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中国大历史进程看，社会的运行秩序及其规律性一直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先秦诸子百家以不同的思想和话语建构了“天下”景观，特别是早期儒家，怀抱“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力行实现“家—国—天下”的良好秩序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儒家的初心及其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其中也折射出了儒家的深沉隐忧。事实上，“治乱盛衰”轮回的“历史周期律”，是原始儒家和新儒家难以破解的“历史大问”。传统中国迫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一历史宿命。在此意义上，从“大国小农”转向“天下为公”，提供了理解近现代中国一系列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一把钥匙。在此进程中，彻底改造农户经济，挣脱“大国小农”的历史宿命；改造基层社会和基层组织，根除传统社会治理的积弊沉疴；持续开放变革推进高品质发展，走向更加现代的中国。
在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的持续推进中，不断呈现出各种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对这些议题的回应直接关系着中国的未来命运。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上说，对这些重大议题的回应都绕不开一些基本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古—今”“中—西”以及“理—实”关系。借助“三大基本关系”的研究视角，能够更为深入的理解，对这些重大议题的回应如何催生了一个现代中国，并不断推进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一、“三大基本关系”及其聚焦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绕不开一些重大的基本关系，譬如，“中—西”“古—今”以及“理—实”关系。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社会学史》有“直面三大学术关系的中国社会学”的相关论述，认为“中国社会学自诞生起一直到当代，在整个中国化进程中”，“需要面对并回应一些重大的基本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是，‘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理—实’关系”。在这三大基本关系中，“古—今”关系（或曰“传统—现代”关系）可以视为“走向现代的首要范畴”。首先，从历史进程看，一个社会走进现代性变迁过程，就需要面对和回答与以往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其次，从实际过程来看，中国的现代性变迁是外源性的，主要是在外部力量的影响下启动的，这种外部性必然引发“中—西”关系这一问题；第三，从具体实践意义上说，无论是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还是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都要面对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一再激发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促使我们不断对“理—实”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并作出新的回应。
应当指出的是，“古—今”关系是贯穿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基本关系。唐代诗人孟浩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诗句，道出了新旧继替是人类历史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正是通过“古—今”的相互比照，不同时代的人们能够觉悟到现时，使自己的认识达到了“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效果。或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所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会审，我们的政治家也不时把那些真假难辨的历史教训挂在嘴边。”按照布洛赫的观点，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过去的资料尽管不会改变，但对过去的认识是变化的并且日臻完善。所以他既强调“由古知今”，也主张“由今知古”。因此，由“古—今”之间的双向互动，进而形成两者的互义和会通，人们通过深入地发掘过去，往往可以获得对未来的崭新认识。
“作为社会学的关键词，‘社会’一般是指现代社会。这也决定了社会学以现代社会为主要研究内容”。从社会现代性变迁的视野，“古—今”关系具有特殊的意涵，也可以说，这对关系超出了一般的历史含义，从中凸显出了“传统—现代”关系。因此，“传统—现代”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以来的一对重要范畴。在笔者看来，传统与现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状态，而是一体相连、互为表达、彼此推进的；两者始终应当是相互规定和彼此揭明的，“传统”是相对于“现代”才体现出自身的意义，传统是现代的另一种表达；并非在“传统”之后才有了“现代”，恰恰相反，我们是因为有了“现代”而发生“传统”——现代人所说的“传统”是为“现代”而生的，因为唯有“现代”才能赋予“传统”的意义；“传统”只有通过“现代”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而且唯有当“传统”与“现代”相联系和对应时，它才可以被我们思考和把握；传统源于过去，但并不意味着传统＝过去：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传统通过“重构”“新构”进行“传统的发明”，传统自身也划下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印迹，这一进程促进了“现代的成长”；只要我们仍然在现代的旅途中，“传统的发明”就不会终结，因为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总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传统。“传统—现代”关系的主要方面归结如下：
传统与现代：传统实质上是“现代”的另一面，是现代的一种最真实的印证，也是对现代的更为深刻的表达和揭示。传统与过去和现在：传统源于过去，是被现代人精选出来的过去，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传统与未来：传统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是“未来”，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传统的发明”与“现代的成长”：实践结构论强调“传统的被发明”与“现代的成长”，现代人通过“重构”和“新构”的方式不断生产出传统。传统和现代与广义转型论：中国社会转型是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只要我们仍然在现代的旅途中，“传统的发明”就不会终结。我们也将上述研究称为“传统—现代”论。
“传统—现代”关系这一视野带来的“由古知今”的效果，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和转型的宏阔进程，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过去对未来的塑造力量是内在于一个社会深层的顽强趋势，而把握这一点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基础。因此，“传统—现代”关系也指明了从宏观视野理解具体实际的途径，我们能够理解到，在社会现代性变迁过程中，由于成功地破解了一些重大的核心问题，使得传统中国实现了“改命变辙”，走上了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
二、“治乱盛衰”循环往复中的“历史大问”
从中国大历史的长期进程看，社会的运行秩序及其规律性一直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以不同的思想和话语建构了“天下”景观，特别是早期儒家，怀抱“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力行“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行动原则，探寻“家—国—天下”的良好秩序，努力实现“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儒家的初心及其使命感和责任感凝聚成为一种深沉理念，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汉时期的著名儒者董仲舒依据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从治乱盛衰的角度对社会秩序运行和国家治理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是儒家“兴亡治乱论”的早期代表人物。董仲舒对治乱盛衰的因果分析和规律性的探寻，构成了《春秋繁露》的核心内容，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董仲舒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兴亡治乱论”，开创了从治乱盛衰角度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和国家演变规律的儒学历史观。《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在董仲舒看来，统治者遵从治国的规律性（法天），给社会精英（贤者）确立了法则（法圣），就能掌控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的大趋势（大数），国家的治与乱的区分，就在于是否能够维护这一趋势。《春秋繁露·灭国上》：“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就是说，君主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就不会丧失群体对自己的支持，能够得到民众的追随拥戴，就能得到天下的支持，从而无敌于天下。
