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著名诗人T. S. 艾略特1939年出版了《基督教社会理念》，试图规划和“建立一个全球式和谐社会的蓝图”，这是他在《荒原》后努力构建的人类获得拯救的路径。然而，这个“社会蓝图”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毁灭，之后诗人创作了《四个四重奏》。这三部作品构成了艾略特社会批评中的三部曲。本文聚焦《基督教伦理学》，着重探讨布莱德利（Francis Herbert Bradley, 1846-1924）对艾略特之“基督教社会理念”的影响，分析诗人艾略特心中的“基督教社会理念”构思和模式，展示诗人追求信仰和真理的精神及诗人“不放弃、不抛弃”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导言
T.S.艾略特（1888-1965）的“基督教社会理念”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伴随着他的哲学、诗学以及他的创作萌发、成长到成熟。所以说他的“基督教社会理念”是哲学与诗学、社会学与宗教相交融的“有机体”。艾略特早在其博士论文《认知与经验：布莱德利的哲学研究》（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F. H. Bradley）中，就有对“社会规划”的理念。当他于1914年来到英国“弃哲从文”后，他探索诗学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一些社会批评的探讨，他力主推举“恢复但丁式的罗马大帝国”和“重建弥尔顿式的英联邦”。[1]艾略特的第一次“社会理想”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破灭，破碎的梦幻和拯救的理念包容在《荒原》(1922)中。再后来，在1939年出版的《基督教社会理念》（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里，艾略特详细地规划了“建立一个全球式和谐社会的蓝图”。这是拯救“荒原”的具体方案和措施。然而，第二次的“社会蓝图”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毁灭。紧接着于1940年，他创作了《东库克》（East Coker），于1941年，创作了《烧毁的诺顿》（Burnt Norton）和《干赛尔维其斯》（The Dry Salvages），1942年创作了《小吉丁》（Little Gidding）。1944年，这四部长诗结集为《四个四重奏》正式岀版。《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是艾略特的《基督教社会理念》的诗性化阐释，他借用“玫瑰园”再现“伊甸园”意象，融四个四重奏为一体。《荒原》、《基督教社会理念》以及《四个四重奏》构成了艾略特社会批评中的三部曲。本文主要探讨布莱德利（Francis Herbert Bradley, English, 1846-1924）对艾略特的“基督教社会理念”形成的影响以及艾略特作为诗人，他心中的“基督教社会理念”的构思和模式，以便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一个诗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心态为拯救社会所付出的艰辛。
一、 基督教社团理念
艾略特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研究布莱德利的哲学思想。他深受布莱德利的“理念主义”思想影响，认为社会中的最小单位关系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在此关系中，“自我”无意识地存在于“群体”中，“每一个群体”是一个“多个自我”的组合，每个“自我”不是个体（individual）而是会员（member），这样才能培养群体或社会意识。此外，根据布莱德利的“有限中心（finite center）”理论，“自我”永远是“一个具有智性结构的生物”，“主体自我不断地与作为客体的自我延续着”。[2]这样，“自我”能够在宇宙中心经历多个“有限中心”，在“它感知的过程中”，“有限中心”是一个整体世界，并且，每一个有限中心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下一个整体经验的会员”[3]，直觉经验把许多有意识的个体统觉在宇宙中。艾略特的这种思想在《荒原》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荒原》初稿本有800多行，艾略特交给庞德审稿时，庞德删掉了初稿的一半多。诗中删掉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我是耶稣复活节，我是生命。/我是固定的事物，也是流动的事物。/我是丈夫，我也是妻子。/我是祭品，我也是祭刀。/我是火，我也是黄油。”[4]这是艾略特的“自我直觉意识”思想的体现。很显然，“我”是作为客体的自我延续着：“我是祭品，我也是祭刀。/我是火，我也是黄油。”“我”又是一个“绝对理念的自我”：“我是耶稣复活节，我是生命。”这意味着“我”是“一个具有智性结构的生物”，是一种无止境的创造，是直觉意识，是生命行动。正如布莱德利所说：“自我”，“直觉经验中的自我意识具有绝对、本体的特征”[5]，它具有先验自我统觉的统一性能。紧接着，《荒原》中的主体“我”被解构到古希腊、罗马的神话群体，东西方宗教群体，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文学群体以及现实社会群体。
