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次来乾元国学教室做讲座。我对这里也是倾慕已久，听说乾元国学已经坚持了九年，马上就要到十年了，在这么隆重的日子里，大家济济一堂，像一个大的party一样，感到非常亲切。乾元国学课堂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对大的国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普及性的工作。为什么我作为一个搞历史的，被叫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呢？我想可能是想听到不同的声音，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

一、我所理解的“儒学”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儒学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就是把儒学，包括他的创始人孔子，将之神圣化，作为一种信仰来对待。儒学本身是与这些圣人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种看法，就是把孔子当做一个普通人来看待，把他复原到一个日常生活的脉络中去，才能看到他的意义。我自己的感觉，可能是跟这两个径路并不完全一样。我想把儒学或传统文化放在一个历史的脉络的本身里面去看它本身的意义，这是我对儒学做的一个定位。我所理解的儒学，大致有四个问题：

A、儒学是“美学的”还是“实用的”？儒学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很美的体系，是一个具有自足性的体系，还是一个具有实用性的人生的经验？

B、儒学是“哲学”还是一种“道德实践”？我们知道“哲学”这个词是近代从日本转译过来的，那么儒学是一种抽象的体系、哲学的理论呢？还是一个“道德实践”？

C、儒学到底是“精英的”还是“民众的”？儒学是一小撮的精英分子，比较上层的人去享用的一种思想，还是民众在生活中时时刻刻能体会到的一种经验性内容？

D、儒学是“普遍性”的还是“地方性”的？儒学作为一个抽象的东西，大家可以理解为抽象的几个教条呢？还是地域性的，地区性的，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范围和空间里，儒学是否也有它的意义，也有地方性的经验在起作用？

二、“儒”之身份角色的演变

“儒”的角色和身份的变化，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派别，以章太炎、胡适这两位近代的大家为代表，认为“儒”起源于“巫祝”。另外一派，以冯友兰、钱穆、傅斯年、郭沫若为代表，他们认为，所谓的儒家就是一个“人民教师”。那么我就自己对儒家的演变，作出了一个路线图：

A、“巫祝”之儒（夏商周远古时代）——沟通“天”“地”“人”

B、“教化之儒（早期）”（先秦私学时代）→“礼失求诸于野”（“德”为所有君王所具有，不得垄断）

C、“王者之儒”（两汉时期构造政治神话）→谶纬的流行与巫祝角色的回归

D、“教化之儒（晚期）”（宋代地域化时代）→祛魅化时代

F、“王者－教化之儒”（宋明清时代）→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

我认为两派讲的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巫祝”之儒在夏商周的远古时代，就是为了王者进行占卜，比如出征打仗，为了重要的事情祭祀，儒都要出面来预测天气的变化、战争的结局，包括类似巫师的一些工作等等。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家本身的所具有的原来的功能丧失了，因为天下分为很多个国家，互相征伐，谁能占据对“天”的解释，谁就是老大。

但是有一点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关于“德”字的出现，谁拥有“德”谁就具有了统治天下的根据。一个君主说我拥有“德”，那我就拥有“德”了，“德”就不像原来一样通过巫师跟上天沟通来进行垄断了，所以那个时代，儒家变得不重要了，跟政治慢慢脱节，变成了一个教师。

孔子为什么在当时会反复地在收弟子，因为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就是“礼失求诸于野”，也就是说大的“礼”，跟上天沟通的方式，已经失去了，在王宫里面已经不存在了，你的功能没有了，“礼”就分散在民间，必须通过私人的教化传授来传承下来，孔子就承担了这个使命，变成了一个民间的老师，来传授礼，来弘扬儒家的第一人。从这样一个角度，变成了教化之儒。

到了两汉的时期，儒家实现了第三次的演变，也就是“王者之儒”，也就是重新跟政治建立起了关系。刘邦得到了天下后心里非常紧张，为什么一个小流氓可以成为一个皇帝呢？通过论证皇权的合法性，儒家重新进入了政治领域，并担负起了“王者之儒”的使命，也就是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论证的使命，这是第三个阶段。

而到了第四个阶段又回去了，我称之为“宋代的儒家地方化的时代”，儒家通过宗族，通过地方的实践，变成了一种老百姓能关心的，能介入的行为。

把这个路径勾勒出来以后，大致形成了一个演变图。最后，给皇帝提供合法性的“王者之儒”和“人民教师”的“教化之儒”融合成了一体，建立起了儒家真正的贯穿上下的非常严密的一个体系，也就是政教合一的体系由此建立了。当我们把这个路线图一看，发现两派的解释，实际上都可以放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里面进行基本的定位。

