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关乎权力。当权者打造建筑，因为这正是权力的体现。从最基础的层面来看，建筑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可以让不安分的劳动力保持稳定。而建筑也很好地反映了当权者的能力、决断力，甚至还有决心。最重要的是，建筑是一种宣传缔造者功业的手段。
我习惯把一张从小报上撕下来的图片钉在书桌上方。透过污迹斑斑的新闻纸，可以辨认出一个模糊的图像，那是一个汽车般大小的清真寺模型。模型被放置在一个与观众视线等高的底座上，平视便能欣赏整个模型。建筑师并没有用常见的灰色给模型上色，而是为其涂上了一抹唇釉般的亮色，这么做，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动客户。
清真寺模型由硬纸板和轻木板条搭就，低矮的圆顶周围环绕着几圈高耸的尖塔。华而不实的造型，以及将繁复的传统装饰简化成夸张的卡通画，似乎是想让模型既富有大胆的现代感，又不失传统的庄严感。像这样现代与传统并重的尝试此前已做过不下百次，但无不以失败告终。而这张照片之所以让人如此不安，并不是因为这些可疑的建筑细节。它所呈现的建筑的黑暗一面，才是真正吸引我的原因所在。在这种画面中，建筑师通常是最显眼的，而在这张图片中，那群身着制服、满脸恭敬地簇拥在模型周围的人看上去并不像建筑师。其中最显眼的是那个被簇拥在中间，蓄着浓密胡子的矮胖男人。这个人身穿老式的卡其衫，头戴贝雷帽，看上去就像是二战中的英国陆军少校，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模型，十分痴迷。
这个人就是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和许多独裁者一样，萨达姆也是狂热的建筑爱好者，但他和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墨索里尼（Mussolini）又有点儿不一样。拿破仑三世挑剔的品位，从巴黎整洁如阅兵场般的林荫大道便可见一斑，墨索里尼则对风格迥然不同的现代主义和奥古斯都（Caesar Augustus）时期的建筑都相当喜欢，而萨达姆并没有明显的偏好。不过他好像生来便知道如何利用建筑来宣传自己，颂扬自己的政权，震慑对手。
“战争之母”清真寺（the Mother of All Battles mosque）在设计之初，便带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把伊拉克宣扬成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胜利方。可事实上，这是一场令萨达姆蒙羞的战争。他的军队被驱逐出了科威特，军队溃逃的情景惨不忍睹：毁坏的公路上塞满了扭曲成长龙的汽车，在这些毁坏的汽车里挤满了灰头土脸的伊拉克士兵，路边到处散落着抢来的战利品。萨达姆企图通过构筑一种“真实”来抹去战败者的形象，这和科威特政府的做法如出一辙——科威特曾邀请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约翰•乌特松（Jörn Utzon）打造了一个一无是处的“玩具”议会大厦，想要证明自己不是海湾地区的寡头政府，而是北欧式的民主政权。当时萨达姆政权正遭受联合国的制裁，伊拉克国内物资极度匮乏，在这种时候，不管打造什么建筑，都会被视为蓄意的挑衅。而清真寺本身又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所以这种挑衅便更加昭然若揭。
这张照片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建筑关乎权力。当权者打造建筑，因为这正是权力的体现。从最基础的层面来看，建筑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可以让不安分的劳动力保持稳定，而建筑也很好地反映了当权者的能力、决断力，甚至还有决心。最重要的是，建筑是一种宣传缔造者功业的手段。
建筑常常被当权者用来引诱、打动和震慑他人，这就是萨达姆大肆打造建筑的深层原因。他所打造的宫殿和纪念碑就像文身一样烙印在伊拉克身上，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国内外的敌人，伊拉克是他的，是他的个人财产，不过这些建筑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永垂不朽。
