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寺成墟与因墟立寺：明清珠三角墟市与佛寺的互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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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3/1/5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杨宪钊

关键词：明清时期/ 珠三角/ 佛寺/ 墟市/

内容提要：明清珠三角村落墟市，由于商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自身所特有的商业体系，而这样具有重要经济机能的市场运作体系中，佛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寺成墟与因墟立寺成为珠三角社会经济活跃下墟市与佛寺互动的主要表征。神圣空间与世俗生活的不断整合，彰显出明清时期珠三角佛寺多重的社会文化功能。

墟市，是明清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下，珠三角小生产者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小市场，属于自然商贸市场，用于各类货物的流通与交易。岭南墟市研究曾是学界热点，珠三角相关研究不少，①但多关注于本身的商业机能，有关内部的宗教场所则往往略谈。赵世瑜认为，“传统中国，特别是帝国晚期的乡土中国的某些经济文化生活侧面是以寺庙为重点而分布的，在那里形成了多种功能的综合。”[1]204明清时期，珠三角许多墟市均与寺庙有关，同样反映出这种多种功能的综合，佛教道场对于珠三角传统墟市的形成、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珠三角墟市中的佛寺既与赵世瑜所言北方庙会有一定相同点，亦有着显著不同。本文将从珠三角佛寺与墟市互动的角度出发，考察珠三角墟市经济与佛寺建设的关系。

一、因寺成墟：佛寺是开办墟市的重要场所

广东地处岭海交通要冲，作为两汉至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区域，不仅是梵僧东来弘法之要站，还是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祖庭所在，故有“海滨法窟”[2]之美称。从宋代开始，佛寺已逐渐在珠三角乡村普及，成为乡村社会重要的公共空间。美国学者韩书瑞、罗友枝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庙宇能够用于任何公共用途，可以用作客店、社区学校、施粥所和公园。庙宇是每年节庆和开办集市的地点，甚至是官民之间对抗的场所。就此而言，庙宇属于大家所有。”[3]正是基于佛寺的公共属性，寺庙人员流动量极大，宗教文化的勃兴进一步促进商业的繁荣，珠三角墟市依凭寺庙而逐渐兴起。

广州太平门外有长寿庵墟。长寿庵，始建于明万历八年(1580)，楚僧如受所建。[4]三十四年(1606)巡按御史沈正隆重修。清初大汕和尚扩建为长寿寺，成为清代羊城五大丛林之一。长寿寺的昌盛，促进了长寿庵墟的建立与发展，最早记载长寿庵墟的是道光《南海县志》卷13《建置略五·墟市》，可见该墟成立的时间当在清中叶。据清人徐赓陛《不慊斋漫存》记载：

县属城西长寿墟地方向有夜市，子开辰散，为商贾小贩以及烧料、解玉、织机等工匠辐辏之区。其地建有长寿僧寺，从前每因无知妇女入庙烧香，匪徒乘机抢窃滋事。[5]

由夜市的发展，可见长寿庵墟的经济繁盛，为长寿寺列居五大丛林奠定了雄厚经济基础。由寺而成的墟市，其内部的经营活动多不可考，清代长寿庵墟或许提供了以资借鉴的实例。

南海盐步堡，近省城，明初为广州地区食盐集散地之一，洪武三年(1370)设神安巡检司于此。万历《南海县志》卷1《舆地志一·市集》记载该地有观音寺前市，知该市约形成于明后期。观音寺，南宋乾道二年(1166)僧觉澄鼎创，元季毁于兵火。洪武元年(1368)，僧宋广在故址建茅堂以事香火。十八年(1385)，泌冲巡检苏允恭重建，有田一顷九十六亩四分六厘。[6]1053观音寺在泌冲巡检的重建之下，成为明初盐步堡重要的佛教道场，香客云集，而后逐渐形成观音寺前市，墟仅指“没有固定字号商店的定期市场”，而市则系“设有固定字号商店的‘常日为市’的常开市场”，[7]据此可知盐步堡观音寺前市的发展规模，繁荣程度超过了同在盐步堡的盐步墟。道光《南海县志》卷13《建置略五·墟市》记载南海大同堡、大历堡分别有“寺前墟”，前志不载，可见两墟应建于清中叶。考该《志》卷23《古迹略一》，大同堡寺前墟中的“寺”当指化成寺，大历堡寺前墟中的“寺”当指宝峰寺，另据成化《广州志》卷24记载，化成寺始建于绍兴十年(1140)，平民郭堂辰所创。磻溪堡石涌乡，有观音庙，同治《南海县志》卷5《建置略二·墟市》记载观音庙前建有庙边墟，逢三、六、九日趁墟。

