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为在青年学生中传播福音，对其信仰组织不断调整。以一九二二年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为界，此前教会学校往往强迫学生接受宗教教育和参加宗教活动，后因该模式广受诟病，自由组织的学生团契得以创建。到二十世纪三〇年代，学生团契逐步嬗变，由信仰基督福音逐步转变为支持、参与共产革命，成为滋生革命力量的温床。从历史影响来看，当时的学生团契以燕大基督教团契最为突出，它是教会学校建立的第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信仰团体，带动了其他学校团契的成立，并由此推动学生宗教事务管理权由基督教青年会向团契让渡。此后，燕大团契在逐步成为革命组织的同时，更联合他校学生团契，参与革命运动。另外，燕大宗教学院的教授如赵紫宸、刘廷芳等在团契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他们的神学思想对中国基督教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对燕大团契进行研究，从历史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基督教信仰在近代中国青年学生中传播、变异的基本图谱，而从思想领域来看，则可窥探到基督教信仰与近代中国各种思潮的碰撞、变异与融合，及促成学生走向革命的信仰维度。然而，目前关于燕大团契由信仰向革命转变的研究仅为零星出现，[1]因此，对之进行研究就尤为必要了。

燕大基督教团契从一九二六年十月成立到一九五二年燕京大学建制取消而消亡，历时二十六年，其历史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信仰时期（1926-1941）、信仰与革命的变奏时期（1942-1945）和革命凯歌高唱时期（1945- 1952）。信仰时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信仰和社会服务方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燕大师生关心国事民瘼，信仰与国难的争论在团契中爆发，参与革命活动由此肇端。从一九三七年日军全面侵华到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在悬挂美国国旗的情况下得以保存，然而除宗教和学术组织以外，其他皆被取缔，故此时团契得到较快发展；同时，一些革命组织借团契之名得以建立。一九四二年秋，成都复校后，学生运动趋于活跃，地下党组织有效地影响了团契，致使团契逐渐变色，由宗教信仰渐入革命。一九四五年北平复校，承绪成都时期的发展，推动团契向革命方向迈进。由于将“Fellowship＂一词译成「团契」出自燕大，故在对团契的转变进行论述分析之前，当对「团契」一词的译介作一介绍。

一、「团契」的译介和燕大基督教团契的建立

1. 「团契」的译介

（1）圣灵有甚么交通，（林前13:14），用的是「交通」二字；

（2）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门1:6），用的是「同有的信心」；

（3）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林前10:12），用的是「同领」；

上论可见，由于中文翻译不尽一致，但其汉意表达又「十分重要」，故一九二一年刘廷芳在燕大发出了「翻译的征求」，然而半年过去却没有满意的翻译，故暂用「团契」译之。到一九二六年，竟发现许多教会皆用「团契」对译“Fellowship＂时，才得以确定。刘廷芳说，这样翻译是因为「团」有团拜、团结，「契」有契约、契合之意，将之结合，成为「团契」，体现了“Fellowship＂的真义。[3]

2. 促成燕大团契建立的因素

将“Fellowship＂最终译为「团契」之时，正是燕大团契建立之际。促成团契建立的直接原因是一九二二年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该运动直斥资本主义是「残酷的、压迫的、不合理的」，基督教是「助纣为虐的恶魔」；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基督教是「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在吮吸中国人民的骨血」；[4]认为「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且「与科学真理，既不兼容，与人道主义，完全相悖」；[5]进而抨击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6]而「中国今后的问题，应从科学、教育、经济上求圆满的解决，不当乞灵于有名无实的宗教，更不当籍助于在宗教中地位甚低的耶教」。[7]

基督教自近代传入中国后，即大力兴办教育。十九世纪末，「在华之基督教会共130所，几无不有理办教育事业者」；[8]到一九二二年「非基督教运动」爆发前，中国教会大学已有十三所，[9]且教会学校宗教色彩浓厚，在课程设置上宗教课是「必修课程」；[10]同时，要求「基督徒学生和非基督教徒学生都必须参加宗教活动」，[11]每天「一次或两次宗教崇拜仪式，周间一次祷告会」。[12]非基督教人士据此攻击说这是危及信仰自由和文化侵略的铁证。面对抨击，教会学校响应说：