从孔子到朱熹到王阳明，儒学有一个由上往下，普及到民间的过程，这种普及中最重要机制的是科举制的出现。科举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包括儒学的普及方面负有非常重大的使命。因为科举制本身是一个身份安排的制度，而不仅仅是一个考试的、教育的制度。如果一个人考进秀才，成为一个生员，往上走会成为举人，再往上走会成为进士，成为举人之后就可能会担任县官，中层干部这一级，再往上走就有可能进入翰林院，成为内阁大学士。如果仅仅是个秀才，在地方上可以成为一个士绅，很大程度上可以免劳役，甚至是减赋税，他的身份感是非常强的。科举制度会把不同的人落实到上中下的三个层次，这就是科举制最大的一个功用。

儒学要传播，不能仅仅局限在上层，当了内阁大学士，儒学在普通老百姓的脉络里如何传承是有问题的，到了县官这一层，中层干部，可以把儒学当成一个行政的手段往下贯彻，如果一个秀才的话，在地方上可以修桥铺路，办学堂、搞私塾，使儒学变成基本的教化层次的一个形式。如果进士退休了，或者丁忧在家，相当于你担负起士绅的责任。

三、“儒学”和“士人”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的基本看法是从春秋战国到秦代建国，到两汉到隋唐到宋元明清，朝代的变化一直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这个选择一直在两难之间不断的摇摆，用义还是用力，也就是用法家还是用儒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秦代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把“封建”给破坏掉了，后来中国王朝的演变也都是大致按照郡县制的方向发展的。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要统治庞大的国家，要编户齐民，搞郡县制，要收税，必须有非常庞大的征税队伍、执法队伍，这个执法队伍就是吏，所以秦代就是用严刑峻法，用酷吏来统治这个社会。但是结果还是不行，一下子就崩溃了。所以到汉代就开始改变思路，如果用吏，统治成本是非常高的，秦代的时候统治疆域就已经跨到海南岛了，也就是隋唐的整个地盘在秦代已经初具规模。如果村一级的村长都要由国家任命的话，这个成本实在太高，而且完全用法律手段来控制，地方上就会发生很多控制不住的问题，最后导致陈胜、吴广的出现。这种变化使“儒”还是“吏”变成了一个统治成本的选择。

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南北地区的差异，文化的中心不断的迁移，从北向南不断的移动，后果就是变成了一个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也涉及到一个我们是用文化的、文明的概念做一个统治的基础，还是用种族区分的概念，用民族主义的概念来建立国家的主体，这也变成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尤其到北宋，北方面对着辽、金和西夏，这几个民族对北宋有很大的压迫，用严刑峻法来控制这个规模越来越大的疆域和社会，是有问题的。

到了北宋和南宋又出现了一个变向的争论，也就是王安石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和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德主义”之间的冲突。大家如果了解，王安石采取的一些策略有点儿像秦代的策略，想恢复保甲制，也就是连坐制来控制整个国家。恰恰相反，朱熹想恢复到孔子和孟子的时代，他认为不能用严刑峻法，用这样一种成本过高的手段来进行统治。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思路，能不能用道德的约束力，用道德的启发，社会形成一个新的秩序，让每个人都自觉自愿的去遵守现有的法规和现有的社会秩序。

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很多儒家都纷纷跑到君王那里去讲道理，比如二程，以布衣身份去跟皇帝聊天谈话，神宗也特别投入，这在过去和以后都是非常难以见到的现象。虽然到了汉武帝开始尊崇儒学，但是汉高祖对文人是非常蔑视的，实际上那个时候对儒家是不屑一顾的。所以道德主义，用启发皇帝自觉地引发道德心，去统治这个社会，变成了儒家在宋代变得时髦变得流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皇帝愿意虚心地自己向儒家进行请教，导致的后果就是知识分子、士人本身的地位越来越高，甚至王安石可以跟神宗勾肩搭背的说话，跟兄弟一样，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到了清朝就压制这个。

清朝形成了很多的文字狱，其中一个最大的文字狱就是雍正对曾静的教化。曾静提供了一个反书，要造反，被抓住以后，有人说要马上凌迟处死，雍正说不行，把他处死了以后他还是不服气，广大的江南没有办法收在我的范围之内，我要跟他进行思想交流，所以雍正写了很多谕旨让曾静去看。曾静在狱中不断的写思想汇报，最后终于是改造好了，雍正还把自己跟曾静的信件写成了《大义觉迷录》，发行到各个书院和每个地方，成为了思想改造的一部分。

