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周武帝死于慢性砷中毒，对北周武帝遗骸的生化与基因检测，可以确定其死因，并根据分子生物学复原其头像，给中古史研究提供确凿的新证据。这是重新认识该时期政治进程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钩沉佛、道文献记载，考索武帝与道士及服食仙丹的关系，判明其身边有一个道士群体，分为炼丹术士和具有理论的道士，他们都激烈地排斥佛教。然而，武帝禁佛并非如通论所认为的由道士挑唆所致，而是谋虑甚深的政治决断，目的在于通过尊崇儒学给北周政权建构国家文化，并通过禁佛而自居中华正统，确立政权的合法性，推进胡汉融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凝聚力。这一政策被隋唐王朝所继承，成为重塑国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方向。

北魏分裂为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政权之后，陷入政治迷茫时期。鉴于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的失败，宇文泰和高欢都不约而同地倒退到“以胡御汉”的政策。宇文泰改汉姓为胡姓，高欢“胡兵汉农”等政策，都是其表现形式。与此相应的是建立国家主流文化的问题。五胡入据中原的时代曾经试图用佛教取代儒学，用外来宗教占据文化领导权。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统治者主导的儒释道之争都是建构国家文化正统的政治问题。佛教取代儒学被证明是失败的，国家不能建构起文化凝聚力则必定溃败。胡族统治者面对两难的选择，不能征服中国就只能融入中国，汉武帝确立的儒学正统无可取代。北魏孝文帝的所谓汉化改革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要么向上转化提升，要么沉沦瓦解。北魏孝文帝对于国家面临的艰难抉择有深刻的认识，但他推行改革的节奏和处置颇有缺失而触发了以“六镇之乱”为代表的胡汉冲突，导致北魏分裂。有鉴于此，北周和北齐都通过“胡化”以求获得政局的稳定。

北周兵微将寡，勉力控制残破的关陇地区，屡遭强敌北齐攻伐，形势危窘。宇文泰和高欢几度大战，无论胜负，宇文泰因为掌握的鲜卑军力弱小，不堪耗损，难以为继。窘境迫使宇文泰不得不制度性允许汉人为兵以补充军力，且耕且战，自给自足，遂诞生“府兵制度”。从历史进程来看，府兵制短期的效果是在军事上转弱为强，长期的效果则是解决了五胡以来最大的民族矛盾难题，开启胡汉融合的路径，成为时代的主流，才有了民族大融合的隋唐王朝继起。

从“府兵制”创建到北周武帝时代，北周在军事上已经转守为攻，日益强大，国家再次来到继续提升的瓶颈，面临与北魏孝文帝相同的建构国家文化凝聚力的重大关头。北周武帝灭佛就在此背景下发生。此事件与其灭齐的军功，论者甚多，因与本文基本无关，兹不胪列。其灭佛的原因，概括各家所论，大致有两种：一是受到道士的挑唆；二是佛寺多占人口土地，图谋不轨。因为没有新的史料和证据出现，学界基本采循以上解释。1993年北周武帝墓出土其遗骸，我们在近年获准进行生化与遗传基因分析研究，第一次得到其死亡原因的科学证据。本文将公布科学研究的结果，根据确定的证据为出发点，重新审视各类历史记载，揭示北周武帝灭佛的原因，进而指出此事件背后国家文化政策的重大转变，突破个性偶然事件的视域，从国家治理的层面深入探讨。

一、北周武帝的死因及其容貌还原

北周武帝与皇后阿史那氏合葬的孝陵，在1993年发现，翌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咸阳市考古研究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从墓室棺椁取出残存的遗骨，为学界科学研究其死亡原因提供了最重要的实物证据。复旦大学“三至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研究”研究课题组对北周武帝和阿史那皇后遗骨，以及墓室土壤等进行基因提取和成分分析，第一阶段的研究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

第一，首次发现了他们的死亡原因，提供了确凿的历史证据。

通过对北周武帝的遗骨取样进行化学元素分析，发现在所检测的33种金属或类金属元素中，其中6种元素在武帝骨骼中含量过高，是正常人体骨骼中含量的10倍以上（表1）。阿史那皇后骨骼中的这6种元素含量，除了金元素超过武帝的一倍，其余的钴、锆、铀低一半以下，锶超过一半，砷元素则仅为1/12强，也都远远超过正常人体骨骼含量。正常情况下这些元素在人体组织和骨骼中都有微量存在，但过量摄入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伤害，引起急性或慢性中毒，重则致死。

表1 骨骼元素异常含量对照

由表中数据可看出，在北周武帝及同一墓葬的阿史那皇后遗骨中，钴、砷、锶、锆、金、铀的含量都显著高于健康现代人骨骼的对照样本，也远超出骨骼中含量的正常范围。参考以往对遗址中人骨的元素含量分析，其中一些元素含量的异常高值有可能来自陵墓周边水土环境或随葬物品。其中钴、锆、金在地表土壤中均有较高的含量，随葬的金银器物中也包含大量金属元素，随葬瓷器的颜色中也可能含有铀的化合物，在长期的埋藏过程中，这些外源性的物质很容易渗入遗骨。此外，骨骼元素含量的差异也可能与不同的饮食结构有关。人体内99%的锶都蓄积于骨骼中，人类学研究中常用遗骨中锶、钡、钙、锌的相对含量来推测当时人们的饮食习惯。

