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丁丽丽
茨温利的瘟疫歌
在介绍茨温利的社会伦理思想之先，本文先处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茨温利的瘟疫歌（即“黑死病（瘟疫）中的祈祷”），这首诗歌是他在身患瘟疫之初，患病中、患病之后，几乎痊愈的过程中写作的三段心路历程，反映出茨温利内心巨大的挣扎，以及他对上帝非常坚定的信仰。而并非如有的注解所说，他因身染黑死病，生命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或者类似于像1505年马丁·路德决意成为一个修士那样的皈依和悔改。
那时候患上黑死病，能活下来的概率是很小的。单单1518、1519到1520年之初的这一场黑死病，就夺去苏黎世一半的生命。或者按照茨温利的同工所回顾的，可能是2/3的人因这一场的瘟疫丧命。[1] 可见，这个瘟疫给人的一种恐惧、无助、无奈、惶恐的巨大压力。
茨温利患上瘟疫之初的时候祷告说：
“帮帮我，主上帝啊，帮帮我！在此危难之中！我觉得，死亡就在门前。主基督啊，求你与我同在（不要离开我），因你已经胜过所有死亡的权势！我向你呼求，难道这就是你的旨意，向我开弓使我重伤！使我受伤，我一刻都没有，平安与安宁！要是你立时就叫我离世，脱离今生，那就成就吧！成就吧，如你所愿的，对我无非如此。那就死吧！成型（成就完全）还是破碎；只求你，收取我的灵魂脱离这个世界。如此，我的灵魂就不再受恶待。唯有，求用虔诚与光照亮生命。”
这段诗歌所表现的是茨温利对患上黑死病的极大的焦虑、惶恐，实际上是很真实的。即便在患病之初，死亡的概率很大，但是他对上帝的旨意是坚定不移地信靠。因为从诗歌中能够清晰地察觉到一种古希腊哲学思想痕迹——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当肉体消亡，灵魂得自由。同样地，对茨温利而言，人死亡（离开这个世界）是一种解脱。
第二段歌词是在病中，这个时候的他病得很重，身上的瘟疫的脓疮溃烂，很痛苦。他说：“病痛加增，疼痛与恐惧侵袭灵魂与身体。所以，求你不要离开，赐给我，一点安慰与恩典吧。”一个严谨的神学家并不掩盖他真实生命中的问题，焦虑、害怕、恐惧。我们有些时候很容易把某一个伟大的神学家的，所谓的我们需要的亮光或者亮点拎出来，而忘记了他曾真实和疾病搏斗。
恐惧是巨大的，但是在最后的时候，他说道：“我的舌头停住，情愿不发一言。”也就是说，在痛苦、无助、艰难，几乎绝望的时候，保守自己唯一的方法是情愿不发一言。
1520年1月份，瘟疫已经可看见的被止住，尤其是他除去身上最后一个包扎的时候，茨温利做了这首诗歌的第三段。
他说：
“健康，主上帝啊，给我健康！我想，我回来了，我已经又回来了。啊，虽然昏昧，却不会一直跌倒。我本就是在罪中，所以我的口，应该赞美你，应该宣讲你的训诲。更多，比以往更多。从今日开始不分昼夜。我原本该死，即便受苦，疑惑极大苦痛。而如今看来几乎危难消除。而我竟然在地上已经得到喜乐与属天的奖赏，皆因你的拯救。要是没有的话，是绝无可能的。”
50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处在瘟疫之中。从2019年开始的这一场瘟疫，给世界带来比以往更大的不确定性。2019年以前，人们信心满满，有许多的雄心壮志，而在瘟疫中，包括许多有信仰的也深受重创。我们同样有着巨大的恐惧、无助、慌乱。如何能够在这一大灾难面前，更好地、更真实地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计划、旨意、安排，从而认识我们人——自己。这就是茨温利的瘟疫之歌带给我们的意义。
茨温利的立场
基督徒的自由
对前文补充的第二点，是茨温利关于基督徒自由的立场。茨温利曾深受鹿特丹的伊拉斯姆的影响（强调读原文圣经——希腊文的新约，着《基督精兵状》，要求教会的成员应当成为基督的精兵，谨守基督徒美德，致力于改变当时教会的无序、败坏、混乱的悲惨状况）。伊拉斯姆强调基督徒是有抉择的（就是自由意志），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代表着中世纪的现代派，强调人只要尽自己所能的朝向上帝走一小步，即决志愿意跟随基督，上帝就会不顾一切地来拥抱和接纳。因此，伊拉斯姆曾写书批驳和反对马丁·路德1520年所著的响应教皇对他的控诉与指责的申辩文。因为路德在《申辩文》中声明，上帝是创造主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使人称义的上帝；救恩完全是上帝自己给的，人得不到。
