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是一个由清教徒创建并以清教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基督教国家，清教在美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基调和底色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尚未对美国新闻业的宗教渊源展开系统性研究。本文采用历史发生学方法，分析清教传统与美国早期新闻业的互动，在清教的视野下关照美国新闻业的起源，目标是呈现出美国早期新闻业的宗教底色，进而揭示出早期新闻业清教传统的变迁和上帝角色转型的深层原因。经梳理发现，现代新闻并不是个彻底理性化的、世俗化的产品，而是有着鲜明的清教渊源，从17世纪-18世纪中后期，美国新闻业中的宗教观经历了从“唯上帝论”到“理性宗教论”的转型。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建立在清教意识形态之上并为清教伦理所驱动。清教塑造了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基调。[1]目前大多数关于美国国家缘起、社会秩序形成、民主政治发展等的研究，都会提及甚至突出强调美国的清教传统①，而新闻传播史研究鲜有宗教源流的考察。正如宗教传播学者昆汀·舒尔茨所说，上帝问题是人类交流中的一个最古老、最永恒的问题，也是传播研究中最经常出现的主题之一。然而，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基本是沉默的。[2]本文所要做的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再次打破这种沉默。
从学术史看，托克维尔谈到了清教如何为美国报刊实践提供了民主与自由原则的支撑[3]；埃默里父子曾提及清教的商业文化如何为报刊提供了条件和需求[4]；大卫·斯隆主编的《美国传媒史》专辟一章交代印刷业在美国的发端，探讨了清教徒移民的印刷实践以及殖民地报刊时期宗教的报刊表征[5]；保罗·诺德建构了1815-1835年间美国大众传播起源的宗教叙事；[6]詹姆斯·凯瑞分析了传递观的基督新教渊源和仪式观的天主教渊源[7]；迈克尔·舒德森谈到了宗教对民主精神的传播如何间接地为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8]；昆汀·舒尔茨详述了基督教对美国媒体的影响以及上帝在传播研究历史中的重要性[9]。由此可见，对美国新闻业清教传统的追溯早已开始，但基本是碎片化的，尚未形成系统研究的局面，更没有揭示出美国新闻业特质的宗教基因，从而影响了美国新闻业起源叙事的完整性和客观性。
因此，本文在清教视野下关照美国新闻业的崛起，将清教徒移民的印刷出版事业纳入美国早期新闻史的范畴，意图呈现出美国早期新闻业的宗教底色，进而揭示出早期新闻业清教传统变迁的过程和原因。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发生学，即探究历史事物或现象如何发生的一种研究手段，“它关心事物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事物是怎么来的，它可以尽量不先入为主，进行价值评判，而只探究一切事情是怎么发生的”②，这种研究方法相对客观、纯粹，适合探究清教是如何与美国早期新闻业发生互动的。在“早期新闻业”的界定上，本文没有严格遵循现有的阶段划分③，而是把美国新闻业开始的时间节点前移，并将革命报刊实践也纳入进来，目的是相对完整地描绘出美国早期新闻业与清教传统的互动图景。
一、信仰、真理与教育：1690年前印刷文化的神意框架
美国新闻业的起点一般追溯至在1690年新英格兰第一份报刊出现，而在此之前，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移民已经开始着手殖民地的印刷事业，到本杰明·哈里斯创办《国内外公共事件报》时，新英格兰已经形成了基于上帝的印刷文化。从1620年分离派清教徒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到美国第一份报刊出现，清教徒对印刷品的认知与态度以及清教徒的媒介活动、社会活动展现出鲜明的清教色彩，我们将分析这时期上帝如何成为了印刷业的发展动机、终极目的与服务对象。
(一)建立“山巅之城”：印刷文化开端的信仰动机
17世纪20年代，部分英格兰清教徒为了躲避国王和国教会迫害而移民新大陆，④在这个过程中，清教徒移民与印刷品的关系非常密切。早在清教徒开始移民之前，北美大陆已经成为欧洲的重要新闻来源，大卫·斯隆分析了建基于印刷机的海外扩张文学和殖民鼓吹言论如何构成了清教徒移民的认知前提，而这一通过印刷和文字从事说服、鼓动与诱惑的，便是早期的欧洲探险家、地理学家以及一群躲避国内宗教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派新教徒。[10]印刷品建构了未来“山巅之城”的形象，“诱使欧洲人奔往新大陆，帮助他们了解路线，让他们感觉移民合法，是上帝赋予的使命。”[11]因此，印刷品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清教徒移民的先决条件。在移民过程中，清教领袖与清教徒移民与印刷品的渊源也颇深，1620年到达殖民地的两位清教徒长老威廉·布鲁斯特和爱德华·温斯洛，在移民之前就是印刷商，他们曾经为激进派清教徒出版过宗教类的小册子⑤。[12]据研究者对移民的日记和信件考察，大部分移民是带着印刷品来到美洲的，比如《圣经》、宗教读物、小册子、地图和其他各种印刷品，在横渡大西洋的过程中，他们依靠这些印刷读物度过枯燥的时光。可见，印刷品充当了移民过程辅助者的角色，是清教徒大迁徙活动的组成部分。移民所携带的宗教印刷品是信仰的凭借、精神的依靠，内心坚定的体现以及对上帝虔诚的彰显。
事实上，大迁徙本身根源于强烈的宗教使命感，第一，清教徒自认为是《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躲避迫害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纯洁教会从而实现自治；第二，清教徒移民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目的是建立一个神圣的《山巅之城》。从这个角度说，大迁徙是关系到上帝事业、人类未来和基督教世界命运走向的大事件。[13]因此，清教徒移民本身就是信仰虔诚的表现，而新大陆的不确定性强化了信仰的坚定性，并转化为清教徒的使命感。正如温斯洛普在船上对移民说的那样：“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14]温斯洛普的发言体现了清教徒对福音的虔诚以及对新生活的热情，信仰对人们的精神支撑变得无比重要，虔诚作为一种情感驱动力量影响了清教徒的行为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外界的事物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了有利于信仰的框架。
