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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古印度的“玲珑宝塔”,如何演变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物?
发布时间: 2022/2/17日    【字体:
作者:杨泓
关键词:  古印度 “玲珑宝塔 中国文化  
 
 
俗称的“玲珑宝塔”,实际是佛教建筑中的佛塔,它本源于古印度,随着佛教东传,佛塔建筑也随之东传中土。令人感兴趣的是,从异国引进的宗教建筑,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彻底改换了容颜,最后竟然让外国人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物。佛塔的演变轨迹,正好让我们观察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漫话佛教艺术的中国化
——以佛塔为例(节选)
 
“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这是李太白登扬州西灵塔时吟咏的诗句。“淮南富登临,兹塔信奇最。直上造云族,凭虚纳天籁。……连山黯吴门,乔木吞楚塞。城池满窗下,物象归掌内。”这是高适登广陵栖灵寺塔时吟咏的诗句。唐人喜登临高耸的佛塔远眺,诗人更因此而发兴吟诗。而在都城长安,当慈恩寺中的雁塔重修成砖构的七层高塔之后,更是人们登临俯瞰京师的绝佳场所。
 
自空中鸟瞰盛唐时期的长安城,除了在城北中部和城外东北角可以看到大型夯土台基上建造的豪华宫殿外,就是被纵横的街道分隔而成的平面呈横长方形的里坊,排列规整,如同棋盘,条条大街,又如农民种菜那整齐的菜畦。诗人白居易登高台俯瞰城区咏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图景。坐落在“围棋局”中的官民住宅,多是单层的建筑,只有大型的佛寺,占地宽广,有的能地跨两坊,主殿也可比拟人间宫殿,具有高大的夯土台基。特别是著名大寺还建有高耸的佛塔,既有传统的木构建筑,也有新兴的砖石构筑。著名的砖构佛塔,就有城中东南晋昌坊内大慈恩寺的大雁塔,以及城中轴线西侧安仁坊内荐福寺的小雁塔。两塔南北呼应,形成长安城内立体景观的制高点。当时人们登临雁塔,顿生凌云出世之感。诗人岑参、高适共登大雁塔后都留存诗作。岑参咏道:“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高适咏道:“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诗人的吟咏,表明大雁塔确是唐长安城中的地标性建筑。不仅如此,雁塔还是当时科举文化的象征,进士考中以后,要到“雁塔题名”。王定保《唐摭言》记:“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具体地点在塔院小屋四壁,诗人徐夤曾写诗吟咏:“雁塔搀空映九衢,每看华宇每踟蹰。题名尽是台衡迹,满壁堪为宰辅图。”“雁塔题名”使得雁塔在上香礼佛、登高远眺以外,再添一层浓郁的文化色彩。
 
到了今天,宏伟华丽的大唐长安城早已消逝在历史岁月之中,唯有两座雁塔仍旧傲然挺立在今陕西西安市现代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小雁塔损毁较重,大雁塔经明时修缮,基本保留了唐代风貌。在今人心目中,雁塔正是唐代文化的象征。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来,古代丝路交通到唐代更盛,而丝路的起始之地正是都城长安。所以在今人心目中,这座方形宝塔也象征着古代丝路的起点。
 
将宝塔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中国城市的标志,也是近代西方人的普遍看法。美国作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于1929年所写书籍的插图,画出了他心目中中国圣人孔子的形貌。这位中国“伟大的精神领袖”坐在山丘的树下,望着山下的一座中国城市,其间耸立着几座“玲珑宝塔”。他认为这是发生在公元前500年的事。当然在这里房龙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因为在孔夫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宝塔”这种高层建筑,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引述这幅插图,并不是为了苛责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作家不了解孔夫子生存时期中国城市的真实面貌,只想说明在 18 至19 世纪时,西方人(不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一 说起中国城市景观的代表性高层建筑,无不将注意力集中到宝塔,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
 
