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当代的种种表现，总括一句是为了济世。它所受到的赞扬，自然不难理解: 

   “随着台湾工商社会的脚步，佛光山连锁式的布道所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分机构。这时花莲慈济功德会，以会员制，很快也发展到全国各地。以慈济功德会会员的奉献，其功德金每一年度可高达数十亿。佛教因有经济基础，大大创办一番事业，既能弘扬佛法，觉醒人心，提升人文素养，又博得大众支持与赞美……迨至近年来台湾经济发展面临考验，国内外的冲力很大，为因应生存，经营方式采资本密集与高技术的导向。佛教界大德们洞察先机，此时大力兴办大专院校，先后已成立或即将成立约有:华梵工学院(改名为华梵人文科技大学)、慈济医学院、佛光大学、法鼓大学、玄奘大学等……这对弘法利生，将创历史先例”(吴永猛，1994)。 

    而它内部的修行法门“禅道”，被企业界所吸收(挪用)，提高了营运的绩效，所得到的“不虞之誉”也可以明白: 

    “1970年代，世界能源危机，美国以哈佛大学为首的经营管理正面临考验，东方日本来个‘禅的管理’，竟然能使产业经营恢复生机。禅的管理不径而走，‘日本第一’接踵而至。其实日本人懂得运用佛教‘自我验收’的方法，从内心自我要求的原理，建立起一套经营方式。近年来中国大陆风迷‘气功’也出自佛教强身之名。

    这些禅的管理、气功也流行台湾，成为工商界自我训练的方法，寺院开禅修班、气功班也成为风气” (同上)。

   
    然而，佛教这样一路走来，却问题重重。

    第一，佛教在当代所以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主要是它做了许多的社会福利事业，但我们看这些社会福利事业(慈善、文化、教育、医疗、观光等等)本是政府所要做的，现在佛教抢着做，结果是政府袖手旁观，而我们百姓依然要缴税养一批“少做事”的官僚，并且还要大量“乐捐”给佛教界“代替”政府做事，这又成何体统? 

  
    历来大家所期待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观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或现代人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均富的社会”，都得由大有为的政府带领全体国民来经营，而无法单单期许某一团体或某一宗教去完成，否则民众又何必纳税给政府(直接交给该团体或该宗教不就好了)?现在佛教不(不敢)帮着敦促政府做好社会福利事业，而处处要自己率先去做，这又为了什么? 

   
    第二，佛教所从事的社会福利工作，全靠劝募所得款项来支撑(佛教本身非生财单位)，不但重复浪费社会资源(如上述)，而且无法谴责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元凶:现代企业。

   “生态的污染和破坏，主要来自资本家和往往口和资本家相互勾结的政府，家庭垃圾的污染，一两栋树的遭到砍伐，其对生态的破坏，比起大工厂的排放污水和有毒气体，乃至倾倒重金属废料的污染、破坏，可谓微乎其微。当代台湾佛教(如证严法师和圣严法师所主导的)环保运动，专挑这些微乎其微的环保工作来做，在保守的佛教界，固然已经难能可贵，值得赞叹，然而，毕竟还是值得反省、针砭的事情”(杨惠南，1994)，理由是慈济功德会和法鼓山的许多经济来源，乃是破坏生态、制造污染的资本家。1992年11月l日的《慈济年鉴》这样记录着:南阳、南诚实业捐赠“1992新喜美杯高尔夫球赛”活动报名费四十八万元……。

  
    对于政府，基于传统佛教‘上报四重恩’当中之‘国恩’的说法，即使已是二十世纪末的民主时代，证严法师依然把国家领导人的政事，封建地尊为‘仁王德政’， ‘感恩’之情溢于言表……相反地…证严法师对于国会中反对党人士的‘争争吵吵、拍桌子’，却颇不以为然。在这种封建落伍的观念主导之下，期盼证严法师能向捐钱的资本家和感恩的对象——施行德政的仁王施压，以求得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同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佛教从事的社会福利工作，岂不是得重新评估? 

  
    第三，原始佛教是属于极端厌世的苦行团体的一员。

    它对世界的看法是认为万物都无常，虚幻，无实质。因此，万物都无价值，应当弃绝。

    “虽然如此，财富还是在佛教里抬头。在佛陀的传记里，财富与世界的事业被用来象征佛陀的高贵身份。佛陀的传记是经过了几百年信徒的幻想而构成的，与其说是历史事件的记录，无宁说是用来表达佛教的教义……早期僧团得到富有和威武的施主，引以为荣……佛教徒对财富的矛盾心理，逃避不了谢和耐(J. Gernet)的注意力。在他的巨着《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里，一开头就引述一位富有康居商人的故事。那商人听了佛经，将皈依佛，把自己所有的金银财宝戴上两只船上，预备把它们沈入海底。他沈了一只，将预备沈第二只船时，一团僧人跑到岸边，恳求他不要把船沈掉，把钱财用来施舍”(黄绍伦编，1992:243-244)。

  
     现在佛教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更少不了对财富的依赖，这就不只构成行动和教义的相互抵触(在佛教的经典中本就有不一致的地方，如《三慧经》说“恩爱财产，不得脱苦”，而《金色王经》却说“宁当受死苦，不用贫穷生”，明显自我矛盾。不过，佛教还有法施胜于财施的说法——《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说“法施兼利自他，财施不尔……法施能净法身，财施但唯增长于色”——这就没让佛教完全坠入俗流)，还会造成信徒在彼处“拚命赚钱”而到此处“捐献赎罪”的吊诡现象。试问佛教凭什么可以让这种情事继续存在? 

