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米兰敕令》并没有立基督教为国教。
该敕令宣布，整个帝国的人民都应以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进行宗教崇拜。 敕令特别提到了基督徒，他们被赋予法律权利，被没收的财产应被归还，并被允许建造教堂。 以前也曾经有过宽容的命令，但是它们总是短暂的。 《米兰敕令》的重要性在于它一直被延续了下来。
公元380年，《帖撒罗尼迦敕令》才正式宣布基督信仰为罗马帝国官方信仰。
据史料记载，《米兰敕令》颁布之前的一年，君士坦丁在争夺西罗马帝国皇位的关键战役：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前夕感到不安，因对手马克森提乌斯的兵力是自己的两倍。
君士坦丁是无敌太阳神（Sol Invictus）的崇拜者，无敌太阳神被誉为是“军人的保护神”。但在战斗前，君士坦丁确信自己得到了来自上帝的启示，他看见天空中有十字架形状的光体，并带有希腊语“凭此标志征服（ τούτῳ νίκα）”的字样。当晚，君士坦丁又做了一个梦，耶稣基督告诉他在军队的盾牌上画上他所看到的标志。他照做了。随后，在该战役中君士坦丁以少胜多，取得了大胜。
那么君士坦丁的皈依对教会来说，是福还是祸呢？探讨此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回答我们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而这就和我们如何理解教会的使命息息相关。
近年来，新约圣经的学术研究中已经开始挑战默认的二元论框架，此二元论框架其实也是近数百年的产物，与大公教会多数时间的教导不符。二元论框架将福音视为逃避到另一个被称为“天堂”的空间的拯救手段。相反，顶尖学者们的研究表明[1]，福音是宣告上帝的国度与统治通过耶稣的受死和复活降临人间。上帝通过让耶稣从死里表明基督是真正的普世君王。
因此，教会是一个由耶稣的门徒们组成的共同体，他们通过宣告耶稣的主权并带来他在世上的医治与复兴的征兆，来效忠这位君王，期待他的再来。耶稣再来时，神将完全的更新并洁净这世界，成全自己完美的统治。
信徒的个人得救必须是以成为上帝新约教会的一员为前提的。这也是早期教会的信仰。因此，教会在公共领域的影响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重要得多，公共领域与信仰领域不是截然分离的。教会指向的不是她自己，而是上帝和他的国度。教会的使命是在祷告中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就是上帝祝福和更新世界的管道。
因此，君士坦丁归信耶稣对教会总体来说是否算祝福，应从成为了罗马国教，对教会藉着福音拯救、塑造和更新世界有多少益处来思考。
在君士坦丁之前，罗马的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 公元286-305）对教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基督徒被要求向罗马神明献祭，拒从者面临死刑甚至被活活烧死。其他迫害手段包括：礼拜日聚会被禁止、主教/牧师被关押处决、圣经以及圣礼书籍被焚烧、财产被没收、基督徒议员和军人被清洗、基督徒被剥夺法律上诉权、被释放的奴隶若是基督徒被重新奴役等等。
在戴克里先之前，罗马帝国也多次对基督信仰进行过严酷迫害，但是基督信仰却继续蓬勃发展，戴克里先的大迫害是罗马对基督教最严酷，也是最后一次大迫害。
而君士坦丁登基后逆转了帝国对教会的态度。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述：
政策法规
君士坦丁释放了囚犯，恢复被流放的基督徒的权利，将被没收的财产归还给教会。他甚至允许教会继承殉道者的财产[2]。君士坦丁还用帝国资源来支持教会的慈善工作。
学者蒂莫西·巴恩斯（Timothy Barnes）认为，君士坦丁“朝着基督教方向重新塑造罗马法”有助于创造有利于基督教蓬勃发展的环境[3]。
具体例子包括：
1）将星期日定为休息日，使教会成为主要受益方。此决定的影响力及至现代社会。
2）他获豁免基督教神职人员不必履行强制性的公共服务，以便他们可以更好地专注于敬拜，敬拜被视为对维持上帝对罗马皇帝统治的护佑至关重要。同时，君士坦丁却要求扭曲基督信仰传讲异端的人，必须参与强制性的公共服务，因为异端的滋生被视为对教会和帝国的威胁。
