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大学读历史时，知道北大有位名宿白的先生，是鼎鼎有名的考古学家。尽管历史与考古说起来如孪生姐妹，但依然隔行如隔山，大学到研究生毕业竟然从来没有拜读过宿先生的任何著作。到国外后偶然读到宿先生发表于《文物》（10/1990）的《元代杭州的藏传佛教密教及其有关遗迹》一文，方知宿先生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就笔者所知，对元代藏传佛教在杭州的传播及其遗迹，中外著名学者多有涉及，如法国戴密微（《南宋的皇陵》，《法国远东学会集刊》，25/1925）、德国傅海博（《元朝统治下的西藏人》，《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敦，1981）和中国陈高华（《略论杨琏真加和杨暗普父子》，《西北民族研究》，1/1986）等，都曾对此从不同的侧面作过深入的研究。宿先生以其于吴山宝成寺旧址发现麻曷葛剌像与三世佛残像及一空龛组成的遗迹为契机，广泛挖掘元、明释氏及舆地志乘和文人笔记资料，发前人之未发，补前人之不周，贡献了一篇不仅于蒙元史，而且于西藏史都不失为精彩的论文。以后陆续读到宿先生题为西藏佛寺调查记的系列论文，每读完一篇便翘首盼望下一篇早日问世，可终因偏居域外，常为求得宿先生之新作而煞费苦心，品尝遍觅不得之沮丧。心中希望有朝一日宿先生能将其关于西藏的著作汇集成册，使我等读者也能常备案头，随时奉读。一定是有我这样愿望的人为数不少，故它的实现竟比预期的要快得多。文物出版社于1996年就将宿先生关于西藏寺院、甘青内蒙古寺院和内地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寺院遗迹三个专题共十八篇论文汇集成一册出版，题名《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笔者辗转觅得，捧读再三，书中所收之旧篇新作，于我似故友新知，不但常读不厌，而且每读必有新的收获。笔者不器，虽习史学有年，但自知于考古学是十足的门外汉，故对宿先生此书爱之虽切，但基本上是将它当作一部史学著作来读的，恐仅得其精髓之万一。尽管如此，兹愿从西藏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略陈学习宿先生此书之心得，并对书中存疑、未及之处稍加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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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内，西藏学研究在国内和海外都经历了一个兴旺时期。新出有关西藏研究的著作不可胜计，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但大概是因为在西藏作实地考察之不易，故西方学者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研究却并不见有太多的进展。在这一研究领域的著作仍推意大利藏学家杜齐（G .Tucci）先生的一系列作品，如《印度——西藏：西部藏区的寺院和它们的艺术特征》(Indo-Tibetica III, Roma, 1935, 1936)、《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 Roma, 1949）、《考古世界：西藏卷》（Archaeologia Mundi Tibet, Geneva, 1973）、《喜玛拉雅彼侧的古代文明》（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Transhimalaya, London, 1973）等，为其权威作品。近年在海外出版的关于西藏寺院研究的著作主要有Roberto Vitali的《早期西藏中部寺庙》（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 London, 1990）、Franco Ricca和Erberto Lo Bue合著的《江孜巨塔:一个完整的15 世纪西藏万神殿》（The Great Stupa of Gyantse, A Complete Tibetan Pantheon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1993）等。而在国内因得地利之便，有关西藏佛教寺院研究的著作相对较多，例如西藏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藏文版80年代中出版过的西藏自治区各县文物志，以后又和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等单位同时对像阿里的古格王国建筑遗托林寺等一些亟待抢救的寺院作了文物调查，出版了图版类介绍性的专册。蒲文成先生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全面汇集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寺院资料，按现行行政区划，分别介绍甘青近八百座藏传佛教各派寺院的名称、位置、沿革、派属、规模、文物和现状等，可称是一部新的《安多政教史》。青年学者熊文彬先生也以江孜白居寺为其研究对象，出版了《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白居寺壁画艺术研究》（北京，1996）一书。另外，四川有一些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也自90年代初开始，对西藏各地所存文物，特别是寺院文物进行普查，其成果以西藏各县文物志的形式，由西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总的说来，这些中外学者的著作以历史性的概述和宗教艺术史研究居多，对寺院本身的发展、特别是寺院建筑的研究不够。它们或者仅以一个或几个藏传佛教寺院为研究对象，如杜齐的旧著局限于对西部藏区佛教寺院的研究，而Vitali的新作则集中在对卫藏的几座古庙的探讨；或者只侧重一项，而不及其余，一般说来国外学者重宗教艺术研究，国内学者重历史沿革，能将历史、艺术和考古三者圆满结合、使其相得益彰者不多。80年代初，南京工学院（现名东南大学）建筑系研究生应兆金先生曾赴西藏实地对西藏佛教寺院建筑作全面考察，其硕士论文《西藏佛教寺院建筑的研究》简述了西藏佛教寺院建筑发展的历史概况，结合部分典型建筑实例，从建筑学的角度论述了西藏佛教寺院建筑艺术，是一部综论性的著作。此文的部分章节以《西藏佛教寺院建筑艺术》为题，发表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编文集《建筑理论与创作》（南京，1986）中。因此书在建筑学圈外流传不广，故此文鲜为从事藏学研究者所知。应先生本人此后也没有再对西藏佛教寺院作进一步的研究。
