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 宗教与国家
 
星占对中国古代战争的影响——以北魏后秦之柴壁战役为例
发布时间: 2022/2/25日    【字体:
作者:姜志翰/黄一农
关键词:  星占 中国古代 战争的 北魏后秦 柴壁战役  
 
 
内容提要: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公元402年), 当北魏在柴壁打败后秦部队时,太史令晁崇上奏“月晕左角”的天象,并预言带角的动物将暴死。稍后,竟如晁崇所料,发生大疫,部队的数百头牛只,同日皆死于路旁。根据推算,当时绝无发生月晕左角的可能,再就事件中的人物加以分析,竟发现牛疫的发生似乎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而天象是被当做影响军事决策的工具。此事件突显中国古代天文与军事的密切关系,因此该文希望藉此个案,讨论中国古代星占对战争的影响。
 
      早期研究中国天文史的学者,多从现代天文学的观点切入,关心的焦点往往在历法推步、天象记录、以及观测技术等问题上;对于非理性的星占,虽然它是古代天文家最主要的职掌之一,却多因“不科学”而不予重视。然而,星占既能在中国社会流传数千年,实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事实上,纵使我们能重建过去的天文理论和技术,仍将不足以窥视中国传统天文的全貌。本文因此从“社会天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尝试探讨星占与军事之间的互动,一则希望能为军事史的研究开展先前极遭忽略的面向,另外,也希望能将科学史研究的关怀,带入传统史学的领域。
      中国星占学的特色在于以战争胜负、水旱灾害、君臣安危等国家大事为主要预卜内容,其中又以军事占辞所占比重最大。以历史上较早且较完整的星占著作《史记·天官书》而言,在309则的占辞中, 涉及军事者有124则,几乎占全部的40%。举凡攸关出兵时机、战事吉凶之测算、甚至战争行动之方向,多可在其中找到参考。
 
      此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一批与天文气象占验相关的帛书,其占文亦充满“客胜”、“主败”、“兵兴”、“军疲”、“城拔”、“邦亡”等星占术的内容。据研究, 此墓墓主生前为军事将领,而这些陪葬物正可说明星占术在汉初的兴盛,且应已被时人运用于战场上。
 
      星占与军事既早已存在密切关系,则星占对军事的影响,实有详加探讨的必要。由于这方面的史料相当零散且残缺,故我们只得透过少数个案研究进行切入,本文即以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公元402年), 与后秦在柴壁(在今山西侯马市北约30公里处)发生的战争为析究的主体。当北魏在柴壁初获大胜时,朝臣进言应乘胜发军蒲阪(位于黄河东岸,与柴壁的直线距离约150公里), 但太史令晁崇却上奏出现“月晕左角”的天象(角宿左星旁发生月晕),并占曰:“角虫将死”,意指带角的动物将暴死,不利于进军。稍后,竟如晁崇所料,发生大疫,官车所驾的数百头牛只,同日皆死于路旁。根据晁崇上奏的日期(十月十三日)推算,月亮当时的实际位置在昴宿,距离角宿相当遥远(相隔约140 度)(注:现在的天文学家对天体的运行,已能够非常精确地掌握,本计算是依据 P. Bretagnon & J.L.Simon,Planetary Programs and Tables from—4000to+2800(Richmond:Willmann-Bell,1986),并在Macintosh个人电脑上进行的,此书的计算与较精确的DE 102 模式(需使用大电脑操作)所得的结果十分相近,所计算座标的不准度与过去的观测记录相较均不超过0.01度。),绝无发生月晕左角的可能,然牛只竟大疫,着实不可思议。其中极可能存有人为的因素,甚至令人怀疑是饲料或饮水遭人下毒所致。
 
      针对此一个案,本文拟先解释月晕左角的星占意义,以探讨古代星占家对此天象的看法,并检示牛疫与月晕左角的关系;其次,将依序叙述并推测此事件之经过;接着从天文知识的流传,以了解天文官与星占术之间的关系;最后则从其它个案着手,以期能对本文主题“星占对战争的影响”,进行较全面的探讨。
 