第二，董仲舒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兴亡治乱在于道的思想，表达了政治儒学关于平治天下的基本观点。在董仲舒看来，“道”或“天道”“天命”即指平治天下的规律性。《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故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董仲舒所说的天，既是天地自然的主宰，也是人和社会的主宰，并且是仁义道德的依据。所以，自然、人和社会、伦理道德都是“道”或“天道”“天命”的具体表现。
第三，董仲舒指出了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原则和内在依据，阐述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春秋繁露·精华》：“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在董仲舒看来，道即王道，君主是民众的统领，所以，君主坚守正道则天地气象就会和顺，如果不守正道就会引发各种祸端，出现各种灾变。他进而说：“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春秋繁露·通国身》）就是说，气正心清的人才能够坚持正道，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身心。
第四，董仲舒阐述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思想，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制度体制等作了具体探索。《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传》曰：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在董仲舒看来，君主是民众的统领，而民众是君主权力的基础，揭示了权力合法性来自民心。他认为，是否能任用贤者，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亡：“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其若是何邪？”（《春秋繁露·精华》）他进一步指出：“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势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春秋繁露·度制》）就是说，制度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的关键，要实现“以乱为治”“以贫为富”的转变，必须改变制度不合理的方面。
总之，董仲舒从仁政、王道、德治、任贤、制度、法治、权力合法性等，对儒学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思想做了论述。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的一种独特而悠久的学术传统，即注重考察社会的治乱兴衰，以把握历史演进的缘由，正如程颐所言：“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程颐表达了传统儒学的历史观，侧重从治乱兴衰的社会演变考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儒学历史观对中国社会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严复在《群学肄言》（1903）中，将“社会学”（sociology）译为“群学”，指出：“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严复把社会学视为揭示社会之所以去乱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一门学问，在他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及其规律性。
当历史行至19世纪中期，这个由至上皇权、“中介力量”和“苍生”构成的“天下”系统，终于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的侵入，中国社会出现了重重危机。期间，西方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剧烈碰撞，加深了社会内部各个方面的危局。这一历史性变化中隐蔽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治乱盛衰”的持续循环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是原始儒家和新儒家难以回答的“历史大问”。大变局造成了整个系统的离析和破碎，使得以往“治乱盛衰”的历史循环再也难以持续下去了。
三、从“天下为公”初心到造就“现代中国”
一定意义上说，使传统中国摆脱王朝更迭和“治乱盛衰”的轮回，彻底终结似乎难以避免的“历史周期律”，这仅仅是对历史表层现象的一种回应。在社会现代性变迁的更深层次上，传统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直面的一些极为核心的议题，这是“历史大问”的真义所在，唯其如此，才能实现“改命变辙”，使“旧邦”获得“新命”。透过“历史周期律”的表状，溯其因果，显然，这类核心的议题是以传统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基础的。所谓基本国情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基础，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基础要素。在传统中国的基本国情中，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最为重要的结构性基础要素。王朝更迭和“治乱盛衰”轮回的“历史周期律”，是“大国小农”宿命的一种体现。由此可见，使传统中国转变为现代国家，“耕者有其田”不会成为有效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说，近现代中国的一系列社会革命是对“大国小农”宿命的抗拒，而实现“天下为公”则是解读这部历史的一把钥匙。
在历史进程中，对“治乱盛衰”历史循环的全新回应逐渐形成。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寓意深远，不仅是对“历史大问”核心议题的回应，而且蕴含了未来的实践方案。
其一，彻底改造农户经济，挣脱“大国小农”的历史宿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村改革并没有就此止步，之后，通过“组织起来”，逐渐实现小农经济的彻底改造。毛泽东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经过集体化的渐进过程，从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中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农村以集体经济所有制形式汇入了公有制为基本制度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这一基本制度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奠定了基础。
其二，改造基层社会和基层组织，根除传统社会治理的积弊沉疴。中国历史上的治世或乱世，与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有着密切联系。秦汉以降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对基层社会实际上是间接治理，很大程度上是由胥吏群体、士绅宗族组织等中介力量掌控基层乡村的。“在实践中，基层间接治理生产出了多种相悖的效果，可谓良莠并蓄，既有合理的方面，也有严重的积弊，其严重的积弊又演变为不治的沉疴，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国家治理中非常棘手的死结”。可以理解为什么黄仁宇说“毛泽东的农村改造更有长远影响”，在他看来，国家能否进行数字管理，决定了国家对基层的直接治理能力。他说：“读《翻身》，一个读者可以体会到整个社会实际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由于彻底改造了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形成了全新的基层治理方式，国家财税制度实现了城乡全覆盖，初步建立了现代意义的国民经济体系。
其三，持续开放变革推进高品质发展，走向更加现代的中国。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启了建设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趋向，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新时代以来，我国进入了新的调整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更为重视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协调，从以往侧重发展的手段性、策略性、对策性方面，更加关注发展的价值性、理想性目标，更加重视国民需要的主观期待以及可获性、可享性等更高要求的满足，并通过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调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总之，以高品质发展为导向，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提高国民生活的品质化，推动着当代中国迈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国家。
综上，对于“历史大问”及其核心议题，中国的实践作出了全新的回应，不仅转换了问题的话语形式，而且更新了其全部内涵。事实上，关于中国社会这一“历史大问”的回答仍在持续更新。随着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国民需要也在不断变化，人们期待更好的生活和更好的社会，这是一个永新的问题。对于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中国，以往的进步意味着一个又一个新起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永远在路上”。
原文载于《国际儒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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