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洛阳城以佛寺众多著称。在专门记录当时洛阳佛寺的《洛阳伽蓝记》中，作者杨衒之称最盛时，洛阳“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本文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和寺例，均源自《洛阳伽蓝记》）。当时的洛阳佛教文化之鼎盛，从洛阳城被西域来僧视作“佛国”便可见一斑。不过，尽管记录佛教、佛寺盛况的史料不少，学界也有相当多的分析，但关于当时佛寺的具体修造过程，则似乎并无明确的、综合的阐说。倘若要在当时的洛阳兴修一座寺院，应做什么样的准备，会经历何种过程，又应该把寺院建成什么样的呢？种种问题，值得思考。以下就以建寺者的视角，对建寺选址、定名、获取土地屋舍、申报、营造、开放等问题，加以解说。

一　选址

要在洛阳修建一座寺庙，首先面临选址问题。按照《洛阳伽蓝记》的区分，北魏洛阳城可以分为城内和城外两个部分。顾名思义，城内就是由四方城墙围起的城区，皇帝宫殿、百僚官署都在其中。城外是指洛阳城城墙之外，但在外郭城之内的范围，可以根据方向区分为城东、城南、城西和城北。寺庙的选址，就只能在这五个区域内的里坊中。

就地段而言，城内当然最好，不过除非是皇亲国戚、贵族官僚，否则不要轻易考虑建在城内。在城内立寺，首先就有“违法”之嫌。《魏书·释老志》提及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曾有规定：“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馀悉城郭之外。”当然，这一规定过于严苛，孝文帝本人也没有遵守，他在迁都后便在城南建有报德寺。其后至宣武帝景明年间（500—503），宣武帝再次重申“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即便这些禁令在后来日趋宽松，但也要考虑到皇亲贵戚们往往是具有豁免权的特权阶层，加之城内多是皇帝的宫殿、园林及百僚的官署和住宅，已占去了大量空间，可以说寸土寸金。从《洛阳伽蓝记》来看，城内主要由永宁寺、瑶光寺、胡统寺等皇室所建佛寺，以及如建中寺、长秋寺、昭仪尼寺、景乐寺、愿会寺等由权力顶端和拥有相当财富的贵胄、宦官所建佛寺构成。从实际建寺的情况而言，城内的确难有“置喙”空间。

既然城内难以选址，只好将目光移到城外，不过城北和城南亦非佳地。洛阳城北是在大夏门和广莫门之外，大夏门在西，广莫门在东。大夏门外大道两侧虽然有大片空地，但基本都无法建设寺庙。大道西是阅武场，用于北魏军队的军事训练。大道东是魏晋时的军事训练场宣武场，已经废弃而成为了光风园，是以苜蓿为主要观赏物的“生态公园”。而且，正因为有这些宽阔的空地，大夏门之北常常作为洛阳攻防战的重要战场，稍有不慎寺庙就会毁于一旦。至于广莫门外的问题是太接近邙山，平地有限，不利于修筑，而且这附近还有“地域歧视”的问题。《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部之闻义里，原名上商里，据说是周灭商后安置商代遗民的地方，也因此成为了“地域歧视”的符号，居住者日益减少，逐渐成为了瓦器作坊的聚集地。

城南的问题与城北类似。从城南各门往南后不远，就会到达洛水，城墙与洛水之间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里不仅已经修造了一些重要的寺院，如孝文帝所建报德寺，宣武帝所建景明寺，胡太后所建秦太上公寺，而且还有涉及灵台、辟雍、太学等相当大的礼制建筑区，除了西南部，可供用地较少。只是西南也并非佳地——《洛阳伽蓝记》云该地“多见妖怪”。洛河以南靠北的区域，土地资源亦不足，因为已经设置了接待四方外交使臣和降臣的四夷馆和四夷里，并有四通市。同时，在部分洛阳人看来，城南尤其是洛水以南，象征着蛮夷。《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李才嘲笑居住在城南的荀子文称：“何为住城南？”杨衒之解读说“城南有四夷馆，才以此讥之”。可以说，城南也有被“地域歧视”的风险。

相对来说，城东和城西会是相对较好的选择：土地宽阔，市井繁华，还充盈着佛教氛围。譬如城东，仅仅建阳里一里，就建有十座寺庙，居住二千馀户都崇奉佛教。城西则不仅有中国历史上建立时间最早的寺庙之一白马寺，还有商业繁华的里坊，也是贵族聚集之地。

