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薇 译 王晓葵 校
摘 要
在东亚一直被用作“Volkskunde”或“Folklore”的汉语译词“民俗学”，与柳田国男在长期斟酌之后所给出的“一国民俗学”这一概念有很强的关联性。可以说，日本“民俗学”作为民俗学的世界史的一环，诞生于柳田国男不同时期对“民俗学”这一名称的态度转变之间。由于石桥的民俗学运动等诸多因素，20世纪30年代的柳田始终忌避和反对使用“民俗学”这一名称。当时柳田的目标是“乡土研究”。他认为当时石桥等人所提倡的“民俗学”缺乏能与“Folklore”相关联的学术程式。1926~1932年，柳田把“Ethnology”译为“民俗学”，并强烈呼吁“被称为Ethnology的学科，应该逐渐成为国民性的东西”。随着20世纪30年代中期民俗学的确立,“把Folklore作为‘我们的学问’的时代”的到来以及“民族志”（Ethnography）的发展，柳田的论述也随之开始对“世界民俗学”进行展望。在这个过程中，在东亚被广泛使用的“民俗”这个汉语词至近现代，才逐渐与学术进行接触、融合，从而使得“民俗学”作为“Volkskunde”和“Folklore”的译词被固定下来。
引言：“风俗”还是“民俗”
本文主要讨论在东亚一直被用作“Volkskunde”或“Folklore”的汉语译词“民俗学”的来历，以及可能与此密切相关的、柳田国男在长期斟酌之后所给出的“一国民俗学”这一措辞与其之间的关联性。虽然本文在对前者进行文献学调查的基础上亦将与“一国民俗学”（本国民俗学）同一时期提出的“世界民俗学”纳入讨论的范围，但本文的首要目的仍是详细厘清在上述前提下所诞生的“民俗”一词的历史。
我们现在称为“民俗学”的学科在日本以“民俗学”之名广为人知，源于1949年民间传承会（1935年创设）被改称为现在的“日本民俗学会”。正如在那个时候被迫接受了由折口信夫提出的改称提案的柳田愤慨地闭门不出这一广为流传的故事所说的一样，以从法语“Tradition Populaire”自造“民间传承（论）”这件事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的柳田始终忌避和反对使用“民俗学”这一名称。
然而，为何柳田对“民俗学”这一名称的使用如此纠结和犹豫呢？很遗憾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关于“民俗学”的词源问题，就笔者所知在中国和韩国的学术史中，也没有相关的研究。笔者虽然自我定位为一个民俗学者，但是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时常感觉步履维艰，也有愧疚之感。笔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20多年了，其间收集的关于“民俗”的用例也达到了一定程度，所以想再一次对这个议题进行整理和讨论。
在东亚，“民俗”这个汉语词在近现代与学术进行接触、融合，从而使得“民俗学”作为“Volkskunde”和“Folklore”的译词被确定下来，本文主要讨论的便是这个交互过程。最初，除了“民俗学”以外，还有“俗说学”“风俗学”“土俗学”“里谈学”“里传学”“俚传学”“民情学”“民传学”“民人学”“古俗学”“旧辞学”“传说学”“民学”“民间传承学”等译名作为候选。其中经过（或者规避）了怎样的过程,“民俗学”才得以成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对日本的民俗学有益，对东亚的民俗学也是有益的。
然而，这个问题仅靠对日本的研究是无法解决的。如果不对20世纪第2个1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东亚民俗学的扩张进行整体性把握，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本文着眼于日本、中国和韩国的民俗学史研究的比较和交流，暂时将讨论限定在日本对“民俗（学）”一词的使用上。希望能借此推动各国对本国民俗学史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相互参照、比较，推动相关研究走向精密和深入。