艾略特认为文学、艺术、宗教的群体是隐形的，因为它们是无意识的融合，一种精神上的合作。社会群体则是一个显形的组织。在此，艾略特视其《荒原》为“有限中心”统合了隐形和显形的群体，即精神和世俗世界。后来，在《基督教社会理念》中，艾略特对“群体”关系有详细的阐述。他认为，不管何种群体，基督教社团（群体）（the Christian Community）是“处于最高社会水准和最高智性维度中的群体”，是社会秩序中的“最高有限中心”，因为它能将个体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融为一体，它是有形群体和无形群体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在英国，基督教社团的传统单位是堂区（the parish）。堂区不是单指宗教，或单指社会，它是“宗教社会（religious-social）”的单位，“它是所有阶层利益的中心”。“每一个基督教社团都有一个统一宗教社会行为的密码……不要人们刻意地去追求一种逻辑上的统一……宗教生活就是一种行为一致的基础，社会习俗受宗教的约束，无需法律来制裁。”[6]基督教不但能作为信仰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而且还能作为体系来管治人们的行为和习俗。
二、 基督教社会原则
在对诗歌创作的要求中，艾略特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升到诗学理论的层面。艾略特认为创作“具有一种感受，感受自荷马以降的整个欧洲文学的统一体，在这统一体中，他自己国家的文学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并存于同一个秩序中”。个人不能离开群体，作为最好的诗人的作品“应该是存在于过世了的诗人、先辈中，他们的精神使他的作品不朽，最具活力”。“诗歌是一种集中，是这种集中所产生的新东西”。[7]《荒原》的诞生印证了艾略特这种既具有诗学思想又具有社会批评思想的理论：《荒原》434行诗由104个典故构成，透过这些典故，我们能看到欧洲甚至乃至世界的文化秩序。艾略特受布莱德利思想的影响，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的存在，“每一个群体”又是“个体的集中”。[8]“大众思想（common mind）”使“个体的生命有意义的存在”，因为“社会意识的真实性具有不同的形式，大众思担更具有社会性”。因此，透过《荒原》中的这些典故也能了解自古希腊以来的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艾略特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从哲学层面提升到诗歌创作，再升华到宗教信仰维度。他和布莱德利的思想一脉相承。在文学、艺术、宗教群体中，“个体本身仅是一个抽象物”[9]，这些群体是无形的群体，然而社会群体是有形的群体。在群体里，每个个体（individual）都是会员身份（membership），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因为“个体主义会导致放任自由”，会员具有群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大众思想必须具有会员的自我意识。“社会是群体的，而不是个体特征，它是由男女构成的群体”。[10]不同的团体的会员在重大的事物方面能“相互磋商”，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艾略特认为这些准则就是“基督教原则”。[11]在“评论”一文中，艾略特对基督教原则的要求可以归纳为：（1）个人必须要有为群体牺牲自己的精神；（2）要成为一个群体中的真正个体，要有牺牲自我的精神；（3）个人作为社会的个体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应有自我牺牲的意识；（4）自我牺牲精神能使自己成为社会中的会员，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12]；（5）“个体”应该要“为了教会或国家减少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牺牲自我”，“个体作为自我应该与上帝直接对话”。[13]
接着，艾略特阐述了宗教对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宗教是社会必有之物，也是秩序建立的前提，因为它能帮助建立“健康社会”。在动乱不安、市场混乱、“工业主义野蛮”的当今世界，宗教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涉及了人们的命运、国家的前程，甚至还牵连了人们灵魂的升天。在此，艾略特以社会批评家的身份呼吁诗人、评论家对这些问题进行评估、分析、宣传，而后把它们转化为非个性化问题。这样人们就能忠于宗教、维护社会秩序。并且，艾略特曾多次强调，赋予教会的权力应要多于国王的权力，因为“教会能规范秩序，良好的秩序能带来事业的成功和财富……没有对上帝的畏惧感，社会会走向毁灭”[14]，此外，“教会的共性理念”是“一种超自然的各民族联合的理念”，在这“有限中心”——“基督教社会理念”的直觉经验里，“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能得到和谐统一”，“各种信仰秩序，各种敛心默祷的秩序，甚至那些与世隔绝的秩序”“都与大自然统合在一起”，“并与上帝的意愿保持高度一致”。[15]艾略特这种带有社会批评的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从哲学领域到诗歌创作，再到宗教信仰，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实践和磨炼而形成的。
三、基督教社会模式