然而，上述原因都无法解释武帝遗骨中砷的含量。武帝遗骨中的砷含量是阿史那氏的12.6倍，如果这些砷也是来自下葬后的环境或生前的饮食，则两人遗骨中的含量差异不应该这么大。砷的大多化合物都有致命毒性，其中三氧化二砷（砒霜）是古代常用的毒药，而二硫化二砷（雄黄）和三硫化二砷（雌黄）多以药用，久服也会中毒。武帝遗骨中的砷含量已超过致死剂量，如果这些砷是武帝生前摄入的，则足以导致其死亡。

确认武帝和阿史那皇后遗骨内元素异常含量的来源，是外源性的环境及随葬物污染还是内源性的生前摄入，我们收集了墓葬周边的土壤、水源和随葬器物等样本进行测定。

表2 环境对照组样本设立

同时以武帝为中心，选取同一时期、相同或不同生活方式的遗骸进行一系列对照实验，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记载进行综合分析以求得厘清异常情况的成因。

表3 毒物检测对照组样本设立

研究共设置四组对照，包括同时代不同生活区域（上游及下游）、同时代不同社会地位（贵族与平民）、武帝棺内及器物上的土壤，以及与正常现代人样本的对照。结果显示，北周武帝骨骼样本中砷、铜、锶、金等元素均超过各对照组，其中砷超过正常现代人两千多倍。皇后样本也存在相同现象，但较为轻微。武帝墓内土壤中各元素处于正常水平，说明这一结果与环境因素无关。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北周武帝和阿史那皇后是中毒而死的。

值得注意的是武帝骨骼样本（肢骨）砷元素严重超标，说明砷元素经过了长期代谢，已经富集到骨骼之中。这个过程是长期和慢性的，可以排除毒杀的可能。因为急性中毒砷元素会经过喉咙到达胃肠，死后砷元素聚集在腹腔，只有慢性砷中毒才会浸透到肢骨中。结合历史文献记录，判定中毒原因应该是北周武帝和阿史那皇后长期服食丹药所致。

第二，首次通过DNA还原了北周武帝的样貌，成为今后科学复原古代民族的基本生理形态的先河。

个人的体格相貌，族群的基本生理特征，是研究古代史真实面貌的重要方面，历来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却苦于没有确切的根据，只能进行推测。关于北魏拓跋族的形貌，学界只能根据龙门石窟佛像造型，推测乃基于北魏历代皇帝的样貌雕塑，从而提供了窥视拓跋族生理形状的小窗。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通过DNA还原人物的样貌。把这一技术运用到古代人物遗骸的研究，北周武帝相貌的复原取得了突破，为今后的广泛运用奠定了基础。

北周武帝雄才大略，深沉稳重，精力过人，其相貌究竟如何？现在普遍采用的是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卷》之《后周武帝像》。

因为《后周武帝像》距离北周武帝的年代最近，似乎更加可信。实际上，阎立本无缘亲睹武帝仪容，只能根据史书文字记载，加上自己的想象进行创作，并不可靠，只能聊补史阙。这次我们根据北周武帝的DNA，运用表型组研究的技术进行了还原，先后做了两个复原模型：

北周武帝宇文邕，出自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北周武帝复原头像复旦大学“三至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研究”研究课题组复原

根据DNA复原的北周武帝头像，结实而刚健，明显带有北方草原民族的容貌特征，同龙门石窟主佛造像风格基本一致。今后更多的古代人物容貌、动物形态的复原，将展现出更加鲜活的历史面貌，推进族群的生产生活乃至战争等方方面面的研究。

二、北周武帝暴卒与炼丹道士

北周武帝的突然去世，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以其沉毅多谋，年轻英武，一举扭转权臣擅政的局面，断然东征灭亡北齐，厉兵秣马，“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然而壮志未酬，竟在前景一片光明中暴卒，年仅三十六岁，令人惋惜，亦百思不解，颇生天妒英才之悲叹。其实不然，北周武帝年轻时已经沉疴在身，兹将见诸《周书·武帝纪》记载的病历稍作整理：

建德四年（575）八月，伐齐攻克河阴大城，却因为“上有疾”而仓促退师，可知病得不轻。

宣政元年（578）五月，武帝总戎北伐，突然“不豫”，翌月去世。

实际上，未见于本纪记载的重病，早于建德四年。建德三年（574）七月发生的重大事变，十分突兀蹊跷。《周书·武帝纪上》记载：

秋七月庚申，行幸云阳宫。乙酉，卫王直在京师举兵反，欲突入肃章门。司武尉迟运等拒守。直败，率百余骑遁走……八月辛卯，擒直于荆州，免为庶人。

亦即武帝七月二日入住云阳宫。卫王直七月二十七日举兵政变，兵败后于八月三日在荆州被擒获。如此重罪却仅处以“免为庶人”的轻罚。这一个月的期间必有隐情。考诸《周书·齐炀王宪传》记载：

（建德三年）其秋，高祖幸云阳宫，遂寝疾。卫王直于京师举兵反。

据此则问题水落石出。卫王直一直同齐王宪争权，听说武帝在云阳宫病危，唯恐大权落入随行的齐王宪之手，遂于京师起兵夺权。武帝非常了解卫王直同齐王宪的关系，且卫王直为同母弟，故不愿重罚。那么，武帝在建德三年已经发生病危的情况，可见患病当在此前。

