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极具“哲学”眼光的史家在谈论亚伯拉罕.林肯时，提起如下评说：

“国父们和南方的观念更接近沃尔特·雷利和伊丽莎白的都铎宪法学，这条道路将使美国隔离于高级政治之外。林肯的两面性在于：他是最纯粹的西部民主主义者，又是帝国主义的真正奠基者。

“地方性政治才是北美唯一具体的乡土政治，联邦层面的政治是抽象的世界性政治。在林肯以前，韦伯斯特的‘联邦加上自由’和卡尔霍恩的‘自由先于联邦’构成宪法解释的经纬。民主党和辉格党都是抽象世界的玻璃球游戏高手，像水蜘蛛一样轻灵地飘过水面，几乎没有对水流造成任何影响。如果说两党的组织原则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民主党观众多于演员、辉格党演员多于观众。民主党的‘群众路线’比较有利于产生土生土长的强势领袖，辉格党的精英轮替制更容易产生英国式俱乐部政治。

“俱乐部政治有利于思辨缜密的雄辩家，沉默寡言的林肯在这方面并不出众。

“除了玛丽·托德，人人都看好道格拉斯法官。如果美国是一个主权统一的议会制国家，道格拉斯几乎肯定会胜利。寡头俱乐部通过密室政治的二次调节，很容易在不伤害选民感情的情况下实现权力再分配。然而，联邦政治的多主体性质促使各种选举团倾向于胜者通吃。

“林肯得以采取俾斯麦式战术，以联邦存亡划线，迫使原本不可能支持自己的多数派（包括道格拉斯）为原则而反对自己的敌人。然后，他又成功地运用本质上属于外交的手段刺激南方首先动武。他必须巧妙地选择举措：在本国政治阶级看来并无战争意图，在敌方群众看来已经构成必须回击的威胁。

“俾斯麦对法兰西、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日本、约翰逊对北越采取的行动，都是林肯大征兵的同类。只有这样使国会被迫卷入战争，才能消除宪法解释的必要性，通过既成事实创造先例。

“双面神林肯身兼民主守护神-宪制破坏者、草根保守主义者-帝国激进主义者、自耕农自由主义者-强政府集权主义者的暧昧角色。

“在南方看来，无形态政治的洪水即将从新凯撒打开的缺口席卷而来。辉格党曾经在杰克逊身上看到行政官篡权与群众民主的致命结合，现在却沦为凯撒主义的晨星。混合政体随着华盛顿-李家族一起没落，预示法统终将退化为无形态的赤裸暴力（这是文明以前、文明以后、文明以外大多数人类的自然状态）。

“在欧洲看来，国家主义即将在西大荒俾斯麦耕耘的田地上丰收。印第安天真汉一旦尝到高级政治的毒汁与美果，就会感到曾经自鸣得意的美德麦片粥淡而无味、难以下咽。清教徒的救世热忱即将沦为乡巴佬的怪癖，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终将引导美国加入霍布斯世界。

“如果林肯的西部民主派光环仍然璀璨夺目，那也仅仅是因为他身不由己地处在格拉古兄弟的时空坐标上。在他开启的系谱中，马略和凯撒早晚会脱颖而出。海外世界对宪法和宿命一无所知，却注定会以自身为原材料、成就新凯撒的霸业。西沃德在不幸的马克西米利安身上第一次行使了罗马人民的仲裁权。旧欧洲噤若寒蝉，完全丧失了为查理和路易伸张正义的底气。她们似乎已经感到：在格兰特和谢尔曼的群众大军面前，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的圣徒军形同儿戏，卡尔诺和拿破仑的革命军轻于鸿毛。

“自从罗马军团从大地上消失，她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怖的存在。半个世纪后，全民战争的铁轮就要碾过精巧脆弱的贵族外交体系。《圣经》说过：‘我的名字叫群，我们人数众多。’”