3）他赋予了主教准司法权，使他们成为一般罗马法院之外的另一种选项，在主教的审理下，穷人更容易获得公正的审判，相比一般的罗马法院，教会更倾向于释放奴隶[4]，使他们成为自由人。甚至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前，主教不仅在教会中受到尊重，而且在当地社区也经常担任领导的角色。学者德雷克（H.A. Drake）认为，主教是使基督教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5]。因此，他们的角色在罗马帝国中变得更加重要，教会因而更深的融入了社会结构。君士坦丁战胜另一个罗马皇帝李锡尼一统天下之后，基督徒在政府部门中获得的优待更加明显。
压制异教
与基督教的自给自足相比，罗马时代的异教在经济上对国家的依赖更大，因此君士坦丁的改教被证明是对异教的一个重大打击。君士坦丁从来没有宣布异教为非法[6]，而是取缔了异教徒的牺牲献祭仪式。异教徒可以保留他们的庙宇，神社和神圣的丛林，但是更宗教化的仪式，例如祭祀和占卜被法律禁止了。学者彼得·莱哈特（Peter Leithart）相信君士坦丁的立法“创造了一种气氛，使异教献祭逐渐消失[7]”。君士坦丁的长久影响之一是：他从帝国的心脏中除去了异教徒的祭物，并用另一种“牺牲”取而代之，即基督教圣体圣事（圣餐），它指向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为赎罪祭。
教会的大公会议
在罗马异教徒的统治下，众多的主教来开会商议解决教义分歧要困难得多。君士坦丁的对手者李锡尼（Licinius）禁止主教们前往各省旅行并参加议会，这阻止了重要教会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并制造了其他的问题[8]。即使其中一部分主教能够会晤，他们也缺乏执行决定的方式[9]。著名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主教（Eusebius）强调了君士坦丁与以前异教皇帝的鲜明对比：“他们（异教皇帝）命令主教会议永远不能在任何地方召开；他（君士坦丁）从各个省召集主教到他面前，并允许他们进入宫殿，乃至进入宫殿的内室[10]。”
君士坦丁为教会的大公会议做了充足的准备，主持了会议并执行了其决定。他是推动者、促进者和执行者。尤西比乌的记录显示，在大公会议中，君士坦丁身边没有通常的侍卫，而且他只有在主教同意时才坐下[11]。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信条的制定上，相反，他常因对异见者过于软弱而遭到批评[12]，尤其是后来被判定为异端的阿里乌（Arius）。
但是他对阿里乌的怀柔不是因为他想破坏尼西亚信经（当阿里乌说圣子“与圣父不同质[13]”时，君士坦丁在皇家信件中对他进行了谴责），而是从君王的的角度来看，教会的合一对他来说更重要。《尼西亚信经》成为基督教世界至今的广泛神学共识，被东正教、天主教与新教共同承认，没有君士坦丁的支持，它是不可能诞生的；如果基督教仍然是非法的，就不会有安全的环境或资源可以召集来自各地的主教讨论教义问题并制定信经。
来自罗马帝国的每个教区的代表，北至不列颠，东至今天伊朗境内的主教都出席了尼西亚大公会议。国家承担了与会主教的差旅费用并提供住宿，这些主教不是一个人旅行。每个人都可以带上两位牧师和三个执事，因此与会者总数可能超过1800人。尤西比乌在记载中还提及了不计其数的牧师，执事和侍从者。
任何熟悉教会历史和教义的基督徒都难以低估尼西亚会议和《尼西亚信经》对教会、教义和确立正统信仰的影响。
与尼西亚信经的内容同样重要的是，该会议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机制，主教们对重要教义问题的决议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执行。
当后来产生了其他的重要教义争议时，例如关于基督的神-人二性和圣灵的本质，也是通过这种模式来进行解决。君士坦丁为教会探讨、辩论、制定和解决核心教义问题提供了一个模式和平台，否则教会面临更严重的分裂。这个模式确实会带来权力斗争和“教会政治”，也就是一些主教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寻求皇帝的政治权力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这样的偏差可由后来的大公会议和教会内部的运动来纠正。后来被证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教义立场，也多是被帝国认可和执行的立场。
