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点中国宗教的西⽅批评家，不能抓住其内部含义和精神实质，常常趋向说不相⼲的话，这些批评家落⾬⽯般的说明是⽆法论证的，我现在正在展阅⼀篇题为《中国佛教疑难问题》的论⽂。这篇论⽂⼏次提及禅宗佛教，在⼀处，作者称禅宗佛教为“印度佛教遮盖下的中国宗教”；在另⼀处，他说禅宗要求“倾轧绝⼤部分或全部佛教理论，仅仅保留实践的教规，即戒律 。”(强调有我)

已经全⾯研究过禅宗佛教深刻思想的⼈就会没有丝毫含糊地证实，被称为乔装着的“中国宗教”的禅宗佛教愿意做⼈间唯⼀剩下的事，即抛弃精神⽣活，放弃按戒律规定的⽂字引导的简单⽣活。禅宗佛教把详尽的解释、⽂学上的说明，公平地称为领错路。

关于禅宗是否是宗教的问题，我们认为没有⽐D·T·Suzuki在很多年前更好的回答，他承认禅宗佛教的权威：“禅宗不礼拜上帝，不奉⾏礼拜仪式，没有死后的命定归宿，直⾄最后，禅宗没有为⼀部分⼈寻求幸福的精神，也没有强烈牵挂有关⼀部分⼈的不朽声誉的习⽓。禅宗就是要从教条主义和‘宗教’的累赘⾥解脱。”

读了这段⽂字，如果还有⼈仍然坚持禅宗是宗教或乔装的“中国宗教”的话，我们尊重他的观点。要是他在这种着迷状态中寻到乐趣就好啦!

此外，我们必须细想⼀下禅宗学派对中国禅宗佛教发展的贡献的事实。

佛教传⼊中国的早期(公元1-4世纪)，由于中国佛教尊重这种新宗教，虔诚地接受了由梵⽂译成汉⽂的全部佛典，从来不敢对⼩乘和⼤乘教义已经存在的⽭盾特征提出疑问。

⽽且，⼀部分译成汉语的经典有缺陷，要得出符合⼀般准则的含义是艰难的，这就引起公元4世纪佛教知识界的不满，他们当中的⼀些⼈为了获得佛教的本质，就放弃了⽐较不重要的琐事。

这⾥以道⽣(卒于434)为例⼦加以说明。他是鸠摩罗什和慧远的弟⼦，深⼊经藏，掌握了独特的顿悟说，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以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典的作⽤，就是阐明理念，得到理念以后，就要忘掉经典；语⾔的功⽤，就是解释义理，得到义理以后，语⾔就停⽌了作⽤”。

道⽣抱怨，⾃从佛教传⼊中国以来，译经师粘着在⽂字上，对内涵缺乏掌握。就他本⼈⽽论，他宁愿“⼀旦得到鱼，就忘掉捕鱼的⽹”，也就是说，佛典、礼拜仪式和礼仪等等，不应该和本质的东西及佛教的实质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正如鱼⽐鱼⽹更重要⼀样。

道⽣其他对佛教徒有重⼤影响的看法是：1.顿悟；2.⼀阐提⼈具有成佛的可能性；3.善⽆报；4.佛没有极乐世界。

可是，传统势⼒最初厌恶道⽣的⼤胆⾔论，挑剔他的⽑病，以外道邪说把他赶出僧团，后来 ，当《涅槃经》全部译成汉⽂时，传统势⼒就完全被折服了。《涅槃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阐提⼈具有佛性。

公元⼋世纪的禅宗佛教徒对“顿悟”理论提出了强烈的呼吁，他们把顿悟说作为⾃已的理论。⽆论如何，禅宗在公元⼋世纪的解释，与道⽣的差别极⼩。不过，禅宗真正地接受了道⽣这种追求真理的⾰命精神。这正是禅师语录的象征。再者，我们知道慧能的教派，被称为顿悟南宗，⽽神秀的教派为渐悟北宗。当然，本性和佛性的理论也在很⼤程度上影响了禅宗。