赫奇普思(Hedgepth)认为，对于英语新世界的第一批出版商来说，清教徒、宗教是社会的核心。因此，他们的媒体是为满足宗教信仰和促进宗教讨论而设计的。[15]在荒僻的新大陆，印刷带给了他们能量和确信，他们“感知着印刷文字的能量，亲身体验它的说服力……信赖它，阅读并使用它”，“在寻求精神身份和与上帝的联系的过程中，印刷是照亮他们心灵深处的明灯”。[16]印刷媒介被认为能传递上帝的声音，因此也被当作教化信徒的有利工具，因此，向印第安人“传教，成为当时新英格兰地区设置印刷厂的直接目的”[17]，清教徒艾略特促使英国成立了福音宣传公司，并主持出版了印第安语《圣经》。在众多的清教徒媒介活动中，马瑟家族极具代表性。理查德·马瑟牧师、英克利斯·马瑟牧师和科顿·马瑟牧师是马瑟家族的三代人，他们与美国早期印刷业渊源颇深。理查德·马瑟热衷于参与宗教生活与神权政治，并且参与撰写了《海湾诗篇》⑥；英克利斯·马瑟经常光顾波士顿的印刷所，并于1689年出版了大幅印刷品《新英格兰当前形势》；科顿·马瑟的出版活动最为丰富，他撰写布道词和历史专著，与波士顿的出版商保持着密切联系，为本杰明·哈里斯的《国内外公共事件报》提供新闻，并在18世纪初与詹姆斯·富兰克林的《新英格兰报》(就是否应该接种牛痘)展开辩论。
到达北美后的清教徒开始着手建立印刷出版业。1638年，清教牧师约瑟夫·格洛弗(Joseph Glover)在英格兰清教徒以及流亡荷兰的清教徒的资助下，将第一台印刷机引入马萨诸塞。清教徒在坎布里奇设立了殖民地第一个印刷所，从而开创了北美的印刷时代。从1639年到1713年，新英格兰地区⑦一般有两台，偶尔三到四台印刷机在工作，法律与宗教出版物比重最大；波士顿在1700年前有两家印刷所，但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超过了坎布里奇。[18]因为早期印刷所的经营者是清教徒，因此宗教在早期出版物中占比是最大的。[19]美国殖民地书籍史研究表明，17世纪80年代，波士顿的进口书籍与宗教有关的约占50％，有一位1700年去世的波士顿书商的财产清单里约2/3的书籍是宗教性的，这些书籍被科顿·马瑟牧师描述成“虔诚而有益的书籍”。他承认波士顿的确存在着大量有关宗教和教诲的书籍[20]，为了扩大影响，他还指导小商贩进口这些虔诚而有益的书籍。从殖民地印刷机的出版物来看，宗教始终是核心主题，波士顿大量翻印和盗印了英国清教徒的作品，光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就在北美出版50多次；坎布里奇的印刷机在1661-1663两年内印刷了200本印第安语圣经。圣经、赞美诗、祈祷书、教义问答等印刷品是比重最大的，其次是些实用性小册子、法律类小册子、有关生活之道的小册子、学校教科书等。
移民初始，清教徒的印刷媒介实践导致了清教印刷文化的形成，在强烈的宗教动机下，印刷品成为信仰的工具、传教的手段，但这些宗教出版物同时构成了美国印刷文化开端的标志。因此，可以说，以宗教为初始动机的移民运动，导致了新英格兰印刷文化的开辟。
(二)获知上帝真理：印刷作为服务上帝的手段
17世纪，除了用于维系自身信仰以及向印第安人传教，清教徒还在其他方面娴熟地利用了印刷文化的威力。这包括，第一，利用印刷品澄清谣言，颁布印刷令限制谣言，以此辅助殖民地治理。温斯洛普本人就是利用印刷品对付流言蜚语和失实报道，从而辅助殖民地治理的典型，移民初始的新英格兰充斥着各种谣传，身为马萨诸塞湾总督的温斯洛普抱怨说失实报道太多了，导致人们什么都不敢相信。在法国和英国在新英格兰陷入土地纷争之时，温斯洛普通过颁发印刷令的方式表明了英国的外交意图，粉碎了法国人之间流传的言论。第二，以报纸的形式阻止或净化不实报道，提供殖民地新闻和澄清事实。殖民地清教领袖英克利斯·马瑟牧师则是利用印刷品辟谣和保障消息真实性的典范，他创办《新英格兰当前形势》过程有力地说明了这点。当时，他正打算前往英格兰恳请政府颁发新的特许令以取代旧宪章，出行前，殖民地流传着各种谣言，他意识到通过创办一份报纸来澄清英国之行的事实是必要的，该报创办的初衷正是“出版此报以正视听”。第三，利用印刷品进行公众辩论，与天主教徒或其他清教徒进行争辩，澄清教义的含义，消除圣经的分歧。1640年代，新英格兰的教义纷争日益激烈，清教领袖组织召开了1646年神职人员大会，大会就求助于印刷出版进行说服与教导达成共识。1662年，清教领袖组织出版了《关于受洗礼者和教会间联合的建议》，充分肯定了印刷文字在探讨宗教观点中的价值。1663年，一本名为《再谈真理的探索》的书提到，“观点的多样化就等同于和谐和友善”，“把持异议者的见解公之于众以使人类须臾不离真理是自己的道义”。[21]
那为什么清教徒重视印刷品参与论争、探索真理的功能呢?清教徒认为，虔诚与真理是一回事，信仰为获取真理提供力量，理性又为上帝意志提供论证[22]，因此，在清教徒的观念世界里，信仰与真理本就是一体的。赫奇普思提到，清教徒领袖曾在一份出版物中解释说，通过印刷的文字，可以更好地扫描和了解教会中的每一个特定的人。[23]17世纪60年代，印刷商的印刷品、出版商的出版社已经向各个派别开放(前提是将异端邪说排除在外)，出版商认为自己的媒体是适合进行宗教讨论的，读者可以通过印刷文字上的宗教观点，对教会和上帝的本质得出重要的结论。对出版商来说，在新闻界发表所有观点都是真正的宗教义务，新闻界必须在所有宗教争论方面发挥作用。有一位清教徒出版商写道，“各种各样的判断可能与各种各样的矫揉造作统一在一起。在听到双方谈话之前就判断一个原因的人，尽管他应该做出正确的判断，但他不是一个公正的法官。我们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这里所呈现的东西”，而且，“让不同意见的人知道是出版商的道德义务，通过隐瞒信息，出版商可能会无意中把真相从人类身上抹去”。[24]一方面，清教徒印刷商、出版商认为将宗教争论媒介化是自身的道义；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宗教争论中观点的多样化是获得真理的保障。可见，清教徒移民充分利用了印刷品在呈现宗教辩论、平衡多方观点、澄清事实真相、理解上帝旨意等方面的功能或作用，将印刷品当作了认识上帝、追求上帝的普遍真理的途径、手段和工具。因此，印刷技术为信仰和真理提供了媒介化的契机，印刷媒介为信徒赋予了一种可能性，即追求并实现上帝真理的有效途径，于是，印刷品成为彼时新英格兰所有思想和观念物质化的平台，成为集中展示、竞争、辩论的公共空间。斯隆将早期清教徒的这种媒介认知作了如下总结：
