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东汉时候传入中国，但主要在中原地区，到三国时，由僧人支谦和康僧会先后传入江南。相传康僧会远游至吴，孙权为之建造建初寺，并令之设像行道。曹不兴看到西方佛像，便据以绘之。
佛教的传播主要是利用佛经的翻泽、解说和寺院、佛像的礼拜。而佛像作为佛教宣传的载体，在视觉和感觉上给崇奉者一种威严、慈悲、敬畏的心理冲击，使得佛教的发展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佛像造像的艺术也促进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
佛教造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形象，它是人们生活审美趣味和审美倾向的表现载体。从最初的汉朝时期引进的具有明显西域色彩的佛像，到魏晋时期充满士大夫气质的佛像、再到盛唐丰满、富贵的华丽佛像、宋朝世俗化、生活化气息的佛像，它已经深深烙上中华文化的色彩。成为中国雕塑艺术的最精彩的华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像艺术飞速发展的时候，无论在雕塑方面还是在绘画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个时期，印度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深入交流，经过民间工匠的加工创造，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佛像艺术，从而更容易在中国社会发展。南北朝时期的佛像，一方面具有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的特点，但是已经开始汉化，也具有汉文化的风格。
佛像中国化出现质的飞跃，是完成于东晋的戴逵、戴颙父子。中国美术史上把他们创作的佛像称作二戴像制。
戴逵，“少博学，好谈论，多绝艺，工书画，尤以擅长佛教雕塑著称”，他努力探索和完善铸造、雕刻的技法表现，改善国外传入的佛像样式，在佛像的雕塑上充分采用中国传统的制作工艺，将中国传统的髹漆工艺技术创造性的运用到佛教形象的制作上，他所创作的脱胎“夹纻行像”世人称为一绝。戴逵的成就还表现在铜铸佛像上，相传唐代，供奉在洛阳白马寺的一佛二菩萨像即出自戴逵之手，戴逵创造的佛像样式经其子戴颙继承，称为百工之楷模。
米芾《画史》中记载他收藏一幅戴逵的《观音像》“天男相，无髭，皆贴金”。戴氏父子活动在晋宋之际，制像甚多，这些佛像唐代还有保留，唐人评价造像之妙，首推戴氏父子：“二戴像制，万代独步。”戴逵及其子戴颙之前的佛像画，基本不离摹仿外国范本的路子，到戴氏父子，“范金赋采，动有楷模”，并讲究造型比例，中国佛像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实际上自戴氏父子始。
据文献记载，戴氏作瓦官寺佛像五躯，妙好庄严，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狮子国进献的玉佛并称为瓦官寺三绝。
戴氏父子的作品现已无存，但从现今流传下来的魏晋时期的石窟造像以及韩谦金铜佛中，可以领略戴逵父子作无量寿佛改梵为夏所体现的汉地造像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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