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考察中日文学史，中日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塑造了多种“郑成功形象”。从江户时代的近松门左卫门开始，日本文学家以“日本为郑成功的生国”、“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为依据，歌颂日本血统、日本精神对郑成功“反清复明”、“攻占台湾”的影响。以此为根据，明治时代的文学家为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以及殖民台湾提供了“合理”依据。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清末的革命党人则将郑成功“反清复明”及“攻占台湾”的事迹塑造成“排满复汉”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典型，进而称郑成功为“中国民族英雄第一人”，而这一“中国民族英雄”的形象更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中国人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无疑，对中日学者塑造“郑成功形象”的内情及用意的探讨，才能更接近郑成功的真实面目。
1683年9月，明郑政权的郑克塽呈表降清。至此，明郑势力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康熙帝虽称郑成功为“明室遗臣，非吾之乱臣贼子”，并于1689年诏令迁郑成功、郑经灵柩于福建泉州南安，还亲自撰写楹联表赞郑成功的“孤终”[1]。但是，郑克塽归降之后，清朝官方却长期视郑成功为“海贼”甚至“逆臣”，在雍正年间编写的《逆臣传·郑芝龙传》中，郑成功赫然名列其中[2]。此后直至1875年，清政府面对日本欲侵占台湾的危机而在沈葆桢等人的建议下，才将郑成功定位为“忠义典范”的形象[3]。在此之前，关于郑成功的传记仅有明末清初黄宗羲的《赐姓始末》、郑亦邹的《郑成功传》等数部。这意味着，中国学者对郑成功的重视与关注时间并不早，主要在晚清之后，郑成功才逐渐被塑造成“中国民族英雄”。但令人惊讶的是，明郑势力亡后不久，一股“郑成功热”便在江户日本兴起。从文学家近松门左卫门创作的净琉璃历史剧《国姓爷合战》开始，郑成功便直接被塑造成“日本武士”的形象，这一结果更间接影响了明治文学家对“日式郑成功”形象的塑造。在中日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这一不同的“郑成功形象”的成因及其影响正是本文力图探讨的内容。
一、《国姓爷合战》：江户日本侵华构想的文学表达
考察郑成功一生的经历，除了幼年曾生活于日本之外，其他时间都活跃于中国的福建、台湾等地，致力于“反清复明”的伟业[4]。然而，从江户中期开始，日本文学家近松门左卫门便在净琉璃历史剧《国姓爷合战》(原剧名为《国性爷合战》)中将郑成功塑造成日本武士的形象。近松门左卫门没有使用“郑成功”的名字，而是虚构了一个日本名字“和藤内”[5]。“和(わ)”即“日本”，“藤(とぅ)”谐音“唐(とぅ，意指中国)”，“内(ない)”意指“不是(ない)”，言外之意，“和藤内”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中日的“混合”。剧中设置的人物以及事迹并不全是虚构的，如崇祯帝、甘辉、吴三桂等人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作为高潮部分的“攻打南京之战”亦有历史所在，但却与《国姓爷合战》所着重描写的“丰功伟绩”完全相反是一场先盛后衰的失败战役[6]。并使郑成功的“反清复明”事业受到了巨大的挫折，以至于后来不得不转向台湾。这意味着，《国姓爷合战》改编了郑成功“失利”的事迹，进而塑造了“国姓爷”光辉、伟大的形象。
据木谷逢吟在《大近松全集》第三卷《国姓爷合战》“解说”中所言：“《国姓爷合战》在演剧史上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成功记录。那就是，它的演出从正德五年(1715年)十一月一日开场，直至享保二年(1717年)二月落幕，历经三年，长达十七个月，每日座无虚席。此例之外则不常有。”[7]对于这一盛况的原因，木谷逢吟总结为：“(一)珍贵的唐风勇士美姬的装饰以及唐土宫殿楼阁对民众的吸引；(二)与支那相对照，展示了令人骄傲的日本魂；(三)场面的自在变化、人物配合、刚柔错综……等；(四)依据最适当的材料，描绘的当时民众的理想生活。”