印刷品让人们阅读并且深受影响的力量很强……是寻求永恒真理的工具……大众传播所能涉及的领域广阔……可以通过出版布道词、神职人员传记、宗教题材的长篇著作、《圣经》《教会问答手册》、宗教问题探讨，以及对异教和其他宗教的应答及质疑等印刷品来教化人性……活着就意味着对真理的不懈求索而印刷文字就是令人敬畏的、强有力的求索工具……必须通过说明、争执、重申和辩论才能深刻地理解上帝的旨意。[25]
(三)用教育彰显基督荣耀：印刷文化壮大的受众凭借
重视教育是英美清教徒的典型特征，佩里·米勒曾提到，在英格兰，最关注正规教育的是那些有清教倾向的人[26]，清教徒认为，“老骗子撒旦的主要伎俩是使人远离圣经知识，挫败撒旦的方法就是教育人阅读查考圣经”[27]。清教徒移民在其作品中明确写道：“在上帝把我们安全送到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已经修盖了自己的房屋、制造了各种生活用品、修建了礼拜堂，并且组织了自己的地方政府。下一步便是为了子孙后代的繁荣昌盛，需要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了。”[28]因此，马萨诸塞殖民地一经建立，殖民地教育便提上了日程。
1635年，波士顿地区举行公民集会，创立了拉丁文法学校；1638年，殖民地第一所印刷所开办，该印刷所的开办是清教徒教育规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哈佛学院印刷宗教读本或教材。为了实现清教徒教育行动的制度化，马萨诸塞议会在1642年、1647年颁布了两部《学校法》，详细规定了家庭和村镇的教育职能和具体责任⑧，其他殖民地纷纷效法颁布了各自的《学校法》，在制度和规范的保障下，新英格兰基础教育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从教学内容看，家庭教育包含了拼写、阅读、写字、算术和女红，小学教育包括了读、写、算，以识字教育为主，辅之以道德教育，文法学校的教育内容则主要是古典文化知识，宗教因素相对较少。从基础教育中，我们没有看到太多宗教性的色彩，基础教育的目的基本是使儿童成为具备人文主义思想的“圣书的子民”，带有更多世俗性、务实性、普遍性的倾向，显示了清教徒移民对提高整体文化水平的自觉；在高等教育建设中，其宗教目标相对明确，其中一项是“培养出度化世人灵魂、规范世人社会行为的合格牧师”，使他们既拥有专业知识，同时能够捍卫清教信仰以实现清教信仰的传承。高等教育的宗教性，还体现在清教徒移民力图将人文学科知识整合进圣经，他们认为，七门人文学科组成了一个圆，而圆的中心是上帝。当然，他们并没有把哈佛学院只作为服务于教会或宗教的地方，事实上，17世纪只有大概一半的毕业生成为了牧师。因此，尽管清教徒移民兴办教育的动机是宗教性的，但教育的实施则显示出了某些世俗性与非宗教性。
清教教育观及其教育活动，为美国早期印刷文化的发展与壮大所需的读者条件提供了支持。首先，新英格兰对教育和文化传播的重视，使波士顿成为文化交流中心，思想与观点的流动性较高，给第一份报刊(1690年《国内外公共事件》)的诞生提供了文化基础；第二，马萨诸塞殖民地识字率最高，北方(主要是东北方)的识字率高于中部殖民地和南部殖民地，为当时的书籍市场和后来的报刊市场提供了读者；第三，识字是当时政治参与的前提(比如殖民地的竞选活动)，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政治参与质量的保障，对公共事务的兴趣是参与政治的动力，关于教育对民主和自由的推动，埃默里父子提到：“这个地区正在培育一类新的公民，将来在一个富于进取精神、拥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出版业的支持下，他们就会在美洲扩展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疆界。”[29]
总体看，17世纪的清教还相当地神学化，比如对“罪”、救赎、预定论以及对皈依的关注。清教徒移民的媒介活动基本处于清教的话语框架下，并从上帝和圣经中获得合法性，印刷品成为清教徒社会实践和宗教实践的一部分。宗教信仰是媒体活动的目的，印刷媒介因适合宗教辩论和追求宗教真理而存在。因此，上帝构成了印刷文化兴起的宗教动机、终极目的和服务对象。但某种世俗化潮流也开始显现。
二、从反叛正统到公共利益观形成：美国早期报人清教观的转型
17世纪末开始，美国进入了定期报刊阶段，从本杰明·哈里斯的《国内外公共事件》到约翰·坎贝尔的《波士顿新闻信札》，从詹姆斯·富兰克林的《新英格兰报》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公报》，美国早期报刊中的清教传统发生了变化，并通过报人对正统清教的态度以及办报活动体现出来。
(一)从铭记圣意到造反精神：报刊宗教色彩褪变的开始
哈里斯是一位英格兰的再洗礼派⑨教徒，作为一个辉格派政治家和出版商，他参加了英格兰清教与王权、国教会的斗争，在英国有着30年的印刷出版经验，他多次为自由鼓与呼，曾几次因批评英王查理二世而入狱。1686年来到波士顿后，他先后开办书店、咖啡馆⑩，出版年鉴、文学作品与教材读本，积累了新大陆的出版经验，在“拥有了支持新教事业的能力”后，他“开始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30]为了“那些值得铭记的圣意天道不致被忽略甚至遗忘”[31]，他创办了《国内外公共事件》报。他在发行计划中谈到，“天赐神意的重大事件不可被忽略或忘记，因为这些事件时常发生”，[32]可见他对宗教问题的重视。哈里斯还是个宗教阴谋论者，他的忧虑和偏见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印第安人的报道中，他指责殖民地政府(正统清教势力)卷入印法纠纷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行为，并由此导致事件报遭到殖民地政府的封杀。哈里斯将“铭记上帝旨意”作为办报目的，与他的英国出版经历、政治活动参与以及彼时殖民地浓厚的宗教氛围密切相关。在报刊的编辑方面，他把向公众提供有益信息看作报刊的功能；他认为新闻报道要真实，要添加信息源并及时更正谬误，要细致彻底地观察新闻事件以此保证忠实叙述；他谴责出版商恶意捏造新闻，并鼓励公众曝光这类虚假新闻。布莱雅曾对此评价道，哈里斯拥有良好的新闻价值判断能力和很好的新闻写作风格。[33]可见，哈里斯的办报初衷虽是宗教性的，但他已经敢于批评正统清教势力，并表现出了办报思想与理念的成熟性。
