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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对圣经的理解
发布时间: 2021/11/4日    【字体:
作者:恩格斯
关键词:  恩格斯 圣经 理性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关注圣经文本较多的一位,也是对圣经主题有着集中阐述且研究较为深入的思想家。这种关注和研究因为其所面对的社会背景、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不断变化而时常转移视角,恩格斯的圣经观在这种转变中发展、完善。
 
恩格斯的圣经理解主要表现在科学理性地理解圣经、历史批判地看待圣经、系统全面地解读圣经等方面。这些理解圣经的视角与恩格斯本人的宗教观息息相关,更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宗教现象、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方法。这种原则和方法包括宗教发生论、“宗教苦难是现实困难的表现以及对这种苦难进行抗议” 的宗教反映论、“神的本质是人本身模糊和歪曲的反映”的宗教异化论、“宗教的消灭依赖于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的宗教消亡论。从这些原则和立场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从历史及现实社会中所拥有的物质基础,所表现的社会关系出发科学理性地理解、看待宗教的产生、发展、灭亡。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的圣经理解契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义理,并为之做出了很好的诠释。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关注圣经文本较多的一位,也是对圣经主题有着集中阐述且研究较为深入的思想家。他最早对圣经文本的关注,始于19世纪3O年代和在柏林服役期间。
 
这个阶段他的圣经观主要蕴含于他与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兄弟的通信中,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一位青年基督徒在自己的信仰与科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彷徨,之后在施莱尔马赫的情感神学、施特劳斯的神话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哲学、布鲁诺·鲍威尔的历史研究的影响和熏染之下,恩格斯开始超越自己的信仰立场,从科学理性、社会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圣经加以审视、研究,恩格斯这个时期的圣经观散见于其各类著述中,往往以引用、隐喻、类比的形式出现,意在以圣经的教义神学类比、服务于其整个思想体系,这个阶段可视为其圣经观的发展阶段。
这种实用性的引用直到《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1882年)一文的发表得以升华,该文开启了恩格斯晚年系统研究早期基督教,包括圣经相关内容的序幕,后来在《启示录》(1883年)以及去世前一年发表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中,恩格斯对早期基督教的产生、面貌、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对照、圣经启示录中的神迹等内容均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及阐发。
 
上述各个时期,恩格斯的圣经观虽有不同的侧重,但在很大程度上亦表现出相当多的共性,比如贯穿其一生,恩格斯均主张用理性的观点看待圣经记述及其中的神迹,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圣经中的启示,同时主张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背景看待圣经中的观点及其写作,他甚至将圣经记述所反映出的早期基督教状况与国际工人运动所表现出的若干特征加以对比。
 
一、为什么要理性地看待圣经?
 
早年作为基督徒的恩格斯在肯定上帝理性至高性的同时,提出上帝的理性应与人的理性保持一致,认为人们应该用理性去理解神的话语,即圣经。他甚至直言“我不明白,怎么还有人试图继续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或者维护上帝的直接影响,要知道上帝的存在是任何地方也无法证实的。” 从这种立场出发,恩格斯对于圣经中记述的许多内容均持怀疑态度,比如对于赎罪论,他在和格雷培牧师的通信中坦言,对于这些还不了解的东西,不愿匆匆作为信念而接受成为教义。
 
“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会相信,我的罪恶应当靠某个第三者的功劳而获得赦免。当我不依赖任何权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同现代神学都发现,人的罪恶源自思想必然得不到完全的实现;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努力通过自身来实现人类的思想,即像上帝那样在精神上完美无缺。这是一种完全主观的东西。以第三者即客观的东西为前提的正统的赎罪的教义怎样来实现这种主观的东西呢?”同样,恩格斯也将基督教中玛利亚的超自然生育以及“三位一体”等核心教义都视为“半真不假的结论”。
 
如果说早期作为基督徒的恩格斯因受科学理性思潮的影响,仅仅对于圣经的字面内容产生质疑,仍然坚信其象征意义的话,那么恩格斯在后期思想中,则更为稳健地运用科学理性的方法分析早期基督教的来源及圣经的形成,还原其历史本来面貌,这种还原无疑是将宗教经典祛魅的过程,凸显了此时恩格斯作为一位科学无神论者的立场。恩格斯认为当宗教处于一种自发的阶段时,如黑人对物神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中,少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种欺骗的成分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布鲁诺·鲍威尔通过他的新约考证认为基督教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他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书的记述完全当作历史的记述,从而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非科学性。恩格斯甚至在鲍威尔论证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判断:在福音书的全部内容中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事实,以致连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被认为是成问题的。恩格斯这种理性研究圣经的方式还表现在其历时性地看待圣经成书这一点上,比如他对《约翰福音》便做出如下评价:“基督教的最初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录,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谓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止肉欲这一条,相反地,幻想和预言却很多。”
 
恩格斯对于圣经的科学理解与理性研究是与他的整个宗教理解体系密切关联的。青年恩格斯便表达了对宗教进行深入研究的强烈愿望:“我希望我能见到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一场彻底的变革。要是我自己把一切都弄清楚就好了!不过这一定能办到,只要我有时间平静地、不受干扰地深入研究。”恩格斯将自己的夙愿坚持了一生,在此过程中,他最直接认识到的是人“不应当到彼岸的太虚幻境,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不是到存在于世界之中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神’那里去寻找真理,而应当到最近处,到人的心胸中去寻找真理。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美好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
 
到了19世纪70—80年代,恩格斯完全将圣经中所谓的上帝看成是虚幻的、抽象的存在,哪怕是在情感领域,他也没有给予上帝的存在一丁点空间。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他形象地比喻道,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上帝的一个个部队、一个个城堡都缴械投降了,上帝被逐出了自然界,逐出了太阳系,甚至在情感的领域也没有丝毫存在的必要。
 
如前所述,晚年的恩格斯呼吁应该科学地看待圣经中所记录的一切,认为这一切只是当时社会现实及人们心理、思想状况的反映。这种理性解读圣经的观点与恩格斯看待宗教的产生及发展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恩格斯认为,在原始社会,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无疑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均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除自然力量外,社会力量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一样,对人来说都是异己的。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它的现成体现是犹太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神雅威。
 
在这个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在人们还处在异己的自然和社会力量支配下的时候,作为人们对这种支配着他们的力量的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而继续存在。从这点上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 这种对自然力的敬畏及其人格化趋向在圣经的记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从这种立场出发,恩格斯批判杜林不能静待宗教自然的灭亡,他唆使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而这样做只会帮助它殉教和延长其生命期,事实是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这样的话,宗教的反映过程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即使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也于事无补,这种认识无法避免各个资本家的损失、负债和破产,也避免不了各个工人的失业和贫困。
 
直到“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
 
用理性来衡量宗教、社会、自然观、国家制度,这是恩格斯一贯主张的,在理性面前,一切所谓的权威、成见,都将受到最无情的批判,这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圣经当然不能脱离这种理性衡量的尺度。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
圣经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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