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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锡杖——图像与文献的对比研究
发布时间: 2022/4/8日    【字体:
作者:李翎
关键词:  锡杖 功用 威仪  
 
 
提要:通过文献、图像资料及实际调查,可以看到中国僧人锡杖的样式与印度差距很大。以此为切入点,本文考证锡杖原始的样式及中国化之后,如何从实用具演变成僧人威仪,进而成为佛教仪式用具。另外,按义净所说,与锡杖对应的梵文“吃弃罗”,可能并不是学界公认的khakkara,而是含有声响意义的hikkala。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意在以此厘清三宝之具在功能及样式上的变化,理解佛教戒律的中国化,进而理解为什么一些戒律在中国得到过分的强调和诠释。
 
01· 汉地锡杖 ·
 
 《目连经》(《佛说盂兰盆经》)的俗讲《大目乾连冥间救母》描述为了到地狱救母,目连向佛借来神奇的锡杖。当他用锡杖打开地狱之门后,诸多饿鬼妖魔向他扑来,这时目连“拭泪空中摇锡杖,鬼神当即倒如麻”[1](图1)。锡杖的法力,让目连在地狱之行中,面对鬼怪的阻挠,势若破竹。佛教中从佛陀到僧人往往都是手持高大的锡杖,行脚于山川或闹市。所以中国传统的锡杖:高大、沉重,杖头上有6个响环,制作精美。高僧的行为往往与锡杖联系在一起,如:“住锡”“飞锡”表明僧人的行与驻。“于阗建国传说”中,舍利弗按佛嘱托使用有力的锡杖尖与毗沙门共同决通泥坝,放出海水,现出陆地[2](图2)。《大正藏》收录有日本法隆寺藏唐代锡杖线图,其精美如工艺品,说明文字是“慈觉大师御将来锡杖”[3](图3)。慈觉大师,是日本天台宗大师圆仁(794-864),他于838年奉旨来华学习显密10年。这个线图描述的就是圆仁从中国带回日本的锡杖,它反映了晚唐时期,高层僧人所执锡杖之华丽样式。另外,正仓院也收藏有奈良时期的锡杖以及佛造像所执之锡杖。法门寺地宫出土两柄锡杖:一柄纯金、一柄银流金。敦煌从初唐开始壁画中出现持杖药师,让人们更加熟悉中国锡杖之精美(图4)。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锡杖,只能说是中国的锡杖。
 
02· 相关文献及研究成果 ·
 
锡杖原本并不是重要的僧具,早期律典中佛陀说到僧仪时,偶尔涉及僧人持杖的事。佛陀告诉弟子,如果因老迈或生病走路不便时可以拄杖[4]。同时,佛陀也提醒僧人在持杖时,避免出现的一些无礼行为,如不能把行李挑在杖上肩荷而行、不能存留多余的杖等[5]。从这里的记载看,杖是一个非常次要的三宝具,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时间僧人并不需要执杖。所以,佛陀规定的僧人“三衣六物”中没有它的位置。与锡杖相关的文献都是稍晚出现的,《大比丘三千威仪》[6]、失译人晋本《得道梯橙锡杖经》[7];更晚的有玄奘(602-664)《大唐西域记》卷二谈到北印度供养之佛杖[8];义净(635-713)《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十六《亡财僧现》批评了唐代通身铁制之杖并非原制[9],以及同是义净所译《说一切有毗奈耶杂事》卷三十四涉及到锡杖的一些戒律[10]。这些文献,明显可以看到锡杖从印度到中国的变化,即一件普通的助行之杖如何变成表法的威仪之具,而对锡杖极致化的象征表达就是《得道梯橙锡杖经》。所以,对这部充满中国知识分子味道的佛典,一直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伪经,笔者认同这个观点[11]。最早描述锡杖的《大比丘三千威仪》,虽然记为后汉安世高译,但在僧祐《出三藏记集》中记为新集失译经[12]。如所周知,僧祐经目可信度较高。以僧祐(445-518)活动的公元5世纪下半来说,如果其否认该经为后汉安世高所译,那么至少在僧祐活动的5世纪下半叶此经已在世。因此本文以5世纪前为该经出现的下限。
 