1 月晕左角的星占意义
 
      月晕是地球大气上层的结冰晶体折射月光所产生的现象,但古人却认为月晕是因“月旁有气”而由月亮直接产生的异象。由于月晕并不常见,故衍生出不少涉及风、雨、农、兵的占候内容,且其占辞往往与月晕所现星宿的星占意义有关。
 
      角宿只有左、右两星,左角属室女座ζ星、右角为α星。《史记·天官书》称:“左角理,右角将”,“理”就是法理,象征天下的法律与刑狱;“将”就是将领,象征作战主将的命运,引申为战事之顺利与否。因此,在占书中可发现诸如“月晕右角,大将军有病”、“月晕左右角,大赦”等类之占辞[3]。又由于角宿属东方苍龙七宿之一, 象征苍龙之龙角,遂引申成与带角动物相关,如牛、鹿之类。晁崇奏言角虫将死的角字,就是此意。
 
      根据唐代所编纂的大型星占百科全书《开元占经》中所载,月晕左角的占辞除“角虫将死”外,尚有“晕左角,左将军有殃”、“晕左角,大臣谋”、“月晕左角,有军,军道不通”等语。占辞既然如此之多,晁崇因何独钟角虫将死之说?
 
      在探讨此问题前,可先参较史上另一次月晕左角的天象,该事件发生于晋成帝咸和(公元326~334年)年间,据《晋书·艺术传》载:
 
      “咸和初,月晕左角,有赤白珥。(祖)约问(戴)洋,洋曰:‘角为天门,开布阳道,官门当有大战。’俄而,苏峻遣使招约俱反,洋谓约曰:‘苏峻必败,然其初起,兵锋不可当,可外和内严,以待其变。’约不从,遂与峻反。”由于左右二角星之间为太阳运行必经之路,故戴洋称此二星为天门。又因太阳象征君王,月亮代表大臣,故术家认为发生在人君行经之路的月晕,有以下犯上之象。按《开元占经》之说,月有赤珥或白珥,皆代表将出现兵丧事,期30或60日就会有兵起。戴洋或是采用“晕左角, 大臣谋”的占辞,并配合月晕天门、月有赤白珥之象,而推论官门将有大战。再则苏峻作乱之心,应早已为时人所疑,如中书令庾亮即尝曰:“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晋书·卞壶传》)。戴洋乃当时知名的星占家,与政要又互有往来,故应也侦悉苏峻的企图,遂借天象言之。
 
      同样地,晁崇是否因知悉牛将大疫,而在诸多占辞中选择了“角虫将死”,颇值得深究。次节将爬梳本个案之前后经过,以厘清事情的原委。
 
2 晁崇之降魏与思叛
 
      晁崇乃辽东襄平人氏(注:本节所述多依据《魏书》所载,如有引用其他史料,或这些史料彼此冲突,将另行注明。),其先祖世代史官,颇得家学,并以天文术数知名于时。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符坚大败于淝水后,北方部族趁机纷起独立,如拓跋珪之北魏、姚苌之后秦。慕容垂则据河北、山东、辽东等地建立后燕,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势力,晁崇因精于观天占星之术而被派任为后燕的太史郎。
 
 
      北魏原本称藩于后燕,道武帝登国九年(公元394年), 当做为此二国缓冲的西燕为慕容垂讨平后,魏、燕之间的冲突日益扩大,慕容垂遂遣兵伐之,晁崇亦随军出战。登国十年(公元395 年)的参合陂一役,后燕大败,数万军士遭坑杀,辎重、器甲损失无数,国力大伤,晁崇亦在俘虏之列。
 