俗称的“玲珑宝塔”,实际是佛教建筑中的佛塔,它本源于古印度,随着佛教东传,佛塔建筑也随之东传中土。令人感兴趣的是,从异国引进的宗教建筑,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彻底改换了容颜,最后竟然让外国人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物。佛塔的演变轨迹,正好让我们观察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西天梵境古印度,佛教初兴时并非“像教”,那时没有塑造供信徒礼拜的偶像,而是把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作为向已涅槃的佛陀 礼拜的对象,塔即为其中之一。塔,按梵语音译称“窣堵波”,又译为“塔婆”。在古印度,佛塔的基本造型是一个大圆馒头一般的塔体,塔顶 中心树立上带相轮的刹,又因塔体像一个覆扣的圜底钵,故习称覆钵 形塔。目前在印度保留的遗迹中,最著名的是在中央邦博帕尔城东的桑奇大塔(一号塔)。该塔建于公元前 3 世纪,一个世纪后扩建,覆钵直径达36.6米、高16.5米,形制巨大。又过了一个世纪,于公元前1世纪时增设围护塔身的石栏,建石门并饰雕饰。在现存的古印度佛教石窟的塔庙窟中,居中供奉的正是覆钵形塔。覆钵形塔的图像亦经常出现在佛教雕像中,一些盛奉舍利的容器也常制成覆钵形塔的样式。
 
这种在古印度流行的大圆馒头形貌的覆钵形塔,在东汉末佛教初传东土时是否也流传到了中国内地?在文献中缺乏记述,更不见有实物遗存。传说佛教初传汉土,在东汉都城洛阳最早建造的白马寺中,“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因记述简略,故此壁画中的“塔”是什么模样谁也不清楚。但据文献记载,汉时人们对佛的认知,只是将其视为外来的神仙,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或将佛(浮图)与黄老并祠,或杂厕于西王母等神人仙兽之间,汇集于中国传统的神仙信奉之中。目前从汉末三国时期遗存中获得的有关佛像的考古标本,基本都是佛衣(袈裟)掩盖着双膝的坐像,因佛衣掩盖,看来与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像的坐姿(中国传统的跪坐)相同,完全看不出印度佛像的盘膝趺坐或垂足倚坐的标准坐姿。究其原因,是因为那些坐姿在汉代被认为不成体统之故。甚至让上有头光下有覆莲座的佛像,也加上与西王母一样的龙虎座。因此,佛教的形象也与神仙一样被称为“仙人”。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让汉人能够接受这个外来的神仙。因此形貌奇怪的大馒头状的覆钵形塔,这种在中国传统建筑中从没出现过的建筑形式,在汉代自然很难被人们认同。所以当时传播佛教的主持者,只有想办法将其与中国的传统建筑相结合,中国化,才能让一般受众接受并认可。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人是丹阳人笮融,时当东汉末年。大约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陶谦任徐州牧时,使笮融督广陵、丹阳运漕。笮融信奉佛教,就在他管辖的区域内,“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这则记载表明笮融所修“浮图祠”即佛寺,是将原古印度佛寺中心的覆钵形塔改为中国建筑的重楼,周围建阁道。在楼顶树“铜槃九重”,也就是将印度佛塔顶中心树立的带有多重相轮的塔刹改建在楼顶上。为什么选择重楼来取代馒头状的覆钵形塔,或许与汉人崇信“仙人好楼居”有关,佛是“仙人”,所以将供奉他的塔修成重楼形貌,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佛教初传,从梵语转译尚不完备,且佛陀初传来时又多依附神仙道家信仰,他们更不明古印度佛塔窣堵波与支提的区分,道家一些人以自己的个人认知去解释,如葛洪根本不明古印度的塔是什么样的,就在《字苑》中说“塔,佛堂也”。按这种说法,在楼内供奉佛像,自可视为“佛堂”。
 
在20世纪前半叶,对《三国志·吴书》中关于笮融“浮图祠”的记载,中国佛教史研究者只能从文字记述知道它下有重楼、阁道,顶“垂铜槃九重”,但其具体形貌则无从想象。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新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的空前发展,不断在东汉末年乃至魏晋时的墓葬出土文物中,获得数量众多的陶制楼阁建筑模型,有的在高楼的周围还筑有阁道,从而可以对笮融“浮图祠”的具体形态进行推测。
 
