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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冲击下,教会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发布时间: 2020/11/5日    【字体:
作者:庄祖鲲
关键词:  后现代 教会  
 
 
      所谓“后现代主义”,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对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垄断主流思想的“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弹。现代主义是以理性挂帅,强调真理的绝对性,认为只有透过客观、理性的探讨,才能确认何为真理。然而后现代主义却对这些基本观念提出质疑,甚至全盘否定。后现代的思想家认为,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即便是科学,也无法排除科学研究者主观好恶的影响。因此,他们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强调多元主义,肯定以主观、感性的途径探索真理的必要。
 
      过去两百年来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如:“理性是检验一切真理的依据”、“主观的体验不可靠,惟有能经得起客观验证的才是真理”、“科学是绝对的真理”等等,後现代思想几乎将之完全颠覆。难怪许多人觉得现在的世界乱了套了。但是,从正面的意义来看,后现代思想将人类由“泛科学主义”的窠臼中解脱出来,使人不再自我设限于所谓的“纯理性探讨”,亦是一种贡献。
 
      在基督教圈子里,受后现代思潮影响最深、最早的,乃是神学。因为任何思潮都是先由学术圈里开始酝酿,然后才逐渐影响到社会大众。所以,“后现代”现象固然是这二、三十年才受到教会界的注意,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这思想已经开始影响基督教的神学发展。
 
     以下简述神学如何先受到理性主义冲击,又被后现代主义所左右。
 
01  启蒙运动与自由神学
 
      当启蒙运动及理性主义在欧美独领风骚时,基督教的神学思想自然深受其影响。首先出现的是所谓“自然宗教”的自然神学(Deism),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Locke1632-1704)可算是始作俑者。自然神学一方面强调神的存在及道德律可以用理性来论证,但另一方面则否定以圣经及教会信条为骨干的“启示宗教”。对他们而言,神迹及预言的应验不合乎理性,因此都是迷信或无稽之谈。
 
      但有些人不满自然神论者将宗教变成淡而无味的哲学,于是另辟蹊径。有“现代神学之父”称号的士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虽然强调宗教体验,但却鄙视他认为不合时宜的教条和教义。他基本上否定一切超自然的事件,如神迹及耶稣的道成肉身,也否定代祷的功效。后来的自由派神学家都采用他的观点及思路。他们共同的特色是:
 
      完全认同理性主义的观点,且想按照现代知识来重建基督教信仰。
 
      强调每个人都有批判和重建传统信仰的自由。很多人因此背离了传统信仰的教义。
 
      侧重基督信仰的实际和伦理层面,因此后来发展出所谓的“社会福音”。
 
      因着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的研究,否定圣经是超自然的启示。
 
    换句话说,自由神学将神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一笔抹杀,只一味强调信仰的“临在性”(immanence)。李察·尼布尔曾Richard Niebuhr一针见血地批评道,自由神学的基督教乃是“一位没有义愤的神,在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的协助下,将没有罪的人带入了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
 
02  后现代思潮与"新正统神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敲响了现代思潮的丧钟。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乐观主义、古典自由神学及社会福音,都一并被扫除殆尽。随之而起的,是后现代思潮,在它的孕育下,产生了二十世纪风云一时的“新正统神学”(Neo-Orthodox Theology)。
 
      其实,新正统神学是受到一位没没无名的“忧郁的丹麦人”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思想的启发。祈克果反对当时的主流观点,即理性足以回答关乎生命的宗教问题。他认为,真理不是非人格的,不是藉着不动感情的理性思考可以获得的。因此,追求真理的起点不在于置身事外地、“客观”地去思考宇宙的问题,而应当主观地从各人生活的情境中开始去探索。所以,作基督徒乃是意味:当理性走到尽头时,我们愿意用“信心的跳跃”(leap of faith)来冒险。
 
      因着祈克果强调从生活情境中去体验宗教、探索生存意义,后人将他与德国哲学家尼采并列为“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先驱。存在主义是后现代思想的潮流之一。世俗的(或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无可避免会走向灰色、悲观、极端自我中心的虚无主义死胡同。
 
      法国的沙特便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名言是:“人生就是个死谷”。而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存在主义,却成为新正统神学的起点。
 