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魔鬼的定位。马丁•路德甚至用非常极端的二元语言，指出上帝是良善的、信实的、恩慈的，使人蒙恩得救的。而祂有一个对立面，就是撒但魔鬼。人若在上帝的圣灵的工作恩典之中，就蒙恩得救；人若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救恩，就落入了撒但魔鬼的统治国度之中。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厉害的争论。但是在这一点上，茨温利是与路德相近的，认为人决定不了，选择不了，人没有自由意志。
人存在的多个层面
这一公案（或问题）怎么样解决呢？我们要明白路德时候的神学语言，路德在他的著作中叙述说，在上帝的整个创造之中，从被造的、有上帝形像的人的角度上面，可以分为非常明显的两个不同的层面，叫做“高于其身”和“低于其身”。用圣经语言表达，则是日光之上和日光之下。
高于其身，即高于人存在。人已经最接近上帝，人有上帝的形像和样式，在人存在之上，人没有任何的自由。你没办法决定要不要选择上帝，除非上帝主动地把恩典给你，则“唯靠恩典”。宗教改革的非常重要的旗号之一，唯靠恩典，是上帝主动地来爱，主动地赐下恩典，是上帝藉着圣灵主动地来拣选我们。如若不然，人原本在堕落始祖亚当夏娃原罪之中，堕落之后，就在撒但魔鬼的囚徒之下。在“高于其身”的层面上，人的意志像一头驴（负重兽），被蒙上眼睛为圣灵引导，就不以圣灵蒙恩；被撒但驾驭，就在撒但的囚掳捆锁之下，这是高于其身的层面。
衔接高于其身与低于其身的，是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nt）特别强调的感觉。感觉，可以理解为人的存在最靠近属灵超然。比如当看见一朵花，瞬间觉得“哇，好美啊”，这是第一感受，不同于解释为什么这朵花美，它的颜色、形状、架构等。也可以解释为我们所讲的一见钟情，见的瞬间就喜欢（或憎恶），不需要理由的。在感觉层面的底下就是低于其身。
如果说感觉是最靠近人存在天然的内心之中的纯的超验最接近的边缘之外，那么就有人存在之下。《马可福音》第10章记载，有一青年财主，犹太人的官，来在耶稣面前。耶稣对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这个年轻的犹太人的官，他对主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就社会伦理层面他做到了。耶稣接着向他发出了两个重要的吩咐，“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我（耶稣）”。按照圣经后面的推论是他财产甚多；但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件事办不到，究竟是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办不到，还是分给穷人之后来跟随耶稣办不到。我们能知道的是，他听懂了耶稣说的，也认可耶稣所教导的，只是他办不到，所以才忧忧愁愁地走了。《马可福音》第10章29至31节，耶稣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人若为我（耶稣）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父母兄弟所有的一切，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
上面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图表所表示的，耶稣和福音应当作为生命的首位，高于社会伦理。又比杀儿子为祭，这是上帝明令禁止的，为什么亚伯拉罕献艾萨克就成为合理的，而且成为一个榜样呢？祈克果做了解释，“伦理与信仰产生冲突的时候，伦理自动站位。”因为亚伯拉罕献艾萨克是关乎人与上帝的关系，是属于高于其身的“父子”关系（五种人伦：父母、兄弟、夫妻、朋友、君臣）。人没有自由，讲的并不是社会伦理层面的，而是讲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高于其身，人没办法决定。如此我们可以理解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就如图表所解释的。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茨温利强调社会伦理的重要。
