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在格列高利一世及其继任者统治下打造出的新型世俗王国，依靠传教士而不是军队进行扩张。格列高利通过一种中心化的方式对传教士进行管理组织，这种管理方式实际上源自罗马帝国的实用统治手段。作为东罗马帝国偏远的边缘， 罗马城以一座城市的身份稳定下来。作为基督教的圣地， 罗马的经济基础得以增强。到访罗马的人来自欧洲各地，由此带来了对教堂、住宿、食物和马厩的需求，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太大变化。

7世纪中期，最早的罗马旅游指南开始在市场上流通，游客得以从中想象罗马帝国最强盛时期的疆域。作为基督教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的中心，罗马吸引的游客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臣民，以这些人为基础，罗马事实上拥有了世俗权威。佛兰德艺术家彼得·安东·冯·范沙夫的雕像作品捕捉到了上述宗教授权与世俗权力交织的状态，它在1753年被放置于哈德良陵墓最上方。在590年格列高利的教皇即位典礼上，他宣称自己看到了神示（一说是他的继任者卜尼法斯看到的）——大天使米迦勒降落在哈德良陵墓上，动用神力结束了洪水（589年）、瘟疫和哥特人侵略（590年）这一系列灾难。哈德良陵墓被重命名为圣天使城堡，这处遗迹印证了基督教会和罗马的命运在6世纪发生的转折。圣天使城堡矗立于台伯河岸，俯瞰哈德良桥（现在的名字是圣天使桥），象征罗马与教会的强大和雄伟。格列高利对罗马及教会的改变，确保教会凌驾于罗马城，而在古典时代，教会在这座城市不仅毫无权威可言，而且到处受迫害。

我们快进到9世纪初，查理曼在公元800年圣诞节这天，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皇帝。经过两个世纪以来的调整与妥协，欧洲版图逐渐形成，无数战争导致公国与王国的边界反复变化，罗马、基督教会的身份认同以及两者之间维持的结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强化，而查理曼大帝的加冕把这两百年的激荡历史推向了高潮。或者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上述关系处于变动状态，才塑造了欧洲一千年的历史。几十年里，法兰克国王不断在西欧与中欧巩固自身势力，查理曼大帝的父亲“矮子丕平”在巴黎的圣丹尼斯修道院接受教育，得到教皇扎迦利的祝福成为法兰克国王。丕平与查理曼依靠宗教权威，不断扩张手里的世俗权力，他们还强迫无宗教信仰的人改信基督教。制造基督徒如同制造臣民。查理曼在774年从父亲手里继承了法兰克王国，也将伦巴第王国收入囊中，这意味着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他的领土。他与罗马之间保持着非常特别的关系，他一边保护罗马的利益，一边让自己的权威笼罩于罗马城之上。到底是基督教会服务于法兰克王国的神圣野心呢，还是法兰克王国的世俗权力源自宗教权威——归根结底也就是源自罗马及我们快进到9世纪初，查理曼在公元800年圣诞节这天，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皇帝。

经过两个世纪以来的调整与妥协，欧洲版图逐渐形成，无数战争导致公国与王国的边界反复变化，罗马、基督教会的身份认同以及两者之间维持的结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强化，而查理曼大帝的加冕把这两百年的激荡历史推向了高潮。或者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上述关系处于变动状态，才塑造了欧洲一千年的历史。

几十年里，法兰克国王不断在西欧与中欧巩固自身势力，查理曼大帝的父亲“矮子丕平”在巴黎的圣丹尼斯修道院接受教育，得到教皇扎迦利的祝福成为法兰克国王。丕平与查理曼依靠宗教权威，不断扩张手里的世俗权力，他们还强迫无宗教信仰的人改信基督教。制造基督徒如同制造臣民。查理曼在774年从父亲手里继承了法兰克王国，也将伦巴第王国收入囊中，这意味着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他的领土。他与罗马之间保持着非常特别的关系，他一边保护罗马的利益，一边让自己的权威笼罩于罗马城之上。到底是基督教会服务于法兰克王国的神圣野心呢，还是法兰克王国的世俗权力源自宗教权威——归根结底也就是源自罗马及圣彼得的遗产呢？