同时代的其他杰出⼤师，如道安、慧远、僧肇等，也对佛教发展作出了贡献：有的写出了研究佛教哲学的论⽂；有的简化了难懂的禅那实践体系，创⽴了新的学派。这些拓荒者努⼒的成果激发了禅宗佛教徒的想象⼒；禅宗学派步着这些早期哲⼈的⾜迹，取得了辉煌成就。

下⾯是归纳禅宗学派的简洁提纲：

教外别传；不⽴⽂字；

直指⼈⼼；明性成佛。

这就是传统所认为的菩提达摩思想。但是，如果我们对公元⼋世纪以后兴盛的禅宗检讨⼀下，我们就会认为禅宗更符合发扬光⼤的禅宗学派。现在，让我们分析⼀下禅宗的特殊性，以便得到⼀个清楚的观念。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通常途径，是在把佛教梵⽂著作译成汉⽂上花了很长时间；注释、宣讲经典；确⽴新的理论和实践；最后在特定的经典上形成新学派。

禅宗教徒认为，中国⼈把⼤量的时间和精⼒浪费在这些活动上。当⼀些经典被有缺陷地翻译过来，对要理解的⼈来说，就颇有困难；常常发⽣的是，误解了这些经典。事实既然如此，这些经典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的。

禅宗教徒了解到引经据典的失灵和局限，决定不依靠作为宗教⽂学的书本知识。想从这些羁绊中解脱出来，获得直接的的灵性感受和菩提显现，这就是在成佛途径上⾸先要达到开悟。他们为开悟选定的⼿段⾮常的不寻常——可能是棒打、呵斥、说笑话、似⾮⽽可能是的⾔论、打⼿势，甚⾄捏⿐⼦。

对于门外汉来说，很可能认为这是⼗⾜的胡闹，⽽对禅宗教徒来说，如果这种⽅法契机，就含义深刻，也许就象电视图象⼀样清晰，使参学的⼈随处认识真理。这就是开悟!与此相⽐，经典会对什么意图有⽤呢?

禅师为了使直接的⽅法⽣效，严格奉⾏对他们的弟⼦不清楚地告诉任何东西，弟⼦必须努⼒由直接的体验获得认知；当他抱有极⼩的希望时，开悟会突然感知。

禅宗教徒普遍反对崇拜偶像的佛教的传统⽅式，他们强调弄清每个⼈⾃⼰的佛性；每个⼈是潜在的佛；佛性和佛要从内部体认，不需要培养，绝⼤多数禅师甚⾄拒绝相信外在的佛、法、涅槃和菩提。

依据佛、法、涅槃和菩提等夸⼤的客观理念，去掉传统的善与恶或涅槃与烦恼那样对⽐的区别，正象头上安头⼀样的障碍物(临济语)。临济(卒于公元866年)是最杰出的禅师之⼀，曾向初学者提出见佛杀佛的建议，如果他见到阿罗汉、祖师、祖先及亲属时，都要统统杀掉!再者，禅宗佛教徒不会依恋任何东西，从⽽获得真正的解脱，当然，这⾥的“杀”应该理解为⽐喻。

另⼀个禅师(丹霞)焚佛的例证，可能看到了上⾯同样情况的灵光。按照这个禅师的主张，表⾯的和传统的实践将不会对思想的实现作出任何贡献，依靠外部帮助，就好象企图从书本⾥学会游泳的⼈⼀样——也许，他会在河底找到⾃⼰!