对于锡杖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比如白化文1994年的《汉化佛教僧人的拄杖、禅杖和锡杖》[13],梳理了杖、禅杖、锡杖在印度的使用情况,也谈到锡杖中国化问题,虽然文章不长但可以说是这类文章中最有建树的;1995年王邦维出版了《南海寄归内法传》的校注[14],他还原了锡杖的梵文词为khakkara,这个梵文词白化文在1994年的文章中也提到,之后,相关的文章基本沿用这个说法;另外敦煌研究院胡同庆2007年发表的《敦煌壁画中的杖具-锡杖考》[15],从图像志的角度梳理了敦煌壁画中出现的各时代锡杖。这是一篇材料整理性文章,描述的非常细致,但缺少有价值的问题。总之,国内学者对锡杖的专门研究非常少,国外学者也几乎不关注这个小器物。笔者之所以讨论锡杖,原因在于笔者对印度的多次调查后发现,印、中佛教对锡杖的认识和使用存在一定的差距。于是思考差距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03· 何谓锡杖?·
 
笔者在印度调查时发现,今天的印度,苦行和在森林中长期隐居的人仍然很多。他们的装束,以在马图拉(Mathura)和瓦拉那西(Varanasi)所见为例:多是长发盘结、赤脚,通常上身赤裸,一手持行脚木棍(树枝)、一手提水壶,这大概可以认为是现代印度修行者的标准装束。修湿婆法的僧人,会在地上插一个金属三叉戟,上面系一个双面鼓,但这个金属三叉戟通常不会拄着行路。也就是说,修行者在行脚时,大多是手持木杖。如果说佛教在印度已然消失,苦行者的装束不足为证的话,我们可以回顾存留在印度的大量古代佛教雕刻与壁画。但是,留给笔者的极少几个图像仍然是一根长棍。以印度昌迪伽尔博物馆(Chandigarh Museum and Art Gallery)藏2世纪犍陀罗佛传雕刻《佛陀入灭》为例,迟迟赶到的弟子老迦叶手持锡杖,惊慌难抑的状态使他几乎要倒下,正是长长的手杖支撑了他(图5),这里的锡杖是一根长长的木棍,没有任何结构。类似的例子还有几个,这种长棍与现代印度修行者所持几乎没有变化,但是总的来说古代锡杖图像非常少。犍陀罗雕刻中简单的长棍与唐代以来,中国僧人所执锡杖,样式上相距甚远。那么,锡杖到底什么样?锡杖的意义是什么?即何谓锡杖?
 
锡杖,按王邦维对《南海寄归内法传》义净提到的梵音“吃弃罗”的注释,其梵文为khakkhara[16],其他学者也持此观点[17]。德国学者莫涅•威廉斯的《梵英词典》解释该词的意思是:“行乞者的棍子(a begger’s staff)”[18]。但是笔者认为,早期佛教不使用梵文,应该有相应的巴利文或别的俗语形式。由此发现巴利文对应锡杖的词是Kattara,意思是“苦行者走路用的棍子”[19]。从字面看,无论是行乞者还是苦行者,巴、梵所指都是单纯的助行之杖,没有其他含义。所以,从文字上看,所谓的锡杖,早期就是指古代印度沙门、佛教僧人或苦行者走路时用的拄杖,与笔者现在于印度所见一致。当然,在热带山林中修行和赶路的僧人,也会用手中的长棍驱赶虫蛇甚至野兽。所以,手杖在植物茂盛的古代及现代印度使用非常普遍,也并不神秘。印度名著《摩奴法典》十分详细地区分了不同种姓之人所持手杖的木种和长度:“婆罗门用毗跋树或钵罗娑树的木制作的手杖、刹帝利用跋多或迦底罗木制手杖、商人用……(手杖的高度为)婆罗门的手杖高齐发部、刹帝利高达额部、吠舍达鼻端”[20],但现实的杖往往都比较长。我们知道《摩奴法典》的出现时间大约与佛陀同时,婆罗门种姓如此奇怪的规定手杖的材质和高度,意在强调并限制佛教僧人对手杖使用的随意性,以保持婆罗门、刹帝利高贵的身份,从而将一个小小的手杖也打上高低贵贱的烙印。但是,从这个记载至少可以看出,所谓的杖,就是取材于各种树木制作的手杖,意义也是简单的助行之具,与巴利文和梵文的词义一致。这也回答了为什么在印度现存大量公元1至5世纪佛教造像与图像中(包括精致表现了事物细节的阿旃陀洞窟壁画),完全不见健壮的佛陀及弟子持杖的原因。
 