进入21世记,一项新的考古发现对解析笮融“浮图祠”的具体形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在湖北襄樊菜越发现的一座孙吴墓内,出土了一件施黄褐釉的陶楼。那是一座二层楼,周绕围墙,前设楼院大门。陶楼平面方形,楼高两层,在一层和二层间挑出平座,最上覆以单檐四坡屋顶。屋脊起翘作叶形饰,在脊的居中处,设一馒头状覆钵形座。座体镂空雕饰母子熊斗虎图案,座的中央树立刹杆,上饰相轮七重,最顶端饰有一兽,形体呈弯月状。楼院大门设门楼,两扇门上各嵌饰铺首衔环,铺首上又贴塑一裸身童子像,肩生双翼。大门右侧墙上另开一扇小门,门扉上亦贴塑一双翼童子像。这座陶明器明显模拟的是一座浮图祠。墓葬的时代被推定为三国孙吴初期,应与笮融建浮图祠的时代相差不远。只是陶浮图祠只有两层楼,又无阁道,规模较小,无法与笮融所建相比,但是提供了在重楼顶上树立塔刹的具体形象。
 
我们再参照已出土的大型汉代陶楼模型,例如河北阜城出土的大型五重陶楼,以及甘肃武威雷台魏晋墓出土的周建阁道的高层陶楼,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想象复原出可容三千人的笮融浮图祠的宏伟形貌,那就是将中国传统重楼与西来的佛塔塔刹相结合所建成的最早的中国式佛塔。
 
……
 
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很大发展,不论北朝还是南朝的都城,都在最高统治者支持下大规模修建佛寺,构筑高耸的佛塔。北魏都平城时期,城中建有以佛塔为中心的佛寺。“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又于献文帝天安二年,“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在平城,也构筑有石塔,“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很可惜北魏平城时期建造的“为天下第一”的七级佛塔没能保存下来,幸好在云冈石窟的第5窟和第6窟中的浮雕中有五级佛塔的图像,在第6窟中心塔柱上层佛龛的龛柱也雕成佛塔形貌,且高达九级,在各级塔壁面均开龛造像(每面各开三龛)。
 
有的塔庙窟中心柱亦雕成多级佛寺的形貌,例如第39窟是一座塔庙窟,窟中的中心柱雕成了五级方形佛塔。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北魏平城时期构筑的多级高塔,其形制是中国化的方形楼阁式佛塔。当是同时承袭了凉州佛塔的第一种类型及三国以降中原流行的佛塔的造型特征。虽然楼阁式多层方塔是北魏平城时期佛塔的主流,但凉州石塔那类塔体方形、开龛造像、上置覆钵的第二种类型佛塔,也存在于石窟雕刻之中。例如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上层龛柱的九级方塔,其第一级的角柱又雕成小塔,小塔的形貌就是方形塔体四面开龛造像,平顶四角饰山华,中央为高大的覆钵,上树带相轮的塔刹。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佛教兴盛,继续在城中重要位置修建皇家寺院——永宁寺,仍是以多级佛塔为中心的建筑格局,“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所建佛塔比号称“为天下第一”的原平城永宁寺塔更加宏伟壮丽,从七级增为九级,“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永宁寺塔高耸于洛阳城内,其身影在洛阳城外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洛阳伽蓝记》记述:“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其描述虽有夸张,但也说明该塔当时是北魏都城中最高的建筑物,已被视为都城的象征性景观。汉魏都城中占据全城制高点的高台建筑,如曹操邺都著名的朱爵、金虎、冰井三台,现在让位于高耸的佛塔。在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的皇室都竞相建造被视为天下第一的高塔,正如今日世界各国竞相争建世界最高大楼一样疯狂。北魏皇室在洛阳建造了号称“去地千尺”的永宁寺塔,南方的萧梁同样也在建高塔。梁武帝曾在同泰寺建九层木塔,该塔焚毁后,又开始修建更高的十二层塔,因侯景之乱,即将建成的佛塔工程才被迫终止。南北朝时期建造的高层木构佛塔,是佛塔造型中国化的成熟典型,同时也促进了木构高层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建筑艺术的发展。
 
南北竞造高层木塔,争显其华丽巍峨冠于当世,同时也暴露其脆弱的一面,即易遭火灾。梁同泰寺的九层木塔是毁于火灾,北魏的永宁寺九层木塔同样毁于火灾。对于那次火灾,《洛阳伽蓝记》有详尽的记述:“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事]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为了防止这类灾难的发生,工匠开始探索新的建塔技术,逐渐采用砖构,或以砖体外檐木装修,以减轻火灾的损失。
 
