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类所遇到的任何棘手问题，都可以从某位智者的书中找到答案。
那么，当一个超级大国的掌舵者，在面临国家存亡，乃至人类最为重大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时，他会去读谁的书呢？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两大阵营剑拔弩张，足够毁灭地球数百次的核战争一触即发。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将目光聚焦在美国总统肯尼迪身上——他的抉择，将决定其国家走向，乃至全人类的命运。
彼时，肯尼迪的案头，除了核密码箱，还有一位当代历史学者的作品。肯尼迪反复阅读，陷入沉思，并用书中揭示的历史教训不断警示自己：
政治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却总是做出最愚蠢的决策。每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国领导人，几乎都深知治国之术和权力游戏，却同时陷入惊人的集体愚蠢、迷之自信，这些聪明绝顶的职业政客，亲手将人类文明拖入了毁灭性的大灾难。
肯尼迪发誓，自己绝不重蹈覆辙，“我肯定会做出更好的选择”。于是，他在最后关头沉住气，步步施压，既达成了政治意图，又避免了将世界陷入末日般的核战。
事后，肯尼迪把这位女作家的书当成国礼，寄给了英国首相，希望对方牢记英美两国的特殊友谊，并且“对现代文明及其敌人，保有最深刻的反思与警惕”。
十年之后的1972年，中美两国都被笼罩在苏联核威慑的阴影之下，而美国更深陷越战的泥潭。为维系国家安全，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访华，世界为之瞠目——这是1949年之后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而尼克松也像肯尼迪一样，将这位历史学者的书赠送给中国时任领导人，中方则以鲁迅作品回赠之。
这位历史学者，就是两届普利策奖得主，被誉为“非虚构写作第一人”“当代的修昔底德”的巴巴拉·W·塔奇曼。
塔奇曼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获此殊荣？
她的悲悯和洞见，成为“社会温度”的标尺
历史不仅关乎真相与事实，更关乎道德与信仰。塔奇曼深切的普世精神、人文关怀，使她在众多历史大师中格外突出。
作为“笃信宗教的战前一代”，她坚信“正义和理性最终会获得胜利”。她热情讴歌美国独立革命、以色列卫国战争，而她的研究和写作，却始终致力于减少战争。
以色列的战斗是雄狮的战斗，这是该地区最伟大的战役，在危难时刻挽救了美国，也暴露了俄国……雄狮也会流泪，他们不仅为同胞流泪，也为被杀的敌人流泪……炫目的胜利过后，他们没有游行欢庆，而是对死者哀悼纪念。（塔奇曼《圣经与利剑》）
塔奇曼的犀利洞见，让全世界最有权势者为之折服。
当很多人热衷于追忆战前的“黄金时代”，或是畅想乌托邦的美好未来时，塔奇曼毫不留情地指出：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会有什么“黄金时代”。
塔奇曼不醉心于政治年表、科技进步，她甚至不关心经济竞争，她关心的是“社会温度”——各国的好战情绪，是如何沸腾起来的？
通过对世界大战前的“温度测量”，她得出结论——文明不会亡于衰落，只会亡于折腾：“当社会的“温度”越来越高，民众越发激进，权力越发傲慢；人们一边渴望对外复仇和扩张，一边寻求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塔奇曼《骄傲之塔》）
历史洞察与人文关怀，固然可以矫正某些政客的愚蠢。但显然，在哲学家、历史学家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20世纪，仅凭这一点，还支撑不起诸如“当代的修昔底德”“非虚构写作第一人”的殊荣。那么，塔奇曼是如何做到“把深刻的历史洞察、人人都知道结果的历史，写得让人捧起书来就爱不释手、欲罢不能”呢？
破解写作技艺的“不可能三角”
二战后的德国，曾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在一名纳粹成员身上，聪明、诚实、相信法西斯主义，这三者不可能同时为真。这个“不可能三角”，在知识市场同样存在：很少有作品，能同时做到深刻、精彩、真实，即“写作技艺的不可能三角”。
事实上，历史上确有很多认知高远、思想深刻的巨匠，因拙于文字表达，其皇皇巨著被后世读者束之高阁。结果，这些知识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了“化石”，甚至被永远遗失。
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除了书写者运用文字的能力不足外，就是塔奇曼在《历史的技艺》一书中所提及的，学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偏见——“高估研究，轻视写作”。那么，塔奇曼自己的历史作品，是怎样做到在深刻之外精彩而又真实，进而破解“写作技艺的不可能三角”呢？