但是,这个简单实用的棍子,在使用过程中不断的变化。莫涅•威廉斯解释khakkhara的同时,还提到:“行乞者的khakkhara(棍、杖)后来也使用hikkala一词”,这个词的意思明确指的是“佛教僧人的棍子(或杖,staff)”[21],这个词的词根hikkā,意思是“走路时弄出阵阵声响”[22] ,这一点正符合锡杖后来也被称为“声杖”“鸣杖”(汉译经典中使用)的意思。
 
Khakkhara与hikkala都是梵文,用梵文来考虑义净描述的“吃弃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追溯到佛陀时代,笔者认为更有可能是巴利文kattara,这个词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苦行者的杖。所以,笔者以为,锡杖最初就是助行之具,它的来源就是路边可取的树枝或竹枝。因此,kattara可能才是佛陀时代使用的俗语,这个词明确的表达了锡杖的原始形态。但是,这柄杖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无论玄奘还是义净访印时,kattara已经从单纯的木杖变成可以发声的hikkala(声杖)了。那么,hikkala对kattara的替代,即僧人走路时用的“杖”变成“声杖”说明了什么呢?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记:最初僧人至白衣之家门前静默乞食,常常因无人应门而得不到食物,且闹出许多误会。佛便一次次改进“乞食之法”,最后“令制锡杖,作声警觉”[23],这样才有在木杖上加上响环的锡杖。所以义净说“锡杖者,梵云吃弃罗,即是鸣声之义”[24]。义净这里提到的“吃弃罗”,已经不是俗语kattara,自然也不是梵文khakkhara,而是hikkala。hikkala无论在词意还是发音上都可以与“吃弃罗”对应上。通过《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所记,可以理解杖如何从一柄木棍,发展成可以出声的锡杖。从而也确定了早期的杖就是一柄简单的木棍(kattara/staff),在木杖上加金属响环是逐渐产生的。
 
可以发出声响的锡杖(吃弃罗hikkala),按《大比丘三千威仪》记,至少在5世纪之前,已经被中国认为是僧人“威仪”之具。既然是僧人形象的标志物之一,它就开始具有表法的象征性了。同样是5世纪出现在汉地的《得道梯橙锡杖经》,详细讲述了锡杖具有的繁冗象征意义:“过去诸佛执持锡杖、未来诸佛执持锡杖、现在诸佛亦执是杖,如我今日成佛世尊亦执如是应持之杖。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教诸弟子亦执锡杖。是以我今成佛世尊,如诸佛法,以教于汝,汝等今当受持锡杖。所以者何?是锡杖者,名为智杖,亦名德杖。彰显圣智故名智杖;行功德本故曰德杖。如是杖者,圣人之表式、贤士之明记……锡者轻也,依倚是杖,得除烦恼,出于三界,故曰轻也。锡者明也,持杖之人得智慧明故曰明也。锡言不回,持是杖者,能出三有,不复染著,故曰不回。锡言惺也,持是杖者,惺悟苦空三界结使,明了四谛十二缘起,故曰惺也……锡言采取。持是杖者,采取诸佛戒定慧宝,获得解脱,故曰采取。锡者成也,持是杖者,成就诸佛法藏……如是锡字,其义广多不可具陈……是杖有三鬲,见三鬲重,则念三涂苦恼、则修戒定慧念三灾老病死、则除三毒贪嗔痴念三界之无常、则信重于三宝。除三恶、断三漏、净三业、欲具三明……故立三鬲,以相重也。复有四钻者,用断四生、念四谛、修四等、入四禅……故立四楞。通中鬲五,用断五道苦恼轮回,修五根,具五力……故立五也。十二环者,用念十二因缘通达无碍,修行十二门禅令心无患。三重四楞合数成七,以念如来七觉意法,成就七圣财。通鬲钻八用念八正道,得八解脱,除灭八难,故用八也。略说锡杖其义如是……” [25]。因为锡杖的每一处都象征法理,其意义非凡,使用时的戒律随之固定下来,比如:“持此杖法……著左胁下,以小指句之,使两头平正,不令高下。鸣则常鸣,不令声绝。其声均细调和,恒使若初。若初无声讫,一行处不令有声。若初有声讫,一行处常令有声……僧置左足,尼置右足,不得著地……持杖悬之树上,勿令著地。若无树著地,就地平处一不令倾侧。眠时安杖与身相顺,置之床后,正与身齐,不令前却。持行路止息时,头常向日,勿令倒逆违背。持此杖即持佛身,万行尽在其中”[26]。有趣的是,这里规定锡杖不能着地,但在造像中,几乎所有的锡杖都是拄在地上。更有甚者,舍利弗还用锡杖掘土放水![27]
 
