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若在20年前谈论“政治与神学”话题，谁就会被认为是无可救药地迂腐。因为，先不管神学到底对生活有无意义的问题，战前的自由主义至少肯定一点，即政治领域独立运行，超脱于一切神学范畴之外。
然而，“神学与政治”问题，其间已在德国发生深刻变化。如今谁若严肃思考政治问题，谁也定会考虑基督教神学问题。人们尤在新教中强烈感受到政治家对神学问题的关注──这与新教的特殊问题有关。在天主教中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和表述相关问题。对于问题变化反响最小的要数社会主义方面。
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普遍变化，而关于政治与神学关系的问题也成为真正的时代问题。在这种变化中，当下对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的背离明显表露出来，或许比自由主义政党议会席位数的下降还要明显。毫无疑问，自由主义关于政治与神学毫无关系的命题，与其说表达了普遍有效的人的认识，不如说它本身不过证明了某种具体政治姿态和政治局势，而凡此背后又隐含某种特定神学态度。自由主义标榜神学与政治无关，也正是同一个自由主义，在政治中把国家与教会截然分开，且对于它来说，神学中属于基督身体的说法不过是个人看法，基督教教义不过是主观意见而已。
很显然，自由主义所实行的信仰的私人化，定会殃及教义各组成部分。神被剥夺超验性，这样便可成为私人宗教。神人（译按，即基督）成了某位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员，他虽不行奇迹，却在布道人文思想；他的血虽无奥秘，却也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他虽未从死人中复活，却也活在亲近者的记忆中；他虽未宣讲世界末日和自己的复临，却也教导我们看到田野里的百合之美。圣灵也不再作为三位一体中第三个位格被崇拜，它只不过在心理学意义上与自己心灵的所谓宗教体验有关。
自由主义只能通过异端式地歪曲基督教信仰，来贯彻它认为政治与神学无关的思想。因此，庇护九世在《禁书目录》中正确地把自由主义判为异端，而非简单的政治运动。根据这一判决，政治与神学无关的说法也当判为异端。
由此看法还可继续得出，自由主义试图把基督教教义的所有概念私人化，而这些概念即便本身并不一定是政治概念，也必然与政治领域产生某种联系──否则自由主义私人化的企图便毫无意义。换言之：关于三位一体、神人（译按：指基督，道成肉身）、圣灵、教会、教义和救赎等学说──凡此种种一定超越人的个体和主观范围，进入公共领域，进而触及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这样一来，其公共性便阻挡了政治自由主义私人化的努力──阻挡得太甚，以至所有这些神学概念都必得重新解释。]
自由主义试图把神学与政治、教会和国家截然分开，但它并不是把广义的国家与教会分开，而是把自由主义的国家与教会分开、把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与神学分开。何为自由主义的国家?自由主义的国家是“民族国家”，它为自己的存在而与“帝国”斗争，如德国问题中的小德意志解决方案、意大利与奥地利和教会国的斗争、奥地利君主制的解体。对语言或文学统一的意识，是促使民族国家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为欧洲创建自由主义民族国家做出实质贡献的，终究是法国大革命的诸理念。
以上为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三重来源。为何这样的民族国家要把政治与神学、国家与教会截然分开?我认为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每一项来源中，都已包含否认基督教信仰的因素。