一、围绕“民俗学”之名展开争论的柳田国男及其态度
（一）与“民俗学”保持距离的时代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笔者首先想要明确的是，柳田在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民俗学”时到底抱着怎样摇摆的态度。
在1910年《石神问答》中，他已经在两处使用了“民俗学”这一词语。但是，他所使用的“民俗学”的含义是否能与现在所说的民俗学画上等号？如下文所述，还依旧是一个疑问。1914年，在与南方熊楠之间发生的所谓ルーラル·エコノミ的争论中，两人围绕着柳田主编的杂志《乡土研究》的编辑方针产生了分歧。如柳田所说,“这本杂志经常被南方称为民俗学杂志，实在是让我感到困扰……我的专业是ルーラル·エコノミ，民俗学只是我业余的消遣”，他坚称自己的立场并非民俗学。
当时柳田的目标是“乡土研究”或“ルーラル·エコノミ”，而南方将后者译为“地方经济学”，柳田回应道：“如果硬要翻译成日语，我希望它被理解为‘农村生活志’。”到了后来的1925年，他在论文《论乡土研究》（登载于《青年与学问》）中这样说道：
我们相信，如果像Folklore那样把资料采集的领域尽可能划分精细，以各个地方为单位来考察，并通过大量比较来明确某一事实规律的学问，也可以包含在乡土研究这种泛泛的总称中。此外，不只是对那些属于我们的学问的研究，也就是对我们民族固有的思想、信仰、感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历史的特殊性相关的研究，还有在其他方面的各种学问的研究上，也可以应用同样的态度和方法。而且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也考虑与这些探索不同学问的人们携手前行。因此，把乡土研究这样宽泛的新名称用于自己的杂志名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他所提倡的“乡土研究的总称”是“属于我们的学问”联合Folklore以及其他相关的学问，而他所立足的“我们的学问”是指“我们民族固有的思想、信仰、感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历史的特殊性相关的研究”，由此可见，“Folklore”和“属于我们的学问”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在与南方多次信件往来中，柳田觉得南方应该让其所精通的西方古典以及各个学科的知识在日本获得用武之地，所以多次建议他写一本关于“民俗学”的入门书（未出版）。柳田从1914年（甲寅年）开始着手自己的出版事业，如果拿不出甲寅丛书的稿费的话，他甚至想过为南方介绍出版社。对此，南方在书信中有如下表示。
关于民俗学入门的事情我一直在努力，但花了70天才写出点东西来。如果确实可以预见收益的话按理说应该去做……我看外国的フォークロール书籍的介绍，有一个叫Keitl的人写的フォークロール书目简介，你之后可以取来看看。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Novelle（类似于日本《古今著闻集》的作品）上面，比如像是什么搞错偷情对象的故事、母亲偷偷躺到女佣床上给与女佣偷情的亲生儿子喂奶的故事，想要与别人妻子通奸却发现自己妻子早就被对方丈夫捷足先登的故事。由于我对这些中世纪意大利的流行故事进行过大量的考证，所以我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了解，但对其他的民俗和古语的理解却偏差较大，对此我也无能为力。
柳田是非常厌恶谈及与性相关的话题的，当然更不可能喜欢搞错偷情对象这类故事。尽管如此，在1914年4月21日给南方的书信中，柳田仍然提到“希望您能重新考虑一下（写）民俗学入门的事情”，这可能是因为虽然与“属于我们的学问”相关，但当时的柳田仍把“民俗学”当作与“属于我们的学问”不同的领域，只不过是博物爱好者们的“业余消遣”罢了。与此相对应，南方说过，“我的《纪州俗传》是为了让大家近距离了解民俗学材料是什么而写的”，而柳田也确实没有否定《纪州俗传》。