那么，选址地点的周围环境是否有要求呢？《魏书·释老志》记载任城王元澄曾指出佛寺建设之混乱状况，其中之一便是不关心建设地的周围环境：“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像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奢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认为寺庙随意立在屠户酒坊之旁，是玷污了佛教之性灵。就此情况，元澄提议，应“断旁屠杀，以洁灵居”。由此看来，虽然佛寺选址在理念上可能有一些标准，但在实际中并无对周围环境有具体的、绝对的要求，反而最终是周围环境要迁就佛寺。

二　定名

佛寺之名也同样重要——不仅需要将寺名上报，而且寺名会闻于当世，乃至流传后世。北魏洛阳佛寺之得名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类，可供参考。

第一，年号。景明寺、正始寺是因在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建立而得名。这种取名方法简洁有力，但由于年号事涉帝王，一般人恐怕无法使用，如景明寺乃宣武帝所立，正始寺则是百官合力所立。

第二，官方名号。胡太后之父胡国珍死后，被封为秦太上公，其母则被封为秦太上君。因此胡太后在为父母建造追福之寺时，就直接将寺院命名为秦太上公寺和秦太上君寺。这类情况不算少，如城内之长秋寺，是因刘腾任大长秋而得名；城南的高阳王寺，也是因其屋舍原为高阳王元雍之宅而命名。此外，还有如魏昌尼寺，是在国号“魏”的基础上予以修饰，表达愿景而得名。

第三，佛教名词。这是当时最常见的起名途径。诸如修梵寺、龙华寺、璎珞寺、宗圣寺、庄严寺、菩提寺、白马寺、法云寺等，都使用了佛教名词。

三　获取土地与屋舍

决定了寺庙的选址方位和名称后，就可以进入更为实际的阶段——获得建立寺院的土地或屋舍。当时洛阳城内外，将土地或屋舍转变为寺庙，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统治者直接指定在某处兴建寺院，瑶光寺、景明寺、秦太上公寺等由皇帝、太后兴建的寺庙，都应如此。永宁寺甚至在孝文帝规划洛阳城之初，便已预留，即《魏书·释老志》所谓“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

第二种是舍宅为寺，这是当时洛阳城内外十分常见的模式。皇亲贵胄的宅邸经常舍为寺庙，比较有名的如城东平等寺，就是由广平王元怀舍宅为寺而建成。舍宅为寺的高峰期是在河阴之变后，当时元魏宗室等大量朝臣死于非命，《洛阳伽蓝记》云“王侯第宅，多题为寺”，《魏书·释老志》更称“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这种途径建立的寺庙，往往规模较大，十分华丽。如城西之冲觉寺是元怿舍宅所立，其宅本身就有可目视京师之高楼，有匹敌帝王园林清暑殿的儒林馆、延宾堂，土山鱼池更是冠绝当世。河间寺则“廊庑绮丽”，让人以为身处蓬莱仙境。当然，不是所有的舍宅行为都出自贵戚，城东的归觉寺便是屠户刘胡舍宅所立。不过，舍宅为寺也有一必要的前提，即拥有一座宅邸。倘若没有，就只能依靠下面的办法了。

第三种是获取一座现成的宅邸或土地，将之改为寺庙。获取的手段可以是暧昧不明地占有、巧取豪夺。城内建中寺本来是孝明帝朝权倾一时的大宦官刘腾的宅邸。刘腾死后，胡太后将宅邸赏赐给高阳王元雍，最后在前废帝元恭时期（ 531—532）落到了乐平王尒朱世隆手中，最终被尒朱世隆改建为追福尒朱荣的建中寺。甚至还有人盗取官方用地，私自建寺，后被追责。对于一般民众或稍有官资、地位的士人，无法抢占宅邸，更不能盗取官方用地，因此还是推荐通过购买的途径，但必须获得明确的券证，以便日后申报。

四　建寺申报

《魏书·释老志》多处记载寺院建设必须“闻彻听造”“奏听乃立”，倘若在洛阳未申报而“辄营置”，会被处于“违敕之罪”，僧众要被赶出京城。建设寺院需要向北魏官方申报，并满足一定的条件，这是北魏为了限制佛教肆意拓展而进行的管理，建寺者必须加以了解。当然，也要看具体是在何时兴建，倘若是在孝明帝神龟元年至河阴之变前（ 518—528），则需要遵循更多的规定，这是因为在神龟元年，任城王元澄上书批判洛阳乃至北魏全国的滥佛现象，提出了一些限制要求。

其一，重申寺院最低僧人人数。北魏有僧人管理体系，但具体到一座佛寺是否有僧人数量要求，尤其是最低限制，一开始并不明确。《魏书·释老志》记载，在宣武帝永平二年（ 509），沙门统惠深曾提出新建寺院必须至少有五十名僧人。不过这一要求并未落实到位，元澄指出，洛阳内外很多寺庙仅仅有“三五少僧”，是导致寺院泛滥的因素之一。由此元澄不仅再次重申五十名僧人的最低要求，而且要对不满五十人的寺院加以合并。