[8]若仔细考察，除了第二个原因之外，其他三个原因主要集中在该剧独特的舞台设置、外观色彩、剧情设置、人物造型等方面。然而，在本文看来，第二个原因恰是该剧盛行的关键原因。在《国姓爷合战》中，近松门左卫门有意将和藤内塑造成日本人的形象，借和藤内之口反复说道“日本为神国”，并特别强调和藤内依靠日本母亲给予的虎首护符而得到了“天照大神”的保佑[9]，使他在中国屠虎杀敌，击败鞑靼人。重要的是，《国姓爷合战》所凸显的“日本为神国”的特性与江户以来林罗山、山鹿素行、山崎闇斋等人从“皇统”“水土”“文化”等方面论述“日本优越论”的作法相辅相成。虽然，与林罗山等人相比，近松门左卫门对“日本优越论”的建构在学理层面略显不足，但其对日本民众的直接影响力显然超过江户思想家，从更广、更深的层面增强了日本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心。
尤为重要的是，《国姓爷合战》之所以如此受日本民众欢迎的原因，还在于它接续了江户之前日本侵占中国的“梦想”。在江户幕府成立之前，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征明”的壬辰战争，但其失败的结果不只意味着日本试图通过武力方式构建区域秩序行动的失败，更直接促使后继者德川家康采取了保守型的对外策略[10]。虽然江户幕府成立伊始即放弃了对外扩张的行动，但江户日本人却从未放弃击败中国进而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区域秩序的“梦想”，尤其是当中国大陆发生了“明清鼎革”之事后，南明势力先后派遣使者向日本乞师，希望江户幕府出兵以期实现复国的目标。其中，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主的明郑势力至少十次向日本乞师，占乞师次数的一半以上[11]，且由于郑芝龙、郑成功与日本的特殊亲缘关系，使他们的赴日乞师之事引起了江户幕府的重视。但江户幕府考虑各方因素后，全部婉拒了郑氏集团的“乞师”请求。
然而，随着《国姓爷合战》的问世，不止江户日本未能出兵中国的“憾意”在剧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完美的弥补”，更唤醒了日本军事打击中国而建构日式区域秩序的野心。左卫门不只借和藤内之口说出“发扬日本国威”的“豪言壮语”，更不时地凸显出“占领中国”的野心。在《国姓爷合战》第二场中，他特别描绘了和藤内在海边看到“鹬蚌相争”而突然悟出了“兵法奥义”的场景，并紧接着写道：“两雄相斗，趁虚而入，为兵法秘密。今父亲一官的生国大明与鞑靼正是鴫蛤(鹬蚌)之争，我要马上到唐土去，运用兵法策略而攻战，一举吞并大明、鞑靼。”[12]在这里，“国姓爷”虽保留了郑成功的影子，但已被刻画成日本打击中国的急先锋，暴露出日本攻占中国的野心。
二、《国姓爷讨清记》：明治日本侵华战争的文学动员
自《国姓爷合战》盛行之后，不只近松门左卫门接着创作了《国姓(性)爷后日合战》、《唐船噺今国姓(性)爷》两部作品，更掀起了日本社会的“郑成功热”，先后有多部关于“国姓爷”的作品问世，如西泽一风的《国姓(性)爷御前军谈》、东西庵南北的《国姓(性)爷倭话》、柳亭种彦的《唐人鬓今国姓(性)爷》等，但这些作品的影响力显然不如《国姓爷合战》。关键的是，江户时代关于郑成功的文学作品鲜有述及“攻占台湾”之事，他们依然抓住“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郑成功出生于日本”等特征，歌颂国姓爷的“日本式”忠勇，进而强调“日本为神国”的优越性，这一情况直至明治时期才发生改变。在1883年至1894年间，至少有西村富次郎的《国姓爷忠义传》，清水市次郎的《通俗义经再兴记》，高崎修助的《明清军谈：郑森伟传》、依田学海的《国姓爷讨清记》等有关郑成功的作品问世，“攻打台湾”成为其中的关键内容，尤其是在甲午战争爆发伊始而问世的《国姓爷讨清记》一书，以“郑成功反清”和“郑成功攻台”的事迹为核心，通过重新塑造“郑成功形象”的方式，从文学层面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提供了历史依据。