顺德庵前墟，在拱北门外锦岩山麓。锦岩庵，乡人倚石建庵，有东庵、西庵。顺德进士薛藩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撰《锦岩碑记》，记文有言：

计地之隶本庙者，广十丈六尺有奇，修多丈之二，皆听齐民列肆，量赋其廛，为香灯之资。[8]413

可见，庵前墟早在明后期既已形成，且其地隶属锦岩庵所有，寺庙插手邸肆，坐拥租金。咸丰《顺德县志》卷5《建置略二·墟市》记载，庵前墟每逢二、五、八日趁墟(赶集)。

新会石碑都云步村，有红花庵墟，元代建。红花庵，由云步李氏五世祖李恒夫所建。李恒夫为元进士，官任北平同知，“平生于结己爱民外，喜办种种慈善事业”。妻伍氏，在归宁母家过程中，遭遇风雨，“而海程辽阔，一苇莫航”，难免进退维谷。于是与李恒夫商议，在龙岗建庵供六祖，招比丘尼住持，“时荏弱女流得讬庇慈云荫下”。因李恒夫为红花园人，故名庵为红花。庵落成后，李恒夫将环庵旷地辟为墟场，岁举墟店及鱼塘等租，拨充红花庵梵灯斋钵之需，及演剧会文之用。红花庵及墟，一直延续至民国，“是则微公慈善，庵及墟又曷有今日耶。”[9]由此可见，红花庵墟不仅是红花庵有力的经济后盾，同时也是云步村文教活动重要的经济来源。寺前墟，万历《新会县志》卷2《墟市》记载位于登名都。此寺，指晓清寺，旧名晓清院，北宋景佑间(1034-1038)僧行超创，宋末毁于兵。元至正间(1341-1368)僧如原重建，有田四顷七十七亩八分九厘。[6]1086

增城证果墟(又名正果墟)，在金牛都三十里，《(嘉靖)增城县志》卷2《地理志·坊都类》就已记载，可见该墟在明嘉靖前既已形成，逢三、六、十日趁墟。墟名起源于当地的证果寺。北宋皇佑间(1049-1054)有宾公道者，肉身坐化瑞山石上，得成正果，后人就地建证果寺，以供祭祀，香火旺盛。在证果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证果墟。证果寺促进了证果墟的形成，而证果墟繁荣的经济形态又反过来促进证果寺的长盛不衰。成化间(1465-1487)重修，崇祯八年(1635)住持僧圆智再修，嘉庆二十二年(1817)重修。

新安乌石岩村有乌石岩墟，嘉庆《新安县志》卷2《舆地略·墟市》记载为“新增”，可见该墟当成立于嘉庆间(1796-1820)。乌石岩墟地处南头、龙华、公明交界，连接珠江口和阳台山山区，是渔货和山货交流的集散地。墟内旧有石洞，洞内有观音塑像，后人修筑为“慈石古寺”，创建莫考，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修慈石古寺碑记》记载该寺“宝安胜地，乐利名场。状古岩奇，雅推仙迹，寺所由来久矣”[8]196。

寺内牌楼书“乌石岩”，墟市因而得名。乌石岩墟建立之后，慈石古寺先后于道光二十年(1840)、咸丰十年(1860)、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次修缮。

新宁宝国寺墟，又名寺前墟，在平康都儒林甲。嘉靖《新宁县志》卷1《封域志·乡都村墟》就已记载，可见该墟在明嘉靖前既已形成。宝国寺，又名景丰院，故老相传宋景定间有僧行柔云游至此创建，皇佑间趺坐而化，号曰月鉴景丰禅师。元末毁于兵火。洪武三十年(1397)僧妙名重建，永乐十年(1412)，乡人周道善复加修饰，有田四顷二十二亩。[6]1086金溪寺墟，在文章都，金溪寺，嘉靖《新宁县志》卷4《创造志》记载，“寺宇先有今废。”乾隆《新宁县志》记载，逢一、三、六、八日趁墟。

三水胥江寺前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25《民物志六·墟市》就已记载，可见该墟在明嘉靖前既已形成。该寺指华山寺，始建于南宋嘉定间(1208-1224)，初为地藏庵。

佛寺在促进当地墟市形成的同时，也会出现僧人的集市——罗汉市。鼎湖山罗汉市颇具典型，据清初释成鹫《鼎湖山志》记载：

罗汉市，在白云寺南，弥望荆榛，唯此一丘。细草蒙茸，无复荒秽。相传向者白云僧盛时，诸庵三十有六。山中所需，贸迁于聚落之居人，日久成市，至今地犹濯濯然，其遗迹也。[10]