  
    第四，当今的佛教徒个个身怀济世的使命，每天忙于分内分外的工作(酷似一个“剃度”的儒家信徒——儒家最重“博施济众”)，那有多少时间花在修行上(这是佛教徒的本行)?  

    这有一个例子为证:“我有一位朋友，是个电影导演。大概在十年前，他说要拍一部佛光山的记录片，就约我一起到高雄的佛光山去住。在拍记录片的时候，有很多麻烦的工作，这位导演就提出了很多要求。譬如说，有一个镜头必须爬到供桌上去拍，这时下面的师父都很紧张，因为从来没有人站在供桌上拍记录片，所以就去请示星云大师。星云大师说没问题，于是我们就爬到供桌上去拍记录片……后来导演又要拍一个镜头，需要五百位出家师父在大殿里一起做早课。当时佛光山只有一百位出家师父，但是星云大师说:‘没问题！明天早上我们可以把中南部的所有出家师父都集中在大殿。’第二天清晨四点钟，果然有五百位师父集中在大殿里面……不只是这一次而已，最近陈履安先生把他父亲的墓园迁到佛光山的墓园，在迁移墓园的那一天，佛光山动员了三千个师父在门口迎礼。哇！你看这种动员能力多厉害、多么快，已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想在一般的企业里也很难有这样的动员能力。”(林清玄，1996) 

    说者盛赞佛教团体的动员能力，但那里知道这些佛教徒在应付世俗事务而形色匆匆的背后，已经日渐在耗损他们“抗俗”的能耐。

    虽然有些佛教徒也警觉到“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出家众，因为深入社会做各种文教服务等工作﹐与在家人的世俗事务有很多的接触机会，容易使自己流于俗化或有攀缘的行为。因此现代僧伽仍要以修持梵行为出家人的依据，保持每日的禅修、持诵、忏悔礼拜等定课，以确保僧伽本色；才能使僧人的弘扬佛法真能对社会具有净化人心的教育功能”(丁敏，1996引圣严法师说)，但问题是无法保证每一个出家人都能兼顾修行和服务社会。

  
    因此，当出家人本身都难以好好修行的时刻，又如何冀望他们也能好好指导社会大众修行(以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

  
    第五，在教团本身的运作上，有的有制度化的组织在维系，有的只靠志工在支撑。

  
    它们的不同，虽然有人做过概略的比较分析:“今天我们的确在佛教组织中也看到了佛光山事业的宗务委员会式的较大型组织，不过基本上它的长幼有序的基本原则，和以出家入为主体的组织架构，仍然带有一种亲属网络的味道，不足以称为纯粹的现代西方式的科层组织。而不同于佛光山的，慈济功德会，它基本上是以在家众为构成的主体，参与者几乎完全是志工的性质，他们不像出家众那样几乎完全被宗教的戒律所约束，组织本身因此不能靠戒律的辅助来划分成员彼此间权利与义务的层级关系，说起来慈济功德会就连学习佛光山式的制度化组织的条件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就佛光山事业而言，其是否可说是一制度化成熟的现代组织尚有待商榷，但即使如此，慈济功德会就其构成主体的性质而论，却必定是要比佛光山事业的组织还要难以制度化的。况且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母性关怀体贴式的家长式领导，与成员间有更强的人情纽带的连结，它的走向制度化势必要面临更大的冲激”(丁仁杰，1996)。

 
    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些教团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几乎都是靠它们的领导人以“卡理斯玛”般的(领袖)魅力(参见韦伯(M. Weber),1991)在支配信徒或吸引群众，而这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也许有人会以佛光山为例来反驳这一点:“大部分的寺院都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像慈济功德会、农禅寺、灵泉寺和莲因寺等都有这样的问题。国内的很多大师，他们都很难找到一个旗鼓相当的接班人；可是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在六十岁的时候就已经交棒了，可见他派下的人才非常多，水平也非常整齐”(林清玄，1996:91)。言下之意，佛光山的经营比较有远景可以期待。然而，我们别忘了，今天大家还相信佛光山，主要是星云还健在，等他百年后，谁知道不会“树倒猢狲散”呢)。

    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任何一个教团要维持目前这样顺利运作的局面，一定备加困难；何况还有前面四个问题存在呢！

    通观佛教所以会走到这个地步，明显可知的原因是：落入世俗化的迷思(背后也许还有权力意志或其它原因在支持着)。

  
    本来佛教是属于一种神秘型的宗教(参见秦家懿(J. Ching)等，1993:1l0；铃木大拙，1992:37—45)，以追求形上的涅盘(绝对寂静)境界为目的，现在逐渐世俗化后，原有的神秘性或玄奇性必然也会跟着“褪色”。这样一来，佛教就难以维持它的本色，而越走越像世道俗流，甚至跟世道俗流没有两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