在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城外，数排3米多高的铜像矗立在海岸线上，直指海湾对面的宿敌伊朗，它们象征着在最惨烈的“绞肉机战争”——两伊战争中阵亡的伊拉克军官。而其宿敌伊朗的沙阿国王也有同样的嗜好，他也喜欢用建筑为巴列维王朝构建谱系，不幸的是，这也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巴格达有一座巨大的青铜手雕塑，它握着臭名昭著的十字巨剑横跨在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入口处。这座雕塑是仿照萨达姆本人的双手打造的，但采用的却是英国贝辛斯托克镇（Basingstoke）特有的风格。萨达姆当政的时候，雕塑的剑柄上还吊着几个渔网，里面装满了缴获的伊朗头盔，这样庸俗的纪念碑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它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为庆祝伯罗奔尼撒战争获胜所打造的纪念碑，以及古罗马帝国为纪念爱将凯旋而建造的纪念碑。伦敦和柏林市中心也有许多为庆祝战争胜利而铸造的纪念性雕塑，其原料来自战败的拿破仑军队的大炮。青铜手上的十字剑设计窃自伦敦建筑师迈克•戈尔德（Mike Gold）的创意。十字剑设计本是他为沙特阿拉伯打造的一个稀奇古怪但无伤大雅的城市地标（当然，这个设计中可没有头盔），但到了伊拉克，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范思哲荒诞的设计风格充斥着性欲与金钱的味道，若在米兰这彰显的是讽刺意味，而到了米洛舍维奇（Milosevic）执政时的贝尔格莱德，其表面的亮片装饰和豹皮花纹才是纵欲阶级关注的重点。同样地，具有讽刺意味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到了巴格达，就变成了最简单粗暴的宣传性建筑。萨达姆修建清真寺不仅仅是为了粉饰胜利或震慑敌人，也是对其世俗本质的政权的过度粉饰，他想以证明自己虽然喜饮酒、好杀戮，却依然是伊斯兰教最虔诚的捍卫者。
解读建筑，并不是打造建筑的统治者的特权。2002年年底，当美国增派两艘航空母舰前往伊拉克时，《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在头版刊登了一张“战争之母”清真寺的照片。在设计公开4年后，这座建筑终于完工了。报道毫不掩饰地重复着媒体惯有的思路，它们断定外圈的4座尖塔象征的是AK突击步枪，内圈略矮一些的4座尖塔则代表的是飞毛腿导弹。这种说法在西方媒体界和出租车司机群体中流传甚广，如果尖塔有尾翼，或是用橄榄色的迷彩颜料做装饰，而不是用白色石灰石点缀蓝色马赛克，这种说法可能会更可信一些。但是，外圈的尖塔上并没有配备瞄准器，也没有AK突击步枪独有的弧形弹匣和胡桃木枪托。与伊斯坦布尔那犹如火箭般的奥斯曼式尖塔相比，“战争之母”清真寺的尖塔远没有前者那般威武、优雅。这篇报道的作者在参观过清真寺后失望地写道：“游客曾被告知，内圈尖塔的顶端会逐渐收细，就像弹道导弹因空气动力而在鼻锥处收小一般，但亲眼看过之后你就会知道建筑师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在当时，美国已经笼罩在浓厚的战争气息中，他们对清真寺如此夸张的诠释，完全是出于赤裸裸的宣传目的。
从表面上看，这座清真寺虽然没有明显的军国主义意味，但它隐含的信息却令人不安。清真寺的外观，与其说是充满挑衅意味，不如说是秉承了传统海湾酒店奢华的传统；与其说这是一座国家纪念碑，不如说它是变装的警察学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清真寺中央的玻璃陈列柜，那里面摆着一本650页的《古兰经》抄本。据《纽约时报》报道，该清真寺的阿訇声称这本《古兰经》是用萨达姆本人的血书写的，萨达姆每两周捐献一品脱的血，历时两年，才帮助书法家完成了这部经书。报纸还刊载了环绕清真寺的倒影池照片，据说其形状很像阿拉伯世界的地图。倒影池的一侧，有一个镶嵌着蓝色马赛克的底座，其露出水面的部分犹如一座小岛。报道称这个小岛不规则的外形形似萨达姆大拇指的指纹，但没有深入解释自己为什么如此肯定它与萨达姆本人的指纹一模一样。如果一切属实，那清真寺的寓意就昭然若揭了。令人失望的是，该清真寺的阿訇不愿向《纽约时报》承认清真寺的军事象征意义，但他很乐意分享一些更为神秘的含义：外圈高达43米的尖塔，象征的是为期43天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内圈的4根尖塔代表4月，37米的高度代表的是1937年，喷泉池里的28根水柱指的是第28天，这些信息加在一起就是1937年4月28日，也就是萨达姆的生日。
事实上，清真寺并不是展示伊拉克挑衅意味的特别有效的方式。因为萨达姆的目的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似乎不太可能按照基督教日历来做这件事。如果这里对数字力量的强调是有意为之的话，那便在世贸大厦的某些重建方案中得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回应。就在该报道刊登出来的同一周，纽约发布了7个重建世贸大厦的方案。其中也出现了有趣的数字，理查德•迈耶和彼得•埃森曼提出打造一座高约339米（1111英尺）的新塔，因为278米（911英尺）的高楼不够引人注目，而丹尼尔•里伯斯金则提出了另外一个更加大胆的方案，他想要打造一座约540米（1776英尺）高的大楼，1776象征着美国独立的年份。