历来教会学校的强迫宗教教育及仪式的过失，就是因为它是注入式的，既误解了教育之为物，则其施行之结果，定不能美满。我们办教育要以「养成基督化的人格，以牺牲、服务、博爱的精神，谋中华民国的全体幸福」为目的。又确信那暂时、强迫、注入式的与学生生活不发生关系的宗教教育，绝无辅助此等目的实现之可能，所以无论政府有无禁令，强迫宗教教育在教会学校亦无存在的余地。[13]

基于以上考虑，燕大「最先放弃学程中宗教必修科」，[14]摆脱「强制宗教教育」和文化侵略的指控，而这却导致学生「以为信仰既属自由，即宗教生活不必重视」[15]的局面出现，从而使团契的创建迫在眉睫。

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攻击，一九二五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致函「哈佛－燕京」学社时说非基督教运动「使福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宣扬产生不小的阻力」，[16]但更要考虑的是由外籍传教士主导的传教方式和组织模式必须改变，要保障信仰自由，使信仰成为「纯属个人的事情」，以期避免「触怒中国的公众舆论」，指控传教士「用精心的计划进行宗教宣传」。[17]于是，司徒雷登发明了「新的传教方式」，即「个人交游，人类关系，社会民主，自由权利」，而「人类关系就是宗教关系」，[18]即建立团契，使对宗教感兴趣的人自愿参加，发挥「自发性和现实意义」。[19]

此外，燕大是由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大学」、公理会与长老会合办的「通州协和大学」、公理会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于一九一九年合并建立，[20]「全校的教职员，基督徒约居十分之八」，「校内学生有十分之七八是从各地教会中学升来」，[21]支派繁多，信仰观念、仪式难免冲突。自一九二六年六月燕大由北平城内迁到郊外海淀后，附近却无教会「适合一般知识程度较高、宗教生活及信仰需求较繁的人们」，[22]所以「不在形式与组织，而在精神的集中」[23]的团契模式最可取。在城内时，燕大神科[24]教授刘廷芳、赵紫宸等曾联合北京基督教界人士如吴耀宗等成立「北京证道团」，这是一个「超越教会宗派的基督教团体」，[25]燕大学生也有参与；同时，学生在青年会的领导下，成立北京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下分若干区，燕大男校属于男部第五区，女校属于女部第二区。[26]所以跨教派组织对燕大并不陌生，而燕大团契也正是由「旧团契、男女青年会和学生证道团合并而成」。[27]

3. 燕大基督教团契的建立

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一九二六年十月，司徒雷登在致全校师生信徒的公开信中，提出了建立团契的主张，内容如下：

燕大诸同事同学公鉴：

启者，宗教生活，至宜结合团契，共策进行。良以人自为计，不易维持灵修，且不免有放弃精进之虞；结合同志，则不但有团契之乐，即信仰可以由是浚发，事功亦可以由是发展。吾等基督徒，所深愿藉各种合作方法，以共生活，以资励图者，正为此也。惟以本校现况而论，吾等即未能与教会机关，做切实之联络，复不便新创教会，以应宗教之需求，不如设一基督教团契，籍为宗教生活进展开扩之机关，凡与基督教任何公会有联系者，尽可继续此种关系而复为此团契之契友，未与教会发生关系者，亦可因此而得表示信仰之机会。

至于入团契条件，只在宣告遵守本团契宗旨，[28]盖团契所以结合者，欲达此旨而已。若吾等奉耶稣为主者，能于迁入新校址之始，深维本校在中国前途之新位置，因此而作一致的宗教生活，则此团契即有甚深之意义与希望，已经决志及新起信仰之同志，苟能连袂而来，加入团契，俾在全校生活，有莫大之贡献，是则鄙人所深切盼望者也。

司徒雷登

十月十四日[29]

