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送王船”的本意为送瘟神，但是在我国福建、台湾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马来西亚被附加了多种意义，特别是“代天巡狩”名号出现后，送王船的意义指向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抗瘟意义退化直至消失，王爷代替“天意”（祈求风调雨顺、四境平安）到海陆各处或阴阳两界巡查，在“代天巡狩”的名义下，有瘟神功能的王爷演变成了全能神。王爷“负责”着人类的生命安全，送王船仪式展现了民众独特的时间生活，有着一套特殊的文化“语法”。
一、从“王爷”到“代天巡狩”：瘟神的退化与全能神的现身
2020年12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列入当年《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非遗保护的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件。
在中国南方，烧纸船送瘟神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除瘟习俗，闽台两地甚至东南亚闽人社群送王船时，也未脱离“烧船送瘟”的原初意义。历史上泉州有五月“以纸为大舟及五方瘟神……送水次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者”。福州有八月五帝（瘟神）巡游于闽江焚烧纸舟的做法，莆田有端午彩舟送五帝（瘟神）习俗，可见送瘟神（五帝）是送王船的“底色”。但是今天绝大多数福建滨海社区的送王船仪式参与者，并不认为仪式仅仅是在送瘟神，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一仪式更多的意义指向是祈求滨海民众生活美满、风调雨顺、四境平安，厦门民间就把送王船称作“做好事”。从请王爷送瘟神扩大为祈求幸福、平安，最明显的语义转换体现在“代天巡狩”名号的使用上。闽南语滨海社区的王船之上不约而同张挂一面旗帜，上书“代天巡狩”四个大字，这是送王船仪式与内陆送瘟神从名号到内容上的最大不同，王爷都是送往大海，所以与其说是“代天巡狩”，不如说是“代天巡海”。
清代（时期不详）莆田国画《五帝显圣图》中龙舟船舷两面大牌都写有“代天巡狩”字样，表示送出去的王爷承担着“代天巡狩”的重大使命，这个使命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攘除瘟疫这一件事。在仪式参与者看来，除瘟只是王爷“巡狩”的目的之一,“巡狩”更多的意义不能被“除瘟”一意遮蔽。送瘟入海，播瘟异地，那是伤天害理，绝对不是“代天巡狩”的目的。已经有学者指出，“代天巡狩”意义下的王爷不再是瘟神，而是“送瘟之神明”。泉州富美宫有萧太傅王爷、关公、文武尊王（1821），以后有忠义神明萧太傅派出的金、韩、池、雷、邢、狄、张七位王爷登上“金庆顺”号彩舟“驾放出洋，巡游四方”漂至苗栗，这应该是王爷巡境（巡游）的最早记载（1903）；泉州东岳庙的王爷是文天祥、岳飞、陆秀夫、关公、张飞、许远等忠臣义士；泉州斗美宫有池、朱、李三王爷。
