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第一次反宗教——没收教会珍宝运动及其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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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1/10/24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雷丽平

关键词：苏联/ 宗教政策/ 没收教会珍宝

内容提要：没收教会珍宝运动，是苏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运动从没收教会珍宝文物开始，逐渐延伸到对教会人员和反抗没收珍宝的信徒的镇压与审判。苏俄第一次反宗教运动在指导理论上和运动实践上出现严重失误，反映出俄共缺乏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意识，即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意识，缺乏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的创新。本文利用了苏联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剖析了俄共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执政路线，是俄共在宗教问题上不断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剖析苏联在宗教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汲取其教训，总结其经验，对我国及其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正确的宗教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当局策动了三次大的反宗教运动：1922-1923年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和对教会人员的大规模审判；一次是30年代中期；另一次是1958-1964年的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每一次反宗教运动的发动，都会有严重恶果，有许多教训可以总结。而且，人们也往往会把这些教训同苏联的解体、苏共的解散联系起来。

一俄共发动没收教会珍宝运动的原因

俄共发动这次运动的真正原因，是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爆发的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致使俄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大战中俄国的通货膨胀已高达600%，1917年秋的生产水平只有1913年的30%～40%。交通瘫痪，食品、燃料、生活用品严重缺乏，人民陷于饥寒交迫之中。内战爆发后，生产进一步遭到破坏，全国都处于空前的饥馑之中。在饥饿和内战这两场战争中，苏维埃政府实行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

战时共产主义措施首先是强制征粮。根据1919年1月颁布的国家法令，有粮不交的农民，不仅要没收全部财产，还要被逮捕判刑。城市建立由官员、士兵、工人组成的征粮队。据统计，在内战期间，全国有2700个征粮队，参加的工人有8万①。连列宁都说：“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②

对工人则实行一种战时制度。列宁指出，必须把国内的全部劳动力，包括男人、妇女甚至未成年人，投入劳动战线③。1920年，在被调查的2776个企业中，女工占40%，有些工厂超过60%，16岁以下未成年人占10%。1919年10月曾公布在军工企业实行12小时工作制，并有严厉的劳动纪律。怠工、破坏生产、旷工者等都要被审判。工人如擅离职守或逃离工厂，与临阵逃脱的士兵同罪。1919年年末，在工厂、企业、机关中，普遍设立“同志审判会”，处理违反劳动纪律事件④。城市居民只有参加工作或劳动的人才发给食品供应卡。

1919年3月，在俄共(布)八大上，正式确立了俄共对国家的绝对领导……而且“在苏维埃中实行自己的纲领和全部统治……取得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⑤。1917年12月7日，俄共决定成立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员会。这个机构可以不经审判对“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以及怠工者和其他寄生虫行使就地枪决权。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说：“没有最残酷的革命恐怖”，就不可能取得胜利⑥。这种政策无疑直接损害了农民、工人、市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与党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的是“执政为民”，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但俄共在执政之初，实际上是沿着与共产党根本目标相悖的方向行进的。

在革命前只是一个小党的布尔什维克此时显得更加孤立无援。卢那察尔斯基曾这样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坚决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敌视。市民、知识分子、以至所有人，除了士兵和工人——也许还有些农民都是这样。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和疯狂的仇视。”⑦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加剧了俄国经济的总崩溃。征粮制使农民没有积极性种地。工人也忍受不了饥饿和超强劳动，大批逃亡农村。1920年8月，莫斯科人口减少了一半，而彼得格勒则减少了2/3，大批工厂因缺乏原料不能开工，有些工厂则完全关闭。到1920年年底，整个工业生产只相当于1913年的1/7左右⑧。

1921年春的大饥荒使1000万人饿死，2200万人处于死亡的边缘，200万儿童成为孤儿⑨。

当然，摆在苏俄领导人面前的还有更大的政治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频频发生。1921年2月，仅彼得格勒就有46家大型工厂发生罢工事件。农民骚乱到处发生。在这种可怕的危机面前，苏俄领导人束手无策，国库的存款已见底。据俄罗斯学者揭示，苏维埃政权接管旧国库时，当时共有资金106430万金卢布，其中1918年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付给德国的赔款总数为81220万金卢布，在国内战争中消灭国内外敌人共耗资23550万金卢布⑩。在这种情况下，俄共领导人便把解困的目标盯到教会身上。