      道武帝拓跋珪因初拓中原,颇留意人才,只要学有专精,莫不叙用,遂拔擢晁崇参与谋议,并接掌太史令。道武帝皇始元年(公元396年),拓跋珪亲领大军征讨后燕,晁崇亦随行。后燕虽顽强抵抗,但由于参合陂一役的损失过大而渐趋败势,各地守将纷纷降魏,后燕终于被迫退守辽东。稍后,拓跋珪诏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并迁中书侍郎(从三品官),仍兼任太史令。由此可知,拓跋珪对晁崇的专才甚为重用(注:据《隋书·天文志》记载:晁崇于天兴元年所制作的浑仪,竟沿用至唐朝:“史臣于观台访浑仪,见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周武帝平齐所得,隋开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诸观台之上。大唐因而用焉。”可见晁崇确有真才实用。)。
 
      北魏虽将后燕势力逼出中原,但另一劲敌后秦一直在西方虎视眈眈,特别是当姚兴即位后,为开拓疆土而四处征战,更构成严重威胁。所以,从皇始二年平定中原后,魏、秦的关系日趋紧张,拓跋珪为提防后秦进犯,乃诏并州诸兵积粮于乾壁(柴壁之北约20公里处)。就在双方对峙期间,后燕降将王次多忽又叛魏投秦,且暗地仍与晁崇和其弟晁懿往来,因此,崇之家奴密告拓跋珪,谓晁崇兄弟与王次多潜通,有叛魏之心。晁崇未能完全忠于新主的原因,应与拓跋珪凶残的性情攸关(注:拓跋珪征战四方,屡有屠城之事发生,如五原、三城、参合陂皆有其杀戮之痕迹,详见《魏书·太祖纪》。)。拓跋珪先前喜服寒食散(注:苏轼言寒食散之服用始于晋人何晏,可以“济其欲”,胡三省言寒食散可使性情躁扰,忿怒无常,详见《资治通鉴》卷115。《魏书·释老志》:“天兴中, ……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煮炼百药的目的不外乎求长生与强身,而寒食散既为流传已久之药方,且能“济其欲”,拓跋珪在天兴年即可能已服用此物。),行为因此偶有失控,甚至尝妄杀崔逞、李栗等朝臣(注:《魏书·太祖纪》:“(天赐六年,公元 409年)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归咎群下,喜怒乖常,……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这段史料虽在柴壁战役之后,但从第一句的“初”字可知拓跋珪早已服用寒食散;而从“自此逾甚”句,亦可知其病情先前已发作,且屡有击杀臣僚之事。崔逞在天兴初年,因修外交书信未按拓跋珪之意贬称东晋国主,而被处死,拓跋珪后来深为此事而悔之。李栗则在天兴三年因“积其宿过”而被处死。详见《魏书·崔逞传》、《魏书·李栗传》。),晁崇因而心生危惧。其次,当时汉人眼见华北政权的不时交替,对新成立的北魏仍感不安(注:如李密曾问其父李先曰:“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主也?”见《魏书·李先传》。),安身立命的抉择是他们首要重视的问题。所以在晁崇降魏前后,至少另有15位燕臣亦改事拓跋氏(注:这15人是贾彝、张骧、徐超、闵亮、崔逞、孙沂、孟辅、李沈、张超、贾归、慕容文、王次多、董谧、崔玄伯、李先。),然其中 7人却又叛魏离去(注:这 7人是贾彝、张骧、徐超、李沈、张超、慕容文、王次多。),无形中对晁崇的心理有所影响。
 
      天兴五年(公元402年)五月,姚兴遣其弟姚平伐魏, 攻陷乾壁,拓跋珪乃亲领大军西讨,姚平惧,退守柴壁。晁氏兄弟当时亦在参战之列,可见虽有家奴之密告,然拓拔珪仅存疑在心(史曰:“太祖衔之”),仍相当倚重晁崇的专业。十月,北魏在柴壁大破后秦,并俘其众3万余人,王次多亦在其中,旋被处死。若王次多在死前供出与晁崇往来密谋之事,则拓跋珪理应随即惩治晁崇之罪,然实际上并非如此,可见有关晁氏叛魏之事,应仍只存疑而尚查无实据。)
 