艾略特在《基督教社会理念》中，总结了西方社会所经历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民主（Democracy）”制度的弊端以及其对社会带来的恶果：（1）政治自由主义主张个人为社会和法律的基础，其结果“摧毁了人们世代积累的传统的社会群体习俗”；（2）自由意识主义坚决维护私有制，主张个人的自由发展，结果摧毁了“人们的集体意识思想”；（3）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障个人自由，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结果是“鼓励了投机技巧（cleverness），而没有鼓励开启人们的智慧（wisdom），鼓励了暴发户而不求质量”；（4）文化自由主义主张为了维护个人自由，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实现目标所需的基本要求，结果是忽略了教育，用“指示（instruction）”取代“教育（education）”，鼓励了一些“愚昧的想法”。另外，文化自由主义主张信仰自由，维护个人利益，结果淡化了宗教信仰意识，人们陷入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没有信仰支撑的混乱社会。艾略特对“民主制”的批评同样尖锐锋利。他认为“民主”和“自由主义”是两个不可分开的“术语”，尽管“自由主义”逐渐失去优势，“民主”依然“享有盛誉”，但“它在实际社会中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那只是用来描绘我们这个社会的流行术语，以及我们这些‘西方民主国家’的人为了颂扬这个社会而将之与其他社会所作的种种对比，都只能起到欺骗和麻痹我们自己的作用。”[16]艾略特反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主张。艾略特认为“要达到这个（社会集权制）目标，就要建立基督教社会”。艾略特也反对当时德国实行的法西斯专制，反对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反对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的“民主”和“接受异教文化”的要求。
面对人类为了商业利润大规模地开发自然而造成的土地沙漠化和环境的破坏，艾略特严厉批评：“建立在私有利益原则和破坏公共原则之上的社会组织，由于毫无节制地实行工业化，正在导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资源的匮乏，而我们大多数的物质进步则是一种使若干后代的人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进步。”[17]在他看来，对待自然的错误态度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因此，人类仅仅依赖于从机械化、商业化和都市化的生活方式中产生的价值是不够的，“只有进行比社会认为需要施予其自身大得多的努力和约束，才能在不丧失精神知识和精神力量的情况下获得物质知识和物质力量。”[18]但事实上，人们越来越非精神化地服从先进技术和机器的统治，结果是“群众秩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机器，这机器对真正人的生活的世界是一种毁灭性……人就这样地被抛入漂流不定的状态中，失去了对于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历史延续性的一切感觉。”因此，艾略特反复强调要为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提供一个信仰的基石，让人们回归西方文化之根——基督教文明，“带着更多的精神认识返回到自己的处境”[19]，重新恢复宗教的畏惧之感，从而学会用基督教先辈们的眼光看待世界，只有这样，西方文明才可能走出危机，把世界从自杀中拯救出来，通过创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救赎时间。那么，艾略特的基督教社会模式的结构如何呢？艾略特的基督教社会（Christian society）模式是由基督教国家（the Christian State）、基督教社团（the Christian Community）、基督教团体（the Community of Christians）三要素组成的等级秩序。其中，基督教国家“建立在法律、公众事务管理、法规传统和形式之上”，主张“有意识行为的统一”；基督教社团强调“基督教信仰”和要求“有无意识行为的统一”；基督教团体则要求“有最高社会水准的有意识的基督教生活”，在此，艾略特更强调“对基督教信仰和对基督教认知的一致性”的重要性。他认为教育体系的形成是根据“基督教的预知”，而不是根据一种“指示”形成的，它是一种基督教人生哲学的传播，而不是仅仅为了灌输“政治理念”。“基督教团体是一种精神和智性在更高维度上的组织，是信仰和愿望的等同物，是教育体系和大众文化的背景”。这种社会组织的等级制度将逐渐给现代社会灌输进宗教内在的原则、束缚、平等，最后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使“宗教和社会形成一个自然的统一体”。因为“宗教处在智性维度，它是行为规范和习俗形成的基础，它与社会生活、事业、快乐融为一体。宗教情感是内在的社会情感的延伸和净化。生活在人世中高度意识化的个体需要基督教思想和情感的指引，长期的指引，就会慢慢形成习惯和行为……这是基督教行为，行为影响信仰，就像信仰影响行为一样。”[20]
此外，在《基督教社会理念》里，艾略特阐述了英国国教（the Church of England）的局限性，他建议要建立一个“宇宙教会（the Universal Church）”，一个“没有国界的”“国际教会”。它是，“各个国家超自然的联盟”。个体首先直接忠于自己的国教，其次是忠于“宇宙教会”，因为各国的国教是“宇宙教会”的组成部分。这样，人们既能忠于国家又能忠于教会，既能忠于自己的人民，又能忠于全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徒。也只有在“宇宙教会”里，“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尽管不能等同，但它们“却能和谐地融为一体”。[21]
结语
作为诗人的艾略特，他的社会批评的思想完全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教和强烈的基督教祈祷或者说是一种“宗教启示”、“拯救呐喊”，因此并不适合他那个时代，也没有得到社会反响。但他的预言确实惊人的准确。《荒原》不但记载了一战给社会带来的摧毁，同时也预言了二战的到来：“一群人鱼贯地流过伦敦，人数是那么多，/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么多人……遭到强暴的翡绿眉拉变了形，/在那头，夜莺……还在叫唤着，世界也还在追逐着。”[22]二战的硝烟像一战一样使人类生存的文化环境再一次遭到毁灭。对社会的拯救感到无能为力的艾略特只是望洋叹息：“我为国家和作为国家一部分的我自己深深感到有罪和羞耻。”“我们国家的一切事务都像是一场骗局。”[23]