后面茨温利跟马丁路德之间的论证，实际上不仅仅是神学理念上，也不是哲学理念上，因为茨温利受邓斯·司各脱的影响很深，认为创造主和被造物之间有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是永远没办法兼容或者相交的。但是路德所代表的认为，道成肉身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在语言上有一种非常大的不一样。其实他们讲的是一个事，但是用不同的神学模式，不同的神学语言，所关注的神学的焦点侧面不太一样，所以引起了巨大的论证。具体变化在哪里呢？教会生活的最高峰、最顶峰、最高潮的一个表现就是圣餐。
茨温利的伦理教导
茨温利的伦理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那时候中世纪教会的法令就是世俗的法令，按道理来说，这种教导在教会是很多的，也很具体、很细节。甚至一顿饭都可以成为改革的直接导火线。例证，1522年3月9日在斋期之中的一顿饭，按照法律不能吃的，印刷商克里斯多夫·弗洛绍尔（Christoph Froschauer）觉得他印刷作坊里的工人非常辛劳，给便摆上一盘香肠。据传在场的茨温利并没有吃香肠，不过他在场。而这成了控告茨温利的事件。茨温利就此展开反击，关于基督徒“的自由”的讨论就此展开。
婚姻
实际上，茨温利的伦理不仅仅是世俗社会关系层面，它具有强大的突破改革的意志力所支撑的。第一种具体的就是婚姻关系。茨温利14岁就到维也纳求学，他是一个思维很敏锐、聪慧、严谨的人。在开始改革之前，茨温利是以天主教神父的身份在自己的家乡开始自己的职业工作的，曾经作过随军的神父，谨守中世纪所倡导的独身制度。
独身制度一开始的目的是善良的，它并不是严格的信仰所要求的，乃是为了保护教会资产而衍生的一个教会对圣职人员的额外要求（即不是核心信仰的要义，是会改变的）。从教会初期到公元1000年左右，独身制度是出于自愿的，比如沙漠中的修女、修士（直到现在还有痕迹保存）。在东正教，普通司祭人员是可以成家的，除了不刮胡子。惟有主教不可结婚。所以东正教的主教一般从修院而出。中世纪以后，西方罗马天主教教会逐渐形成一个制度，除了绝对顺服、守贫之外，附加要求守独身。实际上，它是压制人本性的。
研读圣经会知道，只有一种人伦关系是堕落之前就具备的，那就是婚姻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2:24）什么时候能离开父母呢？人的意志、思维、心智、生活独立（经济独立、社会行为决定能力独立），不依赖、依附、依靠父母。简单地讲，就是成年。所以，婚姻不是一纸结婚证，结婚证也不是婚姻的保障。而是两个条件、年龄、独立意志、判断成熟的人决定发誓约要在一起。所以婚姻的本质是誓约。婚姻关系中的二人在上帝面前，以上帝为证，上帝为媒，上帝为保障发誓约。违背婚姻，就是违背人在上帝面前的誓约。
茨温利原遵守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对圣职人员的要求，没有结婚，并且发过独身誓约，但他后来结了婚，并且有四个自己的孩子（勒古拉，Regula，出生于1524年；威廉，Wilhelm，出生于1526年；乌尔里希，Huldrich，出生于1528年；安娜，Anna，出生于1530年）。除此之外，他还有三个继子女：玛格丽特（Margaretha,，出生于1505年）、阿嘎塔（Agathe，出生于1507年）、葛罗德（Gerold，出生于1509年）。最后这一位，也就是葛罗德——茨温利显然非常重视对他的教育和培养——于1531年和自己的继父（茨温利）一起在卡佩拉野地的战斗中阵亡。
茨温利的妻子安娜原是一个寡妇。很可能是茨温利患瘟疫的过程中，他妻子对他无微不至的照料，从此以后他们相爱，住在一起（同居）。1524年4月2日，茨温利同安娜一起前往教会，公开了他们的婚姻关系。茨温利为什么要公开他的婚姻呢？有可能是为了给他的已经同居的妻子名分，这是可能的。不过更多的应该是是情势所迫。因为同年6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在孩子出生前两个月公开他们的婚姻关系。不管怎么样，茨温利的的确确是勇敢的。因为在中世纪，神父在家中养有女人是很普遍的，而且不只一位。他原本也可以躲躲藏藏。遮遮掩掩，但是，他选择公开自己的婚姻。
守贞与独身