      柴壁战后,群臣力劝续平蒲阪,由于蒲阪若为北魏所陷,则渡黄河即可威胁后秦京师长安,这是极欲投奔后秦的晁崇所不愿见的。他于是谎奏“月晕左角,角虫将死”,欲利用拓跋珪迷信天文灾异的心理(注:《魏书·太祖纪》载天兴三年:“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帝亲览占经,多云改王易政,故数革官号,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灾应变。”又载天赐六年:“天文多变,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可见拓跋珪的迷信心理。),阻止他继续进军。即使拓跋珪接受群臣劝进,则事先奏明角虫将死,正可将“牛疫”发生的原因归诸于天,此正是天文官利用星占术遂其私图的主要手法。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晁崇不选用其他如破军杀将之类的占辞。
 
      尽管《魏书》记载拓跋珪就此撤兵,但《太祖本纪》载:“戊申,班师”与《天象志》载:“十月戊申,月晕左角,……丙戌,车驾北引”,二者记述内容颇异。按戊申为十月十三日,丙戌为十一月二十一日,两者相差38天之久,透露出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晋书·姚兴载记》另有完全不同的记述:“魏军乘胜进攻蒲阪(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姚续固守不战,魏乃引还。”即北魏确曾进军蒲阪(注:若欲了解交战二国的实际战争过程,参考与之无涉的第三国资料,其可信度应远高于交战之国。作者在此理念下判定《晋书》之记载可信,且《资治通鉴》亦采《晋书》之说:“乘胜进攻蒲阪,秦晋公续固守不战。”据《北齐书·魏收传》中所记,《魏书》所援引的资料几乎全是魏人著作,故拓跋珪征蒲阪无功一事,魏人很可能会因其有损君威而刻意略去不载。又《魏书·邓渊传》:“太祖诏渊撰国记,渊造十余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邓渊所作即起居注之类的史书,所以《魏书》中没有征蒲阪之事,很可能是邓渊根本未记载,或是拓跋珪下令不许记载,因史称邓渊“谨于朝事,未尝忤旨”。)。
 
      拓跋珪原本极度迷信灾异,但仍决定进军蒲阪,其原因可作如下分析:第一,角虫将死并非大凶之兆,且角虫何时将死犹是未知。第二,拓跋珪在6年前征战中原时, 曾在战场上遇到严重的“人、马、牛疫”,在兵力损失逾五成的情况下,仍坚持作战而获得胜利(注:皇始二年八月,拓跋珪亲征后燕之慕容贺麟于中山,史曰:“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在者才十四五。”详见《魏书·太祖本纪》。)。相较之下,角虫将死仅是预言,纵使发生亦不见得比上次严重。于是,拓跋珪接受群臣续平蒲阪的建议。
 
      然于进军途中,竟然真的发生牛疫,“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注:史料记载这段话的时间是在柴壁战后的班师路上,但前文推断魏军乘胜进军蒲阪,并未立即回朝,且晁崇又有意利用“牛疫”阻止魏军前进蒲阪,故牛疫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进军蒲阪的路上。又《魏书·天象志》载:“是岁,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魏书》不载进军蒲阪事,而以“上虑牛疫”作为拓跋珪班师的理由,然由于此牛疫是晁崇等人的杰作,所以若不夸大此次的疫情以让后人深信当时确有牛疫的发生,岂不显露拓跋珪受晁崇之欺的无能。换言之,若仅写着“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是不足的,于是又加上“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又,《晋书》连后秦发生地震都具载之,若此时天下牛果死十之七八,此等大事,《晋书》何以略而不载?)。因牛疫乃不可预知之事,晁崇却能预知,则他必是发生“牛疫”的关键人物。北魏虽并未因牛疫而停止部队的前进,但辎重粮草的补给必然出现相当程度的困难,所以,当与后秦在蒲阪短暂对峙之后(注:史料并未载魏军发兵蒲阪的确切日期,据《魏书·天象志》,若以十月十三日晁崇上奏月晕左角作为进军蒲阪的日期,十一月二十一日“车驾北引”是退兵的日子,中间相隔38天,扣除柴壁到蒲阪所需之时间,魏军至多在蒲阪停留约一个月。),又因北方的柔然蠢蠢欲动,迫使拓跋珪决定撤军。还次晋阳后,拓跋珪或想起晁崇家奴之言,以及牛只同日死于路侧的异象,于是派人详加调查,结果认定晁氏兄弟确有谋叛之实,遂赐他俩兄弟自杀。
 