「没有事实的叙述，贫乏而难以服人」：虚构捏造vs原始文献
在史学界——无论通俗写作，还是历史研究，长期存在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很多史观正、充满历史洞见、文字淋漓畅快的作品，存在断章取义、以立场筛选史实、甚至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的现象。
塔奇曼终其一生都在捍卫美德与文明。她坦言，自己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因为“那只有时钟才可能做到”。但是她在写每个字的时候，都在警示自己，不能做一个“价值先行者”。
为了探寻历史真相，她总是“毫不犹豫地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志、手写的报告、公文中的便条……
在《八月炮火》中，当写到英军登陆法国的下午时，“一声夏日惊雷在半空炸响，接着是血色残阳”。这句文学描述，是她翻阅大量档案后，从一位英国军官的日记中找出来的。为了考察“指挥官的传令效率”，她甚至到法国山区实地考察。
“材料的选择，决定了最终作品的质量，这是我只用原始文献的原因。”塔奇曼说。
即便如此，对一个历史写作者而言，一手资料依然非常有限，即便在档案公开度比较高的地方。于是，二手资料成了历史学者的鸦片——吸之，效果立竿见影；弃之，写作生命随时会中断。
对此，塔奇曼的态度是“它们有用，但也有害”。因为二手资料即便是事实，也是被筛选过的事实。选择二手文献，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筛选的机会。
一知半解的批评家质疑她，但一流的历史学者却纷纷声援她。
西方学界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在读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后，吃惊地说：“她发掘了所有的记录……哪怕连最小的纸片都没放过”。
晚年的费正清曾语带讽刺地说：“某些批评家将巴巴拉的书称为‘通俗历史’，这与其说是批评这些书，不如说是批评他们自己。”（《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序言）
她所写出的每一个单词，都是真实的历史。但由于她的书太过精彩，以至于人们时常质疑——这些令人迷醉的画面感和戏剧性，是不是巴巴拉为了“让历史更动人”而捏造出来的？
对此，塔奇曼斩钉截铁地说：“我从不捏造任何东西，包括天气。”
「把功课全留给读者，是作者的失职」：堆砌名词vs精炼提纯
史观正确、尊重史实的研究者有很多，但只有少数人具备学者的担当和能力——花费双倍的时间研究、筛选史料。
塔奇曼非常鄙视公共领域的“论文式写作”——堆砌事实、事无巨细，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但事实上，读者根本无法理解那么多名词。这样掉书袋是一种极不负责的偷懒——把功课都扔给了读者。
她的书信息量巨大，但从不堆砌名词。面对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她“从泥沙中淘出金矿，然后精炼提纯”。
她把自己的写作比喻成“放大地图的尺寸”——要忠实于“原图”，更要有所取舍。为了凸显与主题关联度最高、长时段看最重要的史实，她甚至必须忍痛割舍一些最精彩的叙述。
例如在《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一书中，“亨利·华莱士访华会见蒋介石”的情节，被塔奇曼一笔带过。为此，她甚至舍弃了一句精彩评语：“为了理想，亨利可以砍下自己的右手，以及你的右手。”
原因在于，随着对这一支线情节的展开，叙述它的文字数量突然猛涨。“于是我立即有种不妙的感觉，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直到有一天有人问塔奇曼，这件事究竟有多重要？
“我听见内心的回答是：它一点儿也不重要，它真的对事情没有任何影响。”（塔奇曼《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换作别的作家，多半无法舍弃已经写就的精彩故事——他们总是被旁门和枝节所吸引，但写作的艺术——对艺术家的试炼——就在于，是否能够忍痛割爱，直奔主题。
「作者权力巨大，除了自己的良心，无人能够监督」：上帝视角vs隐身的说书人
有的历史学家史观正确、尊重文献，也有整理文献的能力和毅力，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克制住“苛求古人”、“夹叙夹议”的冲动。
塔奇曼认为，出色的历史学家必须是“隐身的说书人”——讲故事的最高境界，是让听众忘记说书人的存在。