坎贝尔的《新闻信》长期作为官报存在，与殖民地政府的关系相对保守。一方面，新闻信的编辑采写体现了坎贝尔作为一位清教徒的人格特质(11)；另一方面，坎贝尔的新闻观念表现出了对新闻规范的坚持与公众利益的强调。据布莱雅描述，他艰苦细致又保守枯燥，具有一丝不苟的精确和不容置疑的认真，他不放过任何一个逗号的错误，也会在新闻事件后添加具有指导性的评论，他谨慎地以事件线索和时间顺序编辑新闻，并因信息的延迟向读者作出诚恳的解释。新闻编辑与出版，对他来说是一份工作事项，他对待新闻工作的态度，就像其他清教徒对待自己的工作一样，清教徒严谨、认真、细致甚至禁欲式的生活方式体现地淋漓尽致。在报刊观念上，他强调对国内外事件的真实记述和防止不实报道；承诺为公众利益发行，在经营困难时寻求政府拨款，依靠社区责任意识而不是利润坚持发行；在搜集信息的方式上更为多元，以此服务于真实记述的目的。[34]总体上，坎贝尔的清教态度上仍然是相对保守的，在报刊编辑上具有鲜明的清教烙印，他为了公共利益而坚持真实报道，已经显现出了公共利益观的萌芽。
到詹姆斯·富兰克林这里，报刊(《新英格兰报》)表现出了对正统清教势力的反叛以及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决心。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在自传中描述了富兰克林家族如何从信奉英国国教转变为信仰新教并搬到新大陆，当时，詹姆斯·富兰克林所属的群体是波士顿的圣公会(英国国教安立甘宗)群体，宗派成分在该报的创建时就缠绕其中。首先，该报是在同情波士顿清教徒的圣公会信徒的支持下创办的，整体上是一个精英取向的报纸，该报与这些圣公会信徒来往密切，“这些绅士们经常到印刷所来”[35]，并为《新英格兰报》提供稿件。其次，这个群体与清教领袖英克利斯·马瑟及科顿·马瑟进行过论战，双方分别以《新英格兰报》和《波士顿公报》为平台进行辩论，围绕的主题是是否应该接种天花疫苗。(12)《新英格兰报》的文章通俗甚至有些低俗，带有对清教领袖的人身攻击色彩，面对新英格兰报的指责，英克利斯回击道，“一些糟糕的价值判断将在这个地方产生，上帝将愤怒”，富兰克林“将很快出现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他会如何向上帝解释印刷如此粗俗又可恶的文章呢?所有对这份报纸的帮助者都是“原罪分担者”，因为《新英格兰报》是一份“邪恶的报纸”。[36]《新英格兰报》采用讨伐式的报道、富于戏剧色彩的撰写形式，被埃默里形容为一份“有造反精神”的报纸。詹姆斯·富兰克林认为：“当一张报纸在为公共利益服务中敢作敢为、而且又有趣易读时，它将得到足够的支持，能保护自己面对强大的敌人。”[37]可见，他把报刊理解为了对抗正统清教势力、维护公共利益的有力工具。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反叛精神同样值得关注，他自小接受的是虔诚的非国教徒教育，养成了一种怀疑与质疑教条的习惯。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坦言自己是长老派教徒，又说自己是彻底的自然神论者，还因发表过对宗教问题欠妥的言论被认为是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他批判某些清教教条，否认圣经实质上的重要性，还经常批评指责那些傲慢自负的清教政治领袖。富兰克林在自传中谈到多次阅读班扬的《天路历程》，并形成了对上帝的基本认知，即上帝不仅存在，而且创造了世界，并按照他的意志统治世界，他是智慧的源泉，是信徒获取智慧时正确的和必需的恳求对象。从他对待清教和上帝的态度来看，的确如他所说，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实际上是清教与理性主义撞击的产物，虽然承认上帝的存在，但认为上帝创世后就不再干涉自然规律，于是上帝的意志被削弱了。[38]
(二)报刊公共利益观的形成：清教道德观的转化
事实上，富兰克林既接受了英国虔诚的清教徒如约翰·班扬的思想，也深受斯蒂尔和艾迪生等政论家的影响，同时还受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他的宗教观融合了古典共和主义、欧洲启蒙思想、英国自然神论、英国自由主义以及正统清教主义。然而，富兰克林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开创了一种“无教义、道德化的基督教”[39]，尤其强调清教徒的道德。他列举了13种他认为清教徒应该遵守的合理的品德：
节制，食不能过饱，饮不可过量。沉默寡言，避免无聊闲扯，言谈必有利于自己他人。生活秩序，把每一件东西都安置的井然有序，每件日常事务在定期内完成。决心，当做必做，切忌半途而废。俭朴，花钱必须有利于己人，不能浪费。勤勉，不能浪费时间，做有益的事，终止不必要的活动。诚恳，不骗人，思想纯洁公正，说话诚实。公正，不做损人之事，不忘记履行对人有益而且你应尽的义务。中庸适度，避免极端，以德报怨，善于容忍。清洁，身体衣服住所力求清洁，注意个人形象。镇静，不因小事惊慌。贞节，为了健康，节制房事。谦虚，仿效耶稣或苏格拉底。[40]
他的13条要求鲜明地体现了清教徒对节制、中庸、禁欲、诚恳、秩序优先性等的追求，从内容上看，富兰克林的道德伦理观无疑是清教徒式的，[41]是典型的新教伦理或清教伦理。事实证明，富兰克林在报刊活动中践行了这些清教道德与伦理。
第一，报刊中立观是节制与中庸的体现。作为一名印刷商人，他极其重视自己的名誉和声望，拒绝让公报成为“公共马车”(即只要客户付钱就发表客户要求的内容，不管是否涉及诽谤或攻击)，从而开创了编辑独立的传统。他在编辑报纸中非常谨慎，杜绝刊登带有诽谤性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拒绝承担散播诽谤的责任(13)，他认为这种行为会让国家蒙羞，而且违背了向订户提供有益和有趣的东西的承诺，对读者是不公平的。他鄙视用虚假指控粉饰报纸的印刷商，某些发行人“为了满足个人发泄怨恨的要求，就会毫不犹豫的搬弄是非，污蔑毁谤我们中间一些品德最优秀的人，引起矛盾，甚至引起决斗。有些报纸甚至随便刊登文章，对邻国政府，更有甚者对我们最好的盟国进行谩骂攻击，这种举动可能会引起最恶性的后果。”[42]
第二，新闻工作观是禁欲主义工作伦理的体现。富兰克林极具禁欲主义品格，秉持着勤恳是致富和成名的方式的原则，勤奋地对待印刷事务，节俭而朴素，害怕因休闲娱乐耽误工作；他阅读屈里昂的书后开始素食，以一个有罪的人的姿态去工作，认为有节制的饮食有助于思维敏捷；他严格要求公报的印刷和发行，曾因装版后发现错误而重装，这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造就了富兰克林的声誉，也促成了公报的成功。事实上，他对待报刊工作的态度，与其他清教徒对待工作的态度并无二致，是清教徒工作伦理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他所提的“印刷商的道德”也是“作为基督徒的道德”，是基督徒社会行动的道德和神学基础。