罗汉市，为供给鼎湖山上的三十六庵的日常生活而建，因此之故，罗汉市鲜明的昭示出佛教道场对于墟市建立的重要意义。

先有寺，后成墟，墟市的成立得益于寺庙的香火鼎盛。佛寺具有公共性与民间性的特质，对于村落民众而言，是其共同的宗教生活的中心。这样一座宗教崇拜场所，促进了某些商业的发展，珠三角乡村墟由此建立。反之，墟市的建立，也为佛寺的正常运营提供了有力的香火资本，甚至成为某些寺庙的主要经济来源。佛寺与寺墟一起，建构了珠三角民众的日常生活，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达到了有机的统一，佛寺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社会职能。

二、因墟立寺：墟市是佛寺选址的重要场域

中国早期寺庙常常是坐落在市场附近或商业最发达的街上。[11]社会经济发展对佛寺的建设有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社会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寺庙就越多、越大，反之，一些经济欠发达或落后的地区佛教寺院则相对稀少些”。[12]于是，珠三角墟市，成为佛寺选址的重要场域。

明代，墟市开始遍布珠江三角洲各地，资料统计，珠三角圩市永乐间(1403-1424)有33个，嘉靖三十七年(1558)发展为95个，至万历三十年(1602)再发展为176个。以南海、顺德、东莞、新会为最多。[13]随着这些乡村墟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佛寺也在此落户，成为重要的精神文化场所。

较早出现在墟市上的佛寺或许是北宋初年的观定堂，在番禺龙头市左，宋初梁平侯建。[6]1068龙头市与梁平侯均不可考，龙头市应是番禺城内一商品交易市场。

南海九江堡有岳湾墟，“黄宪副建楹亭二十余楹，与良村(墟)、里海(墟)鼎足。”[14]347黄宪副，指黄重，正德三年(1508)进士，曾任六科给事中，晋户部都给事，拜南京太常寺少卿，封赠左参政，年六十二。[14]364黄重建立岳湾墟亭，岳湾墟似乎完全掌握在黄重手中，万历与崇祯《南海县志》均未记录该墟，可能是由于黄重利用权势暗箱操作，未申请贴照，以逃避租赋。岳湾墟建有观音堂，[14]347可能也是由收“坐肆之租”的黄氏族人所建。南海百滘堡有横江墟，道光《南海县志》卷13《建置略五·墟市》记载该墟逢一、四、七趁墟。该书卷12《建置略四·坛庙》记载横江墟头建有观音庙。南海麻奢堡有官窑墟，官窑以五代时南汉王派官至此办窑而著称，是南粤辗转北上的枢纽，有“百粤通衢”之美誉。民间制陶业发达，形成官窑墟。官窑墟建有白衣观音庙，该庙在观音诞日所举办的“生菜会”与“观音开库”活动，在整个岭南颇负盛名。同治《南海县志》卷5《建置略·祠庙》记载“生菜会”活动：

观音庙，在麻奢堡官窑墟。岁正月二十五日，村人夫妇多诣赛神，礼毕，登凤山小饮，啖生菜，名生菜会。是岁，多叶梦熊之喜。[15]

宣统《南海县志》卷4《舆地略三·风俗》记载“观音开库”活动：

金利司官窑乡有白衣观音庙，前临河，后倚冈。俗传正月廿六日为观音借库之期，故该庙每年以是日开库。庙前雇梨园一部，灯火连宵，笙歌达旦，前后数日，远近到庙祈祷者，络绎不绝，士女云集，画舫塞河，祷毕，藉槁坐地，以蚬肉拚饭，生菜作包食之，云取生子之兆。故俗人多挈眷往祷。迩来小轮日盛，逐利者多赁小轮，以备香客来往，每日小轮十余艘，往返五六次，仍异常挤拥，游人之多，可与悦城之龙母诞、波罗之南海神诞，鼎足而三。粤人迷信鬼神，于此亦可见一斑矣。[16]

墟市中的观音道场衍生出特殊的地方文化习俗，包含了拜祀观音、粤戏表演、啖食生菜等环节，是兼具参神、祈福、娱乐等多种功能的民俗活动，成为官窑墟重要的精神文化纽带。

番禺在明季有片檀庵，依市而建：

番禺之南，滨海为市，市旁有庵，曰片檀。门临巨浸，目极无穷。十年前，予曾一宿其地，时仅土屋数楹耳。有僧慧明从师出家，苦行力作。市人爱之，为之筑室，恢拓梵宇，焕然一新，非复前日之比。[17]