我们来逐条考察。首先要问的是，在民族国家与帝国理念的对峙中，什么是紧迫的神学问题?古帝国理念由基督教终末思想的特征所决定。《但以理书》把世界历史进程先后描述为世上的四个国（参《但以理书》第7章）。每一个世上的国都由一个从海中升起的兽代表，以表明它们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来自地底。《但以理书》还为终末预言了一个国，它不再由兽来代表，而是由驾着天云而至的人子代表：但以理的预言因人子的到来已经兑现。很显然，在基督的第一次与第二次来临之间，不会再有其他世上之国的空间。基督已在终末显现。因此，最后的帝国，亦即世界救主所降生的奥古斯都帝国，一定要继续存在，直到他第二次来临时与整个宇宙一起终结。众所周知，教父们把那些“拦阻的力量”（帖后2：6）与罗马帝国联系起来，而这些“拦阻的力量”今天仍对敌基督生效。帖后2：7继续说道，等到那拦阻的力量被除去，“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可见，罗马帝国自基督来临便已存在，实质上决定于基督教的终末特征。从那些不相信基督教终末思想的立场来看，查理大帝或奥托大帝寻求与罗马的帝国理念相联系的做法，不过是个虚构。然而事实上，两位皇帝均不认为这是虚构，相反，基督教─历史世界观的连续性，总是不断要求与罗马帝国重新建立联系。
以民族国家的理念取代帝国思想，这一企图必将不断引发对基督教历史观的威胁，并导致政治幻想，即幻想在人子出现后，还会出现英、法、德或其他什么帝国，仿佛基督的显现并未带来最后的抉择，或世界历史可不断重新出现世界帝国的更迭！
帝国的理念不仅有助于稳定基督教信仰之历史世界观，而且有助于遏制异教世界帝国的世界观。一个包含了多民族的帝国，应成为造物主手中的工具，以之去克服各民族个性形成过程中固有的形而上的多元主义倾向。换言之，帝国应当抑制民族异教的倾向。《圣经》把异教的概念与民族差异的概念联系起来，并非偶然，它暴露了异教的一个本质根源。因此，自由主义试图以民族国家理念取代帝国思想的做法，总是隐藏着倒退到异教的危险。
现在来看19世纪民族主义国家的第二个根源，即作为民族（Nation）缔造者的民族（Volk）语言。在此我们同样要问：就民族国家和民族语言，什么是紧迫的神学问题？此处最关键的莫过于，圣灵降临的故事告诉我们，差遣到各民族的使徒感受了圣灵；它同时告诉我们，感受圣灵是一个语言奇迹。这最深刻也最彻底表达出，一切语言均因圣灵而获得超验维度。我们并非作为“抽象的人”长大，而是总是在一个民族个性化过程中长大；同样，我们也并非在某种诸如世界语一样的人造语言中长大，而是在一个被自然和命运个体化了的语言中长大。我们在语言中思考，因为没有脱离语言的思维；我们用语言祈祷，因为没有祈祷形式最初不是源自言说的祈祷；我们用语言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民族个体，因为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民族性。
说到祈祷，我们当想到，我们不仅用语言思考，用语言塑造民族，而且也用它为找寻神而祈祷。既然如此，民族语言给我们造成的神学危险就显而易见了。其危险就在于，我们只懂得母语，却不再懂得圣灵的语言；我们会封闭自己，受各自语言及其传达给我们的世界观的局限，再无法找到表达他的言语和信仰。而他的本来特征正在于，所有语言都当认信：“耶稣基督为主”（排2:11）。
以前我们认为，与民族国家相比，帝国理念完成了一项使命，它稳固了基督教信仰之历史一终末的世界观，抑制了形而上的多元主义的诱惑。国家也服务于这些使命，而国家的界限不一定与语言统一体的界限相吻合。国家当向人们指出圣灵的语言，是圣灵令所有人类的言说变得超验；国家当提醒注意那个终末的事实，即所有语言都将认信一个主；国家当保护我们不受某些民族预言的诱惑──民族预言从来都与民族语言联系在一起。诚然，民族预言形式多样，从路德的《圣经》翻译到默罕默德的灵感（Inspiration)，但其共同特征莫过于，所有民族预言（如上述两例）都会脱离“帝国”而汇聚到民族局限中。这种民族局限不仅导致民族国家形成，而且导致异端甚或新宗教的成立。
再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三个根源：法国大革命的诸理念。我们同样要问这些思想中的神学问题。法国大革命诸理念的根本特点在于关于人的学说。这在《人权宣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出现在法国，并且要求自己的权利。而这个人一旦要贯彻自己的权利，法国军队就在拿破仑带领下行动起来，要占领欧洲。这个在18世纪末出现在法国、要求其人权的人，与出现在犹大、宣讲神国的人子相比，不过是一种魔一般的拙劣模仿；这个把自己的军队派到欧洲各国的人，与把使徒差道到地域各国的人子相比，堪称魔鬼式的效仿者。