一份权威书评给予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评语恰好可以用来揭示此类断语的特质：

“华丽、肤浅，但能吸引人”。

这样的错误有着太深的根源；自杰克逊时代之后，外人，尤其是欧洲人，在评判美利坚体制和社会的时候，往往都不自觉地归附托克维尔开始的玄思模式，试图用“哲学智慧”去洞察美利坚的“本性”，就如同托克维尔要在美利坚“洞察”民主的本性一样。由此导致的结果只有两个，盲目的乐观和盲目的悲观；劳伦斯曾严肃警告世人，不要尝试去“发现”美利坚文学的“本性”，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哲学家们所谓的“美利坚文学”；这实际上也是一项政治告诫。倘若研究者们能够稍稍舒展一下历史方面的才能，而不是单纯地用哲学眼光去刻意地“洞察”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本性”，并为诸多遭到忽视的历史线团提供一些空间，那就毫无疑问地会揭示出内战催生的革新壮举并非无边无际，而是相当有限，内战也没有造就令人兴奋颤栗的无底深渊。

实际上，对于战时的南部邦联宪制，北方的政治精英在内心里一开始就是有沉着见解的：“都是无价的改革举措，合众国应当尽速予以采纳，无论脱离各州是否重新融入联邦。”

在那场举世震惊的战争中，美国人怀着不同的信念和信仰走上战场，有人为了解放，有人为了自由，有人为了民主和平等，当然也有人是为了联邦；但所有人都必须首先宣称是为了宪法而战，战争的结果就是让美利坚人民跟战前烈火中升腾起来的种种偏见和无谓的政治理想主义作一个彻底的了断，并将宪法不能承担的华美饰品悉数剥离；正如大法官库莱所论：“与其说美国是自由的典范，倒不如说是藉由约法而成的经久安全和保障的典范，此等安全和保障机制乃致力于阻止自由堕落为放纵，并致力于在良善体制之下建立信任和安宁，此等政府体制所提供的自由当然是相当醒目的，不过，更为醒目的则是此等政府体制仔细看护之下的那种稳定和恒久态势。”布赖斯先生则给出了更为清明的申述：

“1787精神乃是英格兰精神，因此，也就是保守精神……一切能够赢得服从和尊重的事物，必然都深深地植根于过去，此乃通则，美利坚宪法也不例外，一切制度，其生长历程越是缓慢，就越是经久……1787年宪法的人性观念当中，乃贯注了深沉的清教情结……恐怕没有人比美国革命的主人公们更缺乏革命精神了。”

今天的人们仍然热衷于追随托克维尔的谬论，仍然认为美国人的自我评判和自我期许是相当自信且昂扬的。

实情恰恰相反，1787年的宪法、《联邦党人文集》是浸染了极为深湛的清教徒意识的，那里面对人性是充满悲观和不信任的。也许杰克逊、格兰特或者谢尔曼这样的人物是例外，但也只能说是极为短暂的例外。华盛顿和杰斐逊是绝对不会把任何的乐观气息向着后代传递的；那一代人杰对自身的成就不但没有任何的自豪感，反而处处透露出无底的恐惧，并藉由克莱和亚当斯这样的人物，将沮丧和无望传递下去，并藉由人文主义时代的私人情感拓展为民主时代的民族情感。

说白了，美利坚公民对于宪法从来都是忧心忡忡；这就如同伍德罗.威尔逊一再谈到的那样：

“如今的美利坚，就如同一个信手由缰的半吊子那样，在自己这片资源雄厚的大地之上了无牵挂地四处游荡，在政治迷宫当中肆意行走，窥测；不过，很快，美国人将会发现自己也在倏忽之间变老了，美利坚大地也将成为一片拥挤、紧张且充满困惑的土地，到那时候，美利坚也将不得不倒向保守主义，不得不集结起来，采纳一套新的生活体制，并且也不得不小心节省自己的资源，集中自己的力量，沉淀自己的风格，淬炼自己的见解，约束自己的想象，信任自己的精英而非俗众。到了那个时候，变革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在世界历史当中，的确有那么一段极为漫长的时段，人类命运是被所谓的“哲学智慧”主宰的，这种可疑的“哲学智慧”将人类政府分为好政府和坏政府两种，坏政府就是现实当中的政府，好政府则只能是幻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事关人类命运的这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作为宿敌和死敌的托马斯·潘恩和埃德蒙·伯克都是柏拉图的继承者。