第三，报刊的道德宣传观是清教美德观的体现。他将报刊当作传播道德观念的工具，认为报纸也是传达指示的一种工具，他曾反复阅读斯蒂尔的《旁观者》并模仿后者的写作风格和词汇技巧，在公报上转载《旁观者》或英国其他道德作家有关伦理道德的文章，将《可怜的理查德》(14)作为道德武器，同时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道德短文以影响公众。在他看来，“印刷业应该是良好举止的天堂，是读者的向导和道德灯塔”，“新闻界有责任鼓励公众道德”[43]。
第四，报刊的公共参与观是清教社会责任观的体现。富兰克林创办了一个旨在促进交流的社团(junto，翻译为蜜社)(15)，该社团与公报联系紧密，互动频繁，社团成员讨论的主题经常出现在报刊上，私人共同体的交流议题借此实现了媒介化，成为公共议题，提升了报刊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另外，社团成员经常为公报介绍印刷业务，增进了后者的盈利能力，平衡了其公共追求导致的盈利短板。富兰克林已具备利用报刊推动公共服务项目的意识，他曾试图通过在报纸上写某个话题来装备人们的思想(16)，他认为，报刊具有思想动员的功能，“是为劝服效果和社会压力的产生而作的前奏”[44]。
第五，个人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观是清教徒的团体观(或契约观)的体现。舒德森认为富兰克林式的公共领域是以商业利益和商业主义思维为基础形成的，从美国新闻业发端时开始，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两条意识形态线索便交织在了一起。[45]从历史事实看，富兰克林较好地处理了利用印刷品实现个人生存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关系。对神圣团体中公共利益的强调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不追求公益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他重视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但也没有以牺牲自我的生活为代价，而是实现了一种权益和责任的融合，如威廉·珀金斯所说，我们可以为“养家糊口”而工作，而“我们生命的真正目的是侍奉上帝、服侍人”。[46]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早期新闻业清教传统转型过程中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富兰克林并没有彻底逃离清教的框架，他为上帝保留了位置，将清教道德观转化到了新闻活动当中，并把坚持公共利益观作为基督徒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对正统清教势力、圣经与教条等的质疑与批评态度，基于清教道德标准的新闻观念与报刊实践，对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协调，以及他作为费城“活的公共领域”所从事的公益活动，都意味着新闻业中的清教传统发生了转型，上帝之于新闻业的重要性与17世纪相比淡化了，上帝不再作为新闻业的权威凭借、出发点或终极目的，而是成为了新闻业质疑、批评与反思的对象，清教开始以新的形式存在于报刊当中。
三、激进报刊与言论自由：新闻业理性宗教观的初步形成
17世纪末到独立革命时期，清教开始了世俗化、公共化、民主化和自由化转型。“山丘之城”的宗教梦想逐步转化为政治和道德的目的；“宗教宇宙观没落了，世俗国家生活方式的崛起了”[47]；清教徒越来越强调作为政治的人(而不是作为虔诚清教徒)的权利，政治权利与宗教权利同样神圣不可侵犯。18世纪中期，宗教热情的淡漠引发了宗教界的大觉醒运动，同时，伴随着欧洲启蒙思想在殖民地的传播，新英格兰形成了情感与理智、虔诚与理性两条思想之河，二者共同影响了独立革命时期的新闻业。
(一)报刊立场的激进：大觉醒运动唤醒的战斗精神
基督教本身具备革新精神，保罗的书信强调改革是改良和革新，是创造新事物的过程，革新的意识在欧洲宗教改革中也得到彰显，改革从未脱离皈信而独存。因此，大觉醒运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宗教精神的唤醒，并不是全新的关于激情的起源。
大觉醒的牧师之一乔纳森·爱德华兹认为，复兴是上帝的工作，是伟大、神圣和光荣的。爱德华兹深谙基督教思想的知识结构及宗教神话的意义系统，擅长运用基督教文化中富有想象力的资源，[48]用新的探讨方法和视角来阐发理念，从而赋予了古老的教义以合理性的外表。他将神圣的爱作为基督教的核心，认为这种爱既是情感、激情或意愿的一部分、一种类型，也是对某些精神性的、超自然的、神圣化的事物表达的喜欢或排斥情绪，虔诚而非中立才是真的宗教。[49]，这种诉诸情感而非理性的方式，烘托了一种宗教激情和“战斗精神”(17)，它无比激进、爱憎分明、敌我清晰，它鄙视中立、保守与谨慎的人。[50]爱德华兹写道，美洲新大陆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一个新的和最光荣的上帝教会能够在这里开启，在这里，上帝不仅可以创造一个新天地，还可以在此缔造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51]可见，大觉醒运动同时复兴了建立山巅之城的理想，重申了被上帝拣选的民族意识。爱德华兹的布道善于利用意象，同时又面向广大群众，从而在殖民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对人口中的下层阶级影响重大，同时，大觉醒面向的是处于公共框架中的个体，强调对神的个人判断和直觉感悟，结果，虔诚赋予了个体向教会和行政当局提出挑战的勇气，为独立革命的发生作了个体意识方面的准备。
殖民地印刷商在1765年左右发生了激进的转向，这一年，英国议会开始对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印刷商、律师、商人等群体首当其冲，他们以印花税降低了行业利益以及侵犯了新闻自由为由，愤然抗议英国议会及其殖民地代理人。事实上，当时的新闻界并非都如此激进，而是从整体上呈现出激进性。1765年到1767年，新闻界分化出了激进爱国派，比如塞缪尔·亚当斯、托马斯·潘恩；北美辉格派，比如约翰·狄金森，大部分印刷商持这种立场；北美托利派，比如詹姆斯·里文顿。在报刊界三股力量博弈中，激进派逐渐占据上风，其报刊和小册子主要进行舆论宣传、鼓舞士气、揭露英国腐败、刊发战争消息、制造阴谋论，他们饱含激情、鼓励政治革命，狂热地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真理，在新闻报道上偏激、缺乏公正以及背离事实；但在维持殖民地民众的战争兴趣、培养团结意识以及推动革命进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那大觉醒运动如何影响了激进报刊呢?