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读到布迪厄在1985年一次访谈中的一段陈述。在这段话中布迪厄讲述了社会学给他带来的乐趣与责任感、激情投入与成功的体验。虽然这段访谈没有韦伯在百余年前“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表述的那么深邃，引发步入学术殿堂的无数后来者的争相诵读。但布迪厄在谈及自己经历时所展现的激情与责任感，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是选择“以学术为职业”还是选择“以学术为志业”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意义。在这段访谈中，他谈到了研究给他带来的极大的乐趣，这种乐趣不仅来源于研究本身，与志同道合者的交流也给布迪厄带来了“交流的热情”。对于布迪厄而言，学术研究蕴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并非是令其焦头烂额的难题，相反，工作的极端多样性令其始终保持高度亢奋的状态。
在激情与乐趣之外，作为底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布迪厄还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这正如他在去世前最后一部著作《自我分析纲要》最后一段话所说的：我希望使我的一些读者，无论男女，能够通过我的叙述，成功地认识到自己的经历、困难、问题、悲伤，等等，并从他们的现实身份而非某种崇高的观点和视角出发，采取一些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和行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使我感到更快乐的事情了。
这种“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感不是布迪厄所批评的一些知识分子所持有的虚幻的“责任感”，在布迪厄看来，那些抱持着“自由幻觉”、高呼自由与解放等等口号的知识分子是在将人们引入歧路。布迪厄犀利的抨击了两类知识分子：被传媒吓跑了的优秀的思想者，他们退缩在学院中，不问世事。接管公共论坛的半吊子的知识分子——比如那些后现代主义者。他们制造着煽情的争论，抛售着虚幻的问题，浪费着每一个人的时间。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家的难题就在于，他们试图说出任何人，尤其是其读者都不愿承认的东西。有时这也会使社会学家本人对自己作为社会学家的合法性以及科学研究的功能产生怀疑：是否应当说出社会世界的真相？一个自我了解的社会世界是否适于生存？对于这些问题，布迪厄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如果实现了透明化，如果人们对文化、宗教和劳动等问题的本质有了更多了解，被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哀叹所遗忘的很多痛苦和苦难便会大大减轻，甚至被改变或完全消除。这是社会学家的责任，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履行这种责任的基础在于“以科学作为天职”，两个关键点——做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与将学术研究视为天职的激情与决心——缺一不可。
……我毫不保留甚至是有点疯狂的努力的真正基础：在科学里头，这是一种游戏的乐趣，是一种去玩我们所能玩的游戏里头最为特别的游戏的乐趣，是一种研究的乐趣，这样的乐趣正在于其采取的社会学形式里头。对我来说，知识的生活比较近似于艺术家的生活，而非学院里所存在的例行事务。我没办法和普鲁斯特一样，说出“我经常很早就上床就寝……”这样的话。不过，那些研究工作的讨论会议之所以经常能够在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主要是因为我们乐在其中，那是我生命里头最棒的时刻之一。而且我也得说，有些访谈从早上十点就开始，而且进行了一整天，但这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我们能够在同一周里头对一位老板或是一名主教进行访谈、分析一系列的统计图表、参酌一些历史文件、观察小酒馆内的一场谈话、阅读理论文章、与其他研究者进行讨论……诸如此类。能够拥有一个极具多样性的职业，也是一种幸福。我大概不会喜欢每天去国家图书馆打卡上班。我相信，多年来我所主持的这个团队之所以如此团结，乃是由于一种热忱，我们称之为有感染力的热忱，这种热忱超越了严肃与肤浅的区别，也超越了朴实地奉献于“低微且简单的工作”（大学经常严肃地看待这些工作）与宏大的企图（这些企图倾向于绕着当前的热门话题打转）两者之间的区别。该怎么说呢？我们无须在以下两者间做出选择：一边是某种藐视传统权威的自由，这种自由乃是受到大型的知识游戏所启发而来；另一边则是实证研究（或者甚至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所具备井井有条的严格性。我们亦无须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一边是去完全投入于基础的问题，另一边则是去保持某种批判性的距离，并采用大量的实证资讯。不过，其实没必要扯那么远：在所有的知识行业当中，社会学无疑地正是那个能够让我带着一切意义上的愉悦而从事的行业——至少我希望如此。但另一方面，由于我有某种身为特权的感觉，因此这种愉悦并不能让我免除我所尚未清偿的义务；那是一种极为强烈的责任感（甚至是罪恶感）。不过我不知道该不该讲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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