武帝在四年之内三度病危，最终回天无力，发病过程颇为相似，都是突发性，迅速笃重，建德三年这次历时约一个月；建德四年伐齐途中亦是如此，八月一日发病，延宕至十五日夜病危，不得不撤军，九月三日回京师途经华州时已告痊愈。宣政元年则于五月二十七日发病，六月一日去世。最后这一次武帝没能扛过去，数日后病故。而且，武帝每次发病都在夏秋之间，其病症为何？武帝自称“疹疾”，《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八年（576）九月”条作“疾疢”，文下注引“丁度曰：热病也。”“疹”与“疢”相通，中医属于温热疫病，认为是邪炽于阳明。武帝的表现似乎颇为吻合，不发病的时候精神亢奋，“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建德五年（576）伐齐之役，他亲临战阵督战，且首先突入并州城，险遭不测，表现得十分英勇。发病时“口不能言；睑垂覆目，不复瞻视；一足短缩，又不得行。”这明显是中毒症状。慢性砷中毒在神经系统表现为多发性神经炎，如感觉迟钝，四肢端麻木，乃至失去知觉，行动困难，运动失调等。严重者甚至肌肉萎缩，行走困难、瘫痪。武帝的上述三种症状显示其砷中毒已经危害到神经系统，造成神经麻痹，肌肉萎缩。

砷中毒有急性和慢性之分。急性中毒多为投毒所致，一次性摄入大量有毒的砷化合物，经胃肠道快速吸收，分布于全身的组织器官，造成呕吐、腹泻、惊厥、昏迷，24小时内中毒身亡。慢性中毒则为持续摄入低剂量的砷化合物，经数月至数年，砷蓄积于体内，五价砷与骨组织结合，蓄积于骨骼；三价砷与巯基结合，蓄积于毛发及指甲的角蛋白中。无机砷还蓄积于皮肤、附睾及甲状腺内。武帝骨骼内检出异常高含量的砷，只能是慢性中毒的结果。而且，武帝最后一次中毒，死的时候情况颇惨，“疠气内蒸，身疮外发”，“身生癞疮，恶疾而死”。这是在佛教徒中流行的北周武帝生癞疮恶疾而死的说法，亦见于唐初释明槩给唐高祖李渊的上表文中。李渊出自北周最高权力集团家族，少年时亲历武帝之丧，故释明槩不敢在上表中公然诋毁。

所谓癞疮显然是慢性砷中毒的典型症状，从初期的色素沉着、皮肤角化过度及疣状增生或坏死，继发感染，形成溃疡，可转变为皮肤癌。丹药中毒的晚期症状为生疮，兹举一例以为参照。西魏大将长孙子彦“末年石发，举体生疮，虽亲戚兄弟以为恶疾。子彦曰：‘恶疾如此，难以自明。世无良医，吾其死矣！尝闻恶疾蝮蛇螫之不痛，试为求之，当令兄弟知我。’乃于南山得蛇，以股触之，痛楚号叫，俄而肿死”。引文中的“石发”便是“五石散”毒症发作，末期表现为遍体生疮，痛不欲生。此与北周武帝相似，且皆为同朝事例。

从武帝表现出来的中毒症状及其进程来看，他服用砷化合物的时间早于建德三年（574），至其死亡为止，至少有四年以上服用砷化合物的历史。建德四年武帝在伐齐阵中发病，延请名医姚僧垣诊治时，已经发现“诸藏俱病，不可并治”。各个内脏都呈现病状，显然不是短期中毒，应该服毒有年了。

当时，姚僧垣认为：“军中之要，莫先于语。乃处方进药，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华州，帝已痊复。”如上所述，此次在八月一日发病，十五日夜病危而撤军。此时请来姚僧垣诊断，接受治疗，到九月三日痊愈，约半个多月。砷化合物中毒主要从肾脏排出，少量从大便、汗液和乳汁排出。尿排泄主要发生在暴露后第一周，可持续排泄数周至数月。前10天大约可以排出90%。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代，盛行服食丹药，故而常见砷化合物中毒病患，中医对此多有认识，归纳此种病症为身体发热，口不能言，全身关节疼痛，节节升疮，并且探索出用防己这味强力泻药利尿排出雄黄（二硫化二砷，As2S2）毒素的方法，见诸唐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和苏敬等人奉敕撰《新修本草》。姚僧垣的处方不得而知，根据唐人总结的经验，应该也是利尿排毒的途径，症状由表及里渐次消除，故先恢复语言能力和视力，最后逐渐恢复肌肉萎缩症状。这就是姚僧垣治疗的过程，方法和时间符合解毒病症。在诊治过程中，武帝的病情依然沉重，从八月十五日河阴撤军到九月三日抵达京城，竟然走了半个多月，日行十余公里，相当于乘辇3小时左右的行程。这段期间相当危险，故北周大军不得不在前线待命半个月后仓促撤退。建德三年、建德四年两次中毒的治疗都是经过十多天的排毒而死里逃生，到宣政元年这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数日而亡，扛不过去，真可谓事不过三。此治疗过程其实已经透露了武帝乃砷化合物中毒的病因。

关于北周武帝暴卒原因，正史隐而不载，佛教文献透露的信息却被视为对武帝灭佛的愤恨乃至诅咒，学界未敢尽信。此次对于北周武帝骨骼的生物学鉴定，证实佛门传说乃事实，并用科学根据完全破解其死因为慢性砷化合物中毒所致。对照史籍记载，其中毒与发病治疗过程正相吻合，故可终结此案。