二舒亚事件的“试点”作用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对待宗教和教会问题上，形成了党管宗教体制：重大的宗教问题由党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由一些新建立的宗教监管部门去执行。

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政治局内分两派：激进派和温和派。激进派主张对宗教毫不留情，要严厉打击和剥夺(11)。列宁更多地支持激进派，其他人的态度则不十分明朗。这说明，托洛茨基反宗教激进的、极“左”路线往往成为政治局的路线。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通过各种法令法规，开始对宗教实行一系列革命改造，其中主要是实行政教分离和教会财产的国有化，同时也实行了修道院的国有化和革命改造：很多修道院被改造成国营农场或副业农场。据原苏联学者提供的资料，到1921年3月内战结束时，在俄罗斯联邦24个省的400个修道院中，已有116个被改造为国营农场或副业农场，还有85个修道院被改造为修道院式的集体农庄(12)。在政治上对宗教的革命，主要是实行政教分离，把东正教会和其他教会从政权中分离出去；取消原来享有的特权，包括教育、婚丧嫁娶的管辖权；取消教会的法人地位等等。在内战中，苏俄政权对教会和修道院又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法掠夺，即超政策剥夺。在内战中各级政权用武力非法抢夺寺院和修道院的生活资料和其他财产，包括粮食，布匹、鞋、毛皮、酒、面粉和蜂蜜等生活资料，则是一种非法掠夺(13)。

到1921年大饥荒发生后，俄共领导人与东正教会和其他教会又发生了新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先是因教会抢先开始赈济灾民，而国家却无计可施而引起的冲突，其后便发展为国家没收教会珍宝，因教会方面反对而引起的冲突。

1922年2月苏维埃政权正式公布关于没收教会珍宝文物的法令，但遭到教会方面强烈的抵制。1921-1922年间，由于大饥荒和苏俄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俄共中央把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这一重大决定看成是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1922年3月11日，托洛茨基给列宁和政治局写信，建议成立一个突击工作委员会负责没收珍宝工作。这是第一个针对宗教的秘密委员会。

虽然国家对没收工作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准备，在试点市县进行没收工作时，普遍遭到当地教徒和群众的顽强抵制，多次发生流血事件，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小镇舒亚。

舒亚事件是苏俄在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运动中发生的最大的流血事件。苏俄政府于1922年2月23日公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没收部分教徒使用教会贵重物品的程序》的法令。从1922年3月开始，苏俄全国性的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运动开始。

1922年3月19日，正在病中休养的列宁，给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写了信。这封信作为原苏联国家的绝密文件一直封存在档案馆，几次出版《列宁全集》均未收入其内。直到1990年，即苏联解体前一年，才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公诸于世(14)。

现已解密的原苏联档案资料披露，1922年3月12日，舒亚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开始实施没收教会贵重物品工作，并建立了没收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在没收三个小教堂的珍宝文物之后，于3月13日来到大教堂，按计划开始没收工作。但是在这里遭到了群情激愤的教徒和世俗群众的阻拦。3月15日，当没收工作委员会来到大教堂时，大教堂门前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试图阻止这次行动。没收委员会也是有备而来，随同委员会一同来的武装人员中有6名骑警和稍后开来的第146步兵团的半连人及两辆架着机枪的汽车。双方发生冲突，连队向人群开枪，结果4人被打死，10人受轻伤。傍晚，逮捕了在广场上已受到注意的商人、教师等。这天晚上，本县教徒代表把从大教堂的珍品中取出的31.2普特的银子交给县执行委员会。3月23日，县工作委员会、教徒代表在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赴舒亚工作委员会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着手没收大教堂珍宝文物。将近10普特的金器交给县财政局，宝石、珍珠法衣和其他珍宝则交给国家珍品库收藏。所有没收的东西都交给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专门登记造册(15)。