3 天文官与星占术的关系
 
      晁崇应得知“制造”牛疫的阴谋,甚至参预其事,此乃相当严重的叛国行为,若为帝查悉,必然遭致身亡。王次多之死既未揭发其叛魏之心,晁崇何以甘冒性命之忧,伪造天象以阻止魏军进军蒲阪?本节将试从天文官与星占术间的关系加以剖析。
 
      由于历代皇家皆视天文学与皇族命运有密切关系,自然不愿太多人识得此术,以免挟天自重,蛊惑世人,成为社会与政治动乱之源,故历代多有禁习天文之律,甚至不惜以死刑作为威胁的手段。如晋武帝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即颁下“禁星气谶纬之学”之令(《晋书·武帝纪》),后赵石虎建武二年(公元336年),下令“郡国不得私学星谶, 敢有犯者诛”,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论(《魏书·肃宗纪》),隋唐以下对天文的禁制亦未曾稍歇(注:有关天文禁令的研究可参考:郑寿彭.北宋禁止传习天文等事之研究——宋代开封府之一“个案”研究.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7.10(6):47~57;朱锐.星占、谶纬、天文与禁令.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11(1):62~64。)。
 
      天文术数既为官方所垄断,且关系最密切的天子多不谙此技,再加上浓厚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故天文官藉机玩弄术数的空间甚大。此一有利环境,致使晁崇认为谎奏天象被揭穿的可能性甚低,值得行险以救蒲阪。
 
      晁崇伪造天象之举并非史上首见,如“荧惑守心”(火星留守在心宿,心宿即天蝎座α、σ、τ星)此一被视为对君王大凶的天象,历代文献共计有23次的记录,其中竟有17次不曾发生。这17 次无中生有的记录,其出现的原因当然不能均归咎于观测失误,绝大部分应是蓄意伪造!(注:天文官除伪造天象外,有时亦会蓄意隐略天象不奏,如西汉以来即有32次的荧惑守心未见记载。又如“五星连珠”,其星占意义是天下有明主出现。汉朝吕后与唐朝韦后时皆会出现此天象,且是过去数千年来最壮观的两次,但却不见记载。)更有以伪天象打击政敌者,如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 宰相翟方进为了“荧惑守心”而被迫自杀,依据推算,此一天象乃是伪造,有可能出自其政敌的阴谋,由于皇帝极信星占,翟氏迫于现实,不得不自杀以“塞灾异”。
 
      再者,隋炀帝大业(公元605~618年)初年,军国多务,太史令袁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现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此后,炀帝每欲征讨,袁充皆“假托星象,奖成帝意”。袁充伪造天象的次数似乎颇为可观,而伪造之迹亦颇明显,无怪乎后世史家评曰:“变动星占,谬增晷影;厚诬天道,乱常侮众。”(注:见《隋书·袁充传》:大业六年,天下盗贼四起,袁充为媚上而奏七则天象, 其中有4则为流星,一则为云气,此皆属事后无法查证之象,且其中“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的记载,亦与实际天象不合,由此可见其用心。)
 
      再者,后赵石虎为防止天文官员玩弄天文星占,乃在后宫另置女太史,教宫人仰观星象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宋朝亦有类似之措施,另置天文院,与司天监相互考校天象。天文院须在皇城未开之前将当夜的观象结果送抵禁中,待司天监之报告送达后,由有司进行比对。
 