首先，没有不迎合读者的报刊，马凌指出，独立革命前，报刊积极响应了读者对政治的热情，其中的逻辑是，“读者越激进、印刷商就越大胆”，[52]大觉醒带来的整个殖民地的意识觉醒，某种程度上增长了报刊的激进性。报刊介入独立革命是整个殖民地国家主义、民族意识增强的表现，印花税是直接原因，是报刊政治意识发泄的突破口，而大觉醒运动带来的意识觉醒可能是更深层的原因；其次，塞缪尔·亚当斯利用“时事新闻报”(18)煽动殖民地反对英国的舆论，托马斯·潘恩利用《常识》激起民众的革命理想和反抗意识，革命鼓动家利用报刊发表阴谋论，制造斗争对象，营造革命氛围，以激情和狂热对抗理性和客观，这跟大觉醒运动的情感修辞策略非常相似，大觉醒运动的布道风格为激进爱国报刊的宣传策略提供了样板；最后，激进爱国派以偏激的论调确立自身立场的合法性，以激进、战斗和敌对的姿态对待异己力量，拒绝任何保守主义倾向，攻击中间立场的报刊，导致中立的托利党印刷商、辉格派印刷商被迫加入激进阵营或者停刊，这种令人惧怕的疯狂的破坏力量，正是大觉醒运动唤醒的基督教战斗精神的体现。因此，我们说，大觉醒运动对战斗精神和个人意识的唤醒，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印刷商和出版商奋起反抗，为革命鼓动家们提供了激情宣传的策略，同时也为激进报刊带来了破坏性的示范。
在18世纪清教世俗化的潮流中，大觉醒运动貌似是信仰的回归，但是，虽然它的初衷是宗教性的，但更多地造成了世俗的结果，包括公众思想意识的变化、对政治与宗教权利的追求、个人主义的增强、独立判断和自立精神的增长等等，间接助长了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政府的反抗，其所倡导与采用的布道方式，某种程度上为激进派报刊发挥宣传鼓动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报刊思想的激进：自然神论作为论证依据
独立革命前的美洲新闻业在当时美洲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逻辑下运转。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认为，在英格兰激进政治家思想理论的影响下，殖民地居民在独立革命前十年，便形成了极端理想化和概念化的观念，反映在报刊上则是观点的多元和激进，报刊反过来从整体上带动了殖民地的信仰和态度的转变，这挑战了传统的权威。[53]独立革命宣传初期，报刊捍卫的是作为“美利坚的英国人”的权利，但后来报刊反对的是整个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诉求也从仅仅维护权利到谋求独立，维权依据从宪法到自然法则，报刊与小册子上体现出了更多的平等、自由、民主气息，报刊思想变得激进，这与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在殖民地的传播分不开。
启蒙思想(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欧陆启蒙运动)在北美的传播不是突然发生或短期存在的，而是有着较长的持续性，且有着多种形式(19)，苏格兰和爱尔兰出版业者大量移民美国，并进口、出版、重印了大量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作品，激发了殖民地读者的公共精神、阅读和思考的天性，从而促成了美国的启蒙运动。[54]牛顿的自然科学思想导致了北美民众对新科学的兴趣及对智力的重视，这一点从B.富兰克林热衷于科学实验便可以发现；从倡导新科学的查尔斯·昌西牧师那也能发现，“人是有智力的有道德的行动者，它本身有能力和自由，可以行使意志，也可以有所作为”。[55]洛克的自然神论思想则启发了革命宣传家和建国之父们的“天赋人权”(20)意识，这一点从出版商约翰·迪金森对权利的论述就能发现，权利是“按照神的旨意归属于我们的，神意建立了我们的自然法则。这些权利同我们与生俱来，存在于我们身上，而且任何人力也不能从我们身上夺走……它们是建立在永世不变的理性和正义准则之上的”。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也能发现，“人类的神圣权利不是能从旧羊皮纸文件或发霉的记录中查找出来的。它是由上帝之手像是一束阳光写在人类本性的全书中，永远不会被人类的力量擦掉或掩盖”[56]。18世纪中期，针对当时的大觉醒运动，反复兴人士以理性攻击前者的唯情性。主张虔诚的大觉醒运动与强调理性的自然神论，构成了关于宗教理解的两条河流。自然神论是理性宗教的体现，结合了上帝的启示与人类的理性，将神启宗教变为了理性宗教，并形成了围绕“上帝”“天意”等话语单元的理性主义宗教象征体系，在革命期间及之后广泛传播，成为建国之父们熟练使用的论证资源。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呼吁“自然法和自然神的法”，“我们坚定地信赖神明上帝的保佑，同时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来支持这一宣言”。[57]除了杰斐逊，当时的詹姆斯·威尔逊、约翰·亚当斯、汉密尔顿以及其他的报刊作者、小册子作者，普遍采用自然神论的话语表达天赋权利的观点。
自然神论思想被广泛用在了革命家对报刊言论自由、报刊自由的论证中。在独立革命前十年，美国思想界、新闻界进行了深入的政治辩论，舆论导向从实现与英国公民同等的权利和自由(21)，到摆脱英国政府统治实现上帝赋予的权利和自由。殖民地精英对自由的呼吁是前所未有的，并涉及到多个维度，包括权力斗争的维度、天赋人权的维度以及法律的维度(22)。据笔者考察，独立革命前后的新闻自由思想大概呈现出如下特征：自由作为一种煽动革命的口号，常见于激进派报刊，并成为爱国派进行革命动员的工具；自由被认为是上帝的赋予而不是来自于世俗政权；对自由的倡导以及实践自由的行动均体现出了相当强的激进性、理想化和绝对性色彩；既用自然神论的“天赋人权”论证自由的来源，也利用人类理性为宗教自由进行辩护，上帝与理性、大觉醒与启蒙运动，在自由这个问题上获得了契合点(23)。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托马斯·杰斐逊对自由的阐述上，一方面，他受约翰·洛克自然权利理论的影响，认为人存在着天赋的自然权利，比如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生命权利等，权利的授予主体是上帝，政府则是负责保护人民的这些权利，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另一方面，杰斐逊认为人类的理性有助于宗教信仰，在他起草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中，他列出了多条真理为宗教自由辩护，并认为可以通过理性提升信仰，在此，人类理性与宗教自由实现了统一。