从语源学角度看,“巡狩”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后来衍生出成语“南巡北狩”。而“代天巡狩”则意指巡查官员代天子到诸侯国查看政事执行情况，《幼学琼林》卷一“文臣类”有“代天巡狩，赞称巡按”，指“巡按”代替“天（子）”到四方检查政事。在送王船仪式中,“代天巡狩”意义转化为王爷代替（行使）天意到地方或阴阳两界巡查,“天”已经不再是孟子所说的周天子，也不是《幼学琼林》中的皇帝，这里的“天”即最高天神天公——玉皇上帝，它由原意中的“人皇”，变成了仪式中的“天皇”,“代天巡狩”在此寄托着人通过“仪式”的实施，来满足人的生命得以安顺的“人愿”。人际（天子与人民）关系转变为天人（天公与人民）关系。这里的“人愿”不只是除瘟一种，还有更为丰富的生命诉求。“代天巡狩”的仪式性展开就是王爷（漳州龙溪进发宫一带称为“恩主”“恩主公”）在仪式中代行天意，祀神（天神与王爷）以求人安，所以送王船习俗在滨海闽南人身上，已由单纯的“烧船送瘟”演变为“烧/漂船”保佑风调雨顺、四境平安，这是参与者意欲让“王爷服务于人”的观念形成的一种带有情感与想象意味的模拟与象征活动。此种活动仪式复杂，过程较长（多从春天启动仪式，秋天处置王船结束），王船有许多装束，处置王船（送船）时，伴随有信仰者参与的各种“阵头”展演活动，带有浓烈的民间审美与狂欢形式。所以闽南语滨海社区的“送王船”既是仪式活动，也是审美活动。
“代天巡狩”是我国福建、台湾两地以及马来西亚送王船仪式中打出的共同旗号，有别于单纯送瘟神的王爷，所以民间也称其为“代天巡狩王爷”。据记载,“代天巡狩”名号较早出现在王船上，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泉州富美宫漂放王船“金庆顺”号上插“代天巡狩”大彩旗漂至苗栗。
送王船本意为“送王爷之船”，传统研究着力于“谁是王爷”的话题，送王船多被视为王爷信仰的附属话题。台湾学者蔡相辉认为王爷即“朱王爷”郑成功，大陆学者更倾向于王爷最早是送瘟的神明，有服瘟代民而死的池王爷，有为民积善献身的俞大猷，有遭奸人排挤而自杀的萧太傅，有勤政为民的郭子仪、范仲淹、包拯等人，也有专事送疫的东西南北中五方瘟神及下文所述的受害博士（进士）演化而成的瘟神等，这些研究除了辨明王爷身份，对送王船仪式较少提及，林国平所著《闽台民间信仰源流》将王爷信仰列入瘟神信仰，并认为送王船最早也是送瘟神，台湾学者刘枝万注意到送王船中的瘟神色彩已经逐渐淡化，成为集多神信仰于一体的杂神信仰。本文基于相关研究成果和田野报告认为,“代天巡狩”旗号的打出，是王爷的神性由瘟神向全能神转换的一个重要节点，之前的送王船送的是瘟王，作为“代天巡狩”的王爷，则是保护四境平安、风调雨顺的万能神。
二、不一样的王爷：横空出世的“代天巡狩”
闽南送王船来自王爷信仰，王爷最早是消灭（攘除）病疫的瘟神，由360名博士变来，或传秦始皇坑杀的360名博士变成瘟神，或传唐360名冤死进士变成瘟神，或传明末360名进士不愿降清，集体自杀而成瘟神。送瘟神，除瘟疫，这是我国各地百姓制作“瘟船”并加以焚烧或漂放的最早理由。《泉州府志》载：“是月无定日，里社禳灾。先日延道设醮。至期，以纸为大舟及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备，陈鼓乐仪仗百戏，送水次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者。”
闽南王爷本意是瘟神，用纸船或木船送瘟神是王爷信仰的仪式环节之一，只是后来被放大与延伸，在“代天巡狩”的名义下，瘟神演变成全能神了。闽南滨水村落的送王船仪式中，人与王船的关系，构成了人神关系；王船内部神明的关系也是主次分明，被“拟人化”、“人间化”和“社会化”了。比如漳州市的中山旧桥头的水上神庙进发宫由一主船、两副船构成，主船船舱正中神龛主祀“朱池邢李”四府王爷，旁列剑印将军、九天玄女、玄天上帝、关帝圣君、中坛元帅、玄坛爷、黑虎将军、福德正神等30多尊神像，所有神明各就各位，相安无事，等候着人们在王醮仪式中体面、热闹、神秘地将其送走。