此后，在接连两周的主日聚会上，选定团契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团契成立。

到二十世纪三〇年代，在燕大团契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教会大学和中学「都纷纷效法成立团契」，[30]清华、北大的基督徒也建立了团契。学生团契的建立推动了宗教事务管理权的变更，一九三二年，江文汉在世界学生基督教协会上说增长十分迅速的学生团契是「紧凑的、自发的、建立于生命灵性分享上的学生组织」，而青年会在学生中则是「无人情味的、若有若无的存在」，目前，「已有50个团契组织分布于中国各个大学」，青年会要鼓励它们发挥信仰和社会服务的作用。[31]此后，在有团契的学校，青年会作用淡化，其含义也「逐渐扩大到包含青年会全国协会系统之下的学校青年会和其他基督徒学生团契」。[32]

二、燕大基督教团契由信仰到革命的转变

1. 信仰时期（1926-1941）：波澜微起

燕大团契由信仰到革命转变的初始原因是一九三一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此前，团契关注信仰和社会服务；此后，团契大致分成两派，即关注国难的契友和持信仰立场的契友。前者在关注国难的同时，逐步将爱国置于爱主之上，并对基督教信仰作出自己的诠释；后者虽不反对关注国难，但反对前者对信仰的新诠释，同时要求重返宗教，以维持信仰和从事社会服务。这一时期，团契的主要特点就是在革命与信仰之间愈理愈乱的纠缠。

「九一八」事变后，关注国难的契友「鉴于国难严重，感觉着基督教信仰与爱国思想中的矛盾，内心更觉不安」，[33]可以说，在他们中间经历了爱主，爱主就是爱国，到唯有爱国的过程。以丘运熹为例，一九三二年初国难初起，他认为「唯爱主义为耶稣的宗教思想，而同时亦是其政治主张」，坚持信仰立场；一九三四年，国难日深，就认为要将宗教与政治分开，因为「耶稣是宗教家而非政治家」，言政治者必须保持「国家独立之主权」和「国家之地位」，宗教自有其价值，但若以信仰为「国家对外之政策」则不可取；[34]到一九三六年，华北危急，更认为基督徒如果「专听上帝之命，而不为国家纳税、不服国家法律、不反抗外侮，则实等于放弃国民之权利义务」。[35]该年十一月，在契友迎新会上，雷声烈发表演讲，对上述所论再作延伸，认为基督教要与「一己的劣性战，要与社会恶势力战，又要与异教战」，在中国传播也是靠「帝国主义和国耻条约」的帮助，[36]不靠战争基督教不能得胜，从而彻底突破了唯爱思想的界限。

与此同时，关注国难的教授和学生开启了对基督教信仰的自我诠释。其论据即将耶稣时代的社会环境与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相联系，认为耶稣身处「外受异族的压迫，国内党派复杂」的环境，虽然「讲论天国的多」，但其言论「要在发明人生平等的原则」以改造社会。耶稣「本着他爱种族爱人类的热忱，确立改造社会为大志」，[37]目的就是让「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全世界的劳动阶级都得到解放」，由此，耶稣成了「历史上第一位代表世界各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和「历史上第一位代表平民阶级（农工渔夫妇女）反抗贵族阶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的先导，[38]被钉十字架则是由于「他对罗马统治的公然反抗」和法利赛人为图自保所致。[39]基督徒向世界普传福音的行动更被理解成「犹太民族的反帝运动扩充为全世界弱小民族抵抗帝国主义者的联合阵容」，进而联系中国实际，号召基督徒要「外抗强敌，内除国贼」，反抗中国的「贵族阶级法利赛人」，[40]即对抗日学生进行打压和向日本的妥协的国民政府。[41]如此，团契不但将基督教变成了民族解放的旗帜，其反抗国民政府的行动更是赋予了殉道情结。观其所论，亲共立场十分明显。

