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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何以成为霍光专权的利器?
发布时间: 2022/2/11日    【字体:
作者:蔡亮
关键词:  儒学 霍光 专权  
 
 
虽然霍光在汉朝政治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但此人在现代儒学史中鲜有提及。然而,正是在其摄政期间,大量经过儒家保留并改造过的历史掌故首次充分发挥政治作用,为其主导的政治变革提供合法依据。
 
据说,公元前89年,戾太子刘据死后,武帝曾赐给霍光一幅画。画中诸侯们正恭候周公,而后者则背负着年幼的周成王。两年后,武帝病势沉重之时,霍光流着眼泪问谁可继承大统。武帝回答:“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周公是西周王朝开国之君武王姬发的弟弟,享有宽厚仁慈且深谋远虑的名声。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辅佐幼主直至其成年。这个故事在西汉建立前后都广为流传。该故事最早见于《书经》(司马迁认为此书为孔子所撰)。《左传》记载晋国的范宣子杀死了羊舌虎,又囚禁了其兄叔向。已经告老在家的祁奚向范宣子进言,曾援引这则掌故,说“管、蔡为戮,周公右王”,认为虽然管叔、蔡叔犯上作乱,但其兄周公却忠心耿耿辅佐幼主,不应因羊舌虎行为不端株连其无辜亲属叔向。《孟子》在讨论王位承袭究竟是该依据个人功绩还是血统时也曾复述过这个故事。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之子,也是汉文帝刘恒的异母弟弟淮南王刘长骄纵跋扈,文帝命将军薄昭写信劝诫。信中言及周公平定叛乱,杀死管叔,放逐蔡叔,使周王朝安定。(“昔者,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以安周。”)武帝时代,司马迁搜集相关散碎史料,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系统讲述了周公故事。
 
武帝是否真如班固所言,受到周公辅成王故事的启发,将幼子托付给了霍光?抑或那些戏剧化的故事情节不过是霍光的编造,旨在让摄政显得名正言顺?霍光的骤然拔擢不免让不少人对此疑窦丛生。限于相关史料的稀缺,历史真相恐怕永远无可稽考。但可以明确的是,这是历史上首次从纯政治角度审视周公与成王之间的关系,而这则故事也由此成为某种古已有之的历史先例,便于民众接受大臣辅佐幼主这种政治异数。
 
在霍光时代,这种宣传策略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官员们即使在指责这位权臣时,对把他比附为周公这一点也不存异议。儒生萧望之在谒见霍光前,受到霍光卫兵屈辱的搜身检查,于是愤怒地抗议如此对待文士违背了周公成例。萧望之说道:“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汉昭帝崩,无嗣,霍光欲拥立昌邑王刘贺。昌邑中尉王吉上疏谏刘贺,说道:“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王吉将霍光与周公并举,规劝刘贺对霍光言听计从。百年后班固撰写《汉书·昭帝纪》的赞词时,亦将霍光和周公等同视之,写道:“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
 
终西汉一朝,其他人摄政专权操纵帝王一共发生了四次。霍光以前,高祖之妻、惠帝之母吕后把持朝政。惠帝薨逝后,吕后为永保摄政之位先后拥立两位幼帝。她执政近16年,为巩固一己私利,全力安插吕姓外戚出任军政要职。然而,无论是吕后还是她的兄弟们都未曾借助周公故事来增加其地位的合法性。最后吕后在历史上变得臭名昭著,她的滥权谋私总被拿来为皇室敲响警钟。
 
霍光比他的前辈更加聪明。将自己比作周公是一种成功的宣传策略,不仅防止了大家将其把持国政与在汉代声名狼藉的吕后摄政联系起来,更将其辅政岁月变成了周王朝的历史延续,而周王朝是怀古的读书人眼中的盛世。
 
霍光后,王凤与王莽分别在成帝与哀帝朝也做过辅佐大臣。他们都像霍光一样自比周公,这恐怕也不是历史巧合。事实上,霍光为后代那些野心勃勃的篡权者们,如曹操、司马昭还有明代的永乐帝,开创了历史先例,后者每每打着周公辅政的幌子行政变或僭越之实。
 
除了周公故事之外,霍氏毫不迟疑地从儒家经典中援引古史上的成例来为自己的铁腕统治辩护。前74年刘贺继位前,朝廷中对新君人选一直争论不休。大多数朝臣都主张推举武帝当时唯一还健在的儿子——广陵王刘胥为帝。而霍光为了证明自己选择刘贺合乎情理,特将一位郎官的奏疏传示众臣。其中言道:
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
 
在儒生圈子里,太伯与伯邑考的掌故是众所周知的。孔子曾提到太伯,称赞其将帝位让给弟弟的德行。《礼记》中,春秋时鲁国贵族伯子援引周文王弃长子立武王的故事为公仪仲子惹人非议的继位人选择做辩解。如果古代贤王们也并非严格遵循长子继承制度,那么霍光当然就有权放弃武帝唯一还健在的儿子而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皇位继承人了。
 
刘贺即位27天后,霍光便决定将其废黜,他问他的心腹大臣:“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历史先例总可以给赤裸的权力和血腥的斗争穿上一层华丽的外衣。田延年告诉他:“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这番类比让霍光不再犹豫不决,很快他就和车骑将军张安世开始图谋废黜之事。
 
此后又有事发生。新君刘贺耽于离宫游乐。一日,光禄大夫儒生夏侯胜拦住了刘贺车驾劝谏道:“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这番话激怒了刘贺,于是将夏侯胜逮捕治罪。获悉此事后,霍光认为有人已经听到了废黜刘贺的风声。他责备张安世泄露机密,但并没有找到张氏泄密的证据。于是他召集夏侯胜前来询问。当被问及何以口出“谋上”之言时,夏侯胜回答:“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据说夏侯胜的先见之明让霍光与张安世大吃一惊,从此重视儒士。
 