可以说，宿先生奉献给学界的这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依然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部全面讨论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研究著作。从地域范围来说，它囊括了除昌都、那曲和林芝以外的卫藏和阿里，即今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所有地区，并包括了传统之所谓西藏三大区之一的安多，即今甘、青地区，同时还兼论及藏传佛教的辐射区内蒙和内地。所论及之寺院包括了格鲁（含噶当）、噶举、萨迦和宁玛等藏传佛教四大教派的主要寺院五十四座，八十九种建筑，其中宿先生亲自作过调查的有四十余处寺院。除了简短地交待每座寺院的历史沿革外，宿先生将主要笔墨化于对该寺院所存各建筑物之形制的研究上，对每座建筑物的年代、规模、建筑风格、室内所藏各种佛宝、佛塔、壁画和其他艺术品的特征都作了精细的考证，还每每附以各建筑物的平面示意图和局部速写。对寺院内所藏文物、包括宗教和世俗文献之内容和来历也作了尽可能明确的交待。作为西藏寺庙调查记的小结，宿先生在对五十余个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之后写成了《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一文，将西藏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分成五期，并以藏式建筑中既突出、又常见的一项构件——柱头托木的发展演变为主要线索，对各期建筑形制的特征作了总结性的描述。这样的工作乃前无古人的开山之作，宿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完整把握了藏传佛教建筑的总体发展历程，故随处见到一种建筑形制，就能触类旁通，联想起其在卫、藏或是甘、青、内蒙的种种同类建筑。而后学如笔者则只需根据此文所列表、图和文字说明，即可对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发展的历史梗概一目了然。宿先生对西藏拉萨、山南和日喀则三个地区寺院的调查记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是他于1959年下半年参加中央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时的调查日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藏佛教寺院建筑在此后的一二十年内曾遭受严重的破坏，宿先生当年调查过的寺院建筑和文物，许多今已不复存在，因此宿先生当年亲手记录、描绘的寺院建筑资料和拍摄的照片均弥足珍贵。它们或许是在三四十年代杜齐先生八次实地考察西藏文物之后、80年代西藏文管会重新进行文物普查之前，硕果仅存的有关西藏佛教寺院建筑的资料，是今天追查文物、重修复建时最好的参考资料。宿先生当年信手画下的寺院建筑平面图和局部速写，今天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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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曾举三目以概括王国维先生之学术内容和学术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称王国维先生之“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著：《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02~501页）虽然陈寅恪、王国维先生今天再次作为中国近代数一数二的国学大师而被推崇备至，但其治学方法却并没有被那些开口国学、闭口国粹者继承，言之无物、云山雾罩的作品依然充斥于市。而读宿先生之文，则不仅发现他治学之方法紧循王国维先生之轨则，可谓神理相接、一脉相承。
藏学研究在中国起步亦晚，近年来虽突飞猛进，人才辈出，但总嫌基础不实，质量的进步远赶不上数量的增长。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治藏学者或不谙藏语文，所有的研究仅赖汉文文献为基础；或一心于藏文文献中钻味，忽略汉文文献之重要性。能取藏族之故书与汉族之旧籍互相补正者，寥寥无几。白白让日本的西藏学家占尽了风骚。宿先生不谙藏语文，是一位地道的国学专家，但他却并非一味扬长避短，在他熟悉的汉文文献中打转，而是深知藏文古籍之重要，故用心收罗有关藏文资料，边读边写，在他所能利用的四十种藏文古籍（汉译）中尽可能多地发掘资料，精心地与地下之实物和汉文之古籍互相参证、比勘。因此，宿先生虽非西藏学家，却为我等从事西藏学研究的人树立了一个如何正确利用汉文、少数民族文字资料，从事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样板。
以往读过的有数的考古学著作，大多数是考古发掘报告，不但常为文中的图形和数据难倒，而且也常感到考古学虽然科学，但不免失之枯燥。读宿先生此书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感觉，这大概是因为宿先生既重实地考古发现，也重文献资料，对每个古建筑遗址，都力求在文献资料中找到佐证，令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缘故。如他对大昭寺和萨迦寺的研究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他对每个建筑遗存的描述都首先以藏文文献中有关该建筑修建之缘起、过程的记载为先导，对确定各建筑物之修建年代也都以文献资料的相关记载为证据，对寺内各种文物的年代、风格和用途的解释则更重文献资料的记载。在西藏作寺庙调查时，宿先生除了关心寺院建筑外，也十分留心收集寺内所藏珍本文书。书中所收《拉萨布达拉宫主要殿堂和库藏的部分明代文书》及《赵城金藏、弘法藏和萨迦寺发现的汉文大藏残本》就是其典型例子。他当初于布达拉宫内记录的十二件明代文书，对于研究明代汉藏关系的历史弥足珍贵。迄今人们所掌握的有关明代西藏历史的资料，相对于元、清二朝而言，实在是少得可怜。要改变仅仅依赖《明实录》所见西藏资料来研究明代西藏史的局面，发掘明代汉、藏诏诰、文书是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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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宿先生不谙藏文，故他所能利用的藏文文献仅局限于已有汉译文的三十余种。更因为目前所出藏文古籍之汉译本中，西藏人名、地名和寺院名称之译名极为混乱，同一个藏文名字会出现许多种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译名，这给宿先生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在宿先生书中有不少空阙、存疑之处，也有一些搞错的地方，兹按原书页次就笔者读书时所发现的一些问题罗列、考订如下。拾遗补阙，非敢吹毛求疵，惟乐见其尽善尽美也。
《贤者新宴：藏学研究丛刊 2》（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王尧主编）
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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