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个体化家庭如何成为儒教伦理得以践行的载体，这一问题将成为以家庭为本位的儒家伦理及其权力秩序不断变迁的基本问题。儒家之“家”在人口流动、土地流转、阶层跨越、多元文明等进程中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个体家庭”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人的选择。为此，儒家之“家在何处”及个体中国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乡村家族伦理虽经由地方精英等中介呈现一种儒家文化复兴的现状，却不免深陷权力依附及各种利益整合等矛盾之中。重新构建家—国关系及其心态连接的良性机制，促使儒家真正生发符合个体化时代的文明心态与价值规则，不仅关系城乡融合、现代文明构建，也同时关系到儒学进一步发展等重大议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了7 204万人，但是出生人口规模仅为1 200万人，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6.0跌至1.3，进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晚婚、不婚、独居、少生、不育等，越来越成为女性及家庭夫妇的一种选择。与此同时，现代之“家”的结构性变迁与“个体性”的日益增强等，使得“家”甚至已经很难成为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家”亦非唯一终极理想和安定身心之神圣象征。传统儒家之“家”不断遭遇瓦解，现代之“家”亦变得多元而流动，“个体化”时代的个人，随时承受诸多不确定的挑战，乃至青年一代已在极度“内卷”下呈现了“佛系”“躺平”的自我圣化状态。
此种情况下，儒家之“家”还在吗？何处是“家”、心安何处的灵魂问题依旧，成为探讨当代个体生存意义、家庭个体化以及代际情感、儒家现代性、家国心态，乃至乡村振兴之关键。
一、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伦理与家国秩序
传统中国是农业大国，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族及宗法制度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其根本保障就在于儒家的人口生产与教化思想。故夫妇不仅在《周易·序卦》七大关系（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中位列中心位置，而且夫妇生育更奠定着儒家生育观及古代中国人口数量增长的重要基础，保证了儒家文化及其伦理秩序的代际传承。《论语·子路》篇记载有孔子和冉有的一段对话，孔子认为“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呈现的就是孔子的“庶富教”思想。
故传统儒家不仅重视家庭人口数量增长，而且致力于以教化为己任，构建家国天下及其伦理秩序。具体通过家庭之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修编家谱、修建宗祠等维持家风家训及家规，构建家族共同体意识与集体行动。因此，历朝历代都以人口立国，在提高劳动力数量中提倡早婚多育，并制定一系列促进人口增加的激励政策，同时将人口增长作为官员行政考核的重要指标，刺激生育以实现“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的治国观念。比如，通过强调及时婚配、保护妇女和弱势儿童，将男女初婚年龄提至最低生育年龄，提高人口生育率。西汉时期，将女性初婚年龄降到十五岁。隋、唐、宋时期，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清朝时期，法定结婚年龄调整为男十六，女十四。此外，在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观念驱动下，人们还非常重视家庭生育男丁的数量，并普遍追求多子多福和儿孙满堂，以实现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现实诉求。
古代中国的婚姻政策、生育制度及家族伦理，其实质都是在构建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发展秩序，并致力于将人口增加与赋税征收、军事建设、国家治理等相结合，呈现“尊尊”与“亲亲”的家国天下与神圣等级。虽然先贤孟子在人口数量之外强调促进社会发展的政治因素，并认为只有施行仁政、施行真正的社会抚育与教化责任等才能获民心与促发展。但是，农业文明背景下的历代王朝，始终依赖家庭人口增长的发展逻辑，在不断提高生育率基础上，增强着传统儒家忠孝一体的伦理心态，强化着底层民众对于天命、皇权及祖师圣德圣威的人格崇拜，构建着中国人内心世界中最为深厚的家—族意识及其家国心态。