其二，加强审批。在满足最低僧人数量后，元澄要求洛阳之外的州郡建寺者，需先上报本州，再由州上表，经中央佛教管理机构昭玄的审定、批准，方可建设。元澄在此没有明确指出洛阳佛寺是否也要遵循这一要求，但是他一方面援引惠深当年的原则，即“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另一方面对洛阳佛寺的建设泛滥批评甚多，认为私自修造过甚，要求合并寺院，退寺还宅、退寺还地。可以想见，元澄提出要求后，在洛阳申请新建佛寺的审批难度势必增加。

基于这些情况，建寺者必须要有面对困难的思想准备，以便满足建寺标准，更快地通过审批。就像僧人数量，北魏已经多次下令要求限制各州每年的剃度人数，而一般的寺院也不能像皇家大寺那样动辄有僧人五百乃至千数，这就需要花费一些心思。比如可以先邀请名僧大德坐镇，吸引僧人，并扩大知名度——崇真寺有比丘慧嶷，因讲述其阎罗地府经历而名动京师，胡太后主动为之延请禅僧一百人供养，甚至促使了北魏洛阳从讲经到诵禅的转变。

当然，元澄的上书在神龟元年虽然被朝廷认可并执行，但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不久后北魏各地便有叛乱，尤其是因河阴之变时皇亲贵胄死伤甚巨，洛阳城内不少宅邸失去了原有的主人，出现了大量舍宅为寺的情况，元澄之禁令也就流于空文了。此种“方便”，对崇佛、建寺者而言可以说是“福音”，但对国力本就空虚的北魏来说，可谓进一步走向了覆灭。

五　营造

北魏官方所建寺庙，不少设有专门的营构类都将负责建设和维护。比如郭安兴，据其兄郭定兴的墓志，他是永宁寺、景明寺都将。在正光五年（524）的《刘根等四十一人造像记》中，有题名“景明寺都将元衍”。私人建寺，就只能自己规划、建造了。

寺院建设，原则是不越出已经圈定的寺院范围，更不得越出里坊及妨碍里内的道路通行。内部的具体营造，包括寺院设计遵循的风格，是否建立浮图（佛塔），屋舍如何布局，庭园如何，佛像等问题，也都需一一注意。

洛阳作为当时国际性大都市，又是僧人眼中的“佛国”，不乏有胡人建立的寺庙，其中最典型的是城西法云寺。此寺为乌场国沙门昙摩罗所建，“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京师沙门好胡法者，皆就摩罗受持之”。不过，胡风之寺并非主流，洛阳城之寺庙大多都是以中原化、本土化的建筑风格为主。

建筑风格是寺院的基调，形制布局则是骨骼。当时寺院主流采取的是南北向格局，除了回廊，主要由浮图、佛殿、讲堂三种建筑组合而成。如何选择布局，不仅受限于土地空间，财力也是重要因素。在这之外，更有政治力量，尤其体现在浮图上。

环顾洛阳城内外，凡是胡太后所建立的浮图，往往是该区域内最高的，象征着最高权力。如城内永宁寺有九层浮图，加上顶部金刹，号为一百丈，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物。城东最高之佛塔是秦太上君寺之五层浮图，亦为胡太后所立。城南景明寺由宣武帝所立，本无浮图，至灵太后时兴建七层浮图，是为城南最高。综合来看，且不必提财力，在权力的压制下，洛阳城内外一般寺院的浮图是不能建到五层乃至七层。权贵之寺也多是三层，如刘腾所建长秋寺是三层浮图。城西由宦官王桃汤所立的王典御寺，也是三层浮图。既然不能在高度上逾越，权贵们就转而在浮图的庄严上花费心思，长秋寺浮图便是“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王典御寺浮图则“工逾昭仪，宦者招提，最为入室”。

浮图的装饰体现着财力，不过毕竟也不是不能只简单修饰，如城东明悬尼寺的三层浮图便“未加庄严”，最关键的是能否拥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建起浮图。《洛阳伽蓝记》记载孝武帝元脩在太昌元年（ 532）四月即位后不久，便下令在平等寺修造一座五层浮图，至第二年二月方竣工。皇家建五层浮图也要花费至少半年时间，权贵乃至更为下层之人修造浮图的时间恐怕要更长，要投入巨量的财产和人力。因此，浮图固然光彩夺目，但必须谨慎决定是否营建。

决定了浮图后，便要考虑寺院的常规布局。首先是院门。永宁寺是四面开门，但这应是永宁寺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决定的，一般的寺院大抵只有一门。基于寺院南北向布局，院门多开在南侧，如城南的秦太上公寺的东西二寺，都是门临洛水，可知是南向开门。