      巴特(Karl Barth1886-1968)不但是“新正统神学之父”,也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思想家。他是瑞士人,受教于德国自由神学的诸位名师之下。但是当他牧会时,发现自由神学对民生疾苦只是隔靴搔痒。再加上在1914年,他的神学教授几乎都签名支持德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在心灵的彷徨及震撼之下,他开始再思自由神学的谬误。1919年他出版《罗马书注释》,此书让他一夕成名,也为十九世纪古典自由神学划下了休止符。
 
      巴特重新强调神的超越性。他承认,他是受到祈克果所强调神“全然不同之相异性”(wholly otherness of God)的观念所启发。祈克果认为,人的理性必然无法完全理解神,所以面对神自我启示的吊诡性真理(或悖论,paradox),在人类有限的心思下,我们只能借信心的跳跃来拥抱它。因此巴特强调:神、福音、永恒与救恩等伟大的真理,都是与人的经验或理性全然不同的,我们必须以顺服的态度接受这“从上而来”的启示。
 
      巴特与自由神学家的观点背道而驰之处为:他重新肯定圣经是基督教神学的唯一资源。但是他对圣经的观点却引起许多争议与批评。自由神学家认为,他退回到传统的“字句灵感论”去了;基要派则攻击他否定“圣经无误论”。事实上,巴特的确是认同高等批判理论的,他也不认为圣经就等于神的话。但他认为,圣经中“包含”了神的话,而且圣经在某个事件中对我们“成为”(become)神的话。
 
      巴特与一些神学家,如卜仁纳(Emil Brunner1889-1966)、布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等人,既不完全接受传统信仰的教义和圣经无误的观点,也不认同自由神学的理性至上论。因此,他们折衷的立场被列为新正统主义。
 
      到了六○年代以后,许多比新正统派更激进的神学潮流开始兴起。虽然这些神学流派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同样深受後现代思潮及存在主义的影响,强调信仰的“当下”意义,也都否定理性在宗教探索上的功用,而强调以主观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体验来 代替,以致产生了种种所谓“情境化神学”,诸如“黑色神学”(BlackTheology)、“女性神学”(Feminist Theology)、“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等。还有些派别否定启示性真理的存在,拒绝承认基督教福音的独特性,而肯定多元主义的宗教观。“进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便是一个例子。
 
03  福音派神学的奋起
 
    十九世纪自由神学风起云涌时,大部分主流派神学院都落入“新派”的掌握之中。因此,许多保守派神学家纷纷离开这些神学院,另外组成圣经学校及神学院,想与新派的神学院分庭抗礼。但是这些被称为“基要派”(Fundamentalist)的保守派神学院,无论在人数上或学术水平上都无法和新派的神学院相提并论。而且可惜的是,这些基要派的神学家大多数以维护信仰的“纯正”为理由,采取自我隔离的态度,拒绝参与各种神学思想的对话或讨论,以致于在社会主流思想中销声匿迹了。
 
      但是从1950年代开始,情势有很大的转变。在卡尔·亨利(Carl Henry)的呼吁及领导下,一批持守传统信仰的神学家也开始积极参与神学的讨论,他们被称为“福音派”(Evangelicals),以与早期的基要派有所区别。
 
      经过四、五十年来的努力,如今福音派神学院已经成长茁壮,不再是吴下阿蒙了。据统计,1960年全美国人数最多的十大神学院,除了四间浸信会的神学院外,全部是新派的神学院。但是到了1990年,十大神学院中只有一、两间是新派的,其他都是福音派的,如:三一神学院、富乐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及四间浸信会的神学院。因此福音派的神学思想不但已经在基督教神学界取得一席之地,甚至已经逐渐占有主导的优势。
 
    卡尔·亨利的代表作是《神、启示、权威》,在书中他深入分析现代神学的弊病,并为福音派神学的方法论建立根基。他强调神的启示及圣经的权威性,因为圣经掌握了一切基督教教义。这也正是福音派最中心的关注。与新正统派不同的是,福音派坚持圣经的“灵感论”与“无误论”,因为圣经的重要性在于“它将神透过话语启示的真理形成经文”。
 