一根僧杖,几乎象征了佛教所有重要的教理,以至于“持此杖即持佛身”。这时执杖者,已不限于老病之人,这就是中国的锡杖。
 
04· 锡杖的构成 ·
 
用词变化暗示着锡杖造型上的改变,虽然这个改变非常小。那么,从简单的木杖到可以发声和表法的锡杖,变化的时间点在哪里?虽然5世纪之前中国的佛教文献显示,佛陀时代已经制定了“锡杖”的制作方法,但无论印度还是中国的考古发掘,均没有发现7世纪之前的锡杖实物,所以只能求助于图像资料。以笔者的观察,大部分被认为是公元2-3世纪作品的犍陀罗雕刻,不多的例子中表现就是一柄长长的木棍,即kattara。法显访印时,说他见过传说为佛陀的持杖,为檀香木质、长有三四米[28]。这个檀香木锡杖似乎并没有杖头,因为如果有的话,专为求律而来的法显应该有所描述。但是到玄奘访印时,他看到的佛陀锡杖是“白铁作环,栴檀为笴”[29],也就是说这时所谓佛陀的檀香锡杖已经装有铁环,但是显然杖头的环非常朴素。《大比丘三千威仪》没有对锡杖造型的描述,但被认为伪经的晋本《得道梯橙锡杖经》则有详细的描述:“杖有三鬲……复有四钻……十二环”。其大致为我们描述了公元5世纪时锡杖的样子:杖分成3段,杖头由4股合成形,杖穿过杖头葫芦内,四股的杖头挂12响环。这种样式与敦煌出现锡杖图像的唐代壁画基本相同,但壁画往往只表现有6环。所以,公元5世纪时中国的锡杖已经比较复杂了,有4股12环,有的可能还会镶嵌珠宝或鎏金,相比之下,同期印度的杖简朴很多。以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的描述看,至少在他活动的公元8世纪初,印度的锡杖样式较中国的锡杖要简单很多,用于锡杖的材料,也是几乎可以随地而取的树竿。义净说:“大竿可为赡部光像处悬幡之竿……细者可作锡杖行与苾刍”[30],也就是说,一般类似悬挂旌幡的那种的木竿或竹竿,大的竿子挂幡,小竿就可以给僧人用作锡杖。义净亲眼所见印度(西方)锡杖的具体样子是:“头上唯有一股铁卷,可容三二寸,安其錞管,长四五指。其竿用木,粗细随时,高与肩齐。下安铁纂,可二寸许。其镮或圆或偏。屈各合中间,可容大指,或六或八,穿安股上,铜铁任情”[31]。简而言之,义净描述的印度锡杖就是在木杖上端安一个铁圈,再于铁圈上安6或8个小环(没有12环者)。这种锡杖材质上或木或竹,不限粗细,高度或可齐眉,这是锡杖整体的外观。义净描述的这种木质锡杖,看似非常朴素,只为摇动可以弄出响声即可。此杖样式与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四所记基本相同:“杖头安环,圆如盏口,安小环子摇动作声,而为警觉”[32]。所以,义净在这段描述后面也嘲讽了汉地锡杖的过分装饰:“元斯制意,时防其牛犬,何用辛苦擎奉劳心。而复通身总铁,头上安四股,重滞将持,非常冷涩,非本制也”[33]。义净清楚的说到使用锡杖的目的,原本是防止牛犬伤人,所以根本无需劳神制作的那么复杂。更没必要整个锡杖通身铁质,如此铁竿再加上4股铁杖头,可谓又重又凉,根本与原来的形制不符。这种变异的全身铁质锡杖,可以以正仓院藏奈良时代(710-794)的一柄锡杖为例,这个铁锡杖通高161.2厘米、重1.96千克[34](图6),可见这种通身铁质的锡杖在唐代还颇为流行。再看法门寺地宫所出金、银锡杖,可以说,中国僧人所使用的乞食之杖,至此已经完全中国化、礼仪化,其华丽的装饰和讲究的材料,不仅充满表法的象征,更是强调僧人威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05· 从乞食之杖到比丘威仪 ·
 
