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于吐鲁番火焰山南麓一处丘岗上，建筑遗存分岗顶和岗坡两部分。2021年的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对岗顶区域建筑的全面揭露，出土了叙利亚文、回鹘文等文书残片、壁画残块及陶、木、铜、铁、织物等重要文物千余件。确认了西旁遗址的景教寺院性质，并初步判断其至少存在三期以上使用过程，可能始建于唐，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系统发掘对于研究古代西域多元宗教与文化交流、景教史、西域语文等具有重要意义。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沟街道达甫散盖社区北面的一座丘岗上，清末以来曾遭受德、俄探险家及当地人的盗掘，根据发现的一批古叙利亚文、回鹘文等文献，被推定为中古时期的基督教遗址。[1]这处遗址的比定，是2004年11月李肖、张勇、王丁等根据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资料完成的。2014年，该遗址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其命名为“葡萄沟西旁景教寺院遗址”，时代为隋至元代。[2]2021年9～11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合作，申报了该遗址的考古发掘项目。该项目亦是中山大学—新疆大学共建“新疆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的科研项目。西旁景教寺院建筑遗存分岗顶和岗坡两部分，本年度发掘基本完成了对遗址岗顶建筑的全面揭露，确认了该遗址曾长期作为景教寺院使用，初步探明了寺院布局、年代及改建过程等，出土了一批古叙利亚文、回鹘文等文书残片及壁画残块等文物。
一、遗址概况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分布于葡萄沟与桃儿沟之间火焰山西端的南麓，建于一座高约20米的山丘上。（见图一）地理坐标为东经89°12′55.39″，北纬42°59′23.76″。遗址所在丘岗呈不规则圆形，顶部比较平坦，南面通过一条狭长的山梁可以到达火焰山山脚。西坡较陡峭。北、东坡比较平缓，在分别拍摄于1905、1909年的照片中，显示出北坡外的洼地上有密林和水池，以及建于此洼地北面台地上的一座可能是佛堂的圆顶方形建筑。[3]此外，自葡萄沟口至桃儿沟的山岗和沟谷分布有一些佛寺遗址。
从勘测上看，山岗地表存有遗迹的区域南北长约50、东西宽约40米，遗迹为矗立于地面上的不同建筑物的墙体，以土坯砌筑或垛泥构筑。岗顶部分是遗址的主体建筑遗迹所在，其地表当建筑时做过平整，在地面露出的墙体显示为南北并排的三大栋房屋建筑组合。岗坡建筑集中于东、北两坡，依地势分层修建，现存两层修筑的平台，地面露出若干房屋或其他建筑物的墙体。遗址区及附近地表散落了大量的夹砂红陶、灰陶片及青砖块等遗物。陶片器壁较厚，多为大型瓮、缸类容器残片。
在2021年科学发掘之前的历次盗掘中，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6月第二支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盗掘，及1909年6月俄国奥登堡探险队的访查。根据一些记录，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成员巴图斯（Theodor Bartus，1858～1941年）曾挖掘了西旁遗址，出土了许多用古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粟特文和突厥文（应即回鹘文）等书写的景教文献，但对遗址的发掘记录十分粗略，在后来刊布的文书释读著作中无法将文书的出土地还原。[4]在2021年度的发掘中，曾发现19世纪末出产的印有俄文的火柴盒，还有匈牙利文的报纸或书页残片、烟头，以及民国时期日本产的铅笔等，印证了遗址遭探险家盗掘的情况。此外，遗址中广泛存在的盗坑或扰土说明自清末至本世纪，对西旁遗址的盗掘行为多有发生，对遗址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二、考古发掘与主要发现
2021年度的发掘，鉴于山丘型遗址的地形和遗迹状态，我们在遗址西南角建立坐标原点，将整个遗址区纳入虚拟布方内并与地理坐标关联。本年度对遗址区分布于岗顶的主要建筑遗迹进行了揭露，共发掘5×5平方米探方19个，发掘面积475平方米。