武帝的砷化合物从何而来呢？无疑来自道家方士的仙丹。他礼敬焦旷、王延师徒，甚至拜焦旷为师，为他建造华山宫观。焦旷曾经在东晋炼丹家葛洪所在的茅山修道，七岁时开始学习《道德经》，少年出家修习三洞经法。从这些记载来看，焦旷是偏于道教经法的道士，收徒教授三洞经法，传给了王延。王延为扶风始平人，其道法传承比较复杂：西魏大统三年（537）十八岁时入道，师从陈宝炽于楼观，与李顺兴相友善；后来转入焦旷门下学习三洞秘诀真经。亦即王延属于楼观道一脉。北周武帝闻其名，遣使召入京中请教。《云笈七签》也记载武帝召请之事。和王延一起受到武帝礼遇延聘的还有严达，亦属楼观道派。此人也很重要，武帝建德中沙汰佛教时曾经召见严达询问佛、道二教优劣，严达维护道教自属必然，唯武帝召见他一事，可见重视之一斑。

楼观道兴起于北朝后期，在北周颇为流行。其祖师精于炼丹，服食仙药。相传现身于晋永兴二年（305）的尹轨，腰佩药筒，常服黄精华，以丹药救困厄，曾经“入荆山，架小屋，于炉火中销铅，以所带药如米大，投铅中搅之，乃成好银”。尹轨弟子梁谌，永兴二年谒见降身于楼观的尹轨，“乃尽弟子礼，事之逾月，遂授炼气隐形之法，次授水石还丹术，卒授《六甲符》及《采服日月黄华法》”。梁谌后来归隐于终南山，“食炁吞符，大尽其妙，又广索丹砂，还而为饵”。深得北周武帝青睐的王延，其道友李顺兴亦以炼丹出名，人称“李炼师”。炼丹乃楼观道的重要法术，代代传承。这一派在南方影响甚微，北魏时因太武帝崇信道教，楼观道受到青睐，开始聚集于楼观，到北周臻于鼎盛，北周武帝乃重要助推手。

楼观道相当时期寂寂无闻，恐怕与其缺乏理论教义颇有关系。除了道教共同尊奉的老子《道德经》之外，楼观道的基本经典为《老子化胡经》《老子西生经》《老子开天经》和《妙真经》等，多为魏晋以来道士所杜撰，用荒诞故事欲与佛教争胜，不足以构成教派的理论。从《楼观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所传楼观道士修习内容，多为法术，诸如《灵飞六甲素奏丹符》《天关三图飞行之经》《智慧消魔经》之类。故炼丹符咒为其所长。正因为如此，在稍有文化的地域皆难施展，南方固不待言，即使在北魏，寇谦之改造移植的新天师道形成一套宗教理论仪轨，说服统治者接受，一时蔚为大观，实无楼观道插足之余地。

除了楼观道士之外，武帝还网罗其他术士，例如在华山炼丹的韦节，长期服食丹砂和雄黄等丹药，向武帝传授《灵宝五符赤书真文》，先后被封为“精思法师”和“玄中大法师”。由此可知武帝身边聚拢的多为炼丹术士。

炼丹法术一直存在于民间，五花八门。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对此作了总结，将药分为三类，最下为治病，其上为养性，最上为升仙。仙丹须以金石矿物炼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亦即金属矿物质坚固不化，人服用后可以借其特性而自坚，长生不老，升为天神。《抱朴子内篇》收录了多种丹药方子，如“五灵丹”用丹砂、雄黄、雌黄、石硫黄、曾青、矾石、慈石、戎盐、太乙余粮等。前面讲到尹轨销铅成银，他还曾熔锡成金。这正是炼丹术士最重视的黄白术，使用丹砂、黄金、白银、诸芝、五玉等。“五灵丹”中的丹砂、雄黄、矾石、曾青、慈石，矾石置换为礜石，正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最为著名的“五石散”，亦称“寒食散”，余嘉锡先生做过精缜研究。这五种矿石呈现五色，朱砂为赤，雄黄为黄，礜石（或矾石）为白，曾青（或石胆）为青，慈石为黑，五色俱全，乃古书所谓的五色石，“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与五行原理正相符合。

五石中的雄黄为硫化物类矿石，主含二硫化二砷（As2S2）；礜石为砷黄铁矿，亦称毒砂，主含铁的硫砷化物（FeAsS）；慈石为四氧化三铁（Fe3O4）。这五种矿石在密封的丹釜中加热升华，慈石作为氧化剂促进礜石转化为三氧化二砷，亦即砒霜。术士炼制愈精，则砒霜愈纯，乃至白如霜雪，称为上品进贡，这就是导致北周武帝中毒身亡的主要元素。

五石散之类的丹药服食之后，药性猛烈，全身燥热，可以饮冰卧雪。微量砒霜可以促进消化机能，增进食欲；还能够改善皮肤营养，加速骨骼成长，活跃骨髓造血机能，促使红细胞和血色素新生。无怪乎魏晋名士服用寒食散后面色红润,双目有神，纵情酒色，风流多姿。丹药美酒，让人精神恍惚，飘然欲仙，恍若天堂，故被视为仙丹。长期服食，或者服食过量，都将中毒，以至于舌缩入喉,痈疮陷背,口不能言，骨节剧痛，这些都是后话，就服药当时而言，刺激身体亢奋的效果奇佳。北周武帝每次发病都在国家重大事件的紧要关头，据此可以窥知其压力之大，为堪重任而服食丹药，消解精神压力，令精力无比旺盛，驱驰于战场，宛若天神，非常人所能及。武帝为了追求神效而服食过量，物极必反，遂致壮志未酬身先死。