现代新闻学家们研究美国的新闻自由生成史时，一般追溯到1778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其中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如此经典以至于后人不得不引用，而忽略了1776年乔治·梅逊拟写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以及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共同努力推进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是1776年独立战争爆发后弗吉尼亚州拟定的宪法及法案，这份有关公民权利的声明的第十二条写道，“出版自由乃自由的重要保障之一，绝不能加以限制；只有专制政体才会限制这种自由”。最后一条(即第十六条)说道，“任何人都有按照良知的指示，自由信仰宗教的平等权利”，[58]这项声明将宗教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明确列为公民权利之一，并宣布了宗教自由的原则，对美国自由制度的确立乃至法国大革命起到了启发作用。
1776年，弗吉尼亚州发布了论述政教分离及信仰自由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这份法令在开头即宣称，“全能的上帝既然把人类的思想创造成自由的；所以任何企图影响它的做法……结果将只是造成虚伪和卑鄙的习性，背离我们宗教的神圣创始者的旨意”，[59]“人的自由是上帝的旨意”这一观点成为整个论述的核心。它从基督教的教义中推导出了自由信仰宗教的原则，提出人类思想的自由是上帝创造的，任何对自由的限制和迫害都是违背对上帝旨意的违背；公民权利不依赖于宗教见解，不应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被剥夺或破坏；不得强迫人参加或不参加宗教活动，不能限制人自由发表宗教见解。国内学者顾肃评价道，这个文献以人类思想自由是上帝创造的为前提，以思想自由权利是人类的一种天赋权利为结语，认为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进而推论出世俗统治者不能强迫或禁止任何公民进行宗教活动。[60]在此基础上，美国最终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制定了不得确立国教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同时，这一宗教自由法令鼓舞和启发了人们对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乃至新闻自由的斗争和捍卫。有研究者指出，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关系密切，因为它们都涉及到社会对个人的宗教信仰和个体思想的宽容度，言论出版自由作为一项政治权利，自然与宗教自由密切相关。[61]因此，当时美国的新闻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是相通的，二者都是自由观念的一部分、是自由权利的一部分，都基于“天赋人权”而存在，杰斐逊关于“天赋新闻自由权利、第四权力、新闻自由的教育功能以及对第四权力的制衡”[62]等报刊思想及其新闻自由实践，始终遵循着其论证宗教信仰自由的逻辑。
18世纪的清教表现出了两个趋向，一是人学化趋向，包括信仰问题的政治化、国家化，道德化与世俗化，以及自然科学化、哲学化、内在化、主观化和个体化；二是理性化趋向，自然理性、经验理性进入信仰领域，[63]自然神论成为理性主义宗教的典型，宗教运动产生了世俗性的后果，上帝本身成为论证资源。因为人学化从根本上归属于理性化趋向，因此可以说，追求理性是18世纪宗教思想的最大特征。与此同时，表现在新闻业中，就是神圣福音传统向公共福音传统的转型，宗教不再为新闻业提供直接的支撑，而是以间接的形式，作为新闻业的思想语境、背景基调、修辞库与论据来源。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美国早期新闻业中的清教传统及其转型，揭示了清教的工作伦理观、道德良知观、上帝真理观、教育观、社会实践观、团体观、契约观，以及清教的平等主义倾向、个人主义倾向、公共利益与社会责任倾向、自由主义倾向、民主化取向等对美国早期新闻业的“渲染”，足见现代新闻并不是彻底理性化的世俗产品。17世纪-18世纪后期，上帝的形象经历了从神圣到世俗、从情绪到理性、从作为目的到作为隐喻的改变；美国新闻业中的宗教观经历了从“唯上帝论”媒介观到“理性宗教论”媒介观的转型，这是清教对于自身社会想象变化的体现，也是新闻业中清教形象变迁的呈现。清教从作为新闻业的出发点、终极目的和服务对象，到成为新闻业的语境、基调、修辞库和象征来源，从这个转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教伦理对美国现代新闻观念，比如公共服务观念、新闻自由观念、激进宣传观念以及真实、中立、平衡等规范性观念的影响或塑造。19世纪美国大众传播的兴起过程同样脱离不了基督新教的隐喻，而关于19世纪初期大众传播兴起的宗教故事是区别于美国大众传播学科化、世俗化、现代化叙事的补充性叙事，我们将另外撰文讨论。
原文出处：《新闻界》(成都)2021年第20214期 第83-95页
注释：
①这方面的研究很多，经典的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拉塞尔·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大卫·哈克特·费舍尔的《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丹尼尔·布尔斯廷的《美国人：开拓历程》等，国内比较典型的是于歌的《美国的本质》。
②参考自赵汀阳、陈嘉映、周濂三位老师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第三十四届青年学术论坛”上所做对谈，主题为“中国·现代性”。
③尽管美国新闻史家关于美国新闻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大同小异，一般来说，1690年-1775年是美国报业的发轫期和初级阶段，即美国早期新闻业，1755年-1783年是革命报刊时期，1783年-1833年是政党、宗教、商业等多元报刊时期，1833年-1835年是廉价报刊时期。参考自黄旦.美国早期报人及其办报思想[J].新闻大学，2000，20(1)：57-61.