结果便是令人们在看待现代民主制度之时，习惯性地秉持一种黑白两分的观念格局；有人对民主体制极尽颂扬，认为民主制度激发了人类的心灵。为了支持自己的看法，这些人竟至于毫无来由地向古代民主体制呼救，在伏尔泰所谓的四个黄金时代之首的雅典身上，寻求自己需要的资源，并据此同斯巴达、威尼斯之类的毫无智识成就的寡头体制展开对照。

教义一旦建立起来，便可以完全抛开历史线团，肆意伸展，将西塞罗和卡图卢斯时代的罗马同马尔库斯·奥勒留或者君士坦丁时代的罗马进行比较，认为前者英才辈出，后者则自由沦丧，一片萧条。

另一类人则认定，是无知养育了民主，民主又催生了愚蠢和自负。所谓民主，就是将最大多数人的观念奉为圭臬，令一切都沉降到俗常境地。民主的天际一片阴沉晦暗，而且色调单一。这当然是托克维尔有关民主之“本性”的教义，更是一项彻头彻尾的先验教义。

1866年罗伯特·洛发表的那份深刻影响了同时代人的著名演说，也正是从中得到了先知灵感，并且也的确用了托克维尔的美国作为参照。两种观念都声称是有历史为据的，可惜的是，二者都陷入了歧途，因为二者都只是以部分的事实为依据，都只是选择了自己愿意看到的事实，对于有悖于教义的事实则选择了回避或者忽略，实际上，被刻意回避和忽略的事实，其分量还要更重一些。

十九世纪中叶，整个世界都在向着一个门槛迈进，门槛后面是世界历史截止到那个时候为止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段；最具智慧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兰克和康德，乃以极为不同的方式训诫世人接受现实，因为历史潮流当中自有上帝或者理性临在。爱默生则给出了相反的申述：

“所谓制度，并非原生，尽管很多制度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出生了。所谓制度，并不在公民之上，也绝对不会比公民更优越。一切的法律和惯例不过是人类的实用发明，不过是为着应付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我们也能创造制度；而且我们还能创造得更好。”

毫无疑问，19世纪中叶前后，人类心灵遭遇的这场断裂和震荡是空前的。的确，这个世界的一切政体或者体制都是难免权力更迭的，但凡失败者，总是要将过去的某个时代或者干脆对传统实施浪漫化，1688年之后英格兰的乡绅阶层就是这样；为了对抗一个由实业家、银行家和商人主宰的新世界，他们依托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戏剧和诗歌资源，创造了“古老且美好的英格兰”，在这样一个浪漫化的英格兰，荣誉和地位、而非金钱和权力，仍然是生活的标尺。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差不多已经成为历史通则，这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补偿机制，人类在无力理解或者无法应对冰冷现实之时，总是要自我创造此等个体性的“梦想时间”，以此来回避现实。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这一切梦想的主角更是棱角分明，从古老神话中的神灵到诗歌中的英雄，再到普鲁塔克的社会上层的偶像，而后就是中世纪的骑士、圣徒，再往后就是现代世界投身自由或者革命大业的伟大人物。

就像普拉姆布说的那样：

“……过去之于教育的强大掌控力度，乃是异乎寻常的。古典学问，如果真有所谓的古典学存在的话，乃是在十九世纪才真正创立起来并得到强化的，即便是在工业革命的力量日益提升并创造了一个新型中产阶级的英格兰也是如此，即便那样一个古典体系同中产阶级完全没有契合度可言。

“来自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工业家的儿子们，终日埋头研读荷马和维吉尔，在利维或者色诺芬的贫瘠作品中跋涉不辍，并时时演练着将埃德蒙·伯克的东西转译成效仿西塞罗的艺术作品。