从秦始皇服食仙丹以来，历代皇帝迷信丹药者大有人在，仅北魏以来就有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孝文帝拓跋宏。在北魏崇道服药的风气之下，北周武帝服食丹药十分自然。丹药炼制不易，成为皇帝贵臣的珍品；服食丹药也成为权贵之间颇值夸耀的时尚。皇帝也用丹药赏赐亲密臣下，以示恩宠。西魏大将乙弗朗，“初，朗患积冷，周文赐三石更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问疾，朝夕相继，见重如此”。所谓的“三石更生散”，乃“五石更生散”减味方剂，亦为矿石本草丹药之一种。宇文泰以丹药赏赐部将，北周武帝亦复如此。武帝朝元老窦炽“名位素隆，至于军国大谋，常与参议。尝有疾，高祖至其第而问之，因赐金石之药。其见礼如此”。

皇帝贵臣服食丹药，皇后更不会无缘于此珍品。从阿史那氏骨骼检测的结果来看，同样存在砷超标的情况，无疑服食矿石类仙丹。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却是金元素的严重超标，异于北周武帝。由此可知，阿史那皇后服食的是另一种仙丹。传统道教乃至中医，认为男女有别，故方剂各不相同。阿史那皇后与北周武帝骨骼中留存的金属元素指标不同，是否表明仙丹亦有男女之别？五石散之类猛药，似乎不适合于女性。《抱朴子·金丹》记载了炼制仙丹化为水，“以金投之，名为金浆，以玉投之，名为玉醴，服之皆长生”；“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减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金液入口，则其身皆金色”。女性成仙之丹，砷化合物类减少了，而金银玉粉的成分增加，另成一类。

皇帝、皇后、贵戚大臣多服药，传承江山永固的皇太子也需要滋补长生。武帝太子，亦即后来的宣帝，躁动近乎癫狂，常常驱赶五大皇后纵马奔驰，日行三百里，各种劣迹斑斑，俱载史册，终于在登基两年后折腾至死，年方二十二，不可思议。根据《周书》记载，宣帝于大象二年（580）五月九日夜里奔驰至天兴宫，翌日突然病重，不得不紧急送回皇宫，病势沉重，哑然失声，经十多天的抢救治疗，最终于二十四日不治身亡。从史书透露的片段信息来看，其发病及治疗过程与武帝颇为相似。应该在九日服食丹药，亢奋难耐，遂驱驰外出，以消解体热。但中毒已深，发散不去而发作，迅速失去语言能力，在十多天的排毒治疗中死去。此过程符合砷化合物中毒症状。笔者在1998年出版的《隋文帝传》中整理了宣帝发病过程，颇感蹊跷。本次对于武帝和阿史那皇后骨骼的检测，可以作为参照，推测宣帝同样因为服食丹药而死亡。武帝与皇后，以及皇太子一起服食术士炮制的仙丹珍品，追求长生不老，合情合理。否则身强体壮且年轻气盛的宣帝一病即死很难解释。

以上通过佛道两家的史料揭示了武帝与道士的关系，可知武帝身边围绕着一批道教术士，为其炼制仙丹，武帝本人对于术士所言服丹长寿乃至成仙的说法深信不疑，故一家人均服食丹药。这一层关系比较隐秘，故史籍无载。此次确定武帝的死因，则这些关系皆可迎刃而解。

三、道士与北周政治

道士对于北周政治的影响不可低估。在武帝的国家政策方面，有不少道教的影子。建德二年（573）六月，武帝“诏诸军旌旗皆画以猛兽，鸷鸟之象”。这一年是武帝诛杀宇文护掌权的第二年，一直在加强对军队的影响。宇文护能够长期垄断朝政，甚至废立皇帝，就因为他多年追随宇文泰指挥战争，能够掌控军队。故武帝在坐稳皇帝位子之后，小心翼翼地通过正式的国家仪式到军队亮相，既不引起宇文护疑心，又让军队意识到皇帝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存在，分别在天和三年（568）与天和六年（571）十月，亦即秋后举行阅兵集训仪式，规模甚大，亲自发表讲话。武帝即位后的第一个五年，亦即保定五年间，他听任宇文护专权；第二个六年间，亦即天和六年，他从后半期才通过国家仪式正式介入军队，显示最高领袖的存在与政治合法性，非常重要。此后武帝马上在建德元年（572），亦即第二次阅兵的第二年动手诛杀宇文护。翌年再改换军队旌旗，代之以道教神兽以鼓舞士气，更重要的是消除宇文护在军队的影响，大有耳目一新的观感。诛除宇文护当年至大举伐齐的三年间，武帝年年阅兵，强化他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而且，在经济领域，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钱并行”。北周经济落后，钱币使用量很低，以前铸造的布泉完全可以满足市场，故新铸币值高且难以使用的大布钱，更多是政治在经济领域的显示。以上举措都与道教有关，可见武帝利用道教以刷新政治。所以，随后出现的武帝禁佛政策，是否出自道教的影响，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且基本认定道士为主谋。

然而，上面钩沉所得的道士，属于楼观道之类炼丹术士，没有多少文化理论素养。这类术士可以为皇帝炼丹，推演五行，占卜解谶，成为隐而不显的近幸，却难登大雅之堂，为国谋划，故史籍未载自有道理。道士也分高下，以上皆为低级术士，故能够为武帝提供政治利用的理论者，必定另有其人。