其次是寺院内回廊屋舍的布局，可供参考的是当时洛阳大寺的流行布局：讲究多层屋舍不仅平地相连，更有天桥相接，形成环形。如景乐寺是“堂庑周环，曲房连接”，景林寺是“讲殿叠起，房庑连属”，秦太上君寺“诵室禅堂，周流重叠”，平等寺有“平台复道”，景明寺不仅“复殿重房”“浮道相通”，甚至“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大觉寺则是“林池飞阁，比于景明”。同时要结合考虑的是屋舍的数量，洛阳常见五百间屋舍以上的皇家大寺，如瑶光寺有五百馀间，永宁寺、景明寺、永明寺更是超过一千间。在这一点上，私人建设者需要量力而行。

佛殿和讲堂也是洛阳佛寺中比较常见的殿堂，佛殿一般用于供奉佛像，讲堂则用于讲论佛经。在修建时，一般会置于佛塔之后（北）。当然，如果寺庙是舍宅修建，就要结合宅邸本身的格局。如在将原刘腾、元雍宅改为建中寺时，尒朱世隆就“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在殿、堂、佛塔之间的回环空间，乃至独立于殿堂的庭院空间，亦受人瞩目，多种植花草，形成独特的风情。如景乐寺“轻条拂户，花蕊被庭”，大觉寺则“春风动树，则兰开紫叶；秋霜降草，则菊吐黄花”。倘若空间足够，还可以种植果树，借此拓展寺院的名气，像城南承光寺，“柰味甚美，冠于京师”。还可以考虑挖掘池塘，如景明寺便有池塘三座，水生植物繁茂。优美的环境往往能吸引礼佛之外的人，成为闻名的休憩胜地。如城北的凝玄寺因其“地形高显，下临城阙”，且“房庑精丽，竹柏成林”，被誉为“净行息心之所”，引来王公卿士游观。

当然，最后不能忘记佛像，这是寺院礼佛的核心。北魏官方对佛像的高度并无明确的限制——胡太后所立永宁寺佛像高度为丈八，低于永平王所建平等寺之二丈八尺佛像。目前所知城内外最高的佛像，是城东宗圣寺佛像，高达三丈八尺。洛阳佛寺佛像雕造精美，庄严华丽，如长秋寺佛像“悉用金玉”，景乐寺佛像“雕刻巧妙，冠绝一时”，昭仪尼寺“塑工精绝，京师所无”。洛阳佛寺之所以愿意在佛像上花费甚巨，除了能够吸引信众到寺瞻仰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行像。每年四月八日是行像日，洛阳各寺佛像在七日便从寺院中请出，先到城南景明寺汇合，八日再集中到阊阖门前接受皇帝的散花。这一过程中，佛像周行于城内外，接受民众观瞻，并配合大量的仪仗、表演。如长秋寺佛像行像时，前有辟邪、狮子引道，伴有吞刀吐火等杂技表演，“奇伎异服，冠于都市”。行像之场面，万人空巷，乃至发生踩踏事件。从这些情况来看，佛像在寺院建设中属于最重要的一环，切不可轻忽，应费重金雕造、庄严。

六　开放

寺院建成后，便面临开放的问题。洛阳城并非所有寺院都是任意对外开放的，有一定限制，用《洛阳伽蓝记》中的词汇来说是存在“寺禁”。

城内景乐寺由元怿所建。元怿死后，“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这主要是因为景乐寺是尼寺，最初“丈夫不得入 ”。不过，《洛阳伽蓝记》称景乐寺在六斋时“常设女乐”，又说“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云云，看起来似乎并非那么严格，恐怕最初禁止的只有百姓中的男性。永宁寺的开放也受到部分限制——由于永宁寺塔过高，“临京师若家庭”，宫内情形也清晰可见，胡太后便下令禁止人登塔。

当然，目前看来不少寺院的进出比较自由。有些寺庙汇集了大量信众，如前已述及的城东宗圣寺，因其有三丈八尺佛像且“端严殊持，相好毕备”，引来“士庶瞻仰”“目不暂瞬”。有些寺庙则因美景而游客甚多，进而触景生情，诗意盎然。如城西宝光寺内有咸池，风景甚美，“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京邑士子在良辰便“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雷车接轸，羽盖成阴”，他们“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城北之凝玄寺亦相似，“王公卿士来游观，为五言者，不可胜数”。

应该说，从佛教教义出发，寺院应该具备一定的、不分阶层的开放性，洛阳城大多数寺院也确实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开放寺院，无疑也是增加寺院知名度、影响力，宣扬佛法的重要途径。

《文史知识》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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