两人的交流是以南方的《山神“オコゼ”魚を好むと云ふ事》（《论“山神好虎鱼”》）在《人类学杂志》上的刊登为契机、以柳田向他寄送了自己写的《山神和虎鱼》（1911年3月19日）开始的。在同年7月5日的一封信中，柳田在介绍自己的同时，也高调地表达了自己的抱负。对于南方，他期望道：“在日本的学问逐渐取得良好发展势头之际，请为我们这些末学后进写一些日语文章”，“忘却过去是一切危害社会的根源，所以我想把青年的兴趣引向这方面”。他还询问道：“我的杂志计划目前虽然受到了挫折，但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完成，有没有什么吸引村里的好学青年的好名称呢？”
柳田实学的志向，与当时所流行的“民俗学”有很大的背离，与后来的《青年与学问》和《乡土生活研究法》等经世济民的志向也相去甚远。即使在《石神问答》中出现了“民俗学”的字样，但将其视为民俗学萌芽的观点仍需要保留。同年出版的《远野物语》也是如此。
（二）Folklore与“民俗学”分离的时代
南方对柳田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我只能说，您的土俗学研究方法只以言辞为基础，无法对故事、古俗等进行判定。”柳田对此回应说：“我盼望着能得到详细讨论我研究方法的信件。关于舞蹈的论述是最近才写的未完成品，所以还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但关于《石神问答》的方法和论点确实有许多遗憾的地方。我不能熬夜，没有时间去读外国的参考书，在您的刺激之下我非常焦虑。”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辩解，但比他大7岁的南方在与关于Folklore的知识量和语言能力方面都有压倒性优势，在双方频繁交换书信的时期，柳田一直保持着向他求教的姿态。在1912年2月9日的书信中，柳田透露了以下计划。
我想在今年成立Folklore学会，但目前还缺乏权威人士们的主张。作为杂志来讲，首先要致力于引导这一任务。因此我想让杂志在不受到其他因素限制下作为会报独立发行。尽管您不愿意入会，还是希望您能赐予杂志一些帮助。作为一本提供新的研究议题的杂志，除了信仰生活之外，还将研究日本乡村的生活状态。想请您考虑一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名称。
对此，南方立即在2月11日的信中回复道：“Folklore学会（起名）的事，是比较难。但是，如果顺利的话，考古学会和人类学会就会变成枯燥无味的陶器和古器的图录研究，Folklore学会就算在一般人看来也觉得是谈些奇谈轶事，非常有趣。名称的确定实在困难，民族学会、传说学会、里传学会这些都不合适。我这段时间再考虑考虑吧。”
同年5月5日，由石桥卧波发起的日本民俗学会开幕式在东京帝国大学山上会议所举行。虽然柳田在此之前就曾设想建立Folklore学会，但他最终选择了优先发行杂志。而且正如南方所说的“（民俗学）全是奇谈轶事，非常有趣”一般，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开始。
在次年（1913年）发行的杂志中，柳田和高木敏雄共同编辑的《乡土研究》在3月出版，而日本民俗学会的官方杂志《民俗》在5月发行。虽然柳田先行创办了杂志，但是大概惦记着被石桥先一步创设了学会等组织的事情，在寄给南方的书信中经常出现贬损石桥的表达。他在5月2日的信中写道：“虽然得到了您的亲自关照，但相比起来石桥的杂志更让我深感痛苦。他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无论何时都在敷衍别人的论述。我们正在努力，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乡土研究》与《民俗》这样的杂志为伍。”这一方面暴露了柳田对石桥的敌对心；另一方面，正如柳田所写，“石桥也因我等的计划而暗自发力，三个月出一次刊，他定会竭尽全力。我们猜想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