简单来说，儒家提供了一个治理社会、维护统治秩序的一个节约成本的方法，你不需要大量的资本的投入，法家去地方进行控制，儒家从心的内在入手，启发一个道德心就可以做到，这两者不同的思路，使儒家越来越重要。

四、儒学如何转化为底层实践？

儒家为什么越来越重要？简单说儒家可以节约成本，会转化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统治方式，这也就是儒学的底层实践。

“无讼”是儒家所崇尚的一个境界，也就是我们不打官司，用调解来替代，这完全是一个儒家的观念，动不动上法庭这样的统治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通过地方的调解，通过儒家这种道德的规训，使一个社会变得非常的和谐，成本就相对而言会低得多。到了宋代就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无讼靠什么来传播下去？答案是宗族。

我们知道毛泽东提出的革命口号是要打破四大枷锁，其中的一个枷锁就是宗族权。但实际上宗族权是儒家贯穿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经验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其中朱熹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将儒家的礼，简化成了一个老百姓都能接受的礼，写了一本书叫《家礼》。打破了贵族祭祀祖先的特权，从此之后，让普通的老百姓都有资格去祭祀自己的祖先，简化了礼仪，这成了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性的变化。儒家为什么变得重要，这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可以祭祀祖先，就可以修族谱，修族谱就可以聚族而居，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做到的敬宗收族。通过这些老百姓自觉地来接受儒家基本的道德理念和礼仪规范。

还有就是讲学。两汉的时候一帮经生关起门来，在屋里面解释经典，累得要死，跟外面没什么关系。但是到南宋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相当于现在课本，经书变成了对话体，都是教科书的一种形式。现在看《传习录》，各种的问答录，通俗易懂，以对话体为主，所以说讲学这个对儒家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佛教的影响。我们知道佛教的禅宗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就是所谓的“不立文字，直指本心”，后来朱熹、王阳明为什么文字变得非常的简练，现在看宋以后儒家的经典都非常通俗，当然先秦儒家的经典也相对而言比较通俗，比如《论语》，都是白话，到了两汉时期经学突然变得繁琐，到隋唐儒家不受重视，到佛教经典进来的时候，开始简化儒学的这些说法，到了南宋王阳明的时候，贩夫走卒，砍柴的人都可以把挑子撂下，王阳明在那儿讲他可以听得入神，可见儒学经典的通俗化的程度有多么的高。

五、“儒学”在近代发生的危机和西方的挑战

当我们提到现代中国和近代转型的这个问题，儒家和儒学为什么在近代会发生这么大的危机？当我们面临这样危机的状态之下，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来使儒学或者传统文化，导致一种再生呢？

我们知道，西学对中学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从科学角度的坚船利炮，儒学就没有经验性的加以回应的办法，因为儒学中本身没有科学的要素。当时张之洞提出了一个办法叫“中体西用”，也就是把道德、把核心的理念维系下来，采用科学的一个基本的方式来相互补充，构成互补的概念。但是不成功，到了晚清的时候儒家步步后退，西学步步紧逼，导致了我们传统文化本身走进了一个固守的位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很多的解释，有人说，儒学是没有办法挽救的，面对西方毫无招架还手之力。因为我们现在无论从生活方式、语言表达，还是整体的职业化都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和制约，儒学没有一个很好的回应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的，我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儒学可能会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作为一个地方的形态，与整体性的儒学，抽象的、哲学意义上的儒学是不一样的。恰恰我们在近代回应西方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不同的回应方式，采取的是一种不同的手段，我称之为“儒学的地方意识”或者“儒学的地方性的知识”。

我曾经以广东、湖南和江浙这三个地区为例，来说明儒学在面对西方冲击的时候，为什么会采用一个不同的回应和抵抗的策略。

我的祖先是湖南人。湖南人有一个特点，基本上从同治中兴以来，湘人执政治之牛耳。也就是说从曾国藩把太平天国打败之后，天下莫或无有湘人之踪，督抚这一级的封疆大吏很多都是湖南人，一直到毛泽东。毛泽东年轻的时候说“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是一个大儒，他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我们把他放在一个区域性的范围来看，湖南人曾国藩所传承的儒学，跟广东、江浙地区的人物所传承的儒学是完全不同的，曾国藩所传承的儒学特别讲究要经世致用，特别讲究一个具体的思想要转化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实践。明显的湖南人受朱熹的脉络影响非常大，因为朱熹主要讲的是格物致知，对一个事物的对象要去“格”，对一个物质的对象有一个探索的目标，一定是个具体的物质。