讨论锡杖的意义何在?从材料的梳理情况看,锡杖原本是修行人,尤其是老病之人出门在外,走路时使用的拄杖和防身之具,这种杖是一根可粗可细的树棍。因为律典中明确提到佛陀规定老病僧人可以拄杖而行。言外之意,青壮之人是不必也不能持杖而行的,拄杖而行可能有损僧人威仪。这也正是在印度至少到公元5世纪之前的大量雕刻与壁画中,表现佛陀和弟子行乞时,完全不见锡杖的原因。虽然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中提到,为了僧人乞食方便,佛陀让释子在杖上安装金属环,制成摇动时可以发出声音的锡杖,以便叫门乞食,但这个材料出现的比较晚[35]。到公元7世纪,玄奘在印度见所谓佛陀之杖,不过就是在木杖头处加了铁环而已。
 
佛教于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经过一段时间佛、道、儒相对的和平相处,到公元4世纪左右,因为僧权的扩大,使三教之辩变得激烈起来,这时的中国僧人急需身份认同感。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陆续西行求法的僧人大多以求律为主。同时,国内的精英僧人,也依据印度原典加上中国传统的礼仪观念,开始撰写更加符合中国知识分子口味的律典及注释,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道安(312-385)。“在这几个不断孕育的世纪里,佛教似乎为整个士大夫阶层忽略或鄙视……佛教渗入士大夫的生活和思想,实际是从公元4世纪出现了杰出的中国法师后才开始的。换言之,当时佛教阶层的领袖已是纯粹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能用修改过的、可被普遍理解和接受的观点护教和弘法”[36]。在道安活动的公元4世纪,中国僧界与传统儒学和道家开始产生严重冲突——公元2世纪就已经出现的“老子化胡”说[37],至此开始出现争论。同时“孝道”与“僧人是否需敬王者”再次成为讨论焦点[38]。而“大量僧人的出现也引发了另一个组织上的问题。戒律方面还很不完善……这似乎就是道安创制大量寺规戒律的动机”[39]。道安、慧远开始强调僧人的戒律,以此树立中国僧人在整体文化中鲜明而纯洁的形像。“道安在襄阳,深感戒律传来之不全……东晋中叶道安、法汰诸人,均努力寻求戒律。释法显因此而西行……(道安)自须制定威仪,备可节度,其立三例,或在此时”[40]。可以说,中国僧律始于道安,僧服、锡杖、僧钵的制作与执持之法,也从此得到特别强调。在当时“戒法不至”的情况下,中国僧人执行的戒律主要是道安等“自制”的,具有浓厚中国礼仪气息的律。直到“罗什来化,大出律藏,从此天下僧人仪范有所遵循”[41]。到唐代,不仅僧人自身注重威仪,道宣(596-667)进一步发出敬僧护佛的呼声:“时善男子若能如是志心供养佛法僧者,若我现在、若涅槃后等无差别。若见塔庙,应以金、银、铜、铁、绳锁、幡盖、伎乐、香油、灯明而供养之。若见鸟兽践蹋毁坏,要当涂治扫除令净。暴风、水、火、人所坏,处亦当自治,自若无力当劝人治……若有尘土洒扫除拂,若有垢汗以香水洗。若作宝塔及作宝像,当以种种幡盖香华奉上。若无真宝力不能辨,次以土木而造成之,成讫亦当幡盖香华伎乐种种供养。若是塔中草木不净,鸟兽死尸及其粪秽,萎华臭烂悉当除去,蛇鼠孔穴当塞治之。铜像、木像、石像、泥像、金、银、琉璃、颇梨等像常当洗治,任力香涂。随力造作种种璎,乃至犹如转轮圣王塔。精舍内当以香涂,若白土涂。作塔像已,当以琉璃、颇梨、真珠、绫、绢、锦彩、铃磬、绳锁而供养之。画佛像……应以种种华贯、散华、妙拂、明镜、末香、散香、烧香、种种伎乐歌舞供养,昼夜不绝……不应造作半身佛像,若有形像身不具足当密藏覆,劝人令治,治具足已然后显示,见毁坏像应当志心供养恭敬,如完无别”[42]。同时,僧人威仪之服装、持具变得更加华贵。锡杖上镶嵌珠宝、皇室赐紫袈裟等代替了木杖和粪扫衣。
 