“乡土经济”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可以想象石桥的民俗学运动是柳田忌讳“民俗学”这一名称的诱因之一。正如后来在1930年他严厉批评折口信夫等人的“民俗学”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追求上与本国的Folklore相背离一样，他认为石桥的“民俗学”缺乏能与Folklore关联的学术理据，因而把石桥作为业余玩家排除在外。
然而，《民俗》杂志刊登的“本刊的任务”是正确的。“广义的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身体和精神特征、人类的起源及其生活关系等，而狭义的人类学、人种学、民俗学等应该是研究它们被分门别类的依据（即学科性质）的学科。”此外，《民俗》杂志还有如下任务：
这里所说的民俗学是Volkskunde的意思，是研究国民之间现存的古代文化的遗存，即传说、童话、谚语、民谣、迷信以及风俗、习惯等这些东西。Folklore这个名字是英国的威廉·约翰·汤姆斯先生于1846年首次使用的。
虽然这是简史，但其学术认知并没有错。南方还向柳田介绍了《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11版（1910年出版）所载的诺思科特·W·托马斯（Northcote Whitbridge Thomas）对英国Folklore的分类细目方案。为了之后的讨论，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这种源自德国的学史和项目分类方法，在日本逐渐广为人知。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第9版（1875年出版）、第9版修订版即第10版（1902年出版）中，虽然Folklore（由John Black执笔）被提及，但没有显示分类细节。第8版（1853~1860年）连该词条的立项都没有。因此，按照南方的说法，日本在1913年这个时期连续创办了两本民俗学杂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大英类典》第11版托马斯的详解的影响。
南方写信劝告柳田，《民俗》第2年第2期（1914年）刊登的《乡土研究》广告中，“资料征集的纲领概要很不齐全”。向读者和学会会员寻求资料的题目有“各地农业、伐木、捕鱼等惯例，村庄的起源与发展，耕地、房屋、用水、伐柴等相关制度，婚配、继承、分家等习俗，盂兰盆节、新年、春分等节气仪式，神社、佛堂、森冢、岩石、老树等传说，城堡遗址、房屋遗址和其他古迹，老人的故事，儿童的歌曲，各种古老的游戏，禳灾仪式，忌讳，物产，方言和其他奇谈轶事”，看起来确实是杂乱无章的，其逻辑性甚至比《民俗》还差。对此，南方认为：“暂且先不提民众团体的发展、沿革等问题。先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把民俗学相关的事项在左边一一列举出来，并以此作为概略的纲要。（这个分类方法的作者托马斯自身也无法断言其为清晰明确的分类。然而像民俗这样本来就错综复杂的东西是不应该被明确区分开的），接着南方再一次提醒柳田应该参考托马斯的分类方案。
（三）将“Ethnology”译为“民俗学”的时代及其前后
对外国的情况并不了解的柳田，自从1921年访问欧洲在日内瓦待了一段时间后，他的自我评价发生了变化。回国后，他与冈正雄等人创办了《民族》杂志，宣称这是“Folklore与民族学的联姻。他在1926~1932年将“Ethnology”命名为“民俗学”的事情在前文中已经详尽讨论，此处不再赘述。关于所谓的“乡村经济”的争论，也是其中著名的一例，所以也不再重复。不过，下面这段话很好地体现了南方的认知，似乎也反映了南方与柳田之间的隔阂和差距。虽然有点长，还是在此引用，以供读者确认：