      由上观之,历史上玩弄天文术数者并不罕见,故其中当另有不少影响军事的个案值得加以探讨。此外,若天文官据实上奏,而君王将领亦对星占抱持信任的态度,则对军事行动亦可能产生不小的影响。下文将就这两方面作进一步的论述。
 
4 术数家在战时的角色
 
      《淮南子·兵略训》云:“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古人心中之良将,除须熟稔人谋战阵、山川险易外,亦须知天;此天不仅是大气变化的自然天,亦是灾异屡降的神格天。然古今将者智愚不同,并非皆有太公、孙武之才,诸葛、李靖之能,是故古人认为战场上需有术数家以掌天时、知天意。
 
      术数家何时始涉军事,史料难考,唯《周礼·春官》说大史在出师时:“抱天时,与大师同车。”郑玄注曰:“大出师,则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由于东周时,史、巫的职务难分,同是掌理天人之间的各种事务,此得以参与战争, 《韩非子·说林篇》即记有楚国左史倚相参与讨伐陈国之事。
 
      又如《左传·鲁僖公五年》记曰: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焞CA64)),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晋献公问何时可攻陷虢国,卜偃依据童谣及当时的星象,推测应在丙子日。据颜师古之注,卜偃是“晋大夫主卜者”(《汉书·五行志》),可见当时若非派遣史官参战,则或另遣术数家担任幕僚。《天官书》有云:“兵革递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愁苦,臣主共忧患,其察图片祥、候星气尤急。”亦深刻描述出术家在当时战事中所扮演的角色。
 
      西汉对外战事颇多,天人感应的气氛也最浓厚,特别是武帝不断南征北讨,星占尤其盛极一时,《史记·龟策传》形容此时:“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老将赵充国奉命征讨西羌,在金城与之相持甚久。宣帝以天象利于出兵为由,下诏促战,诏曰:“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但赵充国并不因此躁进出战,反而上书谢罪,拒绝宣帝以天象干预,坚持依照既定计划。而后,大破西羌(《汉书·赵充国传》)。在此个案中,天文星占虽未对战争造成影响,但从宣帝的诏书亦知星占之术应颇流行。
 
      东汉董卓之乱时,献帝被迫西迁长安。其后,董卓为吕布所杀,长安陷入群雄混战的局面。兴平二年(公元195年), 献帝欲趁乱逃回洛阳,行至曹阳为李傕等追及,遂展开战争。王师先胜后衰,大败之余,献帝欲浮河东下而逃,太史令王立进言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三国志》卷1 注引张璠《汉纪》)太白犯镇星是“内兵”之兆(《史记·天官书》),太白、镇星犯牛、斗二宿,为“破军杀将”之征象[3], 荧惑逆行守北河,乃指往北渡河不利。王立或认为“内兵”、“破军杀将”等占辞既皆已应验,若再拂逆天象而北渡黄河,恐将难逃凶祸。献帝接纳其意见,遂改由轵关东出。根据推算,“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是真实的天象,但太白并未过天津,且荧惑亦未逆行守北河。然献帝无法判断所奏天象之真伪,反而据以决定逃亡路线,可见星占思想确实深植人心(注:经笔者初步研究,因为黄河在附近有险滩数十,渡河的风险极高,与其如此,不如行陆路东逃。虽有李傕等追兵,然欲迎天子的曹操,其势力范围亦在附近。根据《三国志》的记载,王立曾言汉将灭亡,晋魏当兴,后又在献帝面前,要求将国政委事曹氏。由此观之,王立早有叛刘投曹之心,故谎奏天象以使王师东行。)。
 