对于萨达姆如此热衷建筑的一个解释大概是，他只是在沿袭亚洲和中东地区的一贯做法，即聘请西方正当红的建筑师为自己打造知名建筑，以示自己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实际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格达一直有建造大型纪念碑的计划。1957年，费萨尔二世（Faisal II）委托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一座歌剧院，要求按照莫斯科当年没能建成的苏维埃宫的样子来建造，只需把顶部的列宁雕像换成一座30层楼高的伊拉克最伟大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oun al-Rashid）的雕像，哈伦•拉希德是巴格达创立者曼苏尔的孙子。对于刚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伊拉克来说，这座歌剧院若能建成，必将是一座史诗级的国家建筑。其实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受邀设计的一所大学已经建成。1956年，费萨尔二世还委托勒•柯布西耶为巴格达设计一个体育场，但这个体育场在费萨尔二世死后才得以建成，名字也变成了萨达姆•侯赛因体育中心。
萨达姆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外观，他还试图用更为古老的历史遗产，如5000年前的乌尔城和幼发拉底河沿岸最早的城市文明，为自己打造纪念碑。他发起了对伊拉克古代遗址的一系列破坏性的“修复”，甚至不惮于用郊区常见的建房材料来重建巴比伦空中花园。他模仿古代帝王，在每一块砖上都刻上自己的名字，以此告诉世人自己是那些帝王命定的继承人。他甚至在巴比伦主题公园仿造的“伊什塔之门”前，设置了身着古装、手持长矛的警卫。
萨达姆利用建筑来歌功颂德、巩固统治的企图已昭然若揭，虽然这些建筑并没有产生效果，但考虑到其建造目的，建筑在他残暴的政权中扮演的角色显然是有罪的。但对于那些被委托执行他的想法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战争之母”清真寺显然是一件平庸的建筑作品，它的设计者明显缺乏想象力，但能否因为萨达姆将清真寺挪为他用，就严厉谴责它的设计师呢？
建筑独立于赞助者而存在，我们不能像纽伦堡战犯审判法庭判决阿尔伯特•施佩尔有罪那样，仅仅因为这座清真寺的建筑师曾服务于当代的暴君，便认定其也有罪。清真寺本身并没有实施暴力，它的建筑形式本身也不该被视为独裁统治的化身。
尽管有人经常问，建筑物能否投射出内在的意义？但这个问题尚没有答案。极权主义建筑、民主主义建筑或者民族主义建筑是否真的存在？如果确实存在，是什么赋予了建筑这样的意义？是否真如某些人所言，古典柱式代表的是法西斯，而玻璃幕墙则象征着民主？这些寓意是固定不变的呢，还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如果萨达姆当初能更聪明或更狡猾一点，邀请出生在巴格达的世界最知名的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来设计这座清真寺，我们也许会暂时被他迷惑住，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他的政权。要是哈迪德接受了这个委托，我们肯定会对她产生不同的看法：充其量她不过是一个政治无知者，最差也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妥协者，如此一来，她也会失去大量的美国工作机会。一座哈迪德设计的清真寺会传递出另一种信息，虽然它依然是在歌颂萨达姆的政权，依然是对敌人的挑衅，但也是一种对文化高地的主张。这可能意味着，这是一个比包庇萨达姆两个杀人犯女婿和毒害上千市民的政权更为复杂的政体。但退一步说，如果萨达姆邀请哈迪德设计清真寺，而哈迪德也接受了邀约（当然这两件事都不太可能发生），人们会认为她是在积极主张建设一个更加文明的伊拉克，还是会视她为政治游戏里面的小卒，为了得到设计建筑的机会而放弃一切底线？