依田学海曾为森鸥外的汉文导师，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日本由幕末向近代的转型期，随着日本在美国的炮舰威胁下被迫打开国门，国内危机日渐加剧，以西南诸藩为首的武士为避免日本沦为欧美诸国殖民地，发动政变废除德川幕府的统治，成立明治政府，并走向维新之路[13]。重要的是，明治政府更继承了江户日本的“侵华构想”，故在明治维新伊始，中国台湾便成为日本觊觎的目标，而近代日本首次国外用兵之地亦是台湾岛。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的原住民住地，发生“牡丹社事件[14]。结果，日军因水土不服、疾病肆虐而造成大量的伤亡，不得不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限期从台湾撤退，并获得军费赔偿[15]。随后，日本将目标转移到朝鲜，不断染指朝鲜事务，并试探清政府的反应，最终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16]。在战争爆发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依田学海便创作了《国姓爷讨清记》。依田学海关于“郑成功史事”的描述表面上较为客观，但依然突出“郑成功的母亲为日本血统”的特征，并歌颂其母田川氏“誓不降清”的义烈：“我(田川氏)为郑氏(芝龙)的正室，吾夫降于满洲。吾为生于日本的明国之民，得日本之风俗。我日本之义者，以逃离生国为终生之大耻辱，你等速离去，我为成功之母，绝不离开郑氏故乡一步……”[17]之后，田川氏在城破时自杀殉节。在依田学海看来，田川氏的义烈精神正是源于日本，并且深深地影响了郑成功，故他反复强调“成功生于我大日本”而深受日本“勇武”风气的影响，因而具备了“性直”“侠气”“不善权诈诡谲”等“日本魂”，进而坚决抗清而绝不投降，后攻陷台湾并作为抗清基地，直至病逝于台湾。
依田学海的《国姓爷讨清记》可不是简单地宣扬郑成功“反清”和“攻占台湾”的事迹，在该书的扉页上他写道：“读吧！读吧！诸君！这里记载着举世闻名的国姓爷以日本人的天性而征战满清的伟大雄略。攻占台湾以慰国姓爷的亡魂。让日本的种子发芽吧！”[18]如前所述，在江户时代，台湾并未引起日本人的过多关注，尤其是郑成功家族与台湾的关系，直到《国姓爷合战》问世的一百多年后，才有川口长孺的《台湾割据志》《台湾郑氏纪事》等著作的出版，促进了江户时人对“郑成功与台湾”的了解。与此同时，佐藤信渊为应对日本幕末的危机而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构想，中国台湾首次成为日本侵占的对象以及侵略中国的跳板[19]。然而，依田学海却直接将“郑成功的反清”与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关联起来，突出强调日本出兵中国就是告慰国姓爷的亡魂。正因如此，他不只刻意凸显郑成功攻陷台湾之事，更是对于“郑成功赴日乞师”而“德川幕府未能出师之事”直接流露出无限的“遗憾之情”。如果说，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德川幕府未能出兵的憾意，那么，《国姓爷讨清记》则号召用实际行动来补偿德川幕府失掉的良机。在他看来，郑成功生于日本且富于日本的侠义精神，他为抗击清人而遣使赴日乞师，完全是正义之举，但当时执政的幕府老臣既无丰臣秀吉的雄大气象，又安于现状，致使日本错失了重要良机。所以，他在《国姓爷讨清记》的结尾处写道：“克塽(郑成功之孙)降清后，台湾永为清人所有。攻占此地，海风吹扬我日本之大旗，以慰延平郡王国姓爷之灵。杀尽清人，使唐虞殷周及累代衣冠之风俗，归我日本所有……”[20]言外之意，甲午战争是日本面临的又一次重要机遇，日本必须通过战争的手段，击败清人统治的中国，完成郑成功“未竟的反清大业”，告慰郑成功的“在天之灵”。
《国姓爷讨清记》出版于1894年10月，此时日本陆军和海军先后取得了丰岛海战、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的胜利，并将战火烧至中国的辽东半岛，继续侵占中国。然而，中国毕竟是东亚大国，最终“能否战胜中国”对日本来说仍是“未知数”。因此，在战争过程中，日本知识分子便提出了各类观点，力证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此证明最终的胜利属于日本。其中，福泽谕吉就宣称“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文明的日本必将战胜野蛮的清国[21]。与福泽谕吉的论调相比，依田学海把“甲午战争”视为“郑成功反清战争”延续的说法则更具影响力，他不仅为日本继续发动侵华战争找到了历史远因，更将“甲午战争”宣传成“反清”的义战，与宗方小太郎的《告十八省豪杰书》一样，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动员作用，并直接暴露出日本侵占台湾的野心，而这一野心亦通过甲午战后的“马关割台”而得以实现，仅从这一层面来看，《国姓爷讨清记》对日本的实际影响力便非同一般，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国姓爷合战》。
三、《台湾开创郑成功》：明治日本侵占与统治台湾的“合理性”