与此同时,中国最早的锡杖图像也出现在唐代。有趣的是,锡杖首先表现在药师佛而不是如律法规定的比丘手上[43]。如敦煌322窟《药师三尊》图,是敦煌首例锡杖图像。之后,持杖药师变得流行起来。虽然,义净提到当时印度的僧杖“高与眉齐”[44],但敦煌壁画中的锡杖或短或长。中唐时敦煌出现了一个固定的组合图像:《舍利弗与毗沙门决海》,如231窟、237窟及第9窟甬道。五代开始地藏菩萨也出现手持锡杖的形象,如375、384等窟。虽然律典规定锡杖为比丘威仪之具,但其他佛弟子少见持锡杖者。直到《目连经》变文出现以后,目连的形象总是手持高大的佛杖,以表明他持杖打开地狱之门救母的勇气和孝心。
 
06· 结语 ·
 
早期律典往往只是规定僧人持杖的种种行为,并没有描述其形制。显然,在印度因其形制简单而没有描述的意义。但在中国僧人对相关律典进行的注释,甚至中国僧人撰写的“伪经”中,却出现了对锡杖繁杂的解释和其表法的大量象征性陈述。究其原因,是外来“胡教”在中国立足初期,因为中国僧人对自身身份的焦虑,故而过分强调了源自印度的三宝具样式,希望通过夸大其表法的象征性,获得身份、持物等正统性的认同。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是典型的被中国知识分子改造过的律典。所以,佛教的中国化不是泛指的概念,它有特定的历史事件和具体的转化对象。原本简单实用的三宝具,在中国变成彰显出家人“威仪”的外在标志。
 
《敦煌研究》2022年第1期,第72-79页
云端宗教学术
 
参考文献:
 
[1] 敦煌出《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自《大正藏》疑似部第2858号。
 
[2] 见敦煌莫高窟第9窟甬道顶部晚唐壁画,另外敦煌231窟、237窟53窟220窟等,都有“舍利弗决海”壁画。相关故事参见敦煌写卷P.3352、S.2113A等。
 
[3] 见《三宝物具钞》第四,自《大正藏•图像部十》,第1305页。
 
[4] 佛陀耶舍、竺佛念译《四分律》卷五十二载:“时老病比丘道行倒地,佛言老病听捉杖”。自《大正藏》第22册,第1428号第1012页。
 
[5] 佛陀耶舍、竺佛念译《四分律》卷五十二载:“时跋难陀释子盛钵络囊中贯杖头肩荷而行……佛言不应尔……时六群比丘畜空中杖……佛言不应尔。自《大正藏》第22册第1428号第1012页。另见《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下之《持锡杖二十五事》。
 
[6] 后汉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自《大正藏》第24册,第1470号第912页。但僧祐认为其为“失译人”,笔者认同。
 
[7] 失译人晋本《得道梯橙锡杖经》,自《大正藏》第17册,第0785号第724页。
 
[8] 苪传明译注《大唐西域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
 
[9] 王邦维:义净原著《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217页。
 
[10] 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自《大正藏》第24册,第1451号,第0734页起。
 
[11] 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将之定为“失译”,白化文在《汉化佛教僧人的拄杖、禅杖和锡杖》(《中国古籍与文化》1994年第4期)中认为此经可能是伪经。
 
[12] 僧祐:《出三藏记集》下第四卷《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将《大比丘威仪经二卷》录为失译。自《大正藏》第55册,第2145号,第18页a。
 
[13] 白化文:《汉化佛教僧人的拄杖、禅杖和锡杖》,自《中国古籍与文化》,1994年第4期。
 
[14] 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
 
[15] 胡同庆:《敦煌壁画中的杖具-锡杖考》,自《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
 
[16] 王邦维:义净原著《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218页。
 
[17] 白化文:《汉化佛教僧人的拄杖、禅杖和锡杖》,自《中国古籍与文化》,1994年第4期;臧青《唐僧的九环锡杖》,自《文史杂志》2016年第4期,都提到该词。
 
[18] Monier 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梵英词典》), New Delhi.1899.p.334.
 