      另一位福音派神学家兰姆(Bernard Ramm),不但依靠圣经,也仰赖教会伟大的神学传统,如教父时期和改教时期的作品。但是他坚持要以开放的心胸及理性的思考,来进行严谨的神学思考及护教。他指出,根据圣经与圣灵内在的见证,信徒应该可对个人得救充满属灵的确信(certitude)。然而对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圣经启示的依据,虽无法确知(certainty),却可视为“可能性极高”。他也认定,合宜的护教学必须依据启示,也就是根据神的创造、人的本性、以色列史、教会历史、圣经内容、神在基督里的道成肉身,以及福音在信徒心中的自我彰显。
 
      所以,后现代主义固然对基督教信仰造成冲击,但其实它也为神学开启了新机。因为现代主义的崩溃,使我们确知:人类不可能将地球变成天堂。但是那位“外在而超越”(there and then)的神,既向我们说话,也在此时此地(here andnow)与我们同在。藉着祂,信徒有可能将“地上”变成“如同在天”。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所带来充满希望的信息。
 
      因此,在从“现代”过渡到“后现代”的时期中,神学有机会提出新见解,用新的方式表达基督徒对“既超越又临在之神”的信念。
 
04  后现代教会的特色
 
      当下的社会深受现代科技与理性思想影响,人们不约而同都强调工作效率与绩效,因此节目(program)成为受关注的焦点。在这种环境下,教会很自然也讲究效率与组织。教会每一年都要订出增长的“量化指标”,牧师成为教会的“执行总裁”(CEOChief of Executive Officer)。教会各部门的活动琳琅满目,把行事历填得满满的。主日崇拜的聚会更是排得十分紧凑,而牧师最容易被信徒和同工指责的,就是讲道超过时间。
 
     有些教会则极其看重教义的“纯正”。在美国,许多这种类型的福音派教会采取“解经讲道”的方式。另外,现代化的教会强调分工,以致教牧同工有时变成只是“同事”关系,而非“弟兄姊妹”。这种人际关系的疏离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也是现代化教会常有的现象。
 
      后现代的社会注重感性多过于理性,人们珍惜个人主观的经验,也乐于分享这些经验。因此,许多超自然的、神秘的经验,不再成为禁忌,反而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由于现代社会造成人际关系的支离破碎,后现代社会的人更重视关系的建立,强调“过程”(process)而不仅是“结果”(result)。
 
      当代许多比较偏向灵恩的教会是具有这种“后现代”色彩。他们的聚会喜欢采用热情洋溢的“敬拜赞美”,唱诗的时间很长,有时比讲道还长。崇拜方式比较不拘形式,可以临时加入见证或祷告。有些教会甚至在牧师讲道完之后,立刻请会众回应。一般而言,这种教会讲道时间较短,信息内容强调“切身感受”(felt needs)及如何与生活相关(relevance)。同时,这种教会的信徒比较重视“现世”(here and now)的需要,而非“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会众对教会的委身程度相对较低,甚至有“反组织化”(anti-institution)的心结,所以常常游走于众教会之间,成为“游牧民族”。
 
      美国以调查基督徒社会现象闻名的巴纳(George Barna),在2001年底列举出当代美国教会的状况,1 其中有许多与后现代思潮有关系:
 
      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很少人采取圣经的观点看事情。
 
      圣经的教导与价值观对人们道德的选择影响很小。人们关心的是如何避免麻烦及减少冲突。
 
      美国人当中相信有绝对真理的人数,已经由20001月的38%,急速掉到200111月的22%
 
      预期到2010年,有五千万人只会在网络上去寻求“灵性的经验”,而不会去教会。
 
      30%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认为,同居、同性恋、看色情电影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都反映出后现代思潮已经逐渐对教会的信徒产生影响。因此要如何去牧养这些后现代社会的信徒,将成为牧者的一大挑战。
 
05  后现代教牧关怀的急务
 
李耀全牧师曾引用英国学者古德立夫(Paul Goodliff)的观点,提出四个“后现代教牧关怀的急务”2
 
1.建立基督徒的群体
 
      现代社会过份强调“个人主义”,连教会也是如此,缺乏真正的肢体关系。因此每个人都成为孤岛,自然容易被魔鬼各个击破。我们需要重建温馨亲密的基督徒群体(community),才能共同面对生活上及信仰上的挑战与冲击。
 