基于前⾯那⼏段，我们已经注意到在禅宗佛教⾥ 处于⽀配地位的特征，即：摆脱传统，获得直接的认识，扩展来⾃内部和不受书本知识引诱的真正的体验，所有这些，可以说属于佛陀开始的“特珠传统”，祖师又通过很长⼀段时间使这⼀传统继续发扬光⼤。

这个“特殊传统”的主张从历史的观点看发出了衰弱之⾳，但是，当它和禅宗联系在⼀起时，历史发现了它本⾝⽆⽤的主张。

很多古怪的和陌⽣的⽅法，例如，擤⿐⼦、喝斥、拳打、说⾃相⽭盾的话、反问以及在空中画⼀个圈，已经被禅师使⽤，作为指导弟⼦的⽅法。在已经记载下来的绝⼤多数情况⾥，它可能全然没有任何意思，但是，有时它可能对某⼀个体有深奥的含义，我们会举出⼀、⼆个例⼦，以便说明我们是否晓得下⾯禅师的古怪⾏为的内情：

(1)临济曾经被邀请到军营进午餐，⼀些军官聚集在门⼜欢迎他。临济指着附近的⼀根柱⼦，问那些军官，这根柱⼦是属于有知阶层还是⽆知阶层，军官们不知道回答什么。临济就⽤拐杖击打那根柱⼦说：“即使你们能找到答案，柱⼦不会是其他东西，⽽是⼀根⽊桩!”

后⾯那⼏句话的意思很明显，是对依从俗例的⼈的训斥

(2)兴化是临济的弟⼦，有⼀次从马背上摔下来，伤了脚，他就拄着⼿杖⾛。他拄着⼿杖⾛在寺院的⾛廓⾥，问和尚们，他们是否能认识他。和尚们向他打招呼，并且表⽰敬佩。然后他说：“我是⼀个只会讲话的残废法师，⽽不能⾛路。”就这⼀点，他盼望着和尚们的回答。和尚们不作声，不知说什么。为此，他就在当时当地死去了。

倘若这个问题是向我们提出的，我们会说这个问题很可能和不给⼈类留声机⾥寄托任何信仰的“特殊传统”有共同之处，因为这个问题本⾝并⾮真理。——倘若我们猜想得对，也许那位禅师不会那样快地死掉!

数以百计的上述例⼦，对我们来说，看起来可能很奇怪，⽽对初学者来讲，我确信，很正常、很简单。其实，禅宗根朴实。虽然早期禅宗学者⾥⼀些⼈企图给禅宗穿上神秘的外⾐，他们常常说，禅宗是直觉的、超出理智的理解⼒，即使它意指禅宗专门性的特征，这并不完全是真的。禅宗的本质可能是除了直接的体验外，不是由任何知识媒介所描述的任何东西 。禅宗是普遍的存在。临济给我们的暗⽰说：“先⽣们，没有发挥佛法的场所，佛法除⽆价值的琐事外，是不存在的，正象本能的叫声、穿⾐、吃饭以及困了睡觉⼀样。⽆知者会嘲笑我，个别聪明的⼈能理解我。‘献⾝于外部活动的任何⼈’，俗话说，‘肯定是个⽩痴’。”

具有同样倾向的另⼀个⼤禅师马祖，给我们⼀幅清晰的画⾯，他说：“⽆论你做什么，你要笑、眨眼、打喷嚏或打鼾——所有这⼀切都和佛性联系在⼀起；象愤怒、憎恨和烦恼⼀类的的事情——也属于佛性……，你要让你本⼈悠闲⾃在，这就叫解脱，获得了解脱，就没有什么能绑住你，⽽你就知道没有成佛的理论。”

在马祖提出“开悟”问题的另⼀个重⼤时刻，他甚⾄否认开悟的存在，并且说：“我们谈及开悟，因为有愚昧。没有愚昧的起源，因⽽就不会确定开悟。”

显然，这是多么的直率和痛快啊!这不正是禅宗的真正精神吗?

上⾯的论证导致了我们对禅宗佛教的结论，即从有佛教以来，最直率、最中肯的教派。禅宗重实践，认识到主体是否⼩⼼地体验到内部的觉醒的重要性。禅宗是⾰命的、进步的以及从习惯的理论和实践中解脱。再者，虽然禅宗导源于禅堂，但已经成为远东数千年来的⽂化⽣活中的⽣命⼒。

 (本⽂译⾃巴宙教授著《中国佛教》，1980年版)

原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