“军官和牧师的儿子们则在经历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拉丁古典文献的深深洗礼之后，被派往印度，去统治那里的数百万农民，对数学、经济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学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过去所主宰的教育世界当中，乃是存在一种统一的社会态度可以作为意识形态资源来团结社会的，新的教育运动则令此种意识形态遭遇顿挫。一方面是老加图那样的公民德性，另一方面是基于同意的社会学，这两方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一方已然进驻人们的想象当中，另一方也就迅速衰落了。”

在“帝国迁移”（translatio imperii）之后的今天，往日里仅限于年代记和书斋当中的历史，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然而，上述的情形仍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即便有所变化，也只能说变得更糟糕了；无论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都不由自主地要去关注他们心目中的这个新帝国，但那种非黑即白的心灵格局则无非是制造出了又一次的“梦想时间”，而且显然也都是但以理的梦境，只要圆梦，必然出错。

确切地说，人们总是试图将个人的梦境叠加在美利坚身上，却丝毫不曾考虑过，那样的梦境若要在美利坚身上兑现，是需要美利坚人民的一切作为都超越人性的限度的，不管是向善还是向恶。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听一听布赖斯先生的劝诫：

“设若有谁在考察完美利坚的政府和社会之后，转而去考量一下美利坚在历史进步史上占据的位置，便不免会生出约略的失望之感，毕竟，他在美利坚所观察所研究的一切，同理想主义者对这个国家的期许、同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自我期许，是有着相当距离的。

“此等情况之下，他不免会说，‘看过人类历史之上最为新近的这场伟大实验，能够拥有如此有利的试验条件，这样的试验想必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人类历史当中了。这个族群，无论是精力和能量，还是天赋之多样性，都是无与伦比的，既擅长征服也擅长和平，曾以刀剑之利覆盖整个世界，将自身之法令植根于上百座海岛之上，将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往一片崭新之地，那里拥有宏富的自然恩赐，注定了要让这批热血儿女繁衍起来，无需忧惧欧洲的袭扰，也无需去应对深植于欧洲封建历史当中的罪恶。他们就这么一直繁衍着，最终，在两个世纪前的某一刻，枝桠伸展开来，盖过了母体的树干；新世界给他们提供的财富超出了一切人的想象；他们也一直原来旧世界的斗争漩涡，在这个世界之上，没有仇敌；在一场巨大的斗争之后，他们摧毁了母国在一个不幸时刻在这片土地之上种下的恶端。然而，这个国家的政府和制度、连同他的工业文明，距离欧洲哲学家们想象中的理想共和国尚且有着相当距离，那样的理想状态，当然也是他们自己想要去创造的。’

“此类言论倒是经常能够从欧洲访客那里听到，这其中的情感对一个欧洲人而言，乃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他们都活生生地见证到，令欧洲备受困扰和折磨的众多恶端，在美利坚是完全不存在的，这当然要令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人类就是这样，每每发现自己的弱点和缺陷，就会禁不住地表现出吃惊态势，并据此宣示一番。

“说实在的，美利坚族群只不过是跨越了一个大洋，从欧洲抵达新世界而已，为什么欧洲的哲学家们以及美利坚的务实之人，竟至于期望人性也因此发生改变呢？历史本应当告诉他们，已经有过太多的理想和希望，丝毫不逊色于人们对美利坚的那种期许，最终也都在黑夜当中归于消散。人类一旦度过巨大危机，或者爬上那信仰的壮丽顶峰，黄金时代的愿景往往就会在心灵当中隐隐地散射出光芒，这就如同游客们抵达朱拉山的顶峰牧场之时，就会看到阿尔卑斯山的雪线就那么展现在眼前，那上面明明闪耀着星空的光芒。

“古代异教徒呈现出的此等场景，乃呈现在维吉尔的那份著名诗篇当中，其中的魅力乃是恒久的，长久以来，人们都相信那份诗篇乃涵养了一个赋灵的先知。

“君士坦丁时代虔诚之人的灵魂再次经受了类似的一番洗礼，当时的基督教会终于战胜了环伺在侧的敌人，似乎就要在这尘世之上实现天国期许了。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们则重演了这样的经历，当时的宗教改革家们认为，一旦将基督教清洗干净，这个世界将再次充满上帝之荣耀，到了那个时候，人类就能够依从上帝之律法来建立自己的生活秩序了。