④1527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发动英格兰宗教改革，其后形成了英格兰国教会，国教在宗教仪式、信仰等方面具有保守性，部分教徒要求彻底进行宗教改革，这部分相对激进的教徒叫作清教徒，他们因其新教主张受到王权和国教会的迫害，1602年，斯图亚特王朝实行严厉的宗教政策，之后，清教徒设法逃离迫害，1620年代移民北美大陆则是逃避迫害的一种。
⑤但是，布鲁斯特在到达美洲后放弃了印刷，他坦言，放弃印刷主要是由于生活所迫，“为了创造一个新的生活秩序，有些事情不得不被搁置”，在他看来，继续做印刷商很可能要过没有鱼、面包的日子。(布莱雅，1927/2014：35)
⑥《海湾诗篇》是北美殖民地第一本印刷书籍，由约翰·艾略特、托马斯·韦尔徳和理查德·马瑟，共同为希伯来语的《诗篇》制作的翻译版本，用于殖民地教堂。
⑦新英格兰地区主要是清教徒聚集地，主要包含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普利茅斯三个清教徒殖民地，后两个殖民地在文化上、思想上、发展上都是仿照马萨诸塞，因此，马萨诸塞殖民地是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典型，文中所提及的新英格兰地区，则主要指的是马萨诸塞的情况。
⑧家庭教育要培养孩子认字、劳动及就业能力，阅读和理解宗教原则，阅读当地法律条文，掌握有用技艺等，1647年，儿童教育和少年教育划归到村镇之下，家长负责制转化为村镇责任制。
⑨再洗礼派，激进的新教派别之一，产生于16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意志，信徒主张成年后再次受洗，主张政教分离，具有反政府主义倾向，其教义与路德宗、加尔文宗有所不同，并被后者看作异端。
⑩哈里斯深知英国咖啡馆对于交流信息、获取新闻的重要性，来到新大陆后，他于1686年创办了一家咖啡馆，成为“有趣的公民碰头的地方”，传播了诸多进步思想。咖啡馆在新大陆并没有像英国那般普遍，发挥类似作用的是小酒馆、教堂、布道台等公共空间。
(11)清教徒除了具有强烈的天恩意识，还具有相当强烈的罪的意识，这使得他们形成了禁欲主义的态度和美好的个人品质，他们通常节俭简朴、重效守时、严肃认真、稳健积极、辛勤努力、脚踏实地、目标明确、讲求实际、虔诚自律、严守纪律、讲究秩序、擅长隐忍、拥有勇气、精力充沛、责任明确、履行义务、心态积极等等。
(12)清教领袖马瑟提倡接种疫苗，体现了清教徒对科学理念的接受和推崇，富兰克林一派则反对。当时，对于清教领袖的巨大影响力和严格的纪律要求，很多人已经表现出反感态度，新英格兰报则首开先河，挑战神权领袖的权威。
(13)B.富兰克林采取了一种新颖的方式，面对要求刊登诽谤性内容的作者，他愿意单独为其印刷，并由作者个人去散发，这样，作为印刷商他不必承担散播诽谤的责任。他也是同样要求年轻的发行员，避免惹上这种恶习，以免使作为发行人的职业受到侮辱和损害。他在晚年时回忆说，他曾在新英格兰报攻击科顿·马瑟牧师时，把诽谤从报纸上抹去，因为这对新闻纸来说是一种耻辱。
(14)《可怜的理查德》是富兰克林1732年写的一本年鉴，主要用来指导读者的工业、节俭和艺术，他把旧的说法带进了一个新的有意义的焦点，帮助读者在更清晰的视角中看到自我潜力。这本书是畅销书，影响远及英国、法国。
(15)该社团是典型的清教徒社团，1737年创办，以追求真理精神为目标，讨论主题涉及道德、哲学、政治等问题，该社团在成员身份上具有包容性，既有数学家、年轻绅士，也有热爱读书的测量员，喜欢数学的鞋匠，还有品行优良的售货员，身份各异却追求相似。在讨论形式上，社团提倡自由争论，理性阐述。该社团存留的时间很长，是宾夕法尼亚最优秀的学派。
(16)比如，富兰克林曾帮助一位医生完成筹建医院的想法，当时，因菲拉德尔菲娅医生决定筹集资金为该市建立一所医院，但没有募集到资金，富兰克林在报纸上发布了这一想法，报纸的请求作用见效了，医生筹集到了资金。这个例子说明，至少在费城，报刊的公共属性是明显的，报刊具备影响公共事务的能力。
(17)比如，当时流行的圣歌中的“战歌”完美地表达了为民族精神战斗的意识，战歌中的意象大多来自圣经的启示录，民众在歌唱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即建立一个新国家是无比神圣的，“踏平存储愤怒葡萄的地方”“这是一个审判的时代”。参考自贝拉.背弃圣约：处于考验中的美国公民宗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71)
(18)时事新闻报是美国第一个搜集发布新闻的组织，由塞缪尔·亚当斯等人为了鼓吹革命理想而创立，为的是通过记录新闻对抗英军，事实上，这些文章在情感上激愤、修辞色彩强烈，甚至有些是杜撰的、捏造的、夸大的。这是亚当斯新闻活动的一部分。参考自[美]罗杰·斯特雷特马特著，陈继静译.笔锋胜剑：新闻媒体如何塑造美国历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7。
(19)启蒙运动的几种传播方式，比如社团组织、超越等级界限的非官方团体以及报刊、小册子及文学市场等，这些都是启蒙思想传入北美后的传播方式，由欧洲到北美的过程则主要是由移民北美的苏格兰、爱尔兰印刷商、出版商完成的。
(20)洛克的天赋人权理论年主要体现在《政府论》中，这让北美人有了反对英国国王和议会统治的依据，作为人的平等、自由等权利是上帝赋予的，而不是政府赋予的，这个观念转向使得独立革命的斗争更加彻底化，因为它建立了一个超自然力量的权利来源主体，为独立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
(21)这些权利诉求包括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自由、人身和财产不被侵犯的公民自由、以良心行事的个人自由以及自由信仰上帝的宗教自由。参考自[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美国自由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刷馆，2002：39.
(22)比如约翰·亚当斯对出版人埃斯顿和吉尔的鼓励：不要害怕被当权者起诉；比如很多报刊上的新闻自由歌颂中对自由来源的分析，再比如在法律之下行使自由权利的论述。
(23)参考自陈瑶《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新闻自由思想——内容、立法和实践的统一及其原因》；孙有中《殊途同归：“启蒙”与“大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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