通过发掘显示出山丘型遗址堆积与埋藏的典型特征：地表露出的墙体，代表了废弃后所经历的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状态；各个建筑物中的堆积，在表层的砂砾土之下是废弃后的埋藏和被反复盗扰的状态，里面包含了被翻挖的土坯碎块、各种遗物（包括文书和壁画残块），其下叠压着残存的墙体、地面等遗迹。
揭露的各种遗迹，包括13座房屋（F1—F13）、2条通道（TD1—TD2）、2座平台（PT1—PT2）、4段未确定所属的墙体（Q1—Q4）、1处地面遗迹（DM1）。在布局上分为南北并排的三组（栋），呈大致东西向座落，每组（栋）包括位于中、西部的大厅（堂）和位于东部的若干房间。另外，上述三组（栋）建筑组合的西侧，依岗顶地势建有1处平台、2座房屋及附属建筑、1区护坡。（图二）由此，我们可以把岗顶遗址区的遗迹分为四组。在每区建筑物中均存在复杂的改建、增建、重修及叠压迹象，显示出不同时期的修建、使用情形。较早期的建筑主要采用土坯砌筑，较晚期建筑除采用土坯建筑外，外墙亦采用砂砾—粘土混合的垛泥构筑。土坯的规格不一，约有十余种。地面的构筑方式主要是草拌泥，有一处地面（DM1）为青砖地面，以及山岗的原生土（砂砾层）。
（一）遗迹
1.南组（栋）建筑
包括了7座房屋（F1—F7）和4段墙体（Q1—Q4）。保存状况最好，但结构和遗迹关系最为复杂。
F1，分布于南组（栋）建筑的最上层，为最晚期的建筑遗迹，残存露出的北墙和一段隔墙，及表土层下埋藏极浅的少量地面。呈东西向长方形，残存2间。对晚期扰坑剖面的观察及残存F1东北角、西北角区域的解剖表明，F1是利用F2墙体及倒塌堆积改建的晚期房屋，包括对F2北墙的加厚加高，对F2门道的完全封堵，以及用倒塌堆积填充F2原有空间后再行平整为F1地面等。在填充地面时，F1的建造者使用了拆自较早期仪式性设施的壁画残块。
F2，分布于F1的下方，为东西向的长方形房址，残存东、南、北三面屋墙及较大面积地面。其中北墙西部保存有比较完整的门道通向中组（栋）的F9，有台阶遗存，与北组（栋）的F12门道对称，该门道后被F1封堵。证明了F2、F9、F12曾在同一时间作为一个建筑组合使用。在F2的东墙上有一个独特的龛式结构，中部为长方形龛，龛两侧各有三级台阶式结构，应为一处宗教仪式设施。
F3—F5，此3座房屋分布于南组（栋）建筑的南部，东西向并列，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其中，F4居于中间，可能为门厅式建筑，北侧通过三级台阶与F7下层地面相连，东、西各有门道分别与F3、F5连通。F3居于F4东面，为方形穹窿顶的房屋，保存至接近屋顶部分。屋墙内壁有壁龛和壁炉等设施，地面和墙壁上保存有涂料和某种不明的残留物等。屋内堆积中出土了一些文书等遗物。F5居于F4西面，仅残留部分墙体、门道等。这组房址中F5北墙及F7下层地面被F2改造利用或叠压，证明其始建年代应早于F2。
F6—F7，分布于南组（栋）建筑的东部，东西相连。其中，F6为带土台及小型用火设施的房屋，可能为生活场所；西北与东南各有1个门道，西北门道通向F7上层地面，东南门道通向山岗的东坡。屋内堆积中出土了若干文书、皮靴、木器等遗物。F7约呈方形，南侧以台阶与F3—F5沟通，有上、下两层地面及多次改建的小隔间、坐台等设施。F6、F7部分屋墙与南侧的F3、F4屋墙存在共用、增建等现象。
Q1—Q4，分布于南组（栋）建筑的西端，叠压在F2下，分别与F10南墙和F5西墙相连。为早期建筑物遗存，无法确定其归属和性质。
2.中组（栋）建筑
位于遗址中部，包括2座房屋（F8、F9）和1条通道（TD1）。
F8，位于中组（栋）建筑的东端。为平面长方形的房屋，现存主要遗迹为呈“L”形的土炕及地面等遗迹。从东部扰坑剖面看，显露出两层墙皮，证明其改建了较早期的建筑，但较早期建筑的形制不明确。从堆积及扰坑中出土了一批文书等遗物。F8与周邻建筑遗迹（F9、F13、PT1）间存在复杂的共用墙体、改建、叠压等关系。
F9，位于中组（栋）建筑的中、西部，为平面长方形的大厅式建筑，是遗址面积最大的房址，可能为寺院中殿，但受晚期改造和盗扰影响，保存情况很差。现存南、北墙及东墙的2段残迹，上、下叠压的2层地面，F2的台阶，及晚期草料槽等遗迹。在地层堆积中出土了数量很多的文书及带铭文的陶片、少量壁画残块等遗物。
3.北组（栋）建筑
位于遗址北部，包括2座房屋（F12、F13）、1座平台（PT1）、1条通道（TD2）。
F12，带坐台的厅堂式房址，沿中东部的南、北屋内壁各列筑一道土坐台，东墙居中设有一个小龛，龛旁遗存木十字架。F12下方叠压有1层青砖地面（DM1），从多处露出情况看，此地面分布于F12的整座房屋之下及其东墙外侧（与PT1具有共存关系），因出于保存F12目的而未做发掘。
