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上的考察辨析还算实在的话，那么对于某些学者一些泛泛的言谈，我们就得有所保留: 

   

   “在台湾发展史上，寺庙是具有多功能的地方，尤其在民间信仰上，寺庙与民间生活的互动是分不开的……财政是庶政之母，寺庙也非财莫办。任何活动都牵涉到金钱。在现代财务管理的方法上，寺庙要发展，即财务要健全，如何生财将成重要课题，而如何做好财务管理也一样重要。从传统到现代，应因时制宜，应好好去因应时代的脉动，寺庙的功能才能发扬光大”(吴永猛，1996) 。 

   
    “从宗教之收入与捐献即可看出：社会捐献给宗教，宗教或再捐献给公益团体、或办教育、社会事业，为促进社会进步、繁荣之枢纽……总之，五十年来，台湾之宗教在经济、社会、政冶之改革中由被抑制，发皇而渐兴盛；今后在可预见之将来政冶改革成功后，宗教将更为活跃；宗教也更能本着博爱、慈悲之救世精神促进社会更为净化，政治更为清明”(李志夫，1996)。

   
     这显然是太过乐观，也太过昧于事实(当今宗教活跃的情况远甚于过往任何一个时代，但社会、政冶的紊乱和诡谲程度也没有一个时代可以相比拟)。以佛教来说，它给社会投下的不确定变量(如上所述)，可能比它对社会的正面贡献还要可观。这教人如何相信佛教以目前的形态继续发展下去(其它的宗教也可以比照思考)，会是社会甚至人类之福？ 

   
    有人已经看出当今佛教在教义和实践上有若干问题要解决，如“舍离精神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冲突”、“众生平等和人类至上观念的冲突”、“戒律和现代生活的冲突”、“不同经论或宗派在教义上的冲突，使现代人无所适从”、“客观研究和主观信仰的冲突”、“缺乏系统性的组织”等等(蓝吉富，1991:79—92)。不过这大多可以透过“观念”的调整或“实务”的转型手段来因应(参见周庆华，1997a:77—195)，并不像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棘手。

    
    真正棘手的是前节所提到的那些问题，佛界中人绝难凭现有的智慧和能力一而走俗化道路而一面化解因俗化所带来的危机。只有抗拒俗化而回过头来强调它既有的神秘性或玄奇性，才有获致转机的可能(至于前引企业界有藉助禅道发财的现象，也不可能有什么远景可以期待，参见周庆华，1997b)。

   
    而在回复神秘性或玄奇性后，对世俗的东西较少需求，也才可能藉以对冶“现代化”(一个带给世人深受创痛的“工业化”和“理性化”运动，让人类真正知道不再沈沦的办法究竟在那里(参见周庆华，1997a:21-59)。否则，我们就很难看出佛教对人类来说还有什么实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