高木在《乡土研究》初刊上刊载的文章中向我征求民俗学的要领。在他执笔的《乡土研究》1卷1号的《乡土研究的本领》一文中，丝毫没有地方经济、地方制度、比较法律、民间组织研究等内容（虽然也有民族生活的研究，但那不如说是人种学或者记录人种学的研究），而主要写的是民俗学或者说是叙事学的内容。没有谁对地方经济等领域发表过评论。因此读者们普遍认为乡土研究就是民俗学，资料报告中百分之九十九也都和民俗学相关，尤其多奇闻逸事……虽然与民俗学有几分渊源，但对地方经济毫无必要的叙事学就明显多余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南方所说的“没有谁对地方经济等领域发表过评论。因此读者们普遍认为乡土研究就是民俗学”，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一语中的；第二，南方认为，非系统的、碎片化的奇闻逸事才具备“民俗学”的本质，而对其进行明确事项的分类，才能使之成为学问；第三，正如《乡土研究的本领》中提到的“民族生活的研究”，南方明确地区分了“Ethnology”和“Folklore”。
正如高木在《乡土研究的本领》一书中提到的“乡土研究的目的是对日本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各种现象进行根本性的研究”，是关于民族的研究。也就是说其主旨实际上完全没有论及民俗学相关的东西。作为民族研究的一部分，他在谈到神话学的叙事学时，仅仅提到“研究了太平洋沿岸民族的‘Folklore’，并对这片大洋两岸民族的文化有种种发现”。而南方则根据所发表的各种论题的倾向和高木执笔的《乡土研究》封底的外文标题“Volks-und Heimatkunde”来判断这是民俗学。
柳田的意图在《乡土研究的本领》中也有所反映。他在创刊号出版页的《谨告》中写道：“乡土研究是通过对日本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各种现象的本质性研究，以期从文献学的角度说明发源于日本乡土的民族生活的源流、要素和发展，并以此为日本文献学做出贡献。”其中不仅没有提及民俗学，还强调要“为日本文献学做出贡献”。柳田后来也说：“我不是要研究乡土，而是要研究在乡土中的某种东西。”这里的“‘某种东西’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日本人的生活，特别是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个群体过去的经历”。柳田的意图是研究“民族”，而不是研究“民俗学”或“Folklore”，这也是他与南方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把“Ethnology”和“Folklore”明确进行区分的南方，以及把“民俗”和“民族”混杂在一起的柳田（因为这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关于“我们的学问”的规定）会产生分歧是理所当然的。
上文有详细论述，柳田在1926~1932年把“Ethnology”译为“民俗学”，并强烈呼吁“被称为Ethnology的学科，应该逐渐成为国民性的东西”。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一“民俗学”确立的时期，他说：“作为民俗学能够成立的前提，我认为自己有必要先使其成为国家的东西，正是基于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如下所言：
极富民间传承的我国，不能为了这门学问的国际合作而同心协力，对于这门学科的进步来说是非常遗憾的。仅靠我个人的想法，目前可能还无法在国外建立“一国民俗学”。但是在我国的话，还是很有可能的。民族志学（原文：殊俗誌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一国民俗学产生良好的刺激和影响，最终实现世界民俗学的愿景，这应该是民族志（原文：殊俗誌）今后的使命所在。
这就是以“世界民俗学”为视野的“一国民俗学”的主张。随着20世纪30年代中期民俗学的确立，“把Folklore作为‘我们的学问’的时代”的到来以及“民族志”（Ethnography）的发展，柳田的论述也随之进展到了对“世界民俗学”展望的地步，这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介绍。
二、“民俗”概念的历史演变
（一）古代“民俗”的用例