甲午战争最终以中国失败、日本胜利而结束，清政府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但却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强烈反抗。为避免被割让的命运，丘逢甲等人于1895年5月25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武力抵抗日军接收台湾，不久“台湾民主国”及抗日义军先后被日军击溃，台湾最终陷于日本之手，但日军亦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2]。
然而，就在“台湾民主国”灭亡的1895年10月，日本文学家丸山正彦的《台湾开创郑成功》出版，该书虽仍以郑成功的史事为主，却将郑成功塑造成“台湾开创第一人”的形象，在强化郑成功“抗清”事迹的同时，更突出强调出生于日本的郑成功攻占台湾的功绩与意义。从《台湾开创郑成功》的三幅配图就可发现丸山正彦所着重描述的关键内容所在。“千里滨郑氏之碑”是该书的第一幅配图(在正文之前)，是全书叙事展开的基石。“千里滨郑氏之碑”即“儿诞石”，相传田川氏曾在“千里滨”拾贝时突然腹痛，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上生下郑成功。丸山正彦则在此基础上，神话了田川氏在海边产下郑成功的过程，尤其是在田川氏产子之前的一天，她来到“千里滨”，突然之间，“天昏地黑，雨如箭，风似刀，飞沙奔石，鼓浪兴波，让人震怖……又海涛中有物，长数十丈，大数十围，两眼之光似灯，喷水如雨，出没翻腾……”[23]渲染出“英雄豪杰的诞生必有祥瑞”的气氛，折射出日本神灵与郑成功诞生的重要关联，进而凸显出日本神灵和文化对郑成功的精神塑造。该书的第二幅配图是“郑成功母田川氏于清兵围泉州时自尽”，丸山正彦以此歌颂田川氏的“慷慨死节”，称赞其为“扬日本淑德之名于海外的贞女”，并由清兵口中说出“妇女尚尔，倭人之勇可知”的感叹[24]，而这一“大和妇女”的真实写照正与其夫郑芝龙的降清形成了鲜明对比。
该书的最后配图为“郑成功降服荷兰人而平台湾”，与“郑成功攻打台湾”之事紧密相连。在丸山正彦看来，郑芝龙曾以台湾作为军事基地，自他离开台湾之后，出没于海上的日本流氓便占据了台湾，故台湾在德川时代便成为日本的领土，但后来却被荷兰人巧取豪夺并霸占。显然，这一说法有违史实，即使日本于1874年出兵台湾的借口也只是狡称“台湾为无主之地”，并未称“台湾曾为日本领土”[25]。然而，对于“郑成功攻打台湾”之事，丸山正彦却把“向郑成功建议攻取台湾以建立反清复明基地”的关键人物汉人何斌塑造成“日本甲螺”(日本头目)的形象，如此改变，使日本的影响被置于其中。在这一背景下，丸山正彦虽未直接说出“郑成功为日本收复台湾”，但却直接说出日本人的武勇精神对郑成功的影响：“然出于本邦之人而为故国，抱孤终、凛烈毙而犹不止，显扬我之义勇于邻邦，独郑将军其人也”[26]，而这一精神更成为郑成功及其后人教化台湾人的关键内容。正因如此，日本军队在1895年接收台湾的过程中明显意识到台湾人“善战”“富义勇”“巧射击”等北方中国人不具备的特征，以至于给日军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在这一层面上，《台湾开创郑成功》对于台湾人的抗日义举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完全避而不谈，反而将台湾人与中国人区别对待，由此将台湾人的勇猛精神追溯至日本。
不宁唯是，丸山正彦反复论述的“郑成功与日本”的亲缘、“郑成功攻占台湾”对日本的影响，其政治意图则是在突出强调“台湾归于郑成功的生国日本”，即：“将军终焉之地台湾归于其生国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匪徒镇定之期渐近，将军之灵魂亦将喜悦而翱翔于国之天空，仰我大君(天皇)高远之威光，深慕大君之仁慈……”[27]按照这一宣传逻辑，台湾人原本就是郑成功所统治军民的后人，他们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却不得已而降清，然当日本占据台湾之时，台湾人成立“台湾民主国”而武装抵抗日本，试图效法“田横五百士”之举，既违背了《马关条约》，又颠倒了的大义名分，更不符“郑成功攻台抗清”的义举。尤为重要的是，丸山正彦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直接影响了台湾殖民时期日本的统治策略。在日本基本上平定了台湾人的武力反抗之后，台湾台南县“知事”矶贝静藏便上书台湾“总督”桂太郎并转日本内阁，以“郑成功的忠烈”、“郑成功开台”以及“田川氏的义烈”为由，建议把清朝官方于1875年修建的“延平郡王祠”(郑成功庙)改为“开台神社”，并列入“祀典”。这一建议于1897年被台湾“总督府”采纳，“延平郡王祠”被改为“开山神社”[28]。这是日本吞并台湾后所设的第一座神社，郑成功正式成为日本神祇之一，而日本人对他的祭祀规模亦远远超过清人。其用意显然是利用台湾人对郑成功的认同实施政治同化，以期从文化信仰层面巩固日本对台湾的统治。[29]《台湾开创郑成功》奠定了台湾殖民时代日本文学家书写郑成功的基调，直至1945年台湾光复。