“就在一个世纪之前，此等愿景还在令世人落入神魂颠倒的境地，那个时候的人们很自然地相信，只要打碎绑缚着人类灵魂和身体的宗教和世俗暴政之镣铐，并彻底宣示出政府乃植根于一切人的同意并且必须向善的原则，便足以释放人类的自然德性，并据此令各国之和平和幸福获得保证。

“1789年以来，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人类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将希望寄托于政治改革之上。至今，仍然会有一些人寄望突然的变动会令世界获得普遍改善，如今，这样的人都开始诉求一场工业革命而非政治革命，要不就是在失去耐心之后，寄望于打碎一切既存的东西，幻想着更好的东西能够从混乱当中升腾而起。

“在欧洲，思想家们很少会像今天这般沮丧，很多人似乎已经丧失了对进步的信仰；回望人类那漫长的朝圣历程，他们不免感觉到，伫立在遥远天际的群山，在阳光和云影之间变幻，那风光的确美妙，不过，在实地穿行这群山的时候，那可根本不是什么“快乐山”，而是一片已经被暴雨和激流冲刷得体无完肤的山地，怪石废墟四处可见，峡谷当中遍布肮脏沼泽。

“不过，另外一些人则会对此一朝圣之旅产生不同的观感，他们会告诉这些失望的人们说，攀爬的过程虽然缓慢，但也是确定无疑的；不妨挑出任何一代时代同先前的时代进行比较，便不难看出，人类一度失去的东西，最终都能够得到恢复，在世代进程中，人性在逐渐变得温婉精致，人类的制度也越来越能够保障正义了，人类创造幸福的机会也正在拓展，创造幸福的能力也更为多样；由此观之，人类的朝圣进程当中，的确会有那么一些人不断地塑造各种绝无实现之可能性的理想，这些人的错误乃完全在于他们忘记了，要达成那样的成就，需要在不断的顿挫和失望当中，付出何等的时间、努力和耐心。”

James Bryce, 1st Viscount Bryce,1838-1922，大英帝国殿堂级法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内阁要员，OM（Member of Order of Merit）, GCVO（Knight Grand Cross of Royal Victirian Order）, PC（Privy Council of United Kingdom）, FRS（Fellow of Royal Society）, FBA （Fellow of British Academy），牛津大学钦定民法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Civil Law），Oriel College Fellow，1907-1913年任驻美大使，期间被遴选为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1913-1917年任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主席，一战结束后，布赖斯受命提交了两份著名报告，《布赖斯报告》（Bryce Report）和《蓝皮书》（Blue Book，在史学家汤因比的襄助下完成），系德国在比利时的反人道暴行和奥斯曼帝国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调查文件，之后供职海牙国际法院，协助组建国联。布赖斯酷爱冰岛史诗和登山运动，担任过Alpine Club主席（阿尔卑斯山登山俱乐部，1857年成立：“A club of English gentlemen devoted to mountaineering, first of all in the Alps, members of which have successfully addressed themselves to attempts of the kind on loftier mountains”），布赖斯1876年游历外高加索，登顶土耳其、伊朗、亚美尼亚边境地带的最高峰亚拉腊山（Mount Ararat），发现了一块木头，并认为那就是亚美尼亚教会声称的诺亚方舟的残片，这次登山游历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激发了他对奥斯曼帝国的憎恶以及对亚美尼亚人的同情，2013年亚美尼亚发行了布赖斯纪念邮票。布赖斯是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的伟大读者，他“复盘”了托氏1831年在新大陆的整个行程，并于1888年撰写三卷本《论美利坚共和国》（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与托克维尔的杰作一起，成为欧洲人研究美国民主的典范之作。1922年，醉心旅行的布赖斯在旅行的路上去世，维多利亚女王在唁辞里说：

“布赖斯是我邂逅过的在所有问题上最具远见卓识的人。”

阿提卡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