现存档案中有当时莫斯科军区司令Н.И.穆拉洛夫给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报告(1922年3月22日)，把舒亚事件记述得更详细，中心内容是说这次事件是“阶级敌人”挑动的(16)。

3月20日，俄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托洛茨基提出的建议在政治局获得通过：(1)在中央和各省按莫斯科的工作委员会的形式建立没收珍宝文物的秘密领导工作委员会。(2)中央工作委员会应设日工作常务小组，并每周开一次会。(3)各省省委可吸收师、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参加工作委员会。(4)要在赈济饥民委员会之下设立正式的工作委员会或工作处，从事正式接受珍宝、与教徒集团谈判等项工作……(5)要分化神职人员，国家政权要保护公开支持积极没收珍宝的神甫，必须充分掌握神职人员、教徒等不同集团中发生的一切情况……没收工作最好从守法的神甫掌握的教堂开始，从重要的寺院开始……莫斯科的没收珍宝工作不得迟于3月13日；省委应根据本指示，在中央工作委员会监督下规定各省的期限。一方面要保证准备工作做得仔细，另一方面，决不使此项工作多推迟一天，最重要的省份要走在前面(17)。

3月23日，在中央代表团监督下，县执行委员会和教会代表开始没收大教堂贵重物品。3月23日结束工作。3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没收教会贵重物品而在舒亚县发生的事件》的通告，通告对事件的发生和过程进行了评论，并把该文件下发全国。至此，舒亚事件的发生和处理告一段落。

俄罗斯学者最新发表的资料透露，苏俄当局是把这次没收教会珍宝运动看作是决定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性战役。舒亚事件正是苏俄当局选择边远市县进行没收工作整个计划中的试点。目的是看看没收工作的阻力有多大，用什么手段解决才适合等。同时也是给真正要下手没收的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各种阻碍势力以下马威，从而达到杀一儆百目的。舒亚事件很快就被定性为“黑帮僧侣”反苏维埃政权事件，并很快实行了对“舒亚事件策划者”的审判。

俄罗斯学者最新发表的资料透露，苏俄当局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运动的真正目的，不是为赈济饥民，而是为了充实已经空虚的国库。列宁在1922年3月19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指示，第一，“对于我们来说，有99%的完全成功的机会击溃敌人并保住我们在几十年所必要的阵地。当饥饿的地方在人吃人，路上躺着如果不是数千具也有数百具尸体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最猛烈最无情的毅力、不惜镇压任何反抗来没收教会的贵重物品。我们一定要抓住农民饥饿时机，他们才会拥护苏维埃政权没收教会珍宝”(18)。

第二，指出没收工作的真实目的。“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以最果断、最迅速的方式没收教会贵重物品。这样我们就会保障数亿金卢布的基金(应记住一些修道院和大修道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项基金，整个国家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尤其是捍卫在热那亚的立场，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除了绝望的饥饿时期，没有任何时机能够使我们看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这样情绪……”(19)。

俄罗斯学者还提供了苏维埃俄国财政危机的真实数据：苏维埃政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新政权建立后，据刚建立的财政人民委员部报告，新政府从旧国家接受的资金共106430万金卢布，其中1918年根据布列斯特和约给德国的赔款总数为81220万金卢布，在国内战争中消灭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共耗23550万金卢布(20)。以上两项开支已耗尽新政府全部金融储备，共和国的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这次没收教会珍宝文物，对苏维埃政权来说，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不是一般的反教会行动。

1921年2月26日，苏俄政府颁布《立即没收各宗教信徒团体使用的教会财产》的法令。为能确保没收教会贵重物品，该信指示有关部门必须对教会人员，尤其是阻碍没收的教会人员进行无情的镇压。政治局向司法当局详细指示：“必须无情而果断地、绝对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地和在最短期限内完成。我们借此能枪决的反动僧侣和反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数量越多越好。”(21)