四、“郑成功传”：近现代中国学者的“中国民族英雄”形象
与日本相比，中国学者对郑成功的关注较晚，主要开始于晚清时期，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郑成功热”首先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的群体中兴起，匪石(1884-1959)的《中国爱国者郑成功》和柳亚子(1887-1958)的《郑成功传》影响最为广泛。
《中国爱国者郑成功》的部分内容最先连载于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主办的杂志《浙江潮》(1903)，后于1904年整理成书由清国留学生会馆在日本出版。若将此书与《台湾开创郑成功》、《国姓爷讨清记》相比，其对郑成功事迹的描述较为相似，如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平户，其母为日本人，幼时受日本文化熏陶，也提到了郑成功遣使赴日乞师之事，甚至“儿诞石”的传说亦记载其中，从中可以看出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影响[30]。与之不同的是，匪石明确将郑成功塑造成“中国英雄”的形象，并在“排满复汉”的革命宣传中重新解读郑成功。其中，他所认同的“中国”是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华”，他不只将“明清鼎革”视为“夷狄入主中原”，更认为清人“入主中国”无异于“殖民中国”，而郑成功“不剃发”、“与父亲郑芝龙决裂而忠明抗清”等行动更是“世界所未有之事”，折射出中国人不屈的抗争精神。是故，郑成功的“反清复明”之举犹如“斐利宾(菲律宾)之抗美独立，脱兰斯哇尔(德兰士瓦)之叛英图存”的“民族解放之战”[31]。所以，经过匪石对“郑成功抗清事迹”的重新塑造，郑成功变成了“以光复中国为主义、以战胜非民族为目的”的“中国民族英雄”。对于郑成功攻占台湾、驱赶荷兰人之事，匪石亦特别指出，这一事功不仅使台湾成为“奉明正朔为我中国留民族名号二十年者”之地，更是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壮举，这对于近代以来欧人东侵而黄种人屡战屡败的局面，具有极强的激励作用。
与《中国爱国者郑成功》相似，柳亚子以笔名“亚卢”撰写的《郑成功传》亦是发表在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主办的杂志《江苏》(1903年第4期)，该期的编者按语写道：“此稿由国中寄来，作者年才十六岁，内地人士民族思想之发达，于此可见一斑。”[32]这意味着，当时中国国内的知识人对郑成功亦是极为推崇，并为之作传。《郑成功传》的篇幅远少于匪石的著作，与之不同的是，他新塑郑成功为“民族英雄”的焦点则集中在“排异种”和“殖新地”两方面。所谓“异种”，是指相对于汉族而言的异族，不只包括满族，更包括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人。“新地”即“台湾”。在作者的视域内，郑成功生活的时代是种族竞争最为剧烈的时代[33]。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背景下，郑成功拒满洲、排荷兰和辟台湾，使台湾在中国大陆沦为满人统治之后而成为汉族最后的居留地——“海外新中国”，延续了黄帝子孙的种族，郑成功实有保种保国之功。对于郑成功攻占台湾之事，作者则给予了最高评价，称之为中国“辟地于海者”第一人，其从“欧权鼻祖”荷兰手中夺得台湾，迫使西方列强做出让步，这一事功大增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刺激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形成，而近代西方列强之所以称霸世界、侵占东方诸国，所依靠的秘诀正是“民族主义”。所以，中国摆脱民族危机的状况亦必须依靠“民族主义”，进行“民族革命”[34]，而郑成功的事迹正是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素材，从这一层面考察，柳亚子和匪石塑造郑成功“民族英雄”形象的目的明显是殊途同归，借郑成功之事迹而发起反清革命，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不仅独立于外强，而且还能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35]。