1518年茨温利去应聘苏黎世修院大教堂的本堂神父职位。有人就写信给聘请神父的委员会的主导人伍廷格尔（Utingerum），来控告、揭露茨温利神父的恶行。[2]这封信中提到，说茨温利曾经勾引一个理发师的女儿，而且这女孩子被勾引的时候还是处女。当时的教会法针对勾引处女与已经有婚姻关系的人、妓女，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审核团经过调查以后，Utingerum就写信质问茨温利，别人举报他的这件事是否属实。
茨温利没有为自己开脱，非常认真地回了一封信（此信原稿现存在苏黎世大学的博物馆），清楚地告诉伍廷格尔：
“首先这不应该对你隐瞒，大约三年之前（1515年年末）我就已经立下心意，不近女性，因为保罗说过，男不近女倒好。但是，这并没有好的果效。在格拉鲁斯时我总体上有半年对此是忠诚的，在艾思登却不到一年的时间，因为我同样在艾思登找不到一个人会和我一样过这样的生活方式[禁欲与独身]。有，而且不是少数人诱惑我——哦！这样我就失败了，成为狗一样，转向那些污秽之物。” [3]
按道理来说，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要谨守教会的法律。但是，由于教会制度压制人性（不限于独身制度），将人扭曲。
在个人性行为上的破口加上中世纪非常扭曲的教会对圣职人员的管理制度，性行为的败坏成为非常扭曲的事情。假如有人犯罪，认罪与忏悔，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本来有很好的制度，信仰导师辅导制度。假如有人犯罪，便前去忏悔，听忏悔的导师告诫犯过错的人要悔改，以后不要再犯。中世纪的释罪告知书，中文称作赎罪券，是与教会制度结合的畸形结合物。认罪逐渐演变成交赎罪金，犯的罪大，犯的罪多，交的赎罪金就多。所以犯罪不但被暗暗默许，而且是被变相鼓励的行径。
独身制度，有其历史的缘由，也曾经做过贡献；有此心志愿意为主，一辈子守独身也是值得敬佩的。但是一旦成为一种压制，再加上扭曲的系统，就成了非常可怕的咒阻和腐败的开始。所以茨温利在他的作品教导：“要是婚姻在上帝的见证中是神圣的、虔诚的、好的，为何有的人必须禁止呢，也就是神父、修士、修女、主教、也就是那些道的仆人们就被禁止婚姻呢？”（ZS II, 328）
茨温利在这里并不是简单地反对独身。他一方面阐述婚姻的本质是神圣的，就在上帝面前的誓约。另外一方面，如果说福音使我们有上帝的形像和样式，复归新造的人，那为什么要落入基督教诺斯底主义呢？即基督教的新律法主义。叫人守独身，和要求人加入教会会说方言，其实都是新律法主义，是很变态的、扭曲的思维。所以他说：
“禁戒婚姻，一旦它并不是从出于内在的渴求、自愿的[注意!]，而是通过种种手段强加给人的，更多的是过度紧张的擅权和出于那些统治欲望旺盛的主教们所带来的，其必然带出不道德的结果，而不是别的。”[4]
教会或者社会中婚姻的溃败，离婚率的增加，不能简单地说完全是因为16世纪宗教改革对圣礼的剔除。不可否认，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误认为反对独身制度意味着鼓励自由，那就过度理解了。婚姻是很复杂的，需要学习。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无证上岗，比如结婚。所以，教会和家庭应当培养并教导孩子认识婚姻，懂得性别之间相处。教会在婚姻辅导、婚前辅导、婚姻中的辅导，婚姻危机的处理与干预中，应当做出很好的回应。
婚姻法庭与道德法庭
1525年，苏黎世的教会改革已经步入正轨，天主教势力基本上被摒除。在茨温利的倡导与努力下，5月10日成立了婚姻法庭。这也是后世的人对茨温利批评最多的一件事，因为后面它慢慢演变成宗教裁判法庭。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本来一个很好的事物被误用、滥用之后慢慢变异了。
婚姻法庭最初的成立，就是要解决一些混乱的、莫名其妙的、被禁锢了的、没有名分的女性。中世纪时，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圣职人员，有钱有权，所以他们圈养一大批的女人让他们喜好，像统治自己的家奴一样压制她们。没名没份，但也离婚不了。宗教婚姻法庭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处理这些事，判定能离开。茨温利还很严格地提出一夫一妻。
婚姻法庭大大削弱司法权。逼婚被禁止。婚姻有障碍（除非血缘亲戚）很大程度上被清除。离婚在此如果出于那些在已经没有希望的、关系已经毁坏的，也容易得多了。婚姻关系登记在案卷（教会登记册）也需要婚姻双方一起前往教会登记。婚姻法庭查验其有效性并见证其婚姻誓约。其本身没有有惩罚权，不过可以对那些有过错的人进行告诫。不能够解决的，则移交给市政议会。[5]