二、流动中的现代之“家”与“家国关系”
传统之“家”具有费孝通先生笔下浓厚的“伸缩性、制度性和绵延性”。“家国同构”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更是血缘与地缘形成的一种自治与德治相结合、以宗族为核心的父权制社会与“共同体”生活。近代以来，一方面传统之“家”及其宗族伦理遭受社会强烈批判，家族制度被认为是阻碍民族进步与个人自由的枷锁，制度化儒家随之解体，传统家户治理逻辑亦走向消解及弱化；另一方面，家族意识及其家国情怀，依旧在民族危亡之际呈现其深厚的爱国主义情结。
进入现代中国，特别是前改革时代的集体主义社会，传统社会集体主义伦理与公私观念依旧延续，并在“单位制”社会的组织与权力依附中得到深刻体现，家族、村社及会社等传统社会组织逐渐弱化。改革时代，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促使中国社会进入个体的、去政治化的时代。个人逐渐从家族、血缘关系及阶级结构的束缚中脱离，促使社会事务开始以个人为执行单位而非家庭。这种个体化在制度结构层面分别以农村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单位制的解体为标志，在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层面则特别强调个人权益而越来越取代集体利益，传统组织之“宗族复活”亦多为个人借助宗族力量而实现自我利益的逻辑。
21世纪以来，个体权利意识日渐觉醒，促使社会亦逐步个体化。尤其是快速城镇化所推动的人口流动与土地流转等，都促使中国社会进入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进程之中，资本、人口、信息等流动带来诸多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加。这些都使得“家”已深处快速流动与不断瓦解、重组之中。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结构日渐多元化与小型化、家族伦理道德式微、家庭功能与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作为社会之基本单位，而今是否建立家庭，以及是否选择生育，都并非必选项，而是深受经济、住房、教育、医疗、教养、两性关系、代际传承等众多结构性因素影响的问题。
特别是当代技术性“家国信仰”治理方式下，个人与社会的原子化、人际关系的疏离化与网络化、崇拜方式的私密化与功利化等，都使得儒家伦理及其文化信仰秩序不断遭遇现代性挑战，“家”成为中国人试图走出、却又无法走出的“乡愁”与神圣象征，家国信仰及其关系在此进程中变得尤为复杂而充满流动，成为一种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因内、因外、因上、因下等发生变化的“差序格局”式国家观及其心态构成。
三、儒“家”文化复兴的身份中介与家国心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促使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与价值观层面发生深层变化儒家精英作为一种身份中介，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复兴儒家之“家”的积极作用。这些儒家精英大致可以分为行政精英、文化精英、商业精英三类。他们身体力行践行儒家修身道统，大多通过帮助修建祠堂、修编家谱、恢复祭祖或重构祭祖仪式等方式，为乡村振兴中的儒家文化建设、重构儒家现代之“家”等做着相应努力。
（一）行政精英：“身份构建正统权力”的家国心态
行政精英就是那些拥有行政级别身份且热衷于儒家家族文化建设的人，此类精英在儒家文化建设中的行动逻辑，大多呈现一种“身份构建正统权力”的家国心态。其中，身份是连接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之“家—国”关系的神圣中介。