面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毁灭，作为诗人的艾略特并没有彻底放弃，他又开始为人们寻找新的精神家园。在《基督教社会理念》之后的《四个四重奏》中，艾略特借用“玫瑰园”再现了基督教中最神圣的“伊甸园”意象，它与《荒原》中体现的印度教中最高境界的“梵”：“克制。施舍。同情。/平安。平安。/平安”，相互辉映，互为一体，为饱经两次世界大战创伤的现代社会重建一个理想的“天人合一的伊甸园。”在那里“烈火与玫瑰合二为一/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宇宙万物也会平安无事。”伊甸园意象作为艾略特社会蓝图中的“最向往的家园”、哲学思想中的“最高有限中心”同时又体现了艾略特精神世界的最高、最原始的境界：“在思索的世界里/……进入玫瑰园/……进入我们最初的世界/……一个极其单纯的境界/……父爱不会离开我们，而是处处保护我们/……历史/……在另一种模式中变化，更新/……世间万物都会平安无事。”[24]《荒原》、《四个四重奏》与《基督教社会理念》一书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它们所呈现的人类历史进程和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拯救力量，为人们提供了从文明的废墟中获得新生的希望和安慰。但艾略特用心良苦的设想和构思没有得到实际意义上的社会功效，只是一种形而上的诗人情怀：缺乏严谨论证和切入实际的思考，它更多的是一种艺术上的直觉感受和诗人“内心自我”的表白。但同时，它更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诗人对宗教信仰不息的追求精神和对社会保持的永久的责任感：“不抛弃，不放弃。”
本辑学刊出版于2009年秋季
基督教文化学刊JSCC
参考文献：
[1] Thomas Steams Eliot, For Lancelot Andrewes (London: Faber & Gwyer, 1928), 34.
[2] F. H. Bradley, Appearance and Re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1897), 468.
[3] Ibid., 267.
[4] Lyndall Gordon, Eliot's early ye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88.
[5] F. H. Bradley, Appearance and Reality, 471.
[6] Thomas Steams Eliot,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London: Faber & Faber, 1939), 29.
[7] Thomas Steams Eliot, Selected Essays by T. S. Eliot (London: Faber & Faber, 1951), 14-15.
[8] F. H. Bradley, Essays on Truth and Re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4), 164.
[9] F. H. Bradley, Principles of Log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d ed. rev., 2vols], 1922), 434-435.
[10] F. H. Bradley, Essays on Truth and Reality, 162-187; Thomas Steams Eliot,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34-40.
[11] Thomas Steams Eliot,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57-60.
[12] Thomas Steams Eliot, "A Commentary," Criterion II 46, no.5 (1932): 470-471.
[13] Thomas Steams Eliot, For Lancelot Andrewes, 81.
[14] Thomas Steams Eliot, For Lancelot Andrewes, 55.
[15] Thomas Steams Eliot,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22.
[16] Ibid., 60-61.
[17] Ibid., 16-18.
[18] Thomas Steams Eliot, Selected Essays by T. S. Eliot, 378.
[19] Thomas Steams Eliot,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16-18.
[20] Thomas Steams Eliot,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26-30.
[21] Ibid., 52-55.
[22] Thomas Steams Eliot, Collected Poems 1901-1962 (London: Faber & Faber, 1963), 65-66.
[23] Thomas Steams Eliot, "The English Tradition: Address to the School of Sociology,” Christendom 10, no. 40 (1940): 210-219.
[24] Thomas Steams Eliot, Collected Poems, 79, 223, 189, 190, 222, 212,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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