      南北朝因动乱频仍,故屡见太史令参与战事定策之例,如前赵刘曜光初二年(公元319年)伐黄石之役(《晋书·刘曜载记》)、 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伐慕容皝之役、后凉吕光天安二年(公元387年)伐乞伏乾归之役(《晋书·艺术传》)。北魏除晁崇外,另有太史令王亮于明元帝泰常七年(公元422 年)参与伐晋之战(《魏书·公孙表传》)。西魏关西大都督宇文泰每有征讨,太史令庾季才恒预侍从(《隋书·艺术传》)。可见胡人入侵中原以后,北方仍相当盛行军事星占, 不因外族的统治而有所不同。若从刘曜(公元318~328年)、石虎(公元335~349年)、吕光(公元386~399年)、北魏道武帝(公元386~407年)、明元帝(公元408~423年)、宇文泰(公元534~556年)(注:宇文泰虽未即帝位,然掌废立之事,实与皇帝无异。)等人的在位时间可发现,太史令参战一事极具绵延性,似已成为定例。
 
      除太史令外,另有不少其他身份的术数家亦经常影响军事决策,北魏崔浩可算其中佼佼者(注:《魏书·崔浩传》曰:“浩综核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太武帝始光四年(公元427年)议讨夏主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 唯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己,其占秦亡(夏之领土在陕西境内,依分野说属秦地)。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太武帝从浩之议,并领浩前去作战。后又议讨柔然,群臣均反对,唯浩赞成,太武帝迟疑不决,乃召浩与太史令张渊辩论。双方经过对天象一番争驳之后,张渊无言以对,太武帝因而说:“吾意决矣。”此四字正说明星占对军事决策之影响力。
 
      又如《北齐书》记载:王春“少好易占,明风角……高祖起于信都,引为馆客……其后每从征讨,其言多中。”另外,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之术的许遵,亦被东魏权臣高欢引为馆客。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公元538年),高欢在河阴遭遇西魏权臣宇文泰之部队, 许遵即在随行之列(《北齐书·方伎传》)。
 
      五代动荡之际,亦可在战场上发现术数家的踪迹,如后唐符存审部队中有通于望气之术者(《新五代史·符存审传》);后晋石敬瑭未称帝前,部队中有善筮者马重绩(注:马重绩后来任职司天监。)(《新五代史·马重绩传》);后晋李守贞部队中,以精于天文推步之赵修己(注:赵修己位至翰林天文。)为司户参军,守贞每出征,修己必从,军中占候多中(《宋史·赵修己传》)。
 
      元成宗尚未即位之前,靳德进常(注:靳德进官至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领司天台事。)随之辅军北边,凡占预攻战取胜之日,无不验者(《元史·靳德进传》)。明太祖、成祖屡因天文之变,诏边严加戒备,以防外患(注:可参阅《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据北京图书馆所藏之红格本《明实录》所校印之刊本)卷99、卷106、卷115、卷125;《太宗实录》卷19、卷51、卷58。)。明英宗土木堡事变中,王师未至大同,却已乏粮,诸臣请班师,王振不许,钦天监正彭德清遂以天象示警(《明史·曹鼐传》)。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抚宁侯朱永上奏,占候天文生朱广、杨昭,因于延绥之战有功,俱宜量升听用(《宪宗实录》)。乃至康熙皇帝北征,仍有善于风角之刘禄随行(《清史稿·艺术传》)。
 
      除上举诸例外,我们另可透过3本代表不同时代的著名兵书, 作为术数深入军事之证明,如先秦之《尉缭子》云:“今世将,考孤虚、占城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唐朝之《唐李问对》云:“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明朝之《草芦经略》云:“今日军中,动辄艳慕太乙、六壬、奇门遁甲、六丁六甲神将。”是故,长久以来,术数与军事间早有极为密切之关系,在此一强烈的传统下,扮演重要咨询角色的术数家,对军事的确造成相当程度之影响,此当是探讨军事史者所应加以留意的。再者,星占得否影响军事决策或军事行动,原仅与君王或将领采信与否有关,但由于部分术数家伪造天象,或如晁崇利用星占以遂私图,致使星占对战争的影响更加多元。
 