2.培育健康的人际关系
 
      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许多人的自我形象(self-image)及自我价值(self-esteem)很差,导致人际关系不健康。当然,正确的“自我价值”必须从信仰上去重建,体认自己是个蒙恩的罪人,然後才能重建健康的人际关系。另外,过去中国的政治斗争太多,在《批斗文化》的熏陶下,许多民众习惯于用《批斗》方式来处理夫妻的矛盾及其他人际关系,以致于冲突越演越烈,终至不可收拾。
 
3.医治受伤心灵
 
      现代人由于种种原因,心灵受伤甚至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比例逐年高升。因此有些教会的牧师几乎放弃祈祷传道,而成为心理治疗师了。这不太正常的现象突显出医治受伤心灵的迫切需要。但问题是,许多牧者在从事“教牧协谈”时,往往会不加思索地采用世俗的心理学家的理论与方法,却没有考虑到这些心理学理论是否与信仰有冲突?他们的假设前提是否合乎真理?因此,如何适当地结合圣经真理与心理学,是我们必须先处理好的问题。
 
4.培养真切持久的信仰
 
      帮助信徒在信仰上扎根,是牧者的首要责任。否则面对一群支离破碎的老弱残兵,牧者一定会像忙着赶羊的牧羊犬一样疲于奔命。要如何去培育信徒的灵命?则是一个亟待探索的老问题。近代福音派教会开始注意到“灵修神学”的重要性,有些人在推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式。
 
06  后现代教会教牧关怀的刍
      针对后现代社会的特性以及其弊端,我建议下列一些对策,作为回应。
 
强化团契或小组的功能
 
      传统上,华人教会的团契或小组最主要的活动是“查经”,偏重教导的功能,与主日讲台及成人主日学的教导功能有些重叠。最近流行的“小组教会”则强调小组的传福音功能,讲求快速分裂增殖的绩效。
 
      其实团契或小组的最主要功能,应该是牧养关怀。至于教导及传福音,则应该是副产品,而不是主要功能,不要本末倒置。对教会牧者而言,团契、小组是教牧关怀的“网络”(network),可以协助落实关怀的工作。同时,这些团契、小组也是他需要费心去培育的“基督徒群体”。约翰卫斯理在早期就将他的信徒组合成小“班”,在“班”里面,信徒要定期彼此交代自己的信仰生活现况。这种小组是后来循理会能快速成长的原因。
 
2.全面而深入地教导圣经真理
 
      后现代的信徒喜欢陶醉在诗歌的旋律中,而不喜欢听长篇大论,但真理的肤浅正是他们容易被异端邪说诱惑的原因,所以需要对症下药。保罗提醒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摩太后书4:2-4
 
      既然要全面教导圣经,主日讲台更应该以"解经讲道"的方式来传讲,使信徒能对圣经有全面的了解。现代许多器材设备亦可以帮助表达方式更活泼有效。另外,成人主日学也可以加强,使信徒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但是如何去实践、去经历所学习到的真理,才是成败的关键。否则只有"知识",没有恩典的经历,仍然是不平衡。所以彼得劝勉我们:"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3:18
 
3.兼顾现世与终极的需要
 
      我们不能漠视人们现世的需要,否则就成了雅各所责备的那些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虚浮的人",福音也就成了曲高和寡的高调。但是,我们也不能只迁就世人短视的眼光,去满足他们现实的需求而已。我们应该向他们指出:什么才是他们真正的需要?引领他们去追寻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要分别:什么是传福音的"切入点"?什么是我们要引导众人到达的福音"终点"?我们需要更整全的福音信息及福音策略。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aw1908-1970)对人类基本需要的研究(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依次从最低到最高层级),或许可以给我们在研拟福音策略时得到一些启发。
 
      后现代是漂浮不定的一代,随心所欲去追求理想或美梦。他们也是迷惘的一代:没有标准、没有是非、没有标竿、没有终点。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他们会像《传道书》所说,至终发现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去牧养他们!
 
恩福杂志
 
注:
 
1. "The Year's MostIntriguing FindingsFrom Barna Research Studies"  Dec. 172001Barna Research Onlinewww.barna.org.  
 
2.  "后现代的教牧关怀",建道神学院《教牧期刊》,第九期,2000年五月。
 
原标题:今日诸圣节,十分重要的瞻礼!天上诸圣,请为我们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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