平山和彦在《日本民俗大辞典》（下）的“民俗”一项中阐释道：“民俗这个词是从古代输入而来的，但是现在的普及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民俗一词的普及是（民俗学）学会在1949年（昭和24年）对之前的民间传承会进行改组、改称，成立日本民俗学会以后的事。”他还补充道：“在此之前，比起民俗这个词，更多使用的是民间传承或Folklore等术语。”另外，“民俗这个汉语词”，“从古代到近代为止，在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多少有些使用，但并没有被普及”。对此，笔者也曾撰文指出，近代以来，“民俗”一词作为政治用语使用的频率有所增加。“民俗”一词给人一种中古近代根本不存在的印象，因为它是在不断修正的过程中发展的。平山之所以将其写成“古代输入”，是因为和歌森太郎在其概论书中多次使用了以下说法：
大体上看，“民俗”这个词并不一定是指民众生活史本身。“民俗”这个熟语在中国自古就有，它是民间风俗习惯的意思。在日本的中古时期民俗一词也常被使用。在弘仁年间、天长年间的大政官所出的文书中，或以“越前国的民俗凋敝”“民俗甚远弓马”等用例出现。这里的民俗指的就是民间的一般日常生活……正如中古文书上“积习成俗”所表达的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习得并反复操练、积累沉淀下来的就是习俗。在民间，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就是民俗。
和歌森认为“是民间传承构成了民俗”，因此民俗并不等于民间传承。民俗学“虽然被称为民俗学，但其目的在于以民俗为研究对象来弄清民俗史”。在后来的概论书中，他也举出了同样的用例，并反复强调：“‘民俗’这个熟语在中国自古就有，它是民间风俗习惯的意思。在日本的中古时期民俗一词也常被使用。在弘仁年间、天长年间的大政官所出的文书中，或以‘越前国的民俗凋敝’‘民俗甚远弓马’等用例出现。”
由于没有给出具体的引用位置，过去很难对此进行探索。但近年来，随着史料数据库的不断完善，从古代到近代的趋势已可大致得到追溯。在平安遗文数据库中检索到了5例古代遗文，其中包括和歌森的引用：
a. 弘仁十四年（823）2月3日官符《割越前国江沼加贺二郡为加贺国事》中所记载：“行政化者必资权变之道，彼越前民俗凋敝。”
b. 天长三年（826）11月3日官符《应废兵士置选士卫卒事》中所记载：“调庸并赐免徭丁二人，此间民俗甚远弓马。”
c. 延喜五年（905）7月21日《法皇辞封户御书》中所记载：“又季世之衰，随日而至，则民俗厚薄，府库盈虚。”
d. 延喜五年（905）7月21日《书状纪纳言法皇请停封户书》中所记载：“又季世之衰，随日而至，民俗厚薄，府库盈虚。”
e. 承平四年（934）5月1日宣旨《应令京内庶人以上播了桑树事》中所记载：“诚冯此道，而近代民俗，不勤栽桑，养蚕已乏。”
另外，在六国史数据库中还检测出以下3例：
f. 《续日本纪》的天平宝字四年（760）正月癸未条“每道录事一人，观察民俗，便即校田”（每道录事一人，观民俗，便即校田）。
g. 《日本三代赏录》的元庆二年（878）二月十五日辛亥条“然而王畿屡空，民俗凋敝”（然而王畿时常贫困潦倒、民俗凋敝）。
h. 《日本后纪》的日本后纪序（逸文）（840年）“得烹鲜于李老，民俗未饱昭华”（指不关心民俗就无法治理国家，详见下文）。
h是探求政治奥秘的老子的体会，意思是治理国家要如烹小鱼一般。如果不关注民俗（或者民众），那么也无法治理国家。关于f，在青木和夫等人的校注中，将这种“民俗”标注为“人民”，而“观察民俗”指的是考察人民的生活状态。g是民众生活逐渐凋敝的意思，毫无疑问，这并不是指个别的民间习俗和知识。
从上述实例可以看出，与平山的解释不同，“民俗”并不能与民间传承画上等号。它的第一个意思是①民众或人们；第二个意思是②民众的整体生活。2001年《日本国语大辞典》第2版（小学馆出版）中，以文治元年（1185）8月28日的《东大寺续要录》供养篇的“移三民俗二于仁寿之域一”为例，可以认为“民俗”包含了“民众”这一字义。《日葡辞书》中的“Minzoch”也是“民众”或者“农民”的意思。因此，笔者认为在民俗学（诞生）之前，即从古代到近代这一时期，这两种用法是“民俗”最核心的词义。
（二）“民俗”和“风俗”的类比——以中、近代用法为例
举一个中世纪初期的例子。形成于嘉祯年间（1235~1238）的记录了镰仓佛教之一曹洞宗开山祖道元语录的《正法眼藏随闻记》中写道：“即使是世间的圣贤，犹有把顺应民俗之事称为污秽的，比如屈原……不顺应民俗，最终溺亡于江河。”这里的“民俗”大概是上文中的含义“民众”之意。