为了建筑机会而不顾一切的，并非只有建筑师。萨达姆对建筑这么着迷，让人们不禁疑惑：他这么做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要探究像萨达姆这样的人不惜重金投资建筑，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建筑是一种目的，还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我们打造建筑，不只出于情感和心理目的，也受到了意识形态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软件行业的亿万富翁也会利用建筑语言，他们捐赠博物馆，就是为了换取投射权力的冠名权，这与反社会的独裁者的做法如出一辙。人类的自负、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政治和宗教冲动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又反过来赋予了其外在形状和形式。试图在否认建筑对世界的心理影响的情况下理解这个世界，就相当于舍本逐末。这样做，就好比忽视了战争对科技史的影响，反之亦然。
与通常被认为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科学和技术不同，建筑既是一种实用工具，又是一种寓意深刻的语言，可以承载非常具体的信息。但是要修建具有精确政治含义的建筑非常困难，要弄清楚建筑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也比较难，这就导致如今的建筑师都宣称他们的工作是独立自主的、中立的，或者宣称即便有所谓的“政治”建筑存在，那也仅限于某些孤立的区域，并不比购物中心或拉斯维加斯赌场更受上层文化的关注。
这种假设并不完美，也许某种建筑语言并没有特定的政治含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建筑无法表现政治倾向。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成功的建筑师在职业生涯中难免会建造出具有政治含义的建筑，而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会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选择建筑师。这种关系几乎在每一种政体中都存在，并吸引着各种各样的利己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经常在照片中看到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还有无数的市长、大主教、首席执行官以及坐拥亿万财富的强盗式资本家，也弯着腰、一脸陶醉地盯着精心打造的建筑模型，就像萨达姆志得意满地盯着清真寺模型那般。
这样说，并不是把老乔治•布什（George Bush）的总统图书馆、托尼•布莱尔的千禧巨蛋和温布利大球场以及英国为2012年奥运会而建造的奥运场馆与萨达姆的清真寺相提并论。选举产生的首相操控议会便可以得到建筑机会，而独裁者也许要通过操纵生死才能实现，跟后者相比，前者算是侵略性更小的妥协之举。但民主政权也会如极权主义者一般，将建筑作为治国的工具。
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的凡尔赛宫造型华丽，选址也颇为特殊，意在制衡法国地方贵族的权力。两个世纪后，拿破仑三世命令乔治﹣欧仁•奥斯曼对巴黎展开规模空前的改造，再一次将建筑当作施展政治权力的工具来使用。这次改造与其说是为了控制巴黎暴徒，不如说是为了将他备受质疑的皇权合法化。后来，弗朗索瓦•密特朗又大肆改造罗浮宫，修建新凯旋门，他认为这是他将这座城市打造成现代欧洲无可争议的中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三位统治者而言，这些标志性建筑的外观和它们包含的内容同样重要，也是战略的一部分。密特朗用钢铁和玻璃打造简洁的几何形激进建筑，来展示当时法国对现代化的追求，就像路易十四将凡尔赛宫打造成皇家神殿，以彰显国王的神圣权力一般。
当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其中时，我便开始以更系统的方式收集权贵俯身观赏建筑模型的图片。矶崎新是日本建筑界的元老，他曾租下米兰缪科雅•普拉达（Miuccia Prada）的一间艺术画廊，为一位重要的客户展示模型。当时，画廊外面的入口两侧停放着两辆坐满保镖的黑色梅赛德斯轿车，旁边还有一辆坐满意大利宪兵的大卡车。画廊里面是一个房间大小的建筑模型，矶崎新称之为别墅。事实上，这个模型是为一位卡塔尔酋长设计的豪宅，这位酋长当时是该国文化部部长。这座豪宅不仅是酋长及其家人的住所，还需要容纳他所收藏的珍稀动物、法拉利汽车、布里奇特•赖利的作品、大卫•霍克尼设计的游泳池以及理查德•塞拉设计的景观。该设计意在为一个几乎没有多少城市传统的沙漠酋长国注入一种文化深度感。建筑的不同部分由不同的建筑师或设计师完成，矶崎新的助手正组织他们一起为酋长展示整个工程。这些人一直在等待酋长的驾临，他们喝着咖啡，品尝着由系着黑色领结的侍者分发的甜点，几乎两个小时之后，酋长才终于到了。这个案例赤裸裸地揭示了权力与建筑的关系，建筑屈从于强权，建筑师就犹如随时等待召唤的理发师或裁缝一般。这个别墅一直没有动工，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酋长的消息是在伦敦的报纸上，他因涉嫌滥用文化部拨款而被软禁。