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信仰是团契的主题，上述情况引起了持信仰立场契友的注意，他们认为关注国难并没有错，只是反对这些不合于基督教信仰的理解，认为即使要流血，「也要为基督教的公道正义而流血」。[42]他们视耶稣为反帝爱国先锋之论为「无出息的谬论，闻之发酸」，批判耶稣支持共产主义的主张「断章取义，强词夺理」，关注国难的契友对圣经的解释也是「支离破碎」而不成系统。而所有这些「不能站在宗教的立场上说话」的言论，会使团契失去「灵性生活与彼此勉励信仰的机会」，且让「青年发生怀疑，走向极端，是最大的缺憾」，从而产生「契友间如无共同的信仰、共同生活，团契之存在恐亦暂矣」的担忧。[43]一些契友据此批评团契是「无生命的团契」，认为契友对「宗教核心真理的认识十分淡薄」，对信仰生活「缺乏注意」，其信仰看起来像是「宗教学识或者是神学的研究」，所以这些契友均希望「团契在宗教灵性方面，充实契友的生活，增强其进一步对耶稣的认识」。[44]

在随后两年，即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两年，团契对信仰问题给予了较大关注，在团契刊物《燕大团契声》中，多次刊登重返宗教的文章，从人的性格、理智与情感、爱情与婚姻的角度说明是「单独的科学不能解决人生更深层次的问题」，仅着重「人生的智慧」却忽略「美德缺乏所造成的伤害」[45]必将抱憾，须以宗教济之。抗战爆发后，因日军侵华导致「学生自治会停止，各种政治活动都在禁止之列，只有宗教活动和纯学术活动还可以继续存在」，[46]团契因此获得了极大发展，几乎全校学生均有参与。[47]团契举办征文比赛，对基督教信仰与社会、科学、历史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增进对信仰的认识；[48]小团契之间举办联谊活动，期望达到增进信仰和社会服务精神的目的。[49]另外，由于燕大基督教教授在这一时期对团契有绝对的影响力，他们在团契中出版许多宗教书籍。[50]上述这些举动对团契维持信仰有一定的帮助。

然而，关注革命的声音也并非因日军侵华而彻底消失，因为团契组织革命化也于此时悄然起步，这是从燕大团契下辖的小团契开始的。由于燕大的小团契一般有教授参与，人数维持在十五人左右，[51]组织灵活，成为革命组织隐蔽性更高，故小团契开始蜕变。现知最早的革命小团契是耶稣之友，成立于一九三七年，成员主要是燕大地下党员，活动有阅读革命书籍，或募集寒衣、急需药物向共产党根据地输送等。另一个革命小团契是三一读书会，一九三八年成立，也是由中共地下党员组成，该团契向学生提供革命书刊、资料约二百余册。[52]不过，这一时期的发展被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爆发的珍珠港事件打断，次日，日军关闭燕园，团契遭受巢覆卵破之灾，活动戛然而止。

2. 信仰与革命变奏时期（1942-1945）：愈演愈烈

一九四二年秋，燕大在成都复校，团契也得到恢复。[53]具体来说，成都时期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市中事件」被分成两段：第一阶段（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大部分小团契还有一定的宗教气氛，「基本沿着服侍、传福音、契友的相互联络或社会服务几项继续进行」；[54]但地下党的组织活动影响了团契，得到很大发展。第二阶段（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除少数小团契外，团契参与革命活动趋于表面化，并成为革命组织的外围团体。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持革命立场的学生逐渐获得了团契的领导权，并影响了大多数学生。

成都时期团契的变化要从一九三八年在北平建立的星期六团讲起，星期六团发起人有「侯仁之、张玮英」等，[55]为躲避敌伪监视而在星期六聚会，故名，它原非团契，因其变化发展深刻影响了团契，故需论之。一九四二年，星期六团复建成都，成员均为党员或亲共学生，达十余人，主要有刘适、卫永清等人。一九四二年秋，因皖南事变致地下党发展受阻，只能通过「外围组织和进步社团」隐蔽活动，影响学生。[56]一九四四年五月，星期六团被特务发现，随即化整为零，一分为四，后合并成两个小组。七月，刘适负责的小组成立创造社；十月，卫永清小组与一九四二年成立的燕大「蓉社」合并，成立燕大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57]两者皆为革命组织，外围以学生团契为掩护。十一月，「市中事件」爆发，鼓舞了亲共学生，「民协」遂发展为跨校组织。同时，创造社和「民协」派人赴重庆向中共南方局青委汇报，皆主动与中共取得联系。一九四五年，创造社和「民协」接受中共领导，成为中共南方局川康特委直接领导的外围革命团体。[58]在具体事务上，两者稍有分工，「民协」主要通过学生自治会，以读书会、时事座谈会等方式影响学生；而创造社则把学生「组织成各个小团契，开展宣传教育活动」。[59]