在民间，王爷的职能有多种理解。（1）除瘟者，即瘟神可以消灭降临疫病、散播瘟疫的厉鬼、凶神或邪祟，瘟神对待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人送瘟神的仪式加以攘除。送王船中的各种禁忌，以及烧王船、出海漂王船，都有逐疫（大傩）意味。清道光十九年《厦门志》卷十五“风俗”称送王船为：“圣人神道设教……犹曰：‘得古傩遗意。’”林豪《澎湖厅志》卷九“风俗”云：“窃谓造王船，亦古者逐疫之意，使游魂滞魄有所依归，而不为厉也。”（2）水中遇难的孤魂野鬼的管理者与安抚者,王爷对孤魂野鬼或喝退或安抚。如果是喝退，王爷便面呈凶相，一如捉鬼的钟馗，被工匠做成凶神恶煞、以丑吓鬼的神明，以至于民间在送王船时拒绝妇孺观看；如果是安抚，王爷便被塑造、制作得慈眉善目。（3）地域保护神，作为瘟神的王爷是除瘟灭疫、保境安民的善神，属于地域保护神：“（厦门）后崎尾大王街地方……王爷船，谓请王爷收拿疫鬼装入船中，载送出洋。待船制成，即迎神。会名游山探路，绕境保平安。”（4）禳灾植福、有求必应的全能神。
上述第一种作为除瘟的“王爷”的职能在于消灭散瘟厉鬼，是攘除冤死凶死、作祟人间的邪祟的主要力量；而第二、三、四种职能不再只是止疫除灾的瘟神，而是“代天巡狩”，上呈天意、下镇邪祟的执掌者。漳州中山旧桥头的进发宫神龛供奉“朱池邢李”四府王爷，上刻有“玉皇上帝、九天玄女、阎罗天子”和“敕封代天巡狩奉旨”字样的两面神明牌位,“代天巡狩”指的是四府王爷遵从玉皇上帝旨意，驻于宫内，代表“上天”，以玉皇上帝钦差的身份巡抚安民。其权限较瘟神大大增加，其神明构成越来越复杂。到了现代，每船载着3个或5~7个或10个王爷，有瘟神，也有非瘟神（如郑成功）。
王爷与闽江纯瘟神（五帝）信仰有着细微差异，即全能神与职能神的差异，闽南所送王船的使命是“代天巡狩”，执行天意，以求诸事平安，闽江送船出海只是为了逐疫，清施鸿保（约1845~1859）《出海》云：“出海，驱遣瘟疫也，福州俗……漳府属亦有之，然皆绫纸所糊耳。惟厦门人造真船。”送王船规模逐年盛大，旧时王船上绘制或扎制狰狞厉鬼如今已经不多见，船上所供王爷及其周边役使也是慈眉善目，之前妇孺不得观看的禁忌已经被全民参与替代了，在送王船过程中，人们可以许下不同的心愿，祈求王爷保佑，这说明送王船正在由单纯瘟神信仰向全能神信仰转换。王船背后的超自然力量，经历了以下意义转化的过程：
邪祟攘除者—职能神（瘟神）—地域守护神（王爷）—全能神（代天巡狩）
三、“代天巡狩”下南洋：“送王船”仪式的跨境播迁与多族共纳
因有宋元发达的海商经验，从15世纪开始，闽人开启了移民海外的历程，史称“下南洋”，17~20世纪闽人移植南洋高潮迭起，改变了南洋诸国人口、经济、文化格局。伴随着闽人面向南洋的移民潮,“送王船”仪式也被带到南洋，最为著名的就是马来西亚多个地市闽南语社区华人（主要祖籍地为漳州）、峇峇娘惹人（华马混血）以及印裔马来人，迄今为止仍保留着送王船习俗，当地表述为“王舡（音同船）游”，其中领头的举办方是马六甲市的勇全殿（马六甲州怡力街195号）。马来西亚的送王船与闽南的送王船十分相似：（1）送的是除瘟灭疫的各府王爷，常常有姓无名，共有朱、温、池、李、白“五府王爷”，最著名的是“池府王爷”，与厦门沙坡尾社区龙珠殿的王爷一样，王船上打出的王爷名号一律是“代天巡狩”，船头、船舷、船上“王府”均有此四字，说明马来西亚的“王爷”信仰指向和闽南的一样是全能神；（2）所送王船皆为双桅帆船，帆面均书“合境平安”“一帆风顺”；（3）以焚烧王船（舡）结束仪式。文献记载，勇全殿送王船有9次之多，分别是1854年、1880年、1891年、1905年、1919年、1933年、2001年、2012年、2020年，马六甲马来西亚送王船博物馆还保留着1919年（史载马六甲勇全殿第五次送王船）的一幅送王船照片，据说是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送王船影像资料（见图1）。