利奥三世的前任、长寿的阿德利安一世承认罗马是一座被东罗马帝国统治的城市，同时也意识到，罗马持续受到伦巴第王国的威胁，几乎已被伦巴第王国包围。与君士坦丁堡代表的东罗马帝国相比，法兰克是罗马对抗伦巴第距离近得多的盟友。法兰克王国信仰基督教，他们为罗马提供保护，最终吞并了伦巴第王国，为罗马解除了未来的战争威胁。利奥三世在795年阿德利安一世去世那天当选教皇，有人担心查理曼可能干预了新教皇的选择。碰巧的是，伦巴第国王对教皇非常慷慨，但利奥三世并不受罗马人欢迎，799 年 4 月他在从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前往圣洛伦佐教堂的路上被一群罗马人俘虏，对方指责他在宗教事务和私人事务上均行为不端。利奥三世设法逃脱后，向查理曼寻求帮助，希望重回教皇宝座。在此后的一年多，查理曼一直在思考自己是否有权决定教皇有罪与否。他把利奥三世带回罗马，教会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决定利奥三世可以对罪名提出申辩。利奥三世的无罪申辩得到委员会认可，指控他的人被驱逐出罗马，利奥三世复职，重新成为教皇。这一系列行动只用了三周时间便告完成。

所有争端解决的两天后，利奥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彼得遗骨之上，用一顶皇冠回馈了查理曼的忠诚。这个事件对接下来几个世纪里罗马的地位产生了影响。其一，这引入了一种结构上的模棱两可，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的罗马和基督教：利奥三世（像仆从一样）将王冠戴在查理曼头上，这王冠究竟天然就是查理曼的，还是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以教皇的身份将王冠授予他的？《教皇名录》里是一种说法，皇室记录却是另一种 说法。此外，获得“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奥古斯都）”的头衔后，查理曼立刻宣称继承不久前被废黜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六世拥有的皇位，宣布君士坦丁堡不再拥有统治罗马的权力。“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称谓五百年后才出现，用来指代利奥三世时代形成的政治实体，但查理曼很快就以法兰克帝国皇帝的身份接受并对其实施了统治权。当罗马集帝国、教会与城市三种相互竞争的身份为一体时，罗马因其被赋予的地位，或是主动争取到的地位，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发生的事件。

可本质问题却是，罗马帝国及其继任皇帝的权威是早年间通过亵渎基督教会获得的。加洛林王朝时期赞颂圣保罗和圣彼得的赞美诗 Felix per omnes festum mundi cardines（拉丁语，意为“神圣的盛宴传遍世界角落”）的第七节里有下面一段文字：

哦快乐的罗马，沾了污痕的紫色上有那么多伟人宝贵的鲜血！你超越了世间的所有美丽，不是因为自己的荣光，而是因为圣徒的美德，他们的喉咙被你用沾血的宝剑割开。

也许罗马拥有如此传奇的历史，让查理曼对法兰克和伦巴第的统治看起来像是对罗马的自然延续。可罗马当时的发展根基却不再是奥古斯都和哈德良的丰功伟业，而是早期基督教徒的殉道历史（或者传说中的殉道）。

基督教里一些最神圣的地点就在罗马，当买卖圣物没能满足那些想要通过接近圣徒或殉道者而重拾信仰的人的需求时，他们还可以选择踏上危险而艰苦的旅途，亲自拜访罗马城。从6世纪开始，罗马敞开大门，热情欢迎朝圣者和他们的钱袋子。从历史角度看，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地位远超其他圣徒，但基督教的圣地数量庞大，而且非常多元化。所谓的《萨尔茨堡路线图》（《基督教徒罗马朝圣导览》），可以系统地引导朝圣者遍览奥勒良城墙内外差不多一百零六个墓园、教堂或其他圣地。进出罗马的每条主要道路，比如奥勒良路、弗拉米尼亚路、（新旧）撒拉里路、奥斯蒂恩塞路、诺门塔纳路、提布提纳路、拉丁路，以及亚壁古道，都会经过墓园、殉道堂及大教堂。在城墙内，各种建筑沿着通向中世纪罗马城中心的主干道排列，形成了各个居住区。

随着时间推移，上述旅行指南的内容不断得到充实，但其最原始的核心还是7世纪中期教皇洪诺留一世统治时期在罗马殉道者的墓穴上修建、修复的那些教堂。洪诺留一世后来因为神学观点而被开除教籍，但他在整修圣地方面颇有建树。君士坦丁风格的城外圣阿涅塞教堂就是在洪诺留一世在位时得到了大规模豪华修复，一些历史文献，尤其是拜占庭的资料显示，洪诺留一世与圣徒站在一起，手里拿着一个教堂的模型。很多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和他去世后建造的教堂在5世纪和6世纪已变得破败不堪，可就像圣阿涅塞教堂一样，这些教堂的“生命”在8世纪和9世纪得到延续。这既反映了罗马在全世界的地位变得更高，也显示了教堂状态改变与大规模朝圣（及其经济结果）之间的紧密关系。《艾因西德伦路线图》就反映了这一点，这份旅行指南的诞生时间可以追溯到9世纪中期之前。《艾因西德伦路线图》带领游客和罗马人走过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交汇处，为人们提供了从更广阔、更深远的古代背景下感受罗马宗教圣地的机会。

