“网络”（network），可以协助落实关怀的工作。同时，这些团契、小组也是他需要费心去培育的“基督徒群体”。约翰卫斯理在早期就将他的信徒组合成小“班”，在“班”里面，信徒要定期彼此交代自己的信仰生活现况。这种小组是后来循理会能快速成长的原因。
2.全面而深入地教导圣经真理
后现代的信徒喜欢陶醉在诗歌的旋律中，而不喜欢听长篇大论，但真理的肤浅正是他们容易被异端邪说诱惑的原因，所以需要对症下药。保罗提醒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摩太后书4:2-4）
既然要全面教导圣经，主日讲台更应该以"解经讲道"的方式来传讲，使信徒能对圣经有全面的了解。现代许多器材设备亦可以帮助表达方式更活泼有效。另外，成人主日学也可以加强，使信徒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但是如何去实践、去经历所学习到的真理，才是成败的关键。否则只有"知识"，没有恩典的经历，仍然是不平衡。所以彼得劝勉我们："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3:18）
3.兼顾现世与终极的需要
我们不能漠视人们现世的需要，否则就成了雅各所责备的那些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虚浮的人"，福音也就成了曲高和寡的高调。但是，我们也不能只迁就世人短视的眼光，去满足他们现实的需求而已。我们应该向他们指出：什么才是他们真正的需要？引领他们去追寻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要分别：什么是传福音的"切入点"？什么是我们要引导众人到达的福音"终点"？我们需要更整全的福音信息及福音策略。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aw，1908-1970）对人类基本需要的研究（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依次从最低到最高层级），或许可以给我们在研拟福音策略时得到一些启发。
后现代是漂浮不定的一代，随心所欲去追求理想或美梦。他们也是迷惘的一代：没有标准、没有是非、没有标竿、没有终点。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他们会像《传道书》所说，至终发现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去牧养他们！
恩福杂志
注：
1. "The Year's MostIntriguing Findings， From Barna Research Studies，" Dec. 17， 2001，Barna Research Online， www.barna.org.
2. "后现代的教牧关怀"，建道神学院《教牧期刊》，第九期，2000年五月。
原标题：今日诸圣节，十分重要的瞻礼！天上诸圣，请为我们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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