这一时期还应注意的是,在中原和南方,中国化的方形楼阁式佛塔盛行之时,在西陲的河西走廊地区,仍然维持着东去和西来的双重影响。原凉州流行的两种佛塔类型,依然并存流行,在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洞窟的壁画中,都留有它们的图像。第一种类型的方形楼阁式佛塔的图像,如第254窟“萨埵王子本生”故事画中的三级方塔。后来在北周时期的第428窟中,还出现了在楼阁式方塔四角各立小塔的金刚宝座式五塔。第二种类型,即下有基座的单层方形塔室的覆钵形塔,亦较盛行,敦煌莫高窟的塔庙窟的中心塔柱,并不再是如凉州石窟模拟多重方塔,而是下设基座的单层方塔,一般在正、左、右三面开龛造像。在壁画中绘的第二种类型塔,如第257窟“沙弥守戒”故事画中的塔,下层是方形塔室,塔室上有瓦檐,脊中央置覆钵树刹。同时这类型的塔还有所发展,塔室扩展为佛殿,如第275窟南壁所绘,佛殿中供奉佛说法立像,殿两侧有阙,在殿顶脊正中设覆钵,其上树塔刹,自刹顶向左右各飘垂一长幡。塔体为覆钵形的佛塔,在壁画中亦有出现,如第301窟北壁所绘,表明西陲地区西来的影响仍大于中原地区。
 
在北魏都城洛阳,以永宁寺塔为代表的中国式多层楼阁式木塔的兴盛,与魏孝文帝改制推动鲜卑等古代少数民族汉化形成的政治氛围有关。也是在孝文帝时期,佛教艺术中国化出现另一显著表现,即佛像面相和佛装的变化,特别是佛像所披袈裟改变为接近汉装褒衣博带袍服的形貌。但是北魏王朝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又为北齐取代以后,出现了一次反转,北齐最高统治集团推动了一波重新胡化的回潮。影响所及,在佛教造型艺术方面表现突出的是在佛装样式上,从褒衣博带样式重新改为通肩薄衣贴体,再次引进了西来的秣菟罗(马土腊)风格。在佛塔的造型上,再次从西域引入下为塔室上置覆钵的凉州第二类型佛塔,还仿效西陲流行的下为佛殿、脊上中央建覆钵塔立刹的样式,并将其视为北齐皇室的典型窟形,主要体现在于北响堂山修凿的皇家大窟中。目前这种样式的窟型仅见于由北齐皇室修造的响堂山石窟,最典型的是北响堂山石窟北侧和中央的两个大窟,从正立面看,都是一三开间有前廊的殿堂,廊前四根檐柱是狮子座的八角形束腰莲柱。上托屋檐瓦垄,惜多已损毁。檐上崖面雕一巨大的覆钵,覆钵顶上雕刹,两侧似飘有幡。除覆钵外,刹、幡在1957年勘察时仅可略看出一些残痕。只有南侧的唐邕刻经洞檐上的覆钵和刹尚存。总观其外貌,与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壁画下殿上塔图形近同,只是前加廊而无两侧的阙。中窟廊柱尚存,而北窟的廊柱已残损无存,仅可见并壁的门和明窗,这座大窟自北宋时已有传说它是高欢的瘗窟。佛殿前壁(洞窟前壁)为三开间,中间为殿门,上方和两侧间开明窗。殿内(窟内)迎门是方形塔柱,正面开大龛雕三尊佛像。左右两侧壁各雕八个单层塔形龛,龛柱亦为束莲柱,柱头顶火焰宝珠。顶设覆钵,覆钵顶托覆莲座,上树塔刹,塔刹装饰华丽,左中右各以忍冬叶托覆莲座火焰宝珠。塔龛内原造像均遭盗失,有人认为这表现了《法华经·化城喻品》中十六佛的组合。前壁门内两侧原浮雕大型礼佛图,惜仅存少量残痕。在中心柱右侧壁(南侧壁)顶西起第三龛向内开有长方形穴,穴门前封石上雕有与其他顶龛内同样的佛背光。该穴内壁无任何雕饰,空无一物,故尚难证明其是否为瘗窟。高齐倡导胡化导致的佛塔中国化的回潮十分短暂,只是在存世石窟中保留了殿塔结合的独特遗迹。高齐随后为北周所灭,经过北周武帝灭法劫难,在隋文帝杨坚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后,佛教重新兴盛,继续着中国化的进程。
 