格列高利一世彻底改造了基督教会的行政机构，以此让罗马以基督教世界之源泉的形象，在意大利和西罗马帝国破碎的废墟上确立了全新地位。殉道者让罗马拥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迫使其同盟为罗马提供保护。罗马在庞大的基督教系统的中心地位，加上圣迹崇拜的即时性，支撑了长久持续地修建新建筑、修复并改建老建筑的活动。这形成了一系列竞争的起源，导致教会、罗马的主要家族以及西欧的新罗马帝国之间延绵不断的纠纷与妥协——他们都认为罗马属于自己。

卡比托利欧广场上的马可·奥勒留骑马雕像是一个复制品，原物收藏于附近的卡比托利欧博物馆中。按照卡比托利欧广场的设计者米开朗琪罗的要求，奥勒留雕像原物从长期所在的拉特兰宫外被迁移至卡比托利欧山上，而米开朗琪罗则在出身法尔内塞家族的教皇保罗三世的指示下设计出了卡比托利欧广场。尽管这尊雕像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原因有时被归结于有人将马可·奥勒留错认成君士坦丁，但长久以来，这尊雕像总能吸引人们表达异议（想想1983年塔可夫斯基的电影 《乡愁》中多梅尼科的演讲）。这尊雕像也是惩罚的象征。

964年，被后人誉为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的奥托大帝寻求废黜教皇约翰十二世，希望以此对约翰十二世不论从宗教还是道德角度均有违那个时代伦常的行为进行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这位年轻的教皇至多二十五岁，两年前他刚为奥托加冕，还在萨克森王国里的马格德堡设立了大主教辖区。还有一个可能存在关联的信息是，约翰十二世出身图斯库鲁姆家族，意大利著名的科隆纳家族就源于图斯库鲁姆家族。约翰十二世是罗马统治者阿尔贝里克的儿子，后者临终前的愿望就是看到儿子成为教皇。罗马帝国时代的被统治者反过来统治了罗马，阿尔贝里克对此十分厌恶。奥托大帝加冕为皇帝后不久就废黜了约翰十二世，同时扶植自己选定的伪教宗利奥八世上位。尽管利奥八世是罗马人，但他没有得到罗马市民的支持，罗马市民反对奥托大帝干涉教会的做法，他们要求约翰十二世重返罗马。约翰十二世认为没有任何凡人可以凌驾于教皇之上，所以他谴责利奥八世、奥托大帝以及任何想让他屈服的权贵。

最终，约翰十二世在奥托大帝废黜他之前去世了（有不少人绘声绘色地猜测他临死前究竟在干什么）。在奥托大帝看来，约翰十二世的死意味着利奥八世成为合法的教皇。但在罗马人看来，约翰十二世的死为新的选举扫清了障碍，本笃五世被选为新教皇，登上了圣彼得大教堂的教皇宝座。和利奥八世一样，本笃五世也是罗马人 ；但与利奥八世不同的是，他并不是奥托大帝的附庸。但本笃五世的教皇生涯只持续了一个月零一天。奥托大帝进军并围困了罗马，罗马人屈服了，利奥八世重新成为教皇。仅仅九个月后，利奥八世的教皇生涯便命中注定般地结束，在他死去的那一刻，就像一个主题衍生出的不同故事一样，混乱局面再度出现。

利奥八世死后，罗马的大家族希望重新将自己人本笃五世推上教皇的位置，可纠纷还没解决，本笃五世就死了。约翰十三世（也称纳尔尼的约翰）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他由奥托大帝指定，来自罗马权贵家庭克莱森提，得到了罗马的支持。可就在被任命时，约翰十三世决定支持奥托大帝，与罗马城的大家族对抗，罗马的权贵当然不接受他的做法，将他驱逐出罗马。奥托大帝指派了一个名叫彼得的人担任罗马城的行政长官，但彼得却与心怀不满的罗马人联手，对抗自己的皇帝。奥托大帝决定解决这些麻烦，他在966年进入罗马城，吊死了十几个高级政府官员，把彼得的头发系在马可·奥勒留雕像上吊了一段时间（具体多长时间不明），随后鞭笞了彼得，把他拴在马背后在罗马城里游街示众。彼得随后被送进监狱，最后遭到流放。