就当前乡村振兴中的儒家文化建设而言，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对嫡系身份与正统权力的构建。作为两大孔庙之孔氏“南宗”与“北宗”，自古以来就因嫡系身份与相关神圣资源而关系复杂，以至形成当代儒家之南北孔庙格局。无论是北宗还是南宗，嫡系身份都是其构建正统名分及权力的神圣机制。孔氏南宗嫡长子的“孔爷”（本文人名、地名均为化名）是孔氏南宗第七十五代嫡系子孙，承袭“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并于1992年重掌孔氏南宗家庙孔管会主任，在孔氏南宗家庙管理、修缮扩建、祭孔典礼、孔氏后裔支派家谱修编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中介作用，是孔氏南宗家族的“主鬯人”。在此之前，“孔爷”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之所以接受地方政府重托，复兴孔氏南宗家庙等，其一是基于嫡系血缘关系的家族身份及责任担当，其二便是身份建构神圣家族与正统权力的家国心态。因此，“孔爷”兼具伦理身份和威权身份，掌握着南孔家族文化重建的话语权。二十多年来，在“孔爷”主导下，孔氏南宗家庙等盛大庆典活动颇受社会关注，南孔嫡传“圣人之后”的形象为世人所熟知。同时，孔氏南宗家庙也被赋予公私双重属性，既是公家的政府家庙，亦是孔氏南宗自家之私人祠堂。另外，为传承孔氏南宗之正统身份，“孔爷”专门聘请知名儒者指导五十多岁的儿子学习儒家经典，以继承“奉祀官”；他还特别注重儒家教育问题，每年联合高校、中小学举办儒家经典背诵活动，足见其内心深处浓厚的身份意识与家国情怀。
（二）文化精英：“知识构建道德声望”的家国心态
文化精英就是那些熟知地方知识，在民间社会具有较高道德威望的“文化人”，他们在乡村儒学建设中呈现“知识构建道德声望”的家国心态。在此，“知识”作为一种中介，能够连接自我与家族、村落集体、国家权力等之间的关系。
文化精英通过其熟知的知识谱系，在民间修建宗族祠堂、修编家谱、祭祖及祭孔仪式等活动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重构其深厚的儒绅意识与家族情感。孔湘鞠和梅晓珠分别代表孔氏家族和梅姓家族，他们的言谈举止和精神气质无不具有一种儒雅之风。他们在祭祖仪式、家谱修编、祠堂修缮、文化长廊等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深受村委会重视。其中，孔湘鞠还在村委会主导下帮助溪村申请了孔子文化村，修缮孔氏总厅，规划修建孔子文化广场和孔子行礼雕像等，这些都给该村增加了很多神圣而传统的元素。
从“个人与家—村落—国家”的关系来看，孔湘鞠在溪村是村民公认的孝子，他践行儒家孝道，长期照顾生病的父母，还特别重视子孙后代在礼仪、书法、孝道等方面的传承与教育。他的家国情怀不仅得益于父亲曾创办私塾和孔氏后裔身份，更因早年在外归来的上辈族人对孔氏溪派修编家谱的深情厚望。梅晓珠是梅村小学教师，熟读历史经典并擅长书法字画，尤其精通梅村历史名人梅林辉（东晋大儒）之官场仕途与家族迁徙史。近年来，梅村因梅林辉深受社会关注，故梅晓珠还在村委会主导下帮助筹划以“梅花节”为题材的乡村文化旅游项目，深受地方民众尊敬，成为连接梅姓家族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文化中介人。
（三）商业精英：“经济构建利益链条”的家国心态
当前儒家文化振兴过程中，很多大型庄重的祭祀仪式之所以能够举办，背后的资金支持很是关键，故学界曾围绕“祭祀经济学”展开热议。从文化生产的过程与机制来看，虽然经济要素并非一种文化类型得以传承与展演的决定因素，但却能推动一种文化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作为拥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商业精英，他们是常年在村外做生意且定居外省多年的经济能人。当他们事业有成之际，尤其是受到故乡德高望重之前辈族人组织的儒学文化活动之邀请，并希望获其资金支持时，他们大多都会乐意捐款。一方面，基于神圣地缘、熟人关系及家族意识，希望通过捐款这一功德，获得家乡族人的肯定与接纳，并在家乡或家族集体活动中构建一种良好声誉，光宗耀祖并期望得到祖宗及地方神灵的庇佑；另一方面，借此拓宽人脉与提升道德人格，为从事商业活动构建无形的文化资本，实现自我神圣与经济利益的双重目标。故商业精英参与儒家文化建设，更为注重此参与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与象征资本。
一般来说，乡村里的庙会、修建牌坊与宗祠、举办仪式性崇拜等集体活动，大都离不开村里商业精英的经济支持。梅清就是被梅村村民及村干部誉为在沪上做生意的“大老板”，他喜爱儒家文化，更以梅姓家族成员这一身份为文化资本。近年来，由于该村梅姓深受当地政府及全国范围内梅姓家族成员关注，梅村正致力于筹划一条文化旅游发展道路。当村主任恳请梅清能否给予资金支持时，他并没有犹豫，还和村委会商讨成立了梅姓家族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一职。此后，该中心成为全国梅姓族人及促进梅姓家族文化研究的信息分享平台，亦成为他寻求生意合作伙伴的利益交换平台，不断强化着自身的家族意识与家国心态。