革命组织的发展促使团契性质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参加创造社或「民协」的学生，同时也是燕大大团契和自己所在的小团契的负责人。由于珍珠港事件前，团契人数膨胀导致大团契学生部职权扩大，权力转移；[60]成都复校后，对团契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教授如赵紫宸、李荣芳等又未能随行，创造社遂抓住时机，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核心成员刘适、钱淑诚、陶增启相继担任团契学生部部长，[61]取得团契的领导权，深刻影响了团契的政治走向。由此导致小团契逐步分化为三类：革命团契，如新蕾、可犁和未明团契，为「民协」的外围团契；中间偏革命的团契，如甘霖、启明团契，这类团契居多，为创造社的外围团契；纯宗教团契，这类团契最少，被讥讽为「小群派」。创造社和「民协」正是通过影响中间偏革命的团契，发展革命力量。

在革命组织成熟的条件下，学生即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成都市立中学抗议警察迫害学生，「民协」和创造社在该事件中担任领导角色，发动学生，引导斗争取得胜利。该事件促使学生运动浮向水面，并震惊了大后方，中共南方局认为这次斗争是「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新高涨的一个信号」。[62]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政府派张莘夫接收日方转交的抚顺煤矿时，被苏军暗杀；同时，关于苏联要求外蒙独立的内幕曝光，两事合一，引发了一九四六年二月的反苏运动。燕大地下党却认为该运动为重庆国民政府操控，决定由大团契学生部部长陶增启以团契的名义宣布组织一个星期的春游，消极对待之。[63]

3. 革命凯歌高唱时期（1945-1952）：躬亲参与

北平燕大在抗战胜利后即复课，团契也恢复工作，[64]成都燕大学生也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前全部返回北平。该时期以一九四七年五月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分为两个阶段，从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一九四七年五月为第一阶段，其特点有二：一是燕大在复校北平后招生的新生中，有来自教会中学的学生，使团契的宗教气氛暂得存留，但不占多数；[65]二是团契受地下党的影响更加明显，发表大量争取人权民主的文章，革命和信仰之间冲突更为激烈，导致「宗教与政治问题」论战爆发。及后，团契亲自参与了抗暴运动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推动团契参与革命达到高潮，但该运动引起国民政府华北剿总的注意，学生被迫转移至共产党占领区，革命力量脱离团契，[66]此为团契的第二阶段。

在组织方面，复校北平后，地下党对学生的影响基本沿袭成都燕大的路径，一是通过学生社团影响学生，当时燕大著名的社团有海燕剧社、燕附剧团等，活动与成都时期「民协」类似。二是通过学生团契，由于地下党多年的工作，复校北平团契逐步成为「传播爱国主义、民主思想的一种十分活跃的社团了」。[67]另，一九四六年，「燕大学生自治会的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由于大部分学生偏向共产党，选举负责人皆是亲共学生，从而造成「燕大学生自治会是学运的公开组织者」。[68]虽然学生自治会在学运中居核心地位，但各个社团、团契则成为在学运中动员学生最有效、最有力、最广泛的组织单位。[69]

在理论方面，燕大团契通过自办报刊，发表文章，投入对民主民治、大同社会和基督教关系的讨论中。契友认为未来社会的构建要「以动的原理代替了静的原理，以大众的福利推翻了特权的享受，不断革命不断创新」。因为现代的中国要求「政治上、经济上都是民主的新中国」。[70]时值复活节，契友将之于未来中国相联系，认为复活的中国是「可以战胜一切的强权、阻挠、权威、武力、毁灭和死亡」，[71]且有「贤明的领袖」和「理想的民主政体」，是一个「伊甸园式的」国度。[72]