但是我们也知道王阳明的故事，守仁格竹，吐了血，觉得格不下去了，然后就换了个思路，发明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就是我看这个竹子和我看这个外界的对象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外在的对象，这个竹子也好还是宇宙也好，都是我内心世界的反映，为什么要去格呢？我想到了这里也就相当于去行动了，这跟朱熹是完全不一样的。

为什么广东人会发起了制度变革？梁任公翻译了很多西学的东西，或者说是崇尚西学，但他们发动变革的资源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仅仅是翻译西学、介绍西学，恰恰是运用了我们儒学本身的地方性的经验去从事改革，康有为和梁启超动用的都是王阳明的心学的经验，在年代上来说他们跟曾国藩基本上是前后脚的，都是近代的，但是所运用的资源为什么差异如此之大？就是因为康梁认为心学里面的那种，只要内心的世界能包容整个宇宙，我们的目的、改革就可以达到，不需要去格物。有意思的是看前一代人，曾国藩执洋务运动之牛耳，后来甲午战争，之后觉得船坚炮利破产了，我们需要有新的制度变革，但是从哪里入手呢？从人心入手，从文化入手。所以我认为，康梁的制度变革表面上运用的是现代的、西方的资源，但是内心的资源还是儒家资源，王阳明的资源。两个人都是舆论大家，拼命的发报纸写文章，梁启超特别写过《德育鉴》，是一部解读王阳明的著作，就是要把光绪这个人的心思改变了，让光绪皇帝具有这种道德心，那么整个中国就会发生变化，改革就有望了，我不需要去做，把思维改变了，带动着大家的思维改变了，当每个人都有，这个世界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典型的阳明学的思路。这个思路很起效果，当时改革风靡一时，反观曾国藩坚船利炮就不如康梁的力量强。

有人说广东出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岭南地区，也就是说他们跟心学，跟这种致良知的思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广东用这种地域性自觉或不自觉的使用儒学的资源，去回应了西学的挑战。

江浙又是另外一种例子，很多人都去作幕僚，很多人接受了西方的知识做翻译，当然中学的功底也很好，去辅佐这些封疆大吏，而且如果做一个人才分布图的话，江浙地区出了很多科技人才，这与他们对儒学的理解，清代考据学以来的这种实证性，继承的思想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这种地域化差异也有一些表现，心学是相对而言比较开放的、浪漫的，理学是比较拘谨的。比如广东和湖南老打架，有一个“时务学堂事件”，广东的梁启超跑到湖南去开学堂，然后湖南人就很看不起，觉得他是骗钱的，因为梁启超用的都是心学的这一套东西，启发、顿悟、棒喝什么的，湖南人说怎么老是光侃呐，光说空话，我们是要实践的，最后把他赶走了。梁启超后来以这个为例，来说戊戌变法受到保守人士的阻碍和掣肘，当然这是一种现代政治史的说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地域的儒学去回应西方时所造成的思想差异。

我是搞历史的，把儒学放在历史框架下，进行了简单的勾勒，所以我想把儒学历史化，与哲学强调儒学的普遍性不同，我认为儒学应该是有地方性的，有民间形态的，是有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有独特的表达方式的。当我们把儒学当作哲学的框架来思考它，来领略其中的魅力的时候，也应该历史化，放在具体的背景下，看它所发挥的作用。上层的知识分子与底层的老百姓的理解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因为学院性的训练对儒学有一种理解，但是老百姓通过修祠堂、族谱，在家长里短的具体生活中也应该对儒学有一种自觉的理解。

其次，儒学果真有超越性吗？大家认为儒学有超越性，这个说法是跟西方的基督教进行比对的，有教会，有超越的上帝。儒家也有一种说法叫内在超越，就是用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道德，会达到类似于西方基督教的崇拜的上帝的效果。我提出一个质疑，这恐怕是不行的，因为儒家没有类似教会的组织，也没有超越民间或者世俗社会那样一个孤悬在外的、类似上帝那样的一个三位一体式的神灵，所以儒学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实用的，世俗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一个基本框架下体验其中的策略性和实用性。

此外，我们谈儒学谈儒家，只是把它仅仅看作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一种封闭的体验，还是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历史化的一种跟政治的关系的脉络中去反思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因为我们今天谈儒学，往往把儒学看作我们的一个精神的担当，看作我们的一个文化的来源和资源，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儒学在某种意义上跟政治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儒学有教化的角色，同时也有王者的、推广政教的角色，这些角色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和不同历史时代，也会有不同的变换。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我更愿意看到这种变换的过程对我们历史的影响，放到历史的脉络中去重新显示儒学，也是作历史研究的责任。

根据“哲学——中国与世界”论坛上的讲话整理

乾元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