[19] T.W.Rhys Davids and William Stede edited: Pali-English Dictionary(《巴英词典》). Dharma.org.ru,2009.p.207.
 
[20] [法]迭朗善译、马香雪转译《摩奴法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1页。
 
[21] Monier 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梵英词典》), New Delhi.1899.P.1298.
 
[22] Monier 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梵英词典》), New Delhi.1899.P.1298.
 
[23] 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标耶杂事》卷三十四:“有一长者大富多财,妇生一子情大欢喜,命诸亲眷共为喜乐,其妇及夫别房睡着天明不起。时有乞食苾刍,见彼多门遂入家内迷其出处。遂便深入至长者房前,彼即惊觉,苾刍遂向妇边而过。长者见云:此与我妇共行非法。即打苾刍头破血出钵盂亦破,妇觉报云:苾刍无过可放令出。时彼苾刍持此容仪至逝多林,苾刍问曰:何故如是?即便具说。苾刍以缘白佛,佛言:苾刍乞食不应造次入多门家,应将饼麨门前为记然后方入。苾刍入时默然而入,见其妇女露形走去俗人嫌耻。佛言:欲入舍时作声警觉。彼即呵呵作声喧闹而入,家人报曰:仁岂小儿呵呵声响而入我家。答曰:佛令作声而入为此呵呵。答曰:更无方便可使作声,唯此呵呵能为警觉。苾刍默尔,苾刍白佛。佛言:苾刍不应呵呵作声入他人舍。佛制不听遂拳打门扇作声而入,家人怪问:何故打破我门?默尔无对。佛言:不应打门,可作锡杖。苾刍不解,佛言:杖头安镮圆如盏口,安小镮子摇动作声而为警觉。狗便出吠,用锡杖打。佛言:不应以杖打狗,应举怖之……至不信家久摇锡时遂生疲倦,而彼家人竟无出问。佛言:不应多时摇动,可二三度摇,无人问时即须行去”。自《大正藏》第24册,第1451号,第375a页。
 
[24] 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十六《亡财僧现》,见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217页。
 
[25] 后汉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自《大正藏》第24册, 第1470号第912页。
 
[26] 后汉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自《大正藏》第24册,第1470号第912页。
 
[27] 见敦煌莫高窟第9窟、第231窟、237窟、53窟、220窟等,相关故事见敦煌写卷P.3352、S.2113A等。
 
[28] 郭鹏、江峰、蒙云注译《佛国记注译》,长春出版社,1995年,第33页。原文为:“佛锡杖,亦起精舍供养。杖以牛头栴檀作,长丈六七许,以木筒盛之,正复百千人举不能移。”
 
[29] 苪传明译注《大唐西域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
 
[30] 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十六《亡财僧现》,见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217页。
 
[31] 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十六《亡财僧现》,见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217页。
 
[32] 《大正藏》第24册,第1451号,第375a页。
 
[33]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十六《亡财僧现》,见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217页。
 
[34] 见奈良博物馆编集《第62回正仓院展》图录,日本奈良,2010年,第84页。
 
[35] 此经是义净于唐代译出,之前没有此经的异译本,学者一般认为此经出现的比较晚。
 
[36] [荷]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7页。
 
[37] 公元166年襄楷上书:“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图”,这是“老子化胡”说最初的提出。见范晔撰《后汉书》卷30下《襄楷列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856页。
 
[38] 关于公元4-5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反佛与护佛之争,参见[荷]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1-467页.
 
[39]  [荷]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6页。
 
[40]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52-153页。
 
[4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54页。
 
[42]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卷22《僧像致敬篇》。自《大正藏》第40卷,1804号,第131页b。
 
[43] 锡杖原本是释子乞食之助具,律典《大比丘威仪》中只提到佛弟子持杖。至于玄奘所见佛陀的锡杖,又涉及到佛陀是否为比丘的学术问题。但是,在中国佛教艺术中,最早出现的锡杖图像是药师佛,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另一个问题。
 
[44] 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十六《亡财僧现》,见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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