19世纪的民族国家摒弃帝国─理念，把民族语言绝对化，然而凡此只有与法国大革命的诸理念相结合，才获得最终意义和魔一般深刻的破坏力。因为在此，出自于泥土的人竟敢采用“人性”（Menschheit）的称谓。“人性”仅用于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格位，是可以进入神性（Gottheit)中的人性[译注：也就是说，只有基督才有资格使用]，而18世纪的法国人竟胆大妄为，把这个意义上的人性用于自身。与此同时他们心知肚明，他们一旦将这个意义上的“人性”纳入自身，这个世界的所有帝国都将属于他们。这个要求人权的人，不只杀了国王、贵族和僧侣，组织了民众武装（levee en mase)，而且自认为没有任何罪孽──俨然如神子，却又不像神子一样把世上的罪背负在自己身上；他因无任何罪孽而宣讲自由（liberté)，平等（égalité)和博爱（fraternité)。他以人道的名义布道，而他的人道却血泪斑斑。
对于19世纪各民族国家的形成，法国大革命的理念都起到主导作用。欧洲每一个新的民族国家都在其中找到根据，以人的名义言说、要求、挑起战争，──并且以人的名义大谈人道。若想再把19世纪的现代民族国家重塑为“基督教”国家，在我看来是无望的。导致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提，背离了基督教神学和教义的期待：
首先，现代民族国家否认基督教之历史─终未世界观的前提。有一个现代概念叫“历史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说法，是因为人们所经历的历史不再有连续性。而“历史的”一词产生于所谓的“浪漫时期”绝非偶然。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罗马帝国以及与之一道基督教世代的连续性在历史的世界中彻底消失。现代的历史概念不再承认，基督在终未死了。由此历史概念出发，不仅会──不乏反讽意味地──对基督教信仰提出“历史的”异议，而且人们所经历的整个生活，从最微不足道的精神成就到最伟大的政治事件，都仿佛没有任何历史的意义关联。然而，倘若否认基督教─终末的世界观，又何谈意义关联！
其次，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第二个前提，即语言界限原则上必须与政治界限一致，与基督教神学的前提完全悖逆。近几十年的经验表明，语言界限必须与政治界限一致的要求，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论。基督教神学则并不认为语言界限是最终的界限。正因为圣灵为所有语言赋予了超验能力，所以不仅所有语言和所有政治的语言界限都将在终末解体，而且人的言说将会以某种方式变得透明。没有一个封闭的民族语言可以做到这些。
第三，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第三个因素，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与一切基督教神学前提的抵牾尤其尖锐。因为它使每个民族国家都可以等同于人，然后把自己放到人性中去扮演人子的角色。一个民族意欲成为人，并意欲以“人”的名义去要求和惩罚、救助和救赎。相比之下，一切敬拜民族神祗的企图显得多么无关痛痒！毫无疑问，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的人道的民族国家，作为某种实现了的国家─理想，与基督教神学最相抵牾。
天主教徒没有在19世纪创造出民族国家。他们因此被视为无“民族性”而遭到排斥。创造了现代民族国家之人的这一评判，验证了某种完全正确的感觉，即19世纪的民族国家与基督教神学的前提无法调和。天主教徒因此被从19世纪欧洲政治─历史生活的有创造性的建构中排斥出来。然而他们却清楚知道，与创造了19世纪民族国家的理念相比，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它们还将继续经受得住考验，因为它们的优势在于具有自然以及超自然生活的真实。
历史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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