历史学家绝不能使用情绪化的讲述诱导读者，即便他有第一手的真实史料，更不能在叙事里穿插自己的价值批判。如果作者对素材有疑惑，应该在幕后自行解决。即便想要做动机分析，也应该放在附录里。“不要当着读者的面和素材理论”——要避免“事后诸葛亮”，更要避免“代读者发表感想”。
为了给读者呈现整全的、有高度的视角，她甚至强迫自己放弃一些极具代表性的记载。
例如，写到史迪威在缅甸的大败时，有一件令人震惊的真事：蒋介石的一名部下，在掩护撤退时擅离职守——为了把一辆劳斯莱斯汽车搞回家。史迪威愤怒地说:“在中国战场打仗，（国民党）司令官从来不会穷着下台。”
塔奇曼本想引用这句文献中的原话总结——仅从忠于史料和史实的角度，这没有问题。但她担心后人读到这段历史时，会对其他中国国民党将军产生偏见。最后，她不但删掉了这句话，而且直接舍弃了这个故事。
对此，塔奇曼的理由是：作为叙述的一部分，虽然一件细微处的小事看上去是有代表性的，也能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印象可能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整体。这时候作者的权力巨大，而除了自己的良心，无人能够监督。
「最好的作家，才是最好的历史作家」：合格的学者vs语言艺术家
一个历史作家如果将以上三点都做到了，算不算优秀呢？不，他只能算是“合格”。要做到“优秀”，还必须掌握“驾驭文字魔力的技艺”。
“见识、知识和经历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还要有对语言的非凡掌握,作为他发出声音的工具。伟大的思想，还需要借助对词汇的完美掌握才能表达。”
“所谓优秀的历史作品，就是读者明明早就知道结局，仍然对悬念迭起的文字欲罢不能。”
——对写作有如此苛刻的要求，可想而知，能够入她法眼的“伟大作家”自然屈指可数。塔奇曼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从不空手而归：就像画家的画笔、雕塑家的黏土一样，她的文字 还原了历史的史诗感。
在塔奇曼看来，写作的难度、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研究。因此，好的作家，一定是位艺术家…让文字具有脱离作家掌控的魔力。“在我写书时，我常感觉自己是个艺术家。”
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罗伯特·马西在《八月炮火》的序言中写道：“塔奇曼那年夏天为了一段文字，反复推敲了八个小时。后来那段文字成为她所有著作中最出名的经典佳句，这就是《八月炮火》的开场白。”
“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出殡，骑着马在队伍中前进的有九个帝王，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穿着丧服，肃穆伫候的人群，都不禁惊叹不已。这些君主，服色斑斓，嫣红姹紫，宝蓝翠绿，三骑下排联辔出了重重宫门，在阳光照耀下，羽翎头盔，金丝衣镶，绯色绶带，嵌着珠宝的勋章闪闪发光……”
写作和商业最相似的地方在于：一旦有人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新品类，就会被无数聪明的人模仿。下面是三位著名作家代表作的开场白，像极了对《八月炮火》开场白的仿写：
“193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夏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活像一座深陷敌围的欧洲小国京城……”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
“无数黑骑在远处来回驰骋。远处长河之上，一轮浑圆的血色落日；孤城城中，狼烟正直直刺向昏黄的天空。天宝三载，元月十四日，巳正。长安，长安县，西市。春寒料峭，阳光灿然。此时的长安城上空万里无云，今日应该是个好天气。”
以上这三部作品分别是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
充满魔力与洞见的文字，在塔奇曼的作品中，可以随手拈来：
“1914年的某种气氛，让感受到它的人为人类的命运颤抖。”
“使之高于普通的繁芜琐碎，这是伟大的悲剧必需的元素。1914年的8月，有一种东西在逼近，不可逃避，无所不包，笼罩着每一个人。完美的计划和易犯错的人之间的可怕矛盾直让人颤栗……”
“你无法从恶中分离出善，智慧、勇气、善良也和无赖、贪婪和愚蠢相伴；英勇无畏和坚忍不拔也和虚荣、残暴、腐败同生同灭。”
“生活在20世纪的人类不值得羡慕。他们以前相信自己是神的造物。现在他们失去了骄傲，开始思索自己最近的斑斑劣迹和眼前的重重困境。他们再也不能如赞美诗诗人那样尊称自己为‘仅次于天使之人’。”
塔奇曼在“非虚构文学”领域的开拓行为，甚至反过来影响到了虚构文学。被称为“鬼才”的马伯庸说，“塔奇曼就是非虚构写作的神仙。”电影《霸王别姬》和《活着》的编剧芦苇，曾多次表示，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塔奇曼，没有之一。