此外，刘师培(1884-1919)的《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亦是晚清时期较有影响力的“郑成功传记”。该文首次刊载于《中国白话报》(1904年，第二十期及二十一至二十四期合刊)，刘师培使用笔名“署光汉”，其撰“郑成功传”的目的显然与匪石、柳亚子一致，宣传汉民族主义思想，但却指出他们未能抓住郑成功的特色，故他将郑成功的特色归结为六个方面：保种、辟地、没有奴隶的性质、实行家族的革命、晓得内政、晓得外交[36]。其中，“没有奴隶的性质”，换言之即“独立抗清”，郑成功起兵抗清不是为明朝的“一姓皇帝”，而是为全体汉族百姓。关于“晓得外交”，作者是指郑成功“赴日乞师”之事。这一事件曾是《国姓爷讨清记》《台湾开创郑成功》等日本文学作品中“大书特书”之事，但刘师培的笔下绝无“乞师”的字样，却将此事等同于近代国际外交中的寻求外国援助，如同希腊求助俄国、义国(意大利)求助法国而获得国家独立，对于难以回避的“郑成功赴日乞师”之事，作者只是简单地写道：“他写把日本的书信，一封是写把政府的，一封是写把幕府的，都是历叙本国被祸的情形，共日本唇齿的厚谊。”[37]而关于“乞师文书”中对日本的赞美之词则全然省略。紧接着，刘师培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地描述了郑成功的“抗清之战”，这在其他的“郑成功传”中未有体现，作者由此寄望国人发扬郑成功的排外行动与精神，革命推翻满清政府。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统治，中华民国成立，它不仅在领土上几乎承继了清朝的版图，更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排满复汉”的观念逐渐淡出[38]。在这一大背景下，郑成功的“民族英雄”形象及其事迹被广泛传播的同时，其侧重点已不是宣扬郑成功的抗清事迹，而是凸显出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的功绩。1915年的《新青年》载有《记民族英雄郑成功》一文，其中写道：“郑成功为明季一代人杰，其生平精忠奇蹟，彪炳千秋，有国史记载，吾人姑不具论，即就其夺回台湾于灼手可热的荷兰人手里一点，实可谓是我国空前的海外英雄。”[39]这一认识，正是民国前期官方和学界对郑成功认识的主流观点，但这一主流观点却因日本于1931年发动的侵华战争而发生了改变。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并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侵略中国，最终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面对着日本的军事侵略，当时的“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先后丧失了大量国土，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一民族危机日渐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官方及学者通过宣扬中国古代“民族英雄”的事迹，来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其中，郑成功的英雄气概，无疑更会增强中国人坚持抗战的决心。关键的是，郑成功的“反清复明、拒不降清”的事迹被改造成“反抗异族、绝不投降”，诚如逸民在《郑成功事略考》中写道：“观其一生事迹，虽未赉志以赏，然于艰苦卓绝环境中，励志奋斗，不折不挠，不幸大义未伸，岂可以成败论人，较今之安享富贵于异族下，而已卖身卖国为荣者，能不愧煞！”[40]正因如此，从1931年到1945年间，无论是国民党方面，还是共产党方面，皆给予郑成功极高的赞誉，并广泛宣传郑成功的事迹。据统计，这一期间至少有数十部有关“郑成功”的文学著作问世，诸如陈重寅的《郑成功》(儿童书局，1931年)、章衣萍的《郑成功》(儿童书局，1934年)、周木斋的《郑成功》(新生命书局，1934年)、林淡秋的《郑成功》(商务印书馆，1934年)、魏如晦的《海国英雄郑成功》(国民书店，1941年)、王冥鸿的《郑成功》(正中书局，1942年)等。其中，魏如晦的《海国英雄郑成功》在抗战期间最具影响力。魏如晦是阿英(1900-1977)的笔名之一，是抗战时期“孤岛上海”活跃的剧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海国英雄郑成功》正是阿英“孤岛”时期创作的三大“南明史剧”之一(其他两部是《碧血花》《杨娥传》)[41]。