正如大藤时彦在国民学术协会编的《学术之日本》中《日本民俗学》一文中所写：“民俗这个词虽然也被用于物品类的称呼，但一般来说它指的是风俗。”在日本，“风俗”一词在风俗业等兴起之前，使用频率也很高。在六国史数据库中，检索到“民俗”3处，“风俗”则有45处。
用日本知识苑（Japan Knowledge Lib）对《群书类丛（正·续·续々）》进行全文检索，
学校·研究機関でのご利用，Japan Knowledge Lib， 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rary。“风俗”有426处，“民俗”仅有25处。同义词及检索到的数量如下：“风仪”81、“风习”5、“国风”170（+国ふり2、国ぶり1、くにふり2）、“国俗”41、“てふり”140（+手ふり8、てぶり4、手ぶり5、手风13、手振65）、“ならひ”1710（+习ひ238、惯ひ1）、“ならはし”364（＋习はし14）、“俗云”136、“俗言”23、“俗谓”100、“俗传”29、“俗谚”25、“俗谈”9、“云传”149、“言传”72、“谓传”7、“古传”52、“古事”301、“古云”59、“古语”249、“里俗”6、“里传”8、“民风”10、“民习”3、“民情”10、“习俗”29、“习惯”3、“惯习”4、“惯例”11、“传承”84、“传闻”568、“传云”825、“土俗”42、“世俗”344、“世谚”12、“口传”23、“方俗”3、“旧辞”1。
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数据库中对明治政府编纂的官撰类书籍《古事类苑》进行检索，“风俗”出现了181处，而“民俗”只出现了31 处37例。同义词的情况如下：“风仪”57、“风习”4、“国风”131（+方俗19、国ぶり3、国俗63）、“てふり”7（＋手风5、手ぶり7、てふり７、てぶり３）、“俈云”131、“俗言”33、“俗谓”93、“俗传”32、“俗谚”31、“俚俗”25、“ならひ”108（+习ひ49、惯ひ2、俗ひ10）、“ならはし”59（＋习はし19）（译为习惯、习俗）、“俈云”131、“云传”74（＋云ひ传へ９）、“古云”26、“古言”49、“古语”116、“古事”267、“古谓”37、“传承”7、“传云”114、“习俗”20、“世俗”147、“世谚”24、“土俗”47。
在日本知识苑（Japan Knowledge Lib）上检索不同时代编著的《小学馆·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相关词汇及出现频率如下：“风俗”60（上代4、中古5、中世6、近世45）、“国ぶり”（包含くにふり、くにぶり）10（上代3、上古1、近世6）、“てふり”（包含手ぶり、てぶり、手风）45（上代4、中古8、中世6、近世28）、“ならひ”161（上代3、中古69、中世38、近世51）、“ならはじ”（包含习はじ·惯はしなど）129（上代4、中古46、中世20、近世40）、“古事”38（上代3、中古11、中古11、近世13）；与此相对，“民俗”仅出现3处（中世1、近世2）。
在判断中世纪末和近代初“民俗”的使用频率以及同义词的使用情况的基础上，将两部《人国记》进行对照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据推测写于天文至永禄年间（1532~1570）的《人国记》，虽然作者不详，但它作为一本地方志，描述了每个令制国的当地民众的风俗，特别是武士的风尚习性。现存的抄本、版本很多，其中元禄十四年（1701）关祖衡对原文进行了修饰和概括，补充了地图和注释，被称为《新人国记》或祖衡本《人国记》，岩波文库对新旧版本进行了校对之后，以《人国记·新人国记》为名进行了收录。
表1展示了旧、新《人国记》中关于“民俗”和“风俗”及同义词的使用频率（以下称为“旧本”和“新本”）。两者相比，“风俗”一词占压倒性优势，旧本中“风仪”次之，另外，新本中“某某风”等“风”的使用频率激增。
此外，新本使用了旧本中没有的“民俗”一词。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旧本中频繁出现的“风俗”“风仪”“国风”等词语在新本中已经转变为“风”“民俗”。例如，旧本中的“土佐国的风俗，纯真而气质飒爽”，在新本中则变为“该国之风俗，纯粹而质朴”。