教堂与城市建设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君士坦丁决定用国库建造教堂。他积极的建设计划在整个罗马帝国都得到了实施，特别是在大城市。君士坦丁家族将8套长方形廊柱大厅移交给了罗马的教会。这些大教堂建于312至350年之间，能够容纳数千名信徒进行礼拜[14]。这永久性地改变了古都的面貌，使基督教在今天仍然处于非常突出和公开的地位。
以他自己命名的君士坦丁堡是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工程，君士坦丁相信这座新城市将成为新基督教王国的理想首都。与罗马不同，君士坦丁确保这座全新的城市不会有任何异教的痕迹[15]，这里没有异教的庙宇和神社，是一个完全基督化的城市。尤西比乌和其他人也确认这是事实[16]。君士坦丁堡将成为基督教影响力的枢纽，并且可以说，在之后的1000年，欧洲任何城市的繁荣都无法与她相比。君士坦丁堡在罗马和拜占庭时代对促进基督教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座城市成为了古典文明的顶峰，甚至许多异教知识分子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魅力[17]。
此外，同样是虔诚基督徒的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Helena）能够调动近乎无限的资源来建设圣地（耶稣降生的今以色列地）。圣墓教堂和耶稣降生教堂是最著名的两个工程，它们至今对全世界范围的基督徒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被认为建立在《圣经》福音书中描述的事件的原址的众多教堂，在日后的数千年都吸引着朝圣者，激励着基督徒的信仰热忱。
铸币与基督教文明的繁荣
在古代，铸造的硬币由于其普遍性和流动性，是一种大众媒体，向所有人民传递着国家信息。君士坦丁铸造的钱币向所有人清楚地表明他归信了基督，这些钱币上常印有基督教的Chi-Rho标志（希腊语中“基督“的头两个字母）。君士坦丁曾允许无敌太阳神（Sol Invictus）出现在硬币上，但学者查尔斯·奥达尔（Charles Odahl）认为，他使用无敌太阳神来填补“至上神”（summa divinitas）这个概念，来帮助大家从异教多神论过渡到至上太阳神再到基督教一神论。所以暂用无敌太阳神成为启迪大众的一个概念桥梁，以便帮助民众逐渐跟随他进入基督信仰[18]。
这表明君士坦丁作为一名基督徒，也仍然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并且他从过去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中得知，宗教信仰不能用武力强加，而只能用深思熟虑的步骤来引导。
就他本人来讲，虽然他归信是在312年，但是直到临死前君士坦丁才接受了洗礼，原因很可能是作为一国之君，他仍要做许多决绝举措，他担心受洗太早之后仍会犯罪玷污自己的灵魂。受洗之后，君士坦丁的生活更像一个祭司而不是皇帝，受洗后不久，君士坦丁于337年去世。
与他的前任，大肆迫害基督徒的戴克里先相比，君士坦丁的经济政策与改革为后来基督教文明的兴盛打下了更要的基础。戴克里先无力阻止通货膨胀，在他执政期间，罗马帝国的通胀率达100%。君士坦丁逆转了这个趋势，君士坦丁拒绝稀释货币的含金量，把金币苏勒德斯（Solidus）维持在了4.5克的含金量，并在公元312年大量铸造流通。基督教都城君士坦丁堡使用的金币即为苏勒德斯金币，该货币成为了人类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数百年后，当西罗马帝国垮塌时，建立在稳定的货币基础上的君士坦丁堡依然繁荣了几个世纪，一共延续了1100年直到在1453年才被土耳其穆斯林大军攻陷。
穆斯林大军曾多次围困君士坦丁堡，倘若不是君士坦丁堡的坚挺了近800年，史学家认为，伊斯兰可能早就沿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攻陷欧洲，并彻底摧毁基督信仰。
基督教的增长
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史塔克（Rodney Stark）估算了罗马帝国基督徒人数的发展进程。
最左边的第一列为年份，第二列为基督徒数量，第三列为里程碑人数，第四列最右方为基督徒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可见当君士坦丁在公元312年转信基督时，帝国的基督徒比例仅为14.8％。在312-350年之间，基督教人数增加了2200万，从总人口的15％增长到53％，增长率约为250％。学者马克·爱德华兹（Mark Edwards）写道：“不可否认，君士坦丁的归教和他对迫害的废除有利于基督教徒人数的增长…障碍的移除和危险的消失促使不计其数的人们成为慕道友[20]。”