有意思的是,夏侯胜未因发觉并泄露霍光的图谋而受到惩处,反而获得了升迁。是他的聪明才智真的打动了霍光,赢得了他的尊崇吗?尽管这个故事似乎向读者传递了这种信息,但我们可以推测真实的历史也许并没有这么简单清晰。
 
尽管公开给出的废黜刘贺的理由是其放纵荒淫,但更加可信的解释是,这位新君除了自己的旧部外谁也不信任,来自刘贺之前封国的官员纷纷充任高官。霍光集团与这些新贵之间的冲突在史料中有很充分的反映。比如,霍光的心腹杜延年手下的太仆丞张敞曾上书劝谏刘贺,称忽视拥立刘贺的国辅大臣乃是严重过失。昌邑国郎中令龚遂也多次警告刘贺继续任用私党只会招致灾祸。霍光的外孙女上官太后宣布废黜刘贺后,霍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刘贺从昌邑国带来的两百多位官员几乎全部处决。班固记载,当街开刀问斩之际,这些人都哭泣呼喊,后悔没有早下手除掉霍光。刘贺的下属中只有王吉、龚遂和王式免死,因为他们曾劝谏废帝刘贺。但即使是他们仍免不了服刑做苦役。
 
相反,夏侯胜不是刘贺集团的成员,而是在霍光辅政时入仕的。夏侯氏还曾与众大臣联名上书弹劾新君刘贺,因此被封为关内侯。将上述所有这些线索拼接在一起,现代读者会忍不住怀疑所谓夏侯胜劝谏皇帝的故事有可能只是霍光集团杜撰出来的。这种猜测也有史实支撑:在敦促刘贺退位的奏疏中,刘贺不听夏侯胜的劝谏并将其逮捕问罪也被列为这位新君的过失之一。
在这道为废黜刘贺提供合法性的奏疏中,儒家伦理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指控刘贺的大罪就是其对先皇不孝。刘贺和昭帝并没有直接的父子血缘关系。但《春秋公羊传》言:“为人后者为之子也。”因此,刘贺继承皇位之后就理所当然被当作昭帝的后代。昭帝去世,他不仅无悲哀之心,反而在居丧期间不素食。昭帝等的祖宗庙祠未举,他却派遣使者以三太牢祭其生父昌邑哀王。这就违背了儒家的礼法。奏疏接着又指控他生活奢靡淫乱。奏疏上说,刘贺其行“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
 
众臣如何处置这位失德的皇帝呢?奏疏接着陈奏了历史上的先例以及剥夺其权力的礼法依据。奏疏解释说,这是丞相杨敞等官员与诸位博士合议后的结果。与会众人都认为皇帝已经成年,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五辟之属,莫大不孝。”他们还引用了周襄王的例子。《春秋》载:“天王出居于郑。”《公羊》解释说,“出居”一词表达了圣人对襄王不以孝道事母的批评。奏疏采纳了《公羊》的解释,称襄王事母不孝招致自己被流放。官员们暗示,刘贺也应该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们援引礼法制度,指出刘贺未见命高庙,尚未完成皇位继承的仪程,故而可以被废黜。
 
儒家伦理提供了废黜刘贺的理论合法性,而霍光能够成功废黜刘贺主要应该归功于他掌控的军事力量与政治权力。他肆无忌惮地行使权力,随心所欲地废立君主,已经引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当他最后提出废黜皇帝这个话题的时候,朝中重臣皆惊愕失色,沉默不语。直到田延年威胁要将迟疑不肯附议的人斩首,众人方才表示赞同。在这样的情势下,使用儒家话语不仅有助于压制反对的声音,也能够赢得不清楚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公众的支持。
 
霍光已经清晰地意识到,儒学思想可以作为强有力的武器在政治中加以利用。公元前82年,一个男子身着黄衣,乘黄犊车来到未央宫北阙,自称前太子刘据。主管章奏的公车官上报朝廷,昭帝使侯爵、公卿、将军等共同前往辨认。右将军领兵在阙下守卫。到现场的丞相、御史大夫以及所有其他高官都不敢说话。京兆尹隽不疑到后,叱令属吏将此人拿下。一些人提出,此人是不是真正的太子尚不清楚,建议谨慎起见暂缓收缚此人。隽不疑答道:“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建命出奔,辄距(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隽不疑首先质疑诸君为什么要害怕前太子,然后引用《春秋》里的故事为自己的判断提供理性根据。古时卫太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逃到了晋国。后卫灵公死后,蒯聩试图回国,但已经继承王位的蒯辄拒而不纳。《春秋》肯定了蒯辄的行为。前太子得罪了先帝,被迫出逃,即便是不死,今天他亲自出现在这里,也是罪人。霍光和昭帝听说隽不疑处理这件棘手难题的经过后,称许道:“大臣当用经术士。方明于大义。”根据班固的记载,从此后隽不疑名声重于朝廷,高官们都自认为无法和他相比。
 
据史料记载,霍光认为上官太后主持朝政,宜知经术,于是还曾请夏侯胜为太后教授《书经》。
利用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做出司法裁决或是支撑奏疏中的论点也都有过先例。武帝时代的董仲舒与终军据说都因此闻名。然而,霍光将儒家话语作为平息皇位继承争议的主要理据。频繁使用周代掌故使得霍光专权超越了一时的政治纷争和汉代的历史,在政治上和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古王朝连为一体。霍光由此也就从政治暴发户变成了周文化的传承人与孔子之教的执行者。儒学与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联姻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霍光很快就会利用儒生及儒学教义让皇室血统含混不清的人名正言顺地继承帝位。
 
本文摘自蔡亮著《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付强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
 
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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