当时人首先认定的禁佛主谋为道士张宾。隋朝僧人彦琮说：“周高祖武皇帝（讳邕）膺期御辩，握镜乘乾……后遇张宾。始为不善。”参加禁佛廷议的释道安，其传亦称“帝为张宾构谮。意遣释宗”。张宾如何引诱武帝做坏的呢？据说他向武帝进谶谣，说“黑衣当王”，引起武帝对于政权安危的恐惧，遂断然禁佛。这绝非捕风捉影的诬陷，因为北朝后期的确流行对黑色的政治忌讳。北齐实际创建者高欢就因为“术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后，每出行，不欲见沙门，为黑衣故也”。文宣帝高洋更是因此忌讳而杀死七弟上党刚肃王高涣。此案非常出名，北周地区也有相同的黑色政治忌讳。《广弘明集》卷六所收《辩惑篇》记载：“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因此，张宾借谶谣进行仇视佛教的煽动，符合情理。

然而，北周武帝禁佛的主谋真的就是张宾吗？似乎佛教内部早就有不同说法。唐代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卷十《十恶篇》记述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內太府寺丞赵文昌暴死，到地狱见到身被三重枷锁的北周武帝，嘱托他向隋文帝请愿营修功德以消弭灭佛恶业，说道：“当时以卫元嵩教我灭佛法。”这里明确指证卫元嵩为真凶。卫元嵩上书北周武帝攻击佛教，正史有载。《周书》卷四十七《艺术传》说：“蜀郡卫元嵩者，亦好言将来之事，盖江左宝志之流。天和中，著诗预论周、隋废兴及皇家受命，并有征验。性尤不信释教，尝上疏极论之。”《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亦载：“至周武帝时，蜀郡沙门卫元嵩上书，称僧徒猥滥。武帝出诏，一切废毁。”正史关于周武禁佛事件也倾向于卫元嵩为肇祸者。当代学者余嘉锡著文叙述卫元嵩生平事迹，最为缜密，断言：“元嵩不上书，佛法不废”。

据此可知，武帝身边的道士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理论的术士，专事炼丹符谶之术；另一类则为道教理论炮制者，杜撰道教始祖事迹及其思想，建构道教理论架构，攻击佛教。当然，前一类如楼观道虽无多少思想，却是激烈的排佛论者。亦即在排斥佛教问题上，两者完全一致。

卫元嵩上书固然是武帝禁佛的导火索，然而，文化上的优劣定位乃至排斥攻击，未必与禁佛的政治行为直接相关联。北魏太武帝重用汉族大姓崔浩，崇敬道士寇谦之，断然灭佛。论者多归咎于道士寇谦之。寇谦之固然在太武帝面前崇道贬佛，却在灭佛之际“苦与浩争，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族矣’”。道教研究家卿希泰还引用《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僧朗传》寇谦之在灭佛事件中保护沙门的事例，力证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的“主要决策者是崔浩和太武帝本人，而不是寇谦之”。其辨析是合理的。北周武帝与佛教关系颇深，事起之初只是要排定儒释道的先后秩序，故释道相攻击限于文化优劣，与政治尚无重要关联。

北周武帝禁佛事件发生在建德三年（574）五月，六年后宣帝即恢复佛、道两教，翌年王朝更替，隋代周兴，佛教勃兴。就这么短短的六七年间，当事人俱在，佛门僧侣已经讲不清张宾或者卫元嵩谁是禁佛主谋，岂不太奇怪了吗？这只能说明当时佛道之间发生激烈的攻击，往返论辩保存于《广弘明集》等佛教文献中，双方争论都没有升级到政治层面。所以，无论张宾还是卫元嵩，都只是道教声调最高的论辩者。因为他俩对武帝的影响最大，所以，佛教徒后来径让他们担责，定谳为禁佛的蛊惑者。

张宾或者卫元嵩，对于北周武帝时代的国家文化建树实在乏善可陈。除了前述武帝采用神兽军旗，铸造五行大布货币之外，就是出征时采用道教“大醮”祭礼。这些都停留于表面的仪式，不能为国家提供凝聚人心的精神，因此，他们都不可能成为武帝的政治顾问，分量颇轻。在这方面，北魏的寇谦之要高明得多。寇谦之出身于天师道豪门，少年出家，曾经服食饵药，后自华山转入嵩山专心修道不懈，颇有所成。据说其师观察后判定他将成帝王师。所谓帝王师即是从政。此刻他明白自己所短，即缺乏儒家礼法治世之学，更不了解历史演进变化，“学不稽古，临事暗昧”。于是追随北魏大臣崔浩学习儒学历史，通宵达旦，深研治乱得失。一番苦学，更重要是与当朝执政实际切磋，寇谦之补强了自己的政治学养，才有机会在北魏政坛上进言献策，据有一席之地。再看张宾和卫元嵩，都不具备政治理论和手腕，充其量只能在具体问题上敲敲边鼓，借势而动，推波助澜而已。因此，把北周武帝禁佛的肇始者归诸张宾与卫元嵩，实在高估了他们。而且，从他们与北周武帝，乃至同北周政治人物的关系上追踪寻觅，也找不到值得一提者，遑论足以言动政局的痕迹。根据前引余嘉锡考证，卫元嵩上书斥责僧徒伪滥乃出于“不得志于时，有激而然也”。因此，是卫元嵩说动武帝禁佛，还是武帝决意禁佛而利用了卫元嵩上书，应是不言自明之事。而且，武帝最终公布的诏令是同时废佛、道二教，虽然暗中偏袒道教继续流传，但从国家政策层面上却是同等处置，独尊儒家。由此亦见道教地位轻微之一斑。北周武帝禁佛，绝非出自道士挑唆。