三没收教会珍宝运动及对教会人员的大审判

从1922年3月开始，全国性的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运动开始。这次运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按国家没收法令开始在全国各地展开没收工作，同时逮捕一些没收工作的反对者，其中主要是反对没收珍宝的神职人员；第二部分是对这些人进行了震惊全国的大审判，并枪毙了一批重要的教会首领。1922年3月22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115次会议，这次会议形成一个会议纪要附件——《关于宗教界就没收教会珍宝而进行的活动》。内容如下：

逮捕东正教最高会议成员和大牧首是必要的，但不是现在，而是再过10～15天；公布关于舒亚城的材料，有罪的舒亚城神甫和世俗教徒要在一个星期内送上法庭(领头人——枪毙)；也是在这个星期内把偷盗、侵吞教会珍宝的神甫提起诉讼；在报道斯摩棱斯克、彼得镇和其他地方暴乱的神甫们的图谋之后，报刊从公布舒亚城事件起也使用猛烈的调子；在这之后逮捕东正教最高会议成员；着手在全国对完全没有进行没收的、贵重物品不多的教堂进行没收。3月20日以后，没收工作便在全国各地有计划地展开。

1922年4月11日，科斯特罗马省执委会、司法局致司法人民委员部第8局，关于没收科斯特罗马市各教堂珍贵物品的工作汇报中，列出了从3月3日～4月8日期间省执委会没收的珍品：从前伊帕季耶夫斯基修道院没收的珍品有：赤金36俄磅20左洛特尼克69多利亚(22)，白银12普特(23)29俄磅19左洛特尼克77多利亚。钻石135颗……从卡菲德拉大教堂及从其他十几个教堂没收的珍宝种类与以上雷同，在此不一一列举。

与这次没收教会珍宝工作同时进行的，是对各地“反对”没收工作的教会人员的审判。对教会人员的逮捕和审判首先是在舒亚县。在舒亚逮捕的各类人员中，认为“反苏维埃活动”是由司祭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社会革命党人亚瑟科夫等人策划和领导的，这些人经过最迅速的审判之后都处以极刑。

1922年4～5月间，在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城各地都进行了大、小型审判。在彼得格勒，有80名主教和神甫被指控，有4人被处死刑，其中包括彼得格勒总主教维尼阿明。据后来的苏维埃报纸报道，在莫斯科，有54人被指控，有11人被判死刑，4人被监禁5年，13人监禁3年，10人监禁1年。审判从4月26日开始，5月8日结束，何其神速乃尔。

被判决极刑的被告向最高法庭的终审部上诉，终审部决定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减轻对被告的判决(24)。1922年5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了被告上诉问题。1922年5月1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的结论性意见，即原被判死刑的11人中有6人改为监禁5年。

没收教会珍宝运动是苏维埃国家反宗教运动中最大的一次战役，这次运动对东正教和其他宗教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1922年7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做出对教会人员实施行政流放的决定。大批教士被流放到荒远边区，被关在劳改营中。教士A·弗维坚斯基写道：“1922年7月2日，我与一位在‘Crisses’监狱关押3年的男人交谈过，他被释放后，视力已模糊不清，几乎辩不出任何东西了，别人不得不搀扶他行走。”(25)1922-1923年，俄国的教职人员和教徒有相当多的人被送进监狱或集中营，有些被处决。在1922年1年内，被处决的各种教会人员达8千余人。而在整个没收教会珍宝期间，被处决的人大约有2.5万人(26)。

四苏俄第一次反宗教运动的失误及其教训

苏俄第一次强行没收教会珍宝运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教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前资本主义社会，确实起着捍卫剥削制度和麻醉工人和劳动人民的作用。但十月革命后，在宪法和宗教法颁布后，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已得到确认，它可以合法存在。如果再以各种理由对教会现存财物进行无休止的剥夺，是不符合国家法律和宗教政策的。第二，关于教会现存的珍宝文物，其中一部分重要文物根据国家法令已被国有化，没收后存放在博物馆中；还有一部分虽然存放在教会中，但已登记造册成为国家财产。而存放在教会中的珍宝，是国宝，所有权属国家，教会只有使用权。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数千年或数百年积累下来的文物珍品，都属于这个国家或民族，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权动用它。