「厌恶人类同胞的作家，已接管了文学世界」：流量明星vs冷门经典
做到以上四点，自然是卓越的历史作家，但距离天才，恐怕还差一条：把冷门写热、化腐朽为神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任性到不需要蹭热点流量，而是凭实力自己制造流量。
塔奇曼出身于商人世家，早年在剑桥学习历史和文学，二十多岁成为战地记者。婚后十多年，她一直在家相夫教子。44岁，很多人已经陷入失去梦想、日渐颓废的“中年危机”。可是对塔奇曼而言，写作的“青春”才刚刚开始。
当这位中年主妇走出厨房，重新开始公共写作时，竟然一飞冲天、长盛不衰：凭借《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度斩获普利策奖后，塔奇曼受邀担任多所大学的荣誉教授，讲座场场爆满。
人们纷纷翘首以待：塔奇曼还会继续讲故事吗？下一次更新的作品，会是什么话题呢？
一个作家通常会以三种方式重回公众视野：畅销书作家喜欢追逐时代热点，恨不得每时每刻都出现在公众眼前；合格的专家通常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深耕细作”，为大众提供专业咨询；优秀的学者更喜欢宏大叙事、无所不谈，留下“通史”类的鸿篇巨著……
塔奇曼所处的时代，“厌恶人类同胞的作家接管了文学世界”——无论舞台上的戏剧，还是流行的各种作品，都在拼命地追赶潮流，没有人会关心时代的核心命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这些都不是塔奇曼，她是充满关怀的人文学者，更是敢于挑战“小流量”的天才作家。
功成名就之后的她，以一种“任性、冒险”的姿态，冲入最清冷的历史领域，掀开一张张积满灰尘的幕布，点活了舞台上的人物：从中世纪大瘟疫到美国建国时的世界政局，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从摩西圣约到贝尔福宣言……
塔奇曼的八部作品，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但最能代表其写作水准以及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则是《骄傲之塔》——很少有历史作家关注的冷门历史时段，这从该书的副标题“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可见一斑。
塔奇曼不仅成功挑战冷门话题，而且将这些话题写成了人们竞相购买、引用的经典。看似任性的背后，其实源于她敏锐的历史洞察力，才能在历史的荒漠中掘得宝藏。塔奇曼说：
“吸引读者的历史，让他们和我一样对写作主题欲罢不能。但前提是，这段故事必须要先吸引我自己，以至于有一种分享的使命感。和谁分享呢？——当然是读者，我一直将之装在心里的人。”（塔奇曼《历史的技艺》）
当世界坠入平庸与危险时，需要一种力量拉住它：塔奇曼作品使用指南
时至今日，塔奇曼开创的“基于文献的史诗写作”，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至暗时刻的肯尼迪将塔奇曼作品置于案头，作为决策的依据；
美国总统将它作为国礼，塔奇曼的书是大国外交的信使；
曼彻斯特、黄仁宇、马伯庸等作家将塔奇曼的书作为“模仿”对象……
对于大众，阅读塔奇曼作品，在体验阅读之美的同时，亦完成了一场智慧之旅。
天才的作品，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种体验——阅读塔奇曼，是在体验阅读之美的同时，完成一场智慧之旅。
以《远方之镜》为例，这本书的写作，源于塔奇曼在整理文献时意外发现的宝藏：一位14世纪法国贵族的传奇人生，令人心驰神往，又扼腕叹息，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金庸的武侠小说，更引人入胜的是，这些故事，竟然全都是真的。让人不得不叹服，现实的精彩远远超出人的想象力。
这些故事，因为塔奇曼的历史技艺，让读者品味到了“比金庸武侠还精彩的真实人生”。更巧妙的是，此人的经历，恰好完美印证了现代文明的三大挑战：内部动荡和价值观的崩溃、外部世界的侵略威胁、大瘟疫过后的逆势崛起。
除了阅读的享受、智慧的魅力，在知识过剩、信息泛滥的今天，读塔奇曼，需要一种“焚香沐浴为读书”的仪式感。因为她的文字，有一种挑逗阅读者不得不涂划、玩味、品鉴的魔力。这是任何为了高效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碎片化阅读、电子阅读所无法代替的。
作为政治家外交活动的国礼，塔奇曼的书，当然也是我们馈赠亲友的上上之选。因为它不只是一套经典，更是一个关于智慧、审美、品质、品位的符号。
苍山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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