所以，那么这一个是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有其神圣性。
婚姻法庭扩大成为道德法庭
1525年成立的婚姻法庭在随后的时间里有着惊人的活力与扩大。经过一年的工作，在既主动又是被动的过程中，机构逐渐强大，却也变得糟糕。1526年5月21日其职能发展和演变成为了一个大众道德法庭，这法庭不再单单对关于婚姻有关的事务进行监督和处理，而且承担了对普通大众的道德总体持守进行监督。酗酒、爱的信件、咒骂、赌博、亵渎上帝、（缺席）崇拜、（迟）回家、通奸、拉皮条、妓女、出格的舞蹈、挥霍、介绍娼妓等等，这些都会被那些人们称为Ehegäumlern [“婚姻保护人”、“告密者”] 所告发。这些婚姻监督人是一种秘密警察，他们和牧师、相关的监护人、行业主一起对公众和私人的生活进行监督与监视。究竟婚姻法庭与其后的道德法庭的司法权有着多大的影响，时至今日也是难以弄清的。
茨温利在苏黎世，加尔文在日内瓦，使得宗教改革在瑞士是很成功的，深入社会的整个层面；相对仍然保持着几乎持平势力的北方德语区，即今天的德国来说，他们的改革是更加彻底的。但是太彻底了，教堂里面的圣画、雕塑，玫瑰窗花全部被除掉，这是很可惜的事。好在路德稍微往回走一步，指出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圣经。中世纪的人没有条件读书，不识字，很难懂得圣经故事；走进教堂，看这些的雕塑，玫瑰窗花的故事，来理解圣经故事。圣画与圣经玫瑰花窗成为人进入圣经信息的门户。
但是南方的德语区。在茨温利的引导下，尤其是宗教法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之后，将这些一概摧毁。今天去看南方改革宗的教堂，会发现是空荡荡的，只留下一个讲台，和讲道人坐的位置。圣台单调，所有千百年教会传统的文物砸掉。这值得反省：宗教改革是不是过了？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这是很可惜的。
工作与懒惰
茨温利生活伦理教导的另一方面是关于工作与懒惰的问题。第一，他强调人与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强调工作乃是出自上帝的创造。德语的工作或职业（von Beruf），指被上帝呼召。所以工作具有神圣的意义。第二，从工作作为最大可能的公平进行探讨。经济或财务有三个重要的来源，一是爱心原则，来自父母、亲友等认识的人无条件的馈赠。二是公平原则，经过投资、经营、劳动，付出得到相应的酬劳。三是消极的来源，偷盗。圣经中说“不可偷盗”，茨温利定位工作是最大的公平财务的来源。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宗能够大大地推动经济型社会的发展。第三，他在工作中看到，工作乃是作为和平的、美德的集体形成的一个保障。
茨温利能够提出职业、工作是天职的观念，跟他重新认真地诠释、注解圣经原文是分不开的。茨温利翻译苏黎世德语的圣经时，注意到《乔布记》5章7节的翻译问题。武加大拉丁文译本中这句话的翻译是比较自由的。2007年苏黎世版《圣经》在《乔布记》5章7节中，是这样的：“Der Mensch ist zur Mühsal geboren, wie feuerfunken nach oben fliegen.”（人为劳力/苦而被生，如火星向上飞腾！）译者注：路德德文版圣经中这节经文为：“[Sondern] Der Mensch wird zum Leiden geboren, wie die Funken nach oben fliegen.”（人为负重/苦难而被生，如同火星向上飞腾）；而中文（和合本）所以出来的是：“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显然这节经文中文译文是需要修订的]
路德的德文圣经（北方德语）和中文、英文（莎士比亚时候的英语还是接近德语的），都是沿着路德的翻译。茨温利他发现这个翻译是错的，准确的希腊原文应是“原来人为劳动而生，如同火星向上沸腾”。
懒惰与败坏
相对于劳动，它的里面就是懒惰了。茨温利说，懒惰属于大败坏，因为懒惰总体上是其它的败坏汇集到一个人身上的表现。故而茨温利就懒惰的立场可以用一个谚语来表达：懒惰是一切恶习的开始（Müssiggang ist aller Lastern Anfang）。从茨温利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懒惰就是“不劳动[……]乃是每一种败坏与轻率的温床。”（ZSI, 235）