从文物古迹看，勇全殿建庙时间应该不短，里面池王爷的神龛标记时间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一块匾额标记的是道光十七年（1837），说明当地王爷信仰已有200年左右。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华人的主体人口源自福建闽南地区，占该州华人人口总数的47.7%（见表1）。这是当地送王船习俗源自闽南的主要原因。据2000年马来西亚七大方言群在各州的人口及各州华人人口所占比例的统计资料，马六甲州华人178万人,277万人，占州总人口（635万人,791万人）的28%，这些华人中来源于闽南的最多，约计8.1万人，该州所有送王船的宫庙（有勇全殿、清华宫、华德宫、清侯宫、玉华宫5座王爷宫庙）都建在闽南人社区。除了马六甲州的各路王爷宫庙，马来西亚相关州的王爷信仰还分布在峇株巴辖（旁加兰港）、吉兰丹、古晋等地的华人社区。
2011年厦门市启动“送王船”申报“国遗”后，2012年，厦门联手本市13所王爷宫庙成立“送王船联谊会”，并举办相关研讨会、传习中心、社区展示厅，同年，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勇全殿联手清华宫等王爷庙举办“安全号”王舡游、学术会议，推出脸书账号、明信片、纪念邮票、王舡博物馆，设置送王舡固定场所，给本地“送王舡”资料建档。2016年中马双方在厦门市敲定联合申报“世遗”，迄今为止马六甲州王爷宫庙来闽与相关宫庙交流达十多次，为与中国联合申报“世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马六甲的“王舡游”习俗受到当地多种文化的影响，而与祖籍国的“送王船”习俗有了细微不同：（1）仪式称呼不同，闽南叫“送王船”，马六甲叫“王舡游”；（2）仪式频率不同，闽南3~4年一次，马六甲闰年旱季举办；（3）仪式参与者不同，福建全为闽南人（包括厦门钟宅畲族、漳州旧桥疍民），马六甲则包括闽南人、峇峇娘惹人（中马混血，土生华人）和印裔马来人；（4）2002年马六甲州勇全殿从文莱代天堂引进“辇轿扶鸾”（神医问诊）活动，类似于闽南地区保生大帝信仰活动中的扶鸾、神诊。
四、从驱瘟到禳灾：“代天巡狩”与生命安全的维护
保证生命安全是所有的民间信仰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将王船造好，择日将其付之一炬，或任其漂流四海，是送王船仪式的最高潮部分。为什么要焚烧王船或漂放王船？这涉及王爷信仰的初意，即瘟神信仰。自然力无法解除危机，信奉超自然力就成为解除危机的有效方式。旧时福建气候炎热，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容易滋生疫情，夺人性命，越是有人力不足以应对的危险，就越是有假借超自然力的仪式应对。闽南送王船有三个意涵。（1）请作为瘟神的王爷逐疫。（2）烧船表示“游天河”，以火逐疫；漂（放）船表示“游地河”，逐疫入海。（3）王爷赏善罚恶，代天巡狩，威震邪祟，保境安民。这三个目的都是维护生命安全。
既然是利用仪式抗击瘟疫，那么作为禳灾仪式之一的送王船就是地道的保护型巫术。马林诺夫斯基曾将巫术分为保护型（防身除疫）巫术和生产型（保护物产）巫术，它们属于白色巫术（White Magic）。送王船仪式意在通过禳灾逐疫、安抚厉鬼的“表演”使生命更加安全、生活更加平顺，自然可以纳入富含保全生命意味的保护型巫术范畴。依据弗雷泽的分类原则，送王船首先属于模仿巫术，模仿××即可影响××，无论抬王爷巡境，抑或送王爷上路降瘟，都是在模仿王爷“代天巡狩”，禳灾纳吉，以获得对灾难（海难、瘟疫等）进行控制的实际效果。