隋文帝杨坚生于冯翊般若寺,“有尼来自河东……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因此隋文帝虔信佛教,于仁寿元年(601)六月乙丑“颁舍利于诸州”。据所颁《立舍利塔诏》,舍利分送各州后,“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石函”,然后立塔。共送往三十州,据王劭《舍利感应记》,三十州分别为雍、岐、泾、秦、华、同、蒲、并、相、郑、嵩、亳、汝、泰、青、牟、隋、襄、杨、蒋、吴、苏、衡、桂、交、益、廓、瓜、虢等州,从都城附近的扶风,西至敦煌、天水,东达青州,东南到丹阳、苏州,西南到蜀甚至远达交趾,几乎覆盖了隋王朝的全部版图。隋文帝这一措施,因其采取了中国化的舍利容器和建立中国化的佛塔,从而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表面是弘扬佛法,实际是显示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权最高统治者的权威。
 
隋文帝在全国各地修建的舍利塔,都没能保存下来,现今只发现一些塔基遗址和舍利容器,但推知应为木构佛塔,因为各州要在同日立刹起塔,但木塔是单层还是多层仍未可知。沿袭南北朝时期的传统,隋唐时期木构佛塔仍极盛行,仅据《两京新记》所载,在长安延康坊的静法寺西院有高一百五十尺的木浮图,永阳坊大庄严寺有隋建木浮图“高三百卅尺,周匝百廿步”,该坊还有大总持寺,寺内也有与大庄严寺高下相同的木浮图。但是隋唐时的木塔没有任何遗存保留至今,所以只能通过一些壁画图像和佛塔模型进行了解。在敦煌莫高窟的隋唐时期的壁画中,常见单层方形木塔图像,塔下多有二至三层基台,塔顶出檐深远,塔刹装饰华美。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中出土的鎏金铜塔模型,通高53.5厘米,下设三重设勾栏的塔基,塔身面阔、进深均三间,四面均在中心间设双扇板门,两梢间开直棂窗,塔顶为单檐攒尖顶,顶中心置覆莲、宝匣、相轮和刹顶宝珠,制工精致,反映了唐代流行的单层方形佛塔的风貌。
 
但是有关多层木塔的图像或模型仍然缺乏,只有东邻日本尚保留的时代相当于中国隋唐时期的木塔可资借鉴。东北亚诸国佛教并不是由古印度直接传入,而是经由古代中国传入的,换句话说就是已经中国化的佛教。特别是佛教建筑深受中国佛教文化影响,佛塔造型已不是覆钵形状,而是汉式方形楼阁多级木塔。目前日本保存时代最早的是奈良法起寺三重木塔,该塔始建于685年,建成于706年(相当于唐神龙二年),塔通刹高24.267米,塔身高16.934米。平面方形,由木刹柱自底直贯刹顶,塔第一和第二重每面三间,第三重每面两间,是全木构建筑。另一座是奈良法隆寺西院的五重木塔。法隆寺经火灾后,西院建筑群于608年再建,约710年完工。五重塔通刹高112.65米,塔身高78.52米。平面方形,为全木构建筑,亦由一根刹柱贯通全塔,塔身的第一重至第四重每面三间,第五重缩为每面两间。如按当时使用的曲尺计算,总高超过107曲尺,正是一座百尺高塔。这些事例说明中国化的佛塔,已成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
 
然而木塔易毁,一遇火灾,高塔呈烟筒效应,难于救治,南北朝隋唐时著名的高层木塔,多毁于火灾。因此,自北朝后期就开始出现砖构佛塔,现存于世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就是著名北魏砖塔,它也是唯一的十二边平面的塔。该塔内做成直通顶部的空筒,塔身分上下两段,在四个正面有贯通上下两段的门,下段其余八面表面平素,上段则各砌出单层方塔形壁龛。塔身以上,用叠涩做成十五层密接的塔檐,塔檐之间仅留短墙,外轮廓形成和缓的曲线。塔刹石造,在覆莲座上以仰莲承受相轮。一般而言,内部可登临的佛塔,每层层高与人体等高,而这座塔各层塔檐间只隔短垣,所以在同等高度间可增设多层塔檐,使塔的外观多增层数,由此开唐宋密檐砖塔之先河。
 
北朝考古
文章节选自《探掘梵迹:中国佛教美术考古概说》(杨泓 著 三联书店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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