四、家国互建与儒家文化振兴
通过类型学研究方法，前述讨论了三类精英中介在促进儒家文化振兴中的家国心态，展现了一种家国互建的深层逻辑。如果说行政精英主要借助嫡系身份与行政权力，构建孔氏南宗家庙的正统名分，实现自身与家族的双重荣耀，那么文化精英则主要借助知识谱系，通过村落文化建设与促进乡村旅游，构建其在家族与地方社会中的道德与声望，商业精英则主要借助经济能力，通过家族名人与姓氏文化之象征权力，实现自身在家族集团与商业经营中的双重利益。
民间精英致力于构建的儒家文化建设，呈现了一种普遍的家国情感及其神圣关怀。他们的身份特征、行动逻辑与家国心态不同，却都呈现了自我神圣与复兴家族文化的双重效应。三类民间精英的中介身份及家国心态，可谓当前儒家文化振兴过程中的三种基本类型。民间精英借助其不同的身份与资源类型，实现了自我与家族、村级政权、国家权力等之间的神圣连接，已融入当代儒家文化复兴的实践思潮之中，促进了乡村振兴之文化自觉与家国情怀的深入构建。
然而，精英视角下的儒家文化振兴，又不免深陷家国情感及其对权力关系的神圣依附，亦不免构建了文化建设中的人格崇拜及其资源配置的私人化逻辑。这种儒家文化实践，带有浓厚的人文性与家族神圣性，甚至也深藏私人性与某些功利性，使得儒家之“家”及其文化振兴，完全被整合在“家国同构”式的权力统摄与文化利益的生产链条之中，甚至沦为地方政府提高政绩和进行招商引资的文化符号，成为精英等部分人群所热衷和把握的大事件，这些都似与民众生活之间存在某种不可言说的神圣区隔。儒家文化振兴大大提升了乡村社会的人文气息与乡风文明，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有益于提升民众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儒家文化神圣性与公共性的构建，获得更广泛的村落认同与价值认同。然而，民众参与文化振兴的功利性与相关仪式之表面的热闹与庄重，却大多属于一种仪式与空间的暂时性展演，祠堂与家谱等早已失去教化民众的实质功能。特别是人口外流、土地流转之农村空心化背景下，采用传统方式所建构的儒家文化仪式及其家国观念，其作用发挥大多是个人的、景观的、娱乐的和流于形式的，生发与构建民间组织乃至集体化行动的能力相当弱化。市场化浪潮中，一些地方的儒家文化建设不免局限于工具理性之经济效益的主导思维，或是一味地致力于文化产业化及商业化开发，民众对于儒家文化价值的认知高度与人文关怀极为不足，亦缺乏“活出来”的价值激活机制和长远的文化发展规划。
儒家文化振兴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无益于促进儒家文化价值的现代挖掘，对于重构民众自我意识、协调乡村社会关系、构建村落共同体、促进城乡关系融合等乡村振兴之发展实质等更是意义甚微。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如何坚守儒家文化特质，实现精英与大众之二元化家国心态的普遍连接，促进儒家价值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相互适应及创造性转换，以现代制度、法治框架及乡规民约等保障儒家文化振兴的制度性与可持续性，走一条社会化与公共化的文化振兴道路，促进儒家优秀文化价值不断深入社会与人心，对于儒家之现代转型极为关键。
当代儒家文化建设现状及其存在困境，恰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亟须注意的一种家国心态及其文化行动逻辑。特别是快速城镇化及媒介化时代的到来，如何在“家”与“国”之间保持更好的平衡与实现制度及规则性的联结，构建既满足大众对于美好生活需求的现代儒家体系与普遍共识，又推动个体人格、家庭关系及社会的个体化与神圣敬畏、乡村全面振兴乃至城乡关系融合发展，促进儒家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现代制度与文明体系之间的不断整合与彼此推动，推进德治、法治与自治等相结合的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关系到当下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以及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构建美丽“家”园的现代中国发展进程及其心态秩序
原文载于《国际儒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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