严格意义上说，送王船仪式就是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系列表演，是一种盛大的广场艺术。不单仪式中的各种民间艺术（如诵经、鼓乐、道士做醮、王船的精细制作、送船巡境时各类阵头的舞步）展演或展示，仪式本身就是带着“情节”意味的“半戏剧化”演出，造船、献祭、做醮、送船巡境、海边送船（烧或漂），郑重其事展开“故事”：敬请“代天巡狩”王爷登舟、出巡、远行，仪式的统领者就是这出戏的“导演”，每一个介入者都是“演员”，闻声而来的看客都是“观众”。在这样的仪式活动中，人们制造华丽的王船、穿上仪式性盛装，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期待；戏剧化的送船体现着对王船“代天巡狩”的坚定信奉，使这种保护型巫术与审美创造融为一体。在送王船仪式中，所有的民间审美活动附着于保护型巫术本身，具有巫术与审美的双重特征。
送王船习俗发源于滨水的闽南沿海或沿江地区，与这些地区抗瘟除祟、安抚海难死亡者密切相关，因此，该习俗应视为水域群落的禳灾习俗。针对水上灾难（瘟疫、海难）举行的送王船仪式，其实就是利用民俗活动对可能产生的危机加以对抗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抚，所以送王船是一种民俗治疗方式。民间的大型仪式都是有原因的。走船的闽南沿海人，其生计充满了危险。一怕风高浪急而沉船，二怕瘟疫瘴疠而夺命。去风险、保平安，是送王船仪式的根本目的。送王船仪式被视为维系滨海濒水群体生命安全的公共行为，于是百姓才投入时间、财力与热情。
五、送王船的空间展开与入仪者的时间生活
送王船习俗参与者多为滨水村落民众，有的是以船为家的疍民（如漳州九龙江居水社）。仪式首先从陆地展开，除疍民外，送王船前的王醮活动也多数是在陆地上完成，王船送至海（江）边以前，送行队伍一律要在家户门前沿途绕境。王船在陆地上的仪式关涉陆地人的生活安宁；王船在海边送走，仪式关涉海上民众的安宁。因此，王船送行的过程，其实表现了从陆地到海洋某种神秘的精神链接。王船多由渔村、渔港相关人员在陆地请工匠提前制好，并在陆地相关的王爷宫庙完成“送”前绝大多数仪式环节。但王船最后要带到海岸边焚烧或漂走，仪式目的地是大海。送王船是渔民、半农半渔的闽南沿海村落的传统习俗，目的是满足水上或海洋劳作群体的精神诉求：（1）通过仪式安抚水上遇难的孤魂；（2）祈求水上靖安，与妈祖职能相仿；（3）促进渔发市利，保佑渔村生活安康、生意兴隆、水陆兼宁。
送王船习俗故地在闽南厦、漳、泉，随着闽南人的扩散以及流散异地（主要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闽南人接纳漂舟、善待王船，形成了与王船有关的一系列具有延伸性、相关性的新习俗。如果所送王船不是在当地海岸焚烧宣告仪式结束，而是随风漂至异地，那么必然会衍生出异地闽南人“接王船”，无论送还是接，都在海岸边进行。王船从大海此岸的科仪中出发，漂至大海彼岸，又在科仪中结束。整个过程，人们恪守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习俗默契，在本地熟人与异地陌生人中，完成王船的整个仪式过程。接王船后的延伸性展开，则与本土送王船仪式无关，属于“处置性”习俗。
闽南漳州进发宫每三年举行一次送王船仪式（每年都有道士王醮活动），步骤如下。（1）送王船年的春天二三月“询平安”，夜请各路神明，确定外海王爷以及水府王爷数目与姓氏。（2）“请平安”，由三坛法长主持仪轨，请到此“代天巡狩”的各路王爷替身彩扎王令（令箭），供于神龛并驻跸半年。九月初八结船建坛，初九请诸神之彩扎金身于王船厂开光后到主船王爷馆安座，王船为长约7米的竹木骨架，用绢布和绫纸扎在船骨上，船头为纸狮头，船身及两侧插有各种旗帜。九月十一举行过火科仪。（3）“送平安”，九月十三，道士做“请王送瘟修醮谢恩祈安植福法会”，将王船送至江上沙洲（2021年改为江上铁船）置入供品再焚烧王船，前后历时三个小时。十四、十五、十六，各循科仪并告结束。从时间上看，从请神到送神，送王船往往历时6~8个月；两次间隔3年；从“询平安”、“请平安”到“送平安”，送王船的主要仪式（王醮）均在陆地举行，王船焚烧/漂放之后，即与村人无关。