事实上，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在教堂最多的罗马城，该市的建筑规模仍不足以容纳当地所有的基督徒[21]。
负面影响
被拥立为国教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它激发了一种基督教凯旋主义。教会中的许多人开始以一种凯旋主义的历史进程来理解事态的发展，这种历史观过分地强调了罗马帝国的基督化。不过，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残酷迫害和镇压之后，基督徒将罗马帝国的归信视为教会逆转得胜的高峰也是可以理解的。
尤西比乌认为，君士坦丁的归信是上帝开始将整个已知世界置于基督的统治之下的信号，所有人都将归向真信仰，因此反对者的力量将会消失。他们认为耶稣已经在看不见的的属灵世界击败了黑暗的力量，基督徒应该把黑暗力量的痕迹从可见世界中赶除[22]。
这导致君士坦丁和基督徒在某些情况下会使用武力攻击异教徒的庙宇。但是，更严重的后果是，随着神国的概念与罗马帝国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教会的自我理解逐渐失真。这为教会内部的腐败和政治阴谋打开了大门，因为教会变得更加制度化和更安逸，时常被理解为是国家的机关，而不是作为上帝的有机和超然的子民，生活在世界中却不属于世界。
因此，问题不在于教会参与公共领域的事务（包括政治事务），而是当教会除了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以外无法理解自己的身份，这才对教会是有害。
这也确实在君士坦丁归信之后发生了，教会逐渐失去了健康的自我意识，淡忘了她的本质不是在罗马帝国中的角色。但是，这种情况引发了基督教内部的革新运动，例如修道院主义（Monasticism），以重新夺回教会的先知之声，反对信徒在基督教化的罗马社会结构中过于自在安逸。
另一个负面的影响是，因为基督教渐渐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所以人们有更多动力来加入教会，自然许多别有用心的人也会进入教会。罗德尼·史塔克说：“授予基督教神职人员的特权和诸多豁免权，使得人们争先恐后的欲成为神职人员[23]。”
不只是神职人员，教会大众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这很可能冲淡了教会的信仰热忱，但没有证据表明这对教会的整体发展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教会在其成长的每个阶段都面临独特的挑战，没有证据表明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使教会完全迷失自我而变质成为了另一个实体。
第三个负面影响常常被人们忽略，君士坦丁成为基督徒，使他的对手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Shapur II）担心自己的基督徒臣民成为潜在的叛徒，他于334年开始屠杀，迫害持续了数十年，造成多达190,000波斯基督徒丧生[24]。这是历史上对基督徒的最血腥的迫害之一，遇害的基督徒可能远远超过在罗马帝国整个时期殉道基督徒的总和。
结论
尽管君士坦丁的归信也带来了诸多弊端。但总体来讲其积极影响显著大过消极影响。君士坦丁解除了对教会的迫害，积极资助和推广基督教。他重塑了罗马法，使教会在公共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他扩大了主教的影响力，并用基督教圣体圣事（圣餐）取代了异教徒的牺牲献祭，还在制定尼西亚信经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基督徒皇帝召开的大公会议也为之后普世教会确立教义、谴责异端和解决争议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与模式。
君士坦丁实施了全面的政策，以基督教取代异教信仰，并确保这种转变将永久化，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主要信仰。正如巴恩斯所说：“到了公元前337年，罗马社会几乎没有未受到基督教合法化影响的领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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