国家与政权
茨温利最后作品中的一个——1531年所著的Fidei ratio（《基督教信仰的解释》）中，他区分了三种国家形式、政体：君主制、贵族统治制和民主制。茨温利理解君主制就是由一位国王统治国家，他“以人性和公义施行带领。”（ZSIV, 326）而贵族统治制就是“最好的人来统治社会[……]关注百姓的公义与人性，在百姓中拥有权力。”（ebd.）而最后的民主制就是“就是全体人民施行管理的权力。”（ebd.）
顺服与不顺服
国家和政权与基督徒的关系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茨温利认为基督徒应该按照使徒保罗说教导的，顺服执政掌权的。
同时他说：“要是一个政府在行使其权力的时候成为了所有人的害处，那就应该自问，如何能够配得基督徒政权的名号，他们不仅仅如同盗贼和强盗一般夺取所有人的财物，而且他们就如同瘟疫一样成为所有人的梦魇。要是说这样的政权是上帝的仆役的话，那撒但也是，撒但就是那在四处抵挡、蒙骗和堕落的。”[6]（ZS III, 413）
税收与纳粮
关于交税、纳粮和奉献方面茨温利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买卖与佃租的债务、十一奉献的变质、税收的结清、高利贷。在讨论这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其严格的的立场的多样化是非常明显的。
关于基督徒要不要纳税的问题，茨温利就特别强调基督徒，是作为国家的公民，要向国家的政权交税。今天西方国家的税收依然是很重要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为税务是用来巩固国家政权的正常良性的运转和维持。但是茨温利彻底批评了那时候变质了的十一纳税制度。奉献本身是自愿的，不能当做一个必要的义务。这是对教会讲的。这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更深地思考。
战争与和平
在茨温利自己的年代，他就讲到和平是好的，要求瑞士联邦永久中立。因为他看到战争的本质，“这样，参与战争就是为了军饷而使得人落入了不人道的、无耻的、罪恶的之中；所以我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参与战争，无非就是杀戮，并且在其间大大的犯罪。”（ZS II, 384）战争背后很大的问题上就是利益、领土、好处、统治欲望的推动，所以战争自身更多的是腐败。当然，有的人希望战争，比如武器制造商，还有就是希望重整秩序的人。在今天，战争和和平也是很重要的话题，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永久中立，和平对所有的人都是宝贵的。
茨温利之死
茨温利自己并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茨温利已经提到了要是战争是按照上帝的命令，有可能是“上帝命令[……]，没有法律依据去杀人，例如在战争或者类似的情况中，那么人应该听从。”（ZS II, 383f.）1528年开始，天主教的诸侯又重新联合起来，决定绞杀宗教改革的这一些诸侯。茨温利就号召苏黎世的市政议会起来保护自己，为福音的自由传播而战争，他很希望在苏黎世建设一个在世上的属地的合乎基督教的一个城。1531年10月11日，年仅47岁的茨温利就死在卡佩恩的战役中。
转自福音与当代中国
脚注
[1] Hans Füssli 认为（苏黎世）有2100人因那次瘟疫丧命；而Bullinger认为丧命的达到3500人（vgl. Egli, Pest von 1519, 378）。
[2] 见Zit. Nach Schindler, Zwingli an Utinger, pp111-113.
[3] Zit. Nach Schindler, Zwingli an Utinger, 54.
[4] Theiner, Erzwungene Ehelosigkeit, 89.
[5] Vgl. Gäbler, Zwingli, 96. und Köhler, Zwingli, 121.
[6] Hervorhebung v. Vf. 参考茨温利1524年所写的《致瑞士联邦友好与严肃的警告》中的内容，其中有着相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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