所以从入仪者的时间生活看，送王船仪式具有间隔性（三年一次）、循环性（周而复始）、模式性（王醮/绕境/送舟）、狂欢性等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彰显了送王船仪式介入者的集体无意识与仪式广场的周期性狂欢。这是因为，送王船的地区全民介入的仪式行为，寄托了人们对灾难和疾病的畏惧以及给予控制的愿望与信心，它在集体中展开和结束以及每三年周而复始进行，说明：（1）不经常举行，若举行，则必循仪式本身的“套路”（展开法则）；（2）认为仪式能提振信心、自我慰藉和释放焦虑。所以，三年一次的送王船的重复上演，显然出于保护和珍惜生命的目的。送王船最初是禳灾性仪式，带有仪式性禁忌（如严禁妇女儿童观看），但在突破禳灾单一目的成为满足多种心愿的仪式后，送王船开始颠覆许多旧日的禁忌，演变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节日和世俗性、开放性、周期性广场狂欢活动。妇孺被允许观看，严肃的祭祀与活泼的民间艺术表演穿插进行，祭祀中的仪式装束（如参与打醮的道士身着华丽的道袍）和仪式艺术（如鸣鼓、奏乐、步虚、唱礼、祝神）与本地民间艺术（如高跷、神尪、舞旗、拍胸、阵头）同步进行，成为一种广场性和街头性的狂欢。
六、送王船的文化“语法”
送王船仪式无处不表现为入仪者二元对立的分类意识。在仪式中，人/神，村民/神职人员，日常/仪式，危机/解厄，焚烧/漂放……都构成一套完整的仪式密码或文化“语法”。这里主要分析几种文化事象的结构关系。
（一）王船神明面相：古代的狰狞恐怖和现代的慈眉善目
王爷的身份经历了从古代的瘟神到后来的“代天巡狩”（全能神）的变化，其面相也随之经历了由丑到美的转变。瘟神色彩浓郁的王爷是疫鬼的驱逐者和吓退者，以丑制丑，是传统王爷（瘟神）狞厉面孔制作的初衷，如清末泉州“送王流水去，锣鼓声动天，吓得人悸半死，恐被王爷带上船”。这种王爷自然一脸凶相，而当他们位居“代天巡狩”行列，其职能已不只是除瘟，他们多来自心系百姓的正面人物，送王船仪式中他们已不再是吓退妇孺的凶面瘟神，而是慈眉善目、和颜悦色、形象姣好的正神。
（二）从纸船到木船：王船处置的二元对立
纸船。烧纸船，是从内地到沿海具有普遍性的送瘟神方式。毛泽东《送瘟神》“纸船明烛照天烧”可证。早期糊纸为船烧毁以送瘟神各地都比较流行，漳州进发宫王船就以竹木为骨架，糊上绢布和绫纸，送船日抬到河洲焚毁。
木船。木船可烧可漂，因承重能力强，木船上一切神明及物件较纸船更加复杂,“历史上的王爷船长度约10米，载重2吨以上，经得起大风浪，可漂过台湾海峡。王爷船布置得十分美观，画得五彩缤纷、五光十色，王船木料选择比货船更好，精工制造。王船甲板设有神龛，正中为主神，旁配有副驾三驾。王船两旁插上刀、枪、剑、戟，大牌，凉伞，彩旗，肃静、回避牌等物，神龛前陈列公案桌，桌上有香炉、烛台、文房四宝、供品、花瓶。左有一列纸扎的人役（水手、公差神将），还有乐队、乐器。船舱中装有熟饭、药材、柴米油盐酱醋茶、布匹、纸衣、纸裤，还有瓮、盆、桶、秤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船上还放一只活公鸡报更，1~3只公羊。舱底还放有木料和石料，木料是供给塑造神像用，石块保持船体平衡，船舱中放许多冥纸（金银纸等）”。
（三）王船的焚烧/漂放
焚烧来自旧时以火逐疫，漂放来自旧时“出海”（亦名“浮海”）送疫，是火、水两种送神方式。清代厦门萧宝棻《鹭江竹枝词·王船》云：“牲仪果品送家家，一座王船萃物华。清醮建余随绕境，海滨火化当驱邪。”原诗题注：“夏月乡人制小船一座，船器具食物俱全。诹日迎遍街衢，并备牲礼，将船送往海滨焚化，谓之‘送王爷船’。”