与上述同步的是，团契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情状的抨击。在政治方面，契友认为中国民主徒有其名，实际是「专制的手段」。在经济方面，则是「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日日高升，财政日益紊乱」的情况，然而贪官污吏和奸商却「过着奢华淫荡无耻的生活」。在文化方面，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保证也只是空头支票。在教育领域，不仅学生被威逼利诱「来作宣传示威的工具」，教师更是「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73]究其原因，一九四六年六月，燕大团契联合北京基督教界在燕大举行了退修会，会上将之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官僚政治和封建制度腐败」所致，[74]而这与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一致，也足可见团契革命化的程度。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契友对基督教的认识再一次更新，他们认为基督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麻醉剂，或假借宗教谋取政权的阴谋把戏」，也「不是统治者用以麻醉人民的毒汁」，更「不是资本主义用以侵略别人的工具」，基督教是「改造社会而领导现代的原动力」，[75]是「耶稣生活的追求」，而「耶稣的生活中充满了新社会的精神和爱的正义」。[76]团契则是青年学生「抱着同一个信仰，过着同一个生活，为了完成人生神圣的任务」而形成的集合；契友要「对内训练自己，对外愿意倡导普世教会的合一运动，更求基督教适合当地大众所喜欢的大众作风和大众气味，帮助中国的重建，天国早日降临到现实社会」。[77]同时，司徒雷登基于社会福音立场，鼓励契友将爱国「变为爱世界，变为对全体人的忠诚，以为将来的大同世界的准备」。[78]综上所论，可以看到燕大团契已将基督福音诠释为构建民主政治和通向世界大同的快捷方式。

在组织创建完备和理论成熟的条件下，一九四六年底，燕大学生参加了抗暴运动，当时燕大共有八百名学生，参加者即达五百余人。事件起因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这次运动是学生自治会通过剧社和团契而发动。团契参与政治的言论和活动引起了坚持信仰立场的教授和学生的注意，导致「宗教与政治问题大论战」的爆发。论战大致可以分大团契和小团契两方阵营，大团契以基督徒教授和部分学生为代表，小团契则主要是学生，也包括部分支持革命的基督徒教授。

在大团契一方，持定信仰立场，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主席李荣芳说「燕大团契是一个宗教组织，契友中参加学生运动的不在少数，但是从不利用燕大基督教大小团契的名义发表政见」，团契「不能与任何政党合二为一，宗教自然要于现实打成一片，个人自然有谈政治的自由，但不要用大团契做一个工具」。[79]三月九日，大团契方面举办教职员退修会，集中讨论「基督徒对于当前政治问题的态度及如何增进集体的宗教生活」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均认为基督徒要以「道德与灵性的力量」和「合于基督教公平公义的最高原则」而不是暴力的手段参与革命；第二个问题则要建立专门派遣小组，督导信仰计划落实。[80]

小团契则认为参与政治活动，没有违背信仰，因为基督教并不否定「现世世界之存在与价值」，只不过「它首先承认了超世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同存在」，而「超世界又必须进入于现世界」，入世的核心就是爱。流变的政治中，与爱相同者就会趋一、谐和，不同者便要对立、干涉，基督徒要以爱的态度来改造那些对立、干涉的部分，使之合于信仰。因为「以爱为中心的基督教伦理，先天带着民主的精髓」；[81]而「团契既是契友的结合，也无妨集体研究政治现象，宗教和政治不能完全隔离，团契更不能丝毫不受时代的影响而与社会绝缘」；[82]基于历史，小团契更认为「燕大团契有其光荣的历史，历来各种运动，燕大契友莫不努力参与」。[83]同时，支持革命的教授也予以声援，认为基督教确实是「主张用爱来拯救世界，但当恶魔不了解爱的时候，基督徒要团结起来反抗「内战的制造者」，用「恶魔所了解的语言—暴力—来对付恶魔了」。[84]