尽管不是一切的起点，也不是终点，但彼得被奥托大帝吊在拉特兰宫前的样子，却生动记录了当时罗马所处的尚不明朗的世界地位。基督教会认为自己高于王冠，认为皇帝的统治权由他们授予。皇帝认为领土上的所有人都是他的臣民，包括对法兰克王国的国家统治结构建立贡献良多的教会官员。很多罗马人认为自己比基督教和皇帝地位更高，基督教是罗马送给世界的礼物，帝国也是如此。毕竟罗马帝国不是简单地模仿奥古斯都创立的帝国，而是对它的继承。就像未经传主授权的传记所描绘的对象，罗马的现实搅动了帝国赖以维系其权威象征的形象，相对而言，对于那些明白自身在罗马社会结构中地位，可追溯到戴克里先及之前时代的家族来说，正如圣彼得和圣保罗等圣徒对于当时的罗马一样， 教会重返罗马是一种障碍。

从查理曼时代开始，新的罗马皇帝即便真的来到罗马， 也只会住在梵蒂冈的使徒宫或拉特兰宫，二者都是中世纪时期最能彰显教皇权力的地点。日耳曼皇帝在罗马没有自己的宫殿，这既是出于实际，同时也是承认，罗马在帝国的话语权与其在地缘政治及制度设计上的地位并不匹配。漠视罗马很多年后，奥托三世在帝国内重新燃起了对罗马城的热情， 当时他还是一个青少年，梦想让罗马城重现辉煌，使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真正中心。这个目标很是天真，反映出奥托三世缺少执政经验。他三岁时便戴上了王冠，可直到十六岁才真正获得统治权，母亲的摄政期一结束，奥托三世就在996年直奔罗马，加冕为皇帝。他开始在罗马修建皇宫，人们一直以为皇宫的地址位于阿文丁山，不过近些年来学者开始偏向另一种更有可能的观点，认为他试图在帕拉蒂尼山，特别是在靠近如今圣塞巴斯蒂安教堂的奥古斯都宅邸废墟上修建皇宫。圣塞巴斯蒂安教堂17世纪时重建于帕拉蒂尼山巴贝里尼家族的葡萄园里，旁边就是建于3世纪埃拉伽巴路斯神庙的废墟。

事实上，奥托三世的野心没能变为现实。在他必须离开罗马前往其他城市时，罗马市民发动暴乱，他再未能返回罗马。1002年，奥托三世因为疾病而结束了短暂的统治，11世纪的罗马城没有恢复帝国时代的荣光，反而陷入为确定自身在帝国中地位而进行的漫长讨价还价之中。尽管9世纪的发展让罗马在欧洲政治版图中获得了新的发言权，可事实上，那些年修建的任何建筑，似乎都是小小的奇迹。不同家族之间因为支持或反对教皇而互相争斗，罗马城被分割为互相对抗的要塞，敌对方不允许另一方通过自己的道路和桥梁。不同的家族集团要么支持皇帝、反对教皇，要么支持教皇、反对皇帝，争夺选择教皇继任者的权力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暴力破坏，而1084年诺曼国王罗贝尔·吉斯卡尔武力入侵罗马，令局面进一步恶化。这个时代用来装饰教堂和民用建筑的钟楼，最初建造时并不一定被当作瞭望塔使用，但实际上却毫无疑问发挥了这一作用（20世纪对特拉斯提弗列圣母教堂和希腊圣母堂的重修时，发现了很多保存完好的钟楼）。不同罗马家族为了获得各种战略层面的优势，不可避免地支持外部势力。比方说，基督教会为了自身权威，为了建立真正基督教城市的许诺，将权威赋予一些罗马家族，而其他家族依赖直接来自罗马古典时代的权威，不论是否与帝国结盟，他们都会以此权威对抗教会。没有人的立场是不可改变的，而这几个世纪的历史充斥着罗马大家族改变立场的故事。

11世纪和12世纪的罗马城里，到处都是7世纪时为朝圣者指引过方向的建筑物和指示牌。这时的罗马城，也到处都是古典时代留下的遗迹，其中既有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到的所有古建筑，也有那些尚未遭到破坏的建筑，但在15、16和17世纪兴建大潮中它们被拆除了。当教士本尼迪克特在12世纪40年代写下《罗马圣地指南》时，吸引他关注的不是对基督教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而是作为帝国中心的古代罗马。本尼迪克特写作这本书，不是随便进行的一次古物研究，而更像是一次掺杂政治因素的祈祷，试图回忆罗马最美好的时代，回想当初的治理结构 —在那个时代，执政官和元老可以镇压任何越过城墙的敌人。在基督教拥有支配地位，而罗马的大家族为了争取这一处于世界中心的城市的权力而需要更多地彰显罗马本身存在感的历史时刻，本尼迪克特的这本小册子呼吁游客去尊重罗马辉煌的过去。12世纪40年代，人们试图用建立罗马公社的方式将城市交还给市民，我们很快就会详细谈到这个话题。

本文选编自《建筑里的罗马》

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