焚烧的王船有两种，一种是纸船，一种是木船；漂放的王船只能是木船。一般来说，无论焚烧还是漂放，都要把王船运到海边。前者通过“烧”（毁形灭迹）来送王爷（瘟神），亦名“游天河”，后者通过“漂”（保护船体，任其漂流）来送王爷，亦名“游地河”。林豪《澎湖厅志》云：“（王船）造毕，或择日付之一炬，谓之游天河；或派数人驾船游海上，谓之游地河。”乾隆《重纂凤山县志》卷三“风土志”云：“醮毕，设享席演戏，送至水滨，任其漂去，纸船则送至水滨焚之。”民国18年刊《同安县志》云：“近海者，造龙船，名曰王船……届期将船挂帆，乘风送出海洋，任渔船搬取。其船漂流到何乡，该乡则迎而祀之。择期，仍送去。”历史上，台湾的王船处置仪式（如焚烧或漂放），都是由闽南（特别是泉州）沿海王船漂放到台所致。焚烧或漂放，视情形而定：“台俗尚王醮，三年一举，取送瘟之义也……（请王即毕）将瘟王置船上，凡百食物、器用、财宝，无一不具。送船入水，顺流扬帆以去。”
（四）巫术/祭祀
送王船既是人对邪祟（瘟神）的灭除、镇压、驱离的巫术行为，也是祭水府神明的一种有求于崇拜对象的祭祀行为。送王船仪式中，巫术与祭祀两种活动或交叉进行或混合一体，难以截然区分。
（五）安境的王宫/移动的王府
送王船前，陆地上有祭祀场所（宫庙），内供王爷，起到安境的作用。以泉州为例，知名的王爷宫及其供奉王爷情况见表2。
王爷一旦从王宫请到王船上的王府，这个王府就会在仪式中得到移动，所有的移动都是在王醮和绕境的仪式中进行的。如果最终没有被送走，登舟的王爷继续履行安境的职责。焚烧或漂放的王船虽然也可安境，但也有更多的想象性的解读，例如威慑厉鬼，安抚死魂，等等。
（六）送王船／接王船
如果以放舟入海任其漂流的办法送王船（台湾叫“游地洞”），这些王船漂到其他海岸的渔村搁浅，捡到王船的村民会请出王船上的神像加以供祀。这就是“接王船”仪式。清代的时候，泉州富美宫的王船海上漂移，常常漂到台湾西海岸村落被人捡到，供奉在相关庙宇中，使得“送王船”变成异地陌生人的“接王船”。“有台湾瘟神总庙之称的南鲲鯓代天府，相传在清康熙五年（1666）由麻豆一位姓杨的渔民发现王船后，将船上所奉的李、池、吴、朱、范五位王爷神像请到鲲鯓山盖一草寮供祀，后改建为宫庙。云林县麦寮光大寮的村民在清乾隆十年（1745）从水边捡到富美宫的沉香木料（王船上的构建）雕刻萧太傅神像供奉。嘉庆元年（1796），新竹县的居民捡到富美宫王船，船上萧、潘、郭三王爷神像被奉祀。嘉庆十年（1805），台中大安乡村民建和安宫，供奉停靠在海滩上的富美宫所送王船内的金、吉、姚三尊王爷神像。泉州法石文兴宫送出的王船在清代也被苗栗县后龙乡乡民捡到，船上的王爷香火被供奉。台北三重市斗美宫等还保留着石狮祥芝斗美宫送出王船的遗物。”
台湾“接王船”并不仅限于接，也会仿照闽南“送王船”，其“送”也分别有焚烧和漂放两种做法。《澎湖厅志》卷九云：“大王庙，神各有姓，民间崇奉维谨，甚至造王船、设王醮，其说亦自内地传来。船造毕或择日付之一炬。”如果接到大陆漂来的王船，便将王爷请到“王庙，逵醮演戏……祀毕，仍送至游海，或帮焚化”。台湾人接到王爷，或令其再次漂走，或将其焚烧。漂放或焚烧的仪式，也大体上同于闽南：“台湾王船也是约10米，辟有8个船舱填塞各种物品。放烧王船前先举行盛大的做醮庆典，王爷出巡各村庄绕境，热闹非常，有艺阵、艺阁、神轿、代王爷出巡的王爷的王马，主要祈求福安、吉祥。三天后举行放烧王船。先恭请大王爷登船，地上堆满金纸，是信徒捐献的，把王船拉到金纸上，船中引火燃烧，这时是夜间11~12点；另一种方法是恭请王船送到海边或送到海里称为‘王船游天河’，至11~12点，王船金纸自动发火引燃。这种烧王船要花费巨额钱财，尽管如此，台湾民众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灾求福来，过平安幸福日子。”
七、“代天巡狩”名义下现代“送王船”的独立品格