四、儒学与国家文化建设

北周武帝性格深沉刚毅，在宇文护专政期间，虽然身居高位，担任明帝朝大司空，“甚为世宗所亲爱，朝廷大事，多共参议。性沉深有远识，非因顾问，终不辄言。世宗每叹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正因为他深沉多谋才在极为凶险的政局中得以全身自保，同时也养成了谋定而言的性格。这样的政治领袖不是别人能够轻易打动并左右的，他做出的决断必出自胸中成算。

对于武帝而言，即位后的近期与远期目标不外两项：第一是夺回北周最高领导权；第二是强国，进而统一中国。

这两项任务其实有着内在的连贯性。宇文护能够专权，甚至敢于连连弑君，不仅仅因为他掌控军队等强力部门，更在于北周的政治秩序及其合法性尚未确立。因此，有权便能够颠覆既有法律制度。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法定的政权础石徒有空名，致使统治阶层乃至基层民众接受权力至上为合法性。国家内部政治权力结构不稳，即便出现强人推动一时之繁荣，亦不可持续，随时都会被颠覆，偶尔间发的烟花形不成灿烂永恒的星汉。魏晋以来中国出现史上最漫长的分裂，根本原因有三，一是唯权力论对于政治合法性的颠覆；二是深刻而普遍的民族斗争；三是社会基层组织的彻底瓦解。这三个问题决定了当时无法出现南北归心的政权。五胡十六国政权的政治格局越来越狭隘，则所建立的政权也就越来越逼仄短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无法形成，则呈现外部各族拼死抵抗、内部坞壁林立的分裂局面。所以，政治秩序与合法性，以及被广泛接受的国族形成，是强国的牢靠基础，也是中国重新统一的必要前提。

要实现这一前提条件，就必须首先建立被广泛认同的政治文化。政治认同不是统治者短期内能够强加于社会的，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期历史传统凝聚而成的文化体系的政治呈现。这却是道教无法提供的，佛教也难膺重任。

道教形成于魏晋纷乱时局，杂糅阴阳五行、谶纬符占乃至药饵仙丹等各地民间信仰，本与老子道家学说无关。因此，帝王权贵可与道士私交甚笃，乃至寻仙服丹以求长生不老，却端不上台面，更无法提炼升华为政治伦理。整个中国古代从未有一朝运用道教治理国家。北周武帝身边的道士，即便如张宾、卫元嵩等辩士，在儒释道三教排座次争论之际，除了对佛教做具体而表面的习俗攻击外，无法提出稍微成形且可资政的理论，恐怕让武帝颇为失望，最终与佛教同遭禁锢。

佛教作为一种理性分析的宗教信仰，同样无法回应南北朝的政治需要，提出解决上述三大问题的可行方案。而且，佛教对于政治强制的秩序规定有着强烈的排斥，干扰了北周国家文化的建构，被禁锢有其文化冲突的原因。佛教此时遭禁出于统治者的政治抉择，而非道士的挑唆，切不可因为武帝服食仙丹，身边有道士服侍便远远高估其政治作用。

武帝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为君执政，有惩于孝闵帝和明帝试图夺回君权而遭弑的教训，他不露声色地从文化建设入手，避免引起宇文护的猜疑，却同样没有引起后世历史研究者的注意。其蛛丝马迹隐约可见：在经历碌碌无为的保定五年间坐定君位后，天和元年（566），武帝于正月“令群臣赋古诗，京邑耆老并预会焉，颁赐各有差”。看似吟诗作文，实则已埋下宣讲儒学的伏笔。果然，至五月，武帝亲自在正武殿召集群臣宣讲《礼记》，随后下诏：

道德交丧，礼义嗣兴……朕虽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礼云不乐。苌弘表昆吾之稔，杜蒉有扬觯之文。自世道丧乱，礼仪紊毁，此典茫然，已坠于地。昔周王受命，请闻颛顼。庙有戒盈之器，室为复礼之铭。矧伊末学，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乐。庶知为君之难，为臣不易。贻之后昆，殷鉴斯在。

这是武帝崇儒修礼的治国宣告，表明他要吸取失礼丧国的殷鉴、规范君臣政治秩序、重振北周的政治志向。他亲自讲论的《礼记》，不同于设官分职的政典《周礼》，也不同于详细规定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典礼仪式的《仪礼》，着重阐发支撑礼仪制度背后的“礼义”，亦即制定礼仪的精神原则。《礼记》以礼为主线论述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原则规范，是儒家治国思想的汇编。北周武帝对《礼记》极其重视，这次宣讲的两年之后，亦即天和三年（568）八月“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再次召集群臣文士亲自宣讲《礼记》，显然不是简单的学术兴趣或者学术活动了。而且，宣讲活动的对象进一步扩大，把儒释道三方包括进来，兹列示如下：

（天和四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

（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事毕还宫。

（建德二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从整个推进考察，武帝宣讲《礼记》不仅要重振朝纲，建立崇尚君权的政治秩序，还进一步提升为国家文化建构，在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界，确立儒家政治学说的至高地位。因此，此事不仅是君臣权力斗争，更是统一国家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缺少文墨的宇文护恐怕没有意识到武帝这番举动的深意，未见引起警觉。结果，在建德元年武帝宣讲活动之后两月，旋诛杀宇文护及其党羽，夺回政权。然而，重掌大权后的武帝并没有停止宣讲活动，反而进一步扩大，从讨论君臣之义的政治问题推及儒释道义理，进行文化梳理，进而亮出底牌，讨论并确定三教先后秩序，彰显儒家学说。紧接着在建德三年五月（574）断然采取禁断佛、道二教措施：