片檀庵不见于方志记载，该市也难断其为何地。片檀庵“恢拓梵宇”无疑得益于滨海墟市的经济发展，市民的捐助，为滨海墟市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空间，经济与文化于兹得以整合。

番禺慕德里有高唐墟，同治《乾隆县志》卷18《建置略五·墟市》记载该墟始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该书卷24《古迹略二·寺观》记载珠冈寺在高唐墟。

东莞八都白沙村有白沙墟，民国《东莞县志》卷40《古迹略四·寺观》记载海石寺在白沙墟，乾隆间建。

香山谷字都有雍陌墟，康熙《香山县志》卷2《建置志·墟市》记载该墟逢二、五、八日趁墟。永寿寺在雍陌墟，光绪《香山县志》卷9《寺观》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香山副将张维、邑绅郑交泰倡建，“墟中贸易较盛”。

顺德龙江有大墟，道光《顺德龙江乡志》卷1《祠庙》记载，善所庙在大墟，祀观世音菩萨。

增城合兰下都石滩村有石滩墟，位于东江沿岸，康熙《增城县志》卷1《舆地志·墟镇》记载该墟以三、六、九为期，该墟名不载于嘉靖《增城县志》，而载于万历《广东通志》，则可知墟市成于明后期。明末，华严庵在石滩村建立。

新会泷水都有天亭墟，是新会通往新宁的陆路交通要冲，永乐间(1403-1424)成墟，以四、九日为期，为自然农贸集散地。明末邑人李熃指出天亭墟的繁盛情形：“吾乡天亭为巨市……往来络绎，日以万计。”[18]天亭墟有双涌寺，唐咸通间(860-874)，有梵僧自西来，驻锡于地，始造。元至正三年(1343)重修，后毁。成化七年(1471)，僧真贤重修，有田三顷一亩一分九厘。后“邓知府废其寺，塟其山，税其田。”[19]79此邓知府应指邓文宪，字念斋，新会滘头人。正德十四年(1519)举人，授福建晋安教谕，擢国子监学录，拜南京监察御史。以言事贬驿丞，历南京户部员外，终江西建昌府知府。[19]162由邓文宪履历可知，双涌寺应毁于嘉靖间，其行径与当时的南海士大夫集团对佛教采取抑制的态度是相契合的，结果“乡之人长叹而已。”[19]79

新会江门有江门墟，在蓬莱山麓，约建于元末明初，墟期二、五、八日。明中叶新会陈献章曾撰《江门墟》诗一首：

十步一茅椽，非村非市廛，行人思店饭，过鸟避墟烟。

日漾红云岛，鱼翻黄叶川，谁为问津者，莫上趁墟船。[20]

据康熙《新会县志》卷9《祀典志·寺观》记载，万历三十三年(1605)，僧无二在江门墟始建观音堂，崇祯间，里人刺史苏泰初拾观音堂后地一段，僧尚雪、凝雪扩建为雪峰寺。清康熙元年(1661)和康熙三年(1664)，清廷两次下令“迁界”，“江门墟”一度变为废墟，雪峰寺同样“拆海时圮”。康熙八年(1669)复界，居民重返“江门墟”，僧实藏与僧本立募化修复，“僧舍寺宇敞豁可观。”从中可知，江门墟与雪峰寺之间祸福相依的紧密关系。

新宁德行都有冲蒌墟，乾隆《新宁县志》记载，逢三、八日趁墟。灵华寺在冲蒌墟。德行都有冈美墟，成立于清晚期，光绪《新宁县志》卷16《古迹略·寺观》记载鹫峰寺在冈美墟。

从化城南六十里有太平场墟，雍正《从化县志·疆域墟市志》言太平场墟“亦墟之大者也，以一、六为期，而附近之龙腾村赴之，黄泥、蔃水、南头等村亦赴之。”王乐寺，在神冈，据番禺人张维屏《沙溪洞八景诗》所言，王乐寺建于宋代，而张维屏《王乐寺八景诗》中有一景为“归市行人”，特别标注：

寺前塘下有大路，上通洞尾，下出洞口，直抵太平场墟，每逢一、六，自晓至晚，各乡归市行人，络绎不断，喧声载道。[21]

这样一幅喧闹的景观，恰恰生动地描绘了珠三角墟市与佛寺紧密关系的蓝图。归市行人趁墟之时，或休憩于王乐寺，或祈福于王乐寺，正是基于王乐寺与太平场墟的密切关系。王乐寺躲过了嘉靖初大毁寺庙运动，康熙《从化县新志·庙祀志》记载，王乐寺有祀田，嘉靖间提学魏校毁之，“今制庳陋，祀田僧收如故。”至清末依然存在。