F13与PT1位于岗顶区东北角，是上、下叠压的2处遗迹。其中F13为下层遗迹，发现东、南墙，但未见北、西墙，有2层地面，其东部保存有分属于上、下地面的陶缸或瓮底部或坑位4个，及炉灶1处。部分缸底残有高粱等谷物遗存，推测可能为厨房。F13废弃后，晚期使用者利用包括壁画残块在内的倒塌堆积垫高内部空间，并加以局部夯实形成PT1，另在其西侧用土坯砌筑了一处长方形小平台，形成一个“凸”字形的平台空间，应为宗教仪式场所。
4.岗顶西缘建筑
分布于岗顶建筑的西缘，包括1处平台（PT2）、2座房屋（F10及其附属建筑、F11），以F10为主。F10及附属建筑位于岗顶西缘约中部位置，高程较F9等房址略低。存在至少两个时期的使用过程，早期为近梯形房屋，门道向西，外有台阶通向外面的平台（PT2）和厕所，该期建筑东南角有部分墙体被F2叠压。晚期建筑面积缩小，在早期东、南墙体内侧以土坯砌筑新墙，并封闭西墙，出入口改为房屋东北角，设一道台阶与F11等沟通。房屋内部包含上、下两层地面，分别与两期墙体对应。上层地面是在下层地面基础上通过垫压较厚且紧实的腐殖质层（含大量粪便、植物枝干等）整平后形成，地面上保存有7个大型陶瓮或缸底部或坑位，部分缸底有紫红色残留物，推测可能为酿造或储存葡萄酒的酒窖。F11为接建于F10北侧的房屋，东侧为TD2及F12。破坏较严重，现存三面墙体及护坡，中、东部保存有上下叠压的4层地面。
在清理的各类遗迹中，房址为最主要的遗迹类型，其余遗迹均附属于房址。经过本年度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西旁遗址历史上存在多次改建过程，发现有下列遗迹关系：其一，晚期使用者利用早期建筑墙体、倒塌堆积甚至壁画残块垫高再行整平为地面；其二，晚期使用者封堵早期门道并开辟新的出入通道；其三，晚期使用者在早期墙体基础上补建、增建墙体等。对于遗址的复杂使用过程和分期及相应的地层学关系，我们还需要结合包含遗物和碳十四等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遗物
2021年度发掘的出土遗物种类丰富且数量众多，经过田野编号和初步的室内整理，其中重要文物（小件）计1041件（组），包括文书497件（组）、壁画186件（编号）、陶器12件、钱币16枚、木器161件（组）、非文书纸类文物58件（组）、骨角器（6件）、金属器23件、皮革织物53件（组）、其他文物（漆器、石器、玻璃器、带题铭的陶片和葫芦片等）29件。此外，有大量未编号的一般文物，包括壁画残块、陶片、瓷片、地砖、木制品、不具备明显形制特征的织物、果实、农作物（谷物、棉花等）、食品（面饼等）、植物、动物骨骼、颜料、排泄物等。
文书皆纸质，除少量汉文文书外，绝大多数文书为非汉文文书。结合以往从遗址发现的文书和释读结果，[5]经初步判断，主要是古叙利亚文（Syriac）和回鹘文（Uyghurian）文献，可能还包含有其他语文，它们可能主要属景教的文献。这些文书都为残片，但也有较完整的纸页，其中F3出土的1张用高品质纸张书写的册页仅残缺一角（图三），从F10西墙外的厕所旁出土了1件用布面包装的文书册，里面包含了古叙利亚文残页、汉文《佛说佛名经》残页及书写潦草的汉文残页等，且存在双面双语书写的现象。
另一种重要出土物壁画残块数量亦不菲，其画面内容包括人物、植物、纹饰、头或身光等题材（图四），色彩绚丽，绘画精细，反映出高超的画工。在若干壁画残块上保存有古叙利亚文或回鹘文的题记。一些壁画上涂有金粉或贴有金箔。壁画中的女像显示出唐画的风格。一些绘画技法和绿、蓝色颜料的运用与柏孜克里克石窟和吐峪沟石窟的高昌回鹘时期壁画很相似。一幅表现可能是神职人员的画像类似于早年在高昌故城东郊景教寺院遗址发现的壁画，另一幅绘于一块多面体形柱或塔体上的带回鹘文题记的画像类似佛教供养人画法。以上都反映出西旁遗址当时所发生的密切交流。除少量出土于扰土层中外，绝大多数壁画发现于较晚期的建筑物地面垫土中，它们似乎来自某种仪式性或神圣设施（如圣坛或圣龛），显然是在后来的改建或增建中被拆除了用作垫土，其原始位置尚无法确认。
在其他遗物中，数量最多的是木器，包括十字架（图五）、穿孔柄状器（似乎某种琴上挂弦的柱）、建筑构件、钵、杯、碗等（图六）。部分木器器形在过往考古工作中未曾发现，实际功能不明，部分可能为宗教法器。陶器包括缸、瓮、罐、盏等，但是可修复者数量不多。1块陶片上保存有回鹘文题记。在若干葫芦片上也保存了可能是回鹘文的墨书题记。出土的钱币除1枚宋代熙宁元宝外，其余均为清代钱币。
三、初步认识