旧本中的“信浓国之风俗，武士之风俗天下第一”也被新本中的“当国之风俗，武士之风，天下第一”所代替。从这些例句中可以看出，“风俗”这一说法是针对“气质”和“国风”等当地的风俗习惯（民情）使用的，“形仪”在岩波文库中也被校注为“指做事的方式、生活态度，训为‘行为举止’”。
只在新本中出现30次的“民俗”，全部出现在注解中，大部分用法为“详见民俗本书”。“民俗野鄙”“民俗温和”“民俗尤其狭隘”“柔和之民俗”“民俗柔弱”等用法也有。因此虽说写作“民俗”，但和“风俗”一样，也是指民情和当地的风土人情。岩波文库的解说介绍了心理学家渡边彻的理论，强调了自然条件，表现了“风土心理学见解的萌芽”，即国风和风俗的差异应当顺应当地水土。
（三）近代“民俗”概念的扩展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到近代前期为止，“民俗”的用法①是民众或人们，②是民众的整体生活，而第三个语义主要是指③民情、气质、当地风土人情。儒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也曾说“孝弟化行，民俗和顺，天下自然治”，“差世世以观其来，其于民俗人情，犹眎诸掌”，可见，前者是②的含义，后者是③的含义。表示③的含义时，可以看作经常与“人情”等词组形成的概念。“民俗質実”（民俗朴实）、“民俗朴直”（民俗质朴）、“民俗樸陋”（民俗简陋）、“士风民俗”（武士、军人的风纪、士气民俗）这些词组在中、近代的经典中数不胜数。
《德川实纪》中使用“民俗”的例子有3例，但《大猷院殿御实纪》卷44［宽永十七年（1640）6月］文中的“以妖术蛊惑民俗”以及“雨中伴天连躲藏在船中混入，扰乱我们的民俗”“不可扰乱我们的服饰……蛊惑民俗”等也采用了上述含义①的意思。如果再追加例子的话，如《加贺藩史料》[安永六年（1777） 10月28日]中的“调查金泽藩、能登等民俗淳朴的村落”以及宽文八年（1668）成立的山鹿素行《居童问》下末、治平第64条中的“此时依然有民俗邪恶之感”表示的是③的含义；又如近松门左卫门《曾我五人兄弟》中的“工藤左卫门祐经认为民俗的观照是真诚的”表示的是含义②。总之，所有用例的意思全都在含义①到含义③中。
与此相对，到了近代，在《群书类丛》等地方志性质的部立（地理部、地部）之下，出现了与《新人国记》中不同形式的“民俗”的新记载。例如，宽文六年（1666）完成的《会津风土记》中的“民俗不用火葬，人死则筑墓建祠荐时食”，以及宝永元年（1704）的《江海风帆草》中的“这里有洞穴，当地民俗称之为海䲡穴”等，“民俗”的用法有所增加。
前者可以理解为含义①，但宝永六年（1709）完成的贝原益轩（1630~1714）的《筑前国续风土记》中有“东小河内和西小河内虽然隔着一条河，但男女朝夕往来，因此风土并无差异，民俗也应大致相同，受地域风化的影响，语言民俗也可以相互理解”等，这里体现的就是“民俗”的第四个含义，即④民众的习俗。（需要区别的是这并不是后述⑩中针对个别习俗的用法）
同为贝原的作品《大和本草》中，也有“今世民俗之时好、草木花容变态百出”“陆田、粒大，民俗称之为野稻”“如同红小豆，民俗指的是蟹”“西土的民俗称之为小柴”等表达，很多都可以读作“民之俗”。话虽如此，从贝原《养生训》中的“知日本土宜与民俗风气”开始，到享保四年（1719）伊藤伊兵卫《广益地锦抄》中的“民俗患痢疾时饮用此叶的汤”和“草花之名叫urui草，民俗做法是取叶蒸食，荒年可充饥”。从这些用例可见，这个时代中含义①至含义③的用法占压倒性优势。
与这种用法明显不同的是大原幽学使用的“民俗”。据推测他于19世纪30年代执笔的《发教录》中写道：“士分以上之子，不同于民俗之子。”但是，这本书是在19世纪30年代，也就是天保年间基于中井信彦的《大原幽学》［吉川弘文堂1989年（新装版）］撰写的。此为民俗的第五种用法，表示⑤某一限定阶层的平民，百姓也随之出现了。笔者认为这个含义可能是从含义①中派生出来的。
文章来源：《遗产》（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7月。
民俗学论坛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