三水西南乡有西南街，设有西南墟，以二、六、九日为期。《永乐大典》卷11907《广州府》记载永乐元年(1403)，“西南等墟市课钞一千四百一十一锭”。[22]可见，明初已有西南墟的存在。墟市繁盛情况，嘉庆《三水县志》卷1《舆地·墟市》记载“商贾辐辏，帆樯云集，列肆诸物，或乘急而取赢，犹未为害也。”[23]西南街有和光寺，在西南街。昔传六祖禅师曾寓宿于此，后乡民遂化众创寺，奉六祖佛像。元末毁于兵火。洪武初乡民李思敬重建，仍塑六祖像以奉。洪武二十四年(1391)归并光孝寺，成化间寺犹存，有田一顷七十八亩。[6]1054后和光寺变为和光庵，和光寺是西南都历史最悠久也最重要的佛教道场，在经历了洪武、嘉靖间两次大毁佛寺后，依然存在，这或许与西南墟的经济繁盛密切相关。这可以从西南墟商人李思敬重修和光寺看出：

和光寺，在郡西西南都西南街之右。昔传六祖禅师寓宿于此，后乡民遂化众创寺，奉六祖佛像。元末毁于兵火。国朝洪武初，乡民李思敬重建，仍塑六祖像以奉焉。[6]1047

李思敬其人已不可考，但是从重建和光寺的举措看，其背后必然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李思敬或许正是依凭西南墟而成为富户，进而捐赠西南都最为重要的佛教道场和光寺。在此过程中，李思敬为乡里建设提供支持，厚植其本身的社会影响力。崇祯间，三水县令沈起蛟重新修复和光寺。

明清时期，珠三角墟市大量出现，乡村经济力量更为雄厚，货物丰盈，商贾辐辏，进一步推动佛寺等宗教场所的驻足落户，尽管文献大多并未载明建设者为何人，寺庙于新兴墟市建立，依然不能否认寺庙建筑背后的商业因素。“在晚明，说城市商业兴盛的地方寺院香火就旺，这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陈词滥调’”[24]。

纵观明清珠三角墟市与佛寺的互动，可知因寺成墟与因墟立寺成为墟市与佛寺关联的两个主要形态。

因寺成墟，佛寺架构了一个经济交流网络，墟市依凭佛寺而建立。就其属性而言，似与北方之庙会类同，根据赵世瑜的观点，演戏游神之类的文化娱乐活动是庙会初始即有、属主动性的行为，而商业贸易活动则是后来增加、相对被动、逐渐后来居上的行为。[1]192换句话说，庙会是由祭祀活动逐渐向墟市转化。然而，明清时期珠三角的因寺成墟，并未有演戏游神的初始行为，更多的是依附于寺庙这样一公共空间的市场经济体系，其本质属性中经济的征象更为显著，以故“寺前墟”、“庵前墟”等称谓中的“寺”与“庵”可能早已寺宇倾圮，然而墟市却存留如故。而且，在明清时期的珠三角地区，不管是在现实民众的话语体系中，亦或是在地方文献的记述中，均没有“庙会”一词的称谓，杨秋也认为“庙会在北方非常普遍。由于广州地区自古商业发达，至近代尤甚，因此庙会并不是很盛行。”[25]因此，明清时期珠三角的“因寺成墟”，是基于地方传统脉络下的一种自然商贸市场。

因墟立寺，墟市是佛寺选址的重要场域。墟市作为乡镇贸易之地，百货骈阗，朝趋而午散。寺庙于兹建立，充分的享受墟市繁荣所带来的经济资源，同时也为墟市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设施，完善了墟市本身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墟市在发挥其经济职能的同时，墟中寺庙也成为村落居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窗口之一。

佛寺作为颇具规模的建筑，在珠三角社会中是重要的公共空间，并一度成为村落社会生活的主要代理者。因此，明代以寺命名的乡村墟在珠三角大量出现，彰显出佛寺对于珠三角墟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墟市经贸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佛寺的建立、修缮与长盛不衰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明清珠三角墟市与佛寺的互动，彰显出明清时期的佛寺不仅是珠三角民众心灵慰藉、免灾祈祷之场所，也为墟市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因此，明清时期珠三角的寺庙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江门)2021年第1期第45-50页

　　①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墟市的类型及其特点》，《学术研究》1982年第6期；叶显恩、谭棣华：《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李华：《明清广东墟市研究》，《平准学刊》第四辑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胡波：《岭南墟市文化论纲》，《学术研究》1998年第1期；[韩]朴基水：《清代珠三角商品生产与墟市发展》，《清史论丛》，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墟市的盛衰、营运和租税的征收》，《暨南史学》第4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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