尽管送王船仪式获得了“世遗”的称号，但并非为获得“世遗”称号而存在，也并非“世遗”一个名号所能概括，它有独特的民间表述。例如，作为“世遗”项目的“送王船”，副标题是“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仪式范围涵盖中国和马来西亚闽南语滨海社区，广东、浙江的闽南语社区却并无送王船习俗；闽南漳州多地的送王船是将王船送到九龙江上或江边化吉，是当地人与九龙江的“可持续联系及相关实践”；闽南的王爷宫庙多建于陆地上的滨海渔村，芗城区疍民的王爷庙进发宫却建在船上；“代天巡狩”在闽南或为万能神，闽南习俗影响到相邻的莆田地区，其“代天巡狩”名号却并非万能神，而只是瘟神。所以，送王船并非像“世遗”副标题表述的那样一致，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送王船既有一定的共性，也有各地民间各自的文化表述。如今闽南各地的王船上都会书写“代天巡狩”字样，漳州等地的一些王爷庙（如龙海的保泉宫）则直接把供奉的池王爷称作“代天巡狩”王爷,“代天巡狩”这一名号之下，尽管仍有各地的内在差异，但这一名号已成为现代送王船的一种新的趋向。
第一，送王船与福州闽江地区的五帝（瘟神）信俗无关，虽然最初都是由文人转化而来的瘟神（闽江地区为5个，闽南地区为360个），但是闽江地区止于瘟神，未向全能神转化，而闽南地区瘟神变成王爷后，在“代天巡狩”的旗号下摇身变为全能神。
第二，最早送王船与送瘟神（烧纸船）有一定关系，即请瘟神逐疫，海陆皆可，但是现代的送王船已经不等于送瘟神。
第三，民间普度的部分仪式（如道士打醮，民间阵头）也会用在送王船仪式上，但二者不是一种仪式。普度是道教中元祭祀和佛教盂兰盆斋的一种杂糅，处理的是在世者与亡故的祖先的关系，时间点以农历七月十五为中心，而送王船针对的是陆地的人与海洋的和谐问题，多在农历九至十月。
第四，王船上的王爷不是道教中的阴神（如城隍、土地等阴司之神）或不入正统的邪神，它是滨海闽南人“代天”巡狩海**方，降伏万般的全能神，表达了闽南人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送王船是把王爷请上造好的王船，船设王府，先陆上绕境，再水上送走（可烧王船、可漂王船）。安抚客死海上的水鬼不是送王船的主要目的，送王船的主要目的是“敬畏和感恩海洋”。
第五，海边渔村送王船是陆地“王爷”信俗的海洋延伸,“送王船”申报“世遗”的副标题概括得很准确：“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
第六，王爷是滨海闽南人的“安境”之神和“纳福”之神，逐疫只是其许多功能中的一部分。所以闽南渔村送王船一为逐疫，二为安境（打出旗号“合境平安”，此境为陆海二境），三为代天祈福，做（各种）好事（打出旗号“代天巡狩”）。
如今的送王船已经不完全是闽台民间滨水群落的攘除瘟神仪式，其中附加了许多新的文化内涵，从其层积和叠加的内容看,“代天巡狩”的符号指向，使得送王船仪式已从驱除灾难、风险等不安宁因素演变成更加宽泛意义（如敬畏和感恩海洋，安境，祈福）的全能性仪式。获得“世遗”称号后，送王船被“遗产化”，各地从官方的原本不支持、不干预、不介入，迅速变成了官方着力推动和打造的地方文化品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社会风险危机增加，闽南各地送王船的规模和百姓参与度均较以前有所提升；一些沿江的闽南民众也乐意在仪式上突出“海洋”的特征，龙海九龙江边保泉宫送王船仪式上12道“荤祭”祭品减少了家养牲畜，而增加了海鳗、干虾等海产品。总而言之,“代天巡狩”名义下的“送王船”，在获得“世遗”称号后被二次“赋值”效果明显，其文化功能已经显示了新的叠加，这恰恰是民间文化延续中的独立品格的表现。
《遗产》（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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