《海国英雄郑成功》共分为四幕，第一幕和第二幕主要讲述郑成功与其父郑芝龙的冲突，第三幕详细阐述了郑成功的抗清事业中最为辉煌的金陵之战，并对其失败扼腕叹息。第四幕则叙述了郑成功攻占台湾之事，如何将台湾作为北伐的重要根据地。这意味着，作者阿英只是选择郑成功的主要事迹，其用意在于塑造郑成功“拒不投降”而“坚决抵抗异族”的英雄形象，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我竭尽所能的强调的表扬了郑成功一生最伟大的精神，即是：‘不为威逼，不为利诱，刻苦，耐劳，忍受人间一切的惨痛，不为最大的失败灰心，为公忘私，为国忘家，不屈不挠，苦斗到底，一个韧性的恢复故土的伟大意念与实践精神！’”[42]这一精神正是当时中国人最为需要的“抗战精神”，所以，这一历史剧在上海公演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柳亚子称之为“有口皆碑，誉腾孤岛”，给予极高的评价，并贬斥了汉奸卖国贼对此剧的讽刺与批判[43]。还需要注意的是，《海国英雄郑成功》着重描写郑成功与郑芝龙决裂的对话：“芝龙：我不许你这样做，我要你跟我走！做清朝的臣子，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成功(经过考虑，正气凛然地)：父亲，你说到这里，孩儿只能请罪了！孩儿的志向已决定了！孩儿不能跟父亲走！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一揖)父亲！愿你珍重！芝龙(大怒，甩袖)。”[44]作者借此影射了当时的抗战派与投降派，言外之意，投降日本人的汉奸必然会落得和郑芝龙一样的下场，诚如有学者所言：“由于郑芝龙降清，当人们述及郑成功时，又特别注意与其父作比较，这或与当时国内有人宣扬失败论，甚至甘心投降日人做汉奸的情况密切相关。”[45]这意味着，阿英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代表了抗战时期的主流观点，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更进一步奠定了郑成功的“中国民族英雄”形象。
郑成功形象的“日本化”并不是简单的文学现象，而是与日本侵华的构想与行动紧密相连。明清鼎革以及郑成功的赴日乞师举动刺激了江户日本的侵华构想，并间接影响了明治日本的侵华行动。在这一过程中，郑成功的“日本血统”被日本文学家不断夸大甚至神化，郑成功的“反清”“攻台”等事迹被改造成日本侵华的“序曲”，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也就是说，江户-明治文学家将郑成功形象的“日本化”完全迎合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需要，具有极其明显的政治意涵。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曲解了郑成功的形象。
与之相反，在中国近现代作家笔下，郑成功的形象已不再是明末清初的“明朝忠义之臣”或“清朝叛逆之徒”，其抗清及攻占台湾的事迹亦不被简单地解读成“反清复明”，而是成为革命党人宣传“排满复汉”主张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依据，由此将郑成功塑造成“中国民族英雄”的第一人。虽然革命党人所要建设的“中国”仅是以“汉族”或“汉人”为主体，并因为革命的需要而扩大了满汉矛盾，构成了晚清“郑成功传”的重要局限性。然而，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满汉之争”逐渐消失，郑成功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而其“民族英雄”的形象在抗日战争期间被凸显、放大，一度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撑，这一认识明显更接近真实的郑成功形象。
原文出处：文学评论 2019年第6期107-114,共8页；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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