从俄共没收教会珍宝运动的失误，我们可以汲取许多教训：

1.从俄共发动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看，俄共还没有明确自己作为执政党的最高目标

俄共(布)从执政开始，其执政的目标就不明确，根源在于这个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非常不足，既缺乏理论上长期思考和探索，也缺乏实践上的检验。

十月革命后，苏联马上面临的是国内战争和严酷的阶级斗争，这种形势使党的领导人把注意力投入到应付眼前的军事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去，把巩固政权当成党的最大目标，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就是证明。如果党能够确立“执政为民”的总目标，把军事斗争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惠及农民政策结合起来，它就会取得全面胜利，而不仅仅是军事胜利。

2.没收教会珍宝运动凸显了俄共在宗教理论上的僵化教条，未能“与时俱进”

在宗教理论上，俄共执政前，以马克思的“鸦片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为准则。而列宁对马克思的“鸦片论”则有进一步发展，列宁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27)“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正确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石。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处的时代，国情和他们承担的指导革命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他们对宗教的认识以及对宗教问题的处理主要服从无产阶级创立科学世界观，服从于如何充分发动几乎都是信仰宗教的劳动群众投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阶级斗争。”(28)“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发动和组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打碎旧世界的历史任务，强调了批判宗教的必要性，并把对宗教的批判与对尘世的批判、对法的批判和对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主要强调要坚持和善于与宗教作斗争。”(29)“宗教的社会作用历来具有两面性。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发动劳动群众(他们几乎都信仰宗教)投入‘打碎旧世界’的革命需要出发，强调了宗教在阶级社会中起的消极的社会作用，一是宗教从各方面为剥削制度的合理性辩护；二是宗教对劳动群众所起的麻醉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马克思恩格斯也说过：‘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30)

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后，一定要明确宗教问题在国家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的正确位置。列宁正确地指出：“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但这绝不是说，应当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而分散真正革命斗争的、经济斗争的和政治斗争的力量。”(31)1922-1923年苏俄的反宗教斗争，就是把同宗教的斗争当成国家头等阶级斗争大事。宗教势力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应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成为暴力恐怖势力；成为宗教极端势力；成为民族分裂势力；成为分裂破坏国家的邪教组织。而这些势力往往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暴力破坏势力。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界永远都要实行以团结为主的政策。这是社会主义长期性决定的。国家可以限制某些宗教势力，可以进行世界观的宣传，但在政治上要学会团结宗教界人士和教徒，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3.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后一定要明确，“宗教信仰自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石

列宁曾多次提出：“宗教是个人的事情。让每个人愿意信仰什么就信仰什么，或者什么也不信仰。”(32)“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宗教信仰自由，要求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完全自由地随便信仰哪种宗教的权利……每个人不仅应该有随便信仰哪种宗教的完全自由，而且应该有传播任何一种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33)在1918年宪法中，也明确写上了“为保证劳动者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承认所有公民都有进行宗教宣传与反宗教宣传的自由。”(34)因此，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牢记列宁的教导，宗教信仰自由是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政策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石。

原文出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京)2014年第20143期第81-86页

　　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78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16～517页。

　　③转引自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④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⑤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第191页。

　　⑥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第191页。

　　⑦参见《我给你的信当然是历史的——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载[俄]《苏共历史问题》1991年第3期。

　　⑧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史》(俄文版)第8卷，莫科1967年，第24页。

　　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史》(俄文版)第7卷，莫斯科，1967年版，第57～58页。

　　⑩O.Ю.瓦西里耶娃：《1917-1927年俄国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载[俄]《历史问题》1993年第8期。

　　(11)Шκаровский М.В.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κовъ при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ёве,М.:Крутицκое Патриаршее Пдворъе,1991.C.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