我们常常讨论建筑与艺术史的关系，或认为建筑是技术进步的反映，抑或将之视为社会人类学的体现。我们知道如何通过窗户的形状或柱头上的装饰细节来区分建筑的类型，我们将建筑视作是原材料和技术的产物。知道建筑是怎么建成的很容易，但我们却不太能把握建筑所涉及的更广泛的政治意义，不知道建筑究竟为何存在。考虑到建筑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出现这样的疏漏真是令人惊讶。建筑向来依赖于珍贵资源和稀有人力资源的配置，正因如此，掌控建筑的往往是掌权者，而非建筑师。法老时代，埃及没有将多余的财富用于修建道路或废除奴隶制度，而是将之投入到修建金字塔上，这绝不是因为建筑师们有建造金字塔的冲动。
近年来，有些人冠冕堂皇地宣称建筑的目的是服务公众，但不论身处何种文化，建筑师要想获得工作机会，就必须与权贵搭上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掌握建筑资源的，除了权贵别无他人，而不计一切代价获得建筑机会，已经成了建筑师无法逃脱的宿命，他们像迁徙的鲑鱼一样，为了洄流回产卵地而拼命一搏。由此可以看出，建筑行业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伟大，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浮士德式交易（魔鬼交易）了，除了与当权者虚与委蛇之外，建筑师别无选择。
从本质上看，每一种政治文化在利用建筑时，都有其理性的、现实的目的，即使它被用来表达一种象征意义。但一旦建筑突破了政治考量与精神病理学之间的界线，建筑就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而是一种幻想，甚至是一种折磨受害者的疾病。
打造地标和行使政治权力之间有一种心理上的相似性，都是将个人意愿强加于外物。看着自己的世界观在缩成玩具屋大小的城市模型中得到完美呈现，这对那些无视个体价值的人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而更具诱惑力的是，他们有可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座城市，就像奥斯曼重塑巴黎一样。对那些易受影响的人而言，建筑满足了他们的自负感。他们对建筑的依赖越来越强，以至建筑本身就成了目的，引诱着沉迷其中的人建造更多、更大的建筑。建筑成为表达自我的最赤裸裸的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建筑情结”。
总的来说，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并不算狂妄，与之相比，前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kolae Ceausescu）改造首都布加勒斯特的计划则显得利欲熏心。但在这两个城市的改造过程中，拆迁几乎和新建建筑一样是改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新建和破坏息息相关。不论恐怖分子发动“9•11”袭击是出于何种目的，但在内心仇恨的驱使下攻击世贸中心双子塔这一行为，正说明攻击者承认双子塔的政治象征意义，因此才企图用更为激进的方法抹去该建筑，从而动摇它背后的政治权力。操纵飞机的劫机者之一本身就是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这也进一步突显了建筑与权力的关系。
本书旨在探索个人或社会为什么要打造出某种建筑，这种建筑意味着什么，具有什么功能。笔者相信一旦我们明白了某些人为什么会痴迷于建筑，我们就能免于成为他们野心的牺牲品，因此本书对一些建筑物、建筑师、亿万富翁、政治家和独裁者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案例大多来自20世纪。这些建筑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我们的恐惧和激情，关于定义社会的符号，关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方式。
本文选编自《权力与建筑》
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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