在关于景教史的研究中，景教考古发现（尤其是出土文献和寺院遗址）和考古学研究日益凸显。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一部分，从考古学上说，要鉴别一座基督教遗址的景教性质并非易事。过去报道的分布于叙利亚以东地区的若干基督教遗址，如位于波斯湾的伊朗哈格（Kharg）岛遗址、科威特库苏尔（al-Qusur）岛遗址、阿联酋阿布扎比锡尔·班尼·雅岛（Ṣīr Banī Yās，Abu Dhabi）和玛喇华（Marawah）岛遗址、伊拉克西拉（al-Ḥīra）遗址（山丘型）、伊拉克艾因·沙雅（Ain Sha’ia）遗址、吉尔吉斯斯坦楚河河谷阿克·贝西姆（Ak-Behim，即唐代碎叶城）遗址的二座景教寺院遗址、乌兹别克斯坦乌尔古特（Urgut）遗址等，它们中的一些被认为是景教的修道院。这些修道院遗址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复杂布局。其中哈格岛和库苏尔岛的修道院遗址等显示出复杂的结构，包括了教堂、祷告室、图书室、寝室、厨房、墓地等。修道院中的教堂和祷告室是其中心所在。根据这些寺院遗址归纳出的所谓景教“三殿式教堂”（triple nave church），由一座较大的中殿加上彼此相通的两个侧殿或堂组成，中殿东端设圣坛或圣堂或圣龛。对这一典型布局还需要不断的新发现检验。西旁景教寺院遗址提供了一个实例。
中国发现的景教遗存，除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西安出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988～1995年敦煌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的叙利亚文《旧约·诗篇》、2006发现于隋唐洛阳城东南部的景教经幢、新疆霍城阿力麻里故城景教徒墓碑，及2021年新发现的新疆奇台县唐朝墩古城景教寺院遗址等外，主要的寺院遗址和出土文献集中发现于吐鲁番地区，包括高昌故城东郊景教寺院遗址、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和吐峪沟景教文书，从中可以看出西旁遗址发掘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2021年的考古发掘，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我们形成了如下初步认识：
1.遗址存在至少三期使用过程，第一期以F3—F6、F7下层地面、F10早期墙体及地面等为代表；第二期以F2、F9、F12、PT1、F10晚期墙体及地面等为代表；第三期以F1及F9晚期遗迹等为代表。根据建筑布局及出土遗物的分析，我们认为前两期建筑均具景教寺院性质。具有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唐墓木器特征的联珠纹彩绘木杯、唐代风格壁画残块的出土显示了西旁遗址的始建年代可能已进入唐代；宋代钱币、朱书“乙未年孙上（？）”十曲花口漆碗、回鹘风格人物壁画及回鹘文文书等，表明遗址的主体年代应为高昌回鹘时期。第三期现存遗存较少，堆积较浅，原有寺院布局被完全破坏，并开始出现饲养牲畜用的食槽等设施，证明遗址属性已经变更，结合遗址中出土的十余枚清代钱币推测，本期年代应为清代。
2.西旁遗址是一处功能完整的景教寺院，除宗教仪式建筑外，还包含厨房、酒窖[6]、寝室等生活设施。其中，南北排列的三组（栋）建筑组合，具有所谓“三殿式教堂”的布局特征，与西亚、中亚地区景教寺院布局接近，但在壁画风格、技法、颜料等上与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及高昌故城K寺（摩尼寺）等高昌回鹘时期壁画存在明显的联系。这些都反映出景教在高昌回鹘汗国流传时，既遵守了景教寺院建筑的规范，又结合当地传统进行了本地化改造。
3.遗址中出土的各种遗物，反映出这座寺院遗址的使用、改造和废弃等情形。特别是出土的近500件（组）文书残片及数量颇多的壁画，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景教遗物发现看，都是弥足珍贵的。对发现的文书和壁画的研究，目前需要搁置到对它们的修复、保存工作之后。
未来的考古工作，需要对遗址的岗坡区域进行清理，并对遗址周围区域进行勘察，以揭示遗址各区域的功能及使用等情形。通过发掘显示出了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重要文化遗产价值，我们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做好遗址的保护、展示利用等工作。
西域研究
《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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