论战反映了成都时期以后团契的革命化问题，信仰与革命在团契中成为同义表达。它更是鼓舞了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一九四七年五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爆发，燕大大团契「本基督精神，挺身参加者，几近全体」；同时开展国际活动，团契派学生部部长孙幼云、张景瑜前往欧洲参加世界基督教青年代表大会，「以期获得世界基督教青年之正义感的同情与帮助」。[85]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政府华北剿总特别法庭公布大批参与学生运动的黑名单之后，地下党组织「指示以后多通过学生会和系会等合法学生组织进行活动，多数团契不再参与学生运动」，与此同时「许多学生运动骨干纷纷离校，团契活动转入低潮」。[86]至此，团契参与政治运动的使命完结，团契回归信仰，但人数极少。

一九五二年，燕大团契随着燕大的消亡走入历史。

三、燕大团契由信仰走向革命原因简析

关于团契由信仰走向革命的原因分析，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形势而论，日益紧迫的日军侵华的现实是推动团契转变不可或缺的因素，学生也正是在关注国难之时对基督教信仰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不过，通过上论，我们发现，这并不是团契走向革命的根本原因，因为更不应忽视的是，团契的反政府立场和组织亲共化倾向几乎与关注国难同时出现；且在成都复校后，团契抗日痕迹趋无，进行革命却成为主旋律，而亲共学生更是主动与中共进行联系，接受其领导进行革命而非抗战。因此，欲对燕大团契由信仰到革命变化的原因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则必须从其组织和思想两个方面进行。

就组织而言，一是团契组织的变化和领导权的变更。抗战爆发后，团契学生人数膨胀、小团契的迅速发展的情况致使其管理权由教授向学生转移，而此时小团契又开始了向革命迈进的步伐。成都复校后，对团契有深刻影响的基督教教授如赵紫宸等未能随行的现实导致革命组织和学生对团契领导权的攫取，这些因素均促使团契走向革命，对此上文已经论述过。二是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在燕大长期有效的活动推动了团契的赤化，早在一九二五年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就已经在燕大建立其支部，此后，学生地下党成员身兼契友双重身份在燕大团契进行活动十分常见。[87]一九三五年，团契的赤化程度已经十分严重，这从团契提出的与共产党一致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口号中看出来，不过，此时关注信仰的声音依旧十分有力。在成都时期则完成了力量的转换，革命成为主旋律。到一九四六年，在团契联合北平其他学校举行的的退修会上，对当时中国形势的更是照搬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团契已然成为革命组织的代理机构。

从思想方面来看，除始终关注人间天国的构建外，燕大团契最出色的地方莫过于对基督教信仰的自我诠释了，对耶稣的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做出更改。抗战前国难日殷，认为耶稣是反帝反对国内当权派的先驱，国共内战之际又成为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则要从其所信仰的神学中寻找。燕大团契为自由派新教，受浪漫主义运动和工业革命造成的劳资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它于十九世纪七〇年代至二十世纪三〇年代盛行欧美，代表人物有里敕尔（Albrecht Ritschl）、劳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等。其特点有三：一是坚持寻找历史上的而非信仰中的耶稣。二是社会福音，即认为罪即自私自利，最大的罪就是将私有财产合法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据此，抨击资本主义是残酷的制度，要代之以造福于大众的合作主义，以使人类「跳出邪恶的国度，进入于上帝的国」，完成社会秩序的基督化。[88]三是后千禧年主义，即认为在基督再来之前，福音传播会获得巨大成功，人类文明将取得巨大进步，天国也会实现。显然，团契对耶稣不断变化的认识与此相吻合，而社会福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基督化社会的向往，对团契走向革命、认可共产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从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即罪恶与拯救、终极关怀在天国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神学「是乌托邦式的、不实际的、甚至是危险的」。[89]马克思主义持阶级斗争改造社会，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主张，虽然在具体方法上与自由主义神学持和平改造、进行社会服务有别，但民国时期，中国军阀混战、迫在眉睫的外患、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流衍等因素逐步使团契放弃了和平改造的主张。加之更为重要的是，在终极价值上，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进行阶级斗争以期达到共产主义的愿景和自由主义神学通过社会改造完成基督化社会的目标有共同的旨归，故从思想领域来看，则是两种现世乌托邦思想的合流。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五十二期 2020年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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