5 结论
 
      唐太宗曾问开唐名将李靖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李靖答道:“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不可废也。……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即其成功在人事而已。”李靖认为阴阳术数不可废,因为兵士的迷信心理是可加以利用的,此即如《淮南子·泛论训》所言:“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明确指出术数运用之妙,实存乎一心。
 
      李靖所指的术数,包括各种推算占卜吉凶之方法,按《通典·兵部》:“夫戎事,有国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训。其胜也,或验之风鸟、七曜,或参以阴阳、日辰。”由于战争乃攸关无数生灵及王朝兴衰之大事,故智能之士或占验风鸟、七曜、或观察阴阳、日辰,此即所谓兵家阴阳学。亦即除星占外,选择、风角、太乙、奇门、六壬、杂占等术亦经常用于战场,种类之多,实不胜枚举,这当是军事史的重要一环。
 
      柴壁之战中,“月晕左角,角虫将死”的预言,意指军事行动将遭逢辎重补给的困难。太史令晁崇提出预警,理应有功,然却落得叛国罪而被处死,颇令人费解。其次,以现代的认知而言,晁崇何能预知牛疫之发生,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这两个疑点,在证实晁崇伪造天象后,随即豁然开朗。晁崇或其党羽所“制造”之牛疫虽影响北魏对蒲阪的作战能力,但终不免为拓跋珪识破而招致杀厄,故其计划是失败的。然而这个例子在说明天文官的确有可能利用星占术影响军事行动,后秦国祚续延十余年的关键,或许即在此些微处,唯此已不易言之。
 
      晁崇之所以胆敢谎奏天象,实由于历朝对天文术数的严格管制,知者甚少,以及天人感应思想的弥漫,使其得以上下其手。晁崇并非史上唯一玩弄术数者,其他朝代亦有类似之个案,且术数家参与战争已形成一种惯例,故星占术对战争确有其影响力。
 
      拙文的首要目的,在于证明星占预言之“实现”,实多由于人为的介入。面对类似的记载,应先判断该天象可否回推,若回推证明天象为真,则预言可能是碰巧猜对(注:《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针对某一天象,各家自有其说法,碰巧猜对的可能性很高,可能因为史家只记下猜对的预言,遂造成一种某人预言神准的假象。);若为假,则所谓的预言应验必属作伪或附会。对于不可回推的天象,如星占事应过于巧合,则或应抱持怀疑的态度。此一研究亦证明星占始终与中国古代军事行动紧密结合,两者既共存数千年,则星占术对军事之影响,亦应是史家所须留意的。因此,当吾人在分析战争胜负之时,除须考虑兵力多寡、地理优劣、将领才具、战争物资、战略运用等因素外,对心理层面深具影响的星占,亦应列为析探重点之一。
 
叙拉古之惑
【把文章分享到 推荐到抽屉推荐到抽屉 分享到网易微博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搜狐微博
推荐文章
 
美国宪政中的宗教经验 \张坤
摘要:美国宪政中的宗教经验是在动态发展中演变形成的,它与美国宪政历程具有密不可分…
 
英国中古中期首席主教之争 \葛海燕
摘要:中古中期,英国两大教省坎特伯雷和约克大主教之间产生了首席主教之争。双方争…
 
作为法律之超理性背景的道德与宗教 \余涛
摘要:宗教因素尤其是基督教的影响,是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得以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可…
 
重新认识“宗教与社会”——以宗教对欧美社会、国家的深层影响为例 \张志刚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我们研究世界宗教现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发,如…
 
西班牙历史上的宗教宽容对现代地区冲突的启示 \周诚慧
摘要: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元文化时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已经加大了社会结构的密度,…
 
 
近期文章
 
 
       上一篇文章: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之争
       下一篇文章:从基辅大公到莫斯科大公——俄罗斯乌克兰纠葛前史
 
 
   
 
欢迎投稿:pushihuanyingnin@126.com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13-2014 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Pu Shi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声明:本网站不登载有悖于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公共道德的内容。    
 
  京ICP备05050930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