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至此，武帝宣讲《礼记》的活动尘埃落定，一石二鸟，恢复君权，独崇儒学，确定了北周的政治秩序和文化政策。武帝禁佛必须放在这个过程中完整考察。就文化政策而言，武帝私宠道士，也亲近沙门，并不仇视佛教，故禁佛时并未采取北魏太武帝屠杀的激烈手段，禁教而不杀人，旋立通道观延揽道士，亦纳沙门。故其宗教政策较北魏太武帝温和，重点不在打击佛教、镇压沙门，而是以尊崇儒学来推进国家政治文化的建设。在此过程中，道教没有受到特殊的照顾，可见武帝的宗教政策是站在国家角度所做出的决定，并非出自道士挑拨之类低层次的爱恨恩怨。对于蒸蒸日上且有志于统一中国的北周而言，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崇儒未必要禁佛，其合理性并不充分。中国古代王朝的文化建设历史，基本采取以儒为主，兼容宗教的多元文化政策。故灭佛禁教者寡，且非常短暂。采取禁教措施，往往有特定的历史原因，需要进一步探寻隐踪。

从历史记载来看，武帝最初并无禁断佛教之决意，因此，天和四年（569）他在大德殿召集百僚、道士和沙门，多达二千余人，讨论三教之义。百僚代表儒学一方，则明显是一次文化大讨论，但不是学术讨论，而是政治性讨论，延续时间颇长，意在调动更多的文化宗教人士参加，广泛知晓。在此过程中，武帝逐渐强化主导，遂于建德元年（572）亲自到玄都观召集“公卿道俗”，登座开讲。按照武帝此前的两次宣讲，本次宣讲内容应该还是《礼记》，政治目的非常明显，便是表明官方弘扬儒学的立场，并且让各方发表意见，进行讨论。翌年，再次组织百官与道士、沙门开会，文化大讨论将尘埃落定，那就是确定儒学为尊，道教次之，佛教末位。这场文化大讨论从天和元年（566）开始，至建德二年（573），历时七年，涉及面之广，讨论之深入，皆为北朝所未见。因此，这是一次精心谋划的事业，绝非一时恩怨或者心血来潮而做出的举动。从逐步推进的过程考察，武帝本无禁断宗教之意，而是要宗教屈服于儒学之下，亦即让文化服从于政治。

建德二年形成结果的文化大讨论本该落幕，却在翌年再起波澜，演变为比较激烈的禁断佛、道二教，恐怕超溢当初的预设的政治目标。人们的行动很难完全按照预定计划展开，经常出现始料未及的结果。武帝禁断佛道二教，其实意在禁佛，道教不幸做了陪斩。而禁佛有一定的支撑理据。或显或隐涉及三大问题，一是佛门礼拜君王父母；二是胡汉孰为本；三是现实政治关系。

第一，佛门礼拜君王父母，实际上就是佛教服从于中国儒家伦理，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东晋南朝有过相当多的争论和展开，对于北朝也产生深刻的影响。

北魏接受佛教，始于僧侣对于政治的屈服。北魏太祖拓跋珪时，沙门“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沙门宜应尽礼，遂致常拜”。法果以政治服属换取北魏允许佛教传播，相沿成习，云冈石窟以魏帝形象凿刻佛像，堪为实物证据。究其原因，在于当时佛教甚微，委曲求全。此后佛教逐渐传扬，结合晋末以来北方民间广泛存在的僧寺信仰，蔚然大观。至北魏末年，“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这是一股莫大的社会势力，皇帝朝廷不得不与之和睦共处。

北周实际创立者宇文泰与佛教僧侣关系甚佳，创业元从多笃信佛教，武帝亦对佛教名僧甚为礼敬。此时僧侣的宗教自觉昂然而起，颇有与世俗权力分庭抗礼的意识。武帝曾经多次拜访名僧道安，表示礼敬。道安让武帝席地而坐，自己如常敷设佛仪，高谈弘论，阐述佛法，武帝随从官员错愕愤懑。到午饭时分，道安请武帝斋供，武帝问道：“俗人不合僧食，法师如何以罪累人？”道安回答：“佛教权实，律制开遮，王贼恶臣并通供给。贫道据法相拟，理非徒尔。”武帝怼道：“审**言，非佛意也。但恐损道众耳，又与贼臣同席，诚无预焉。”命人撤去斋饭，继续论道。就佛门而言，道安所为并无不当。但是，从至高皇权看来，显然是怠慢。更有甚者，武帝前往南郊时，敕令僧道庶民沿途瞻仰，“敕别及安。令观天子卤簿仪具。安答曰：‘陛下为民故出。贫道为法不出’”。道安的行为，明显遵从的是“沙门不敬王者”的立场，主张出家人乃方外之宾，与俗世政权殊途，故不应再遵世俗礼敬王者，颇有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意涵。武帝当时大权旁落，隐忍不发，仿佛宽宏大量。然而，到权力逐渐稳固，欲图推行独尊儒学的文化政策时，便对于沙门的不敬予以压制。据隋僧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记载，天和四年五月十日，武帝第五次召集百官僧道讨论三教时，当庭焚毁司隶大夫甄鸾驳斥道教的《笑道论》，九月则一并销毁道安为佛教辩护而上的《二教论》，对于佛教的态度相当严厉。武帝同沙门交往的个人情感，是否影响到政策制定，恐怕难以完全排除。但是，禁断佛教更多是出自强国的政治考虑，沙门欲与王权分庭抗礼的亲身体验，更多让他感到致令宗教服从于政治的需要。

在中国古代至高无二的皇权之下，决不会允许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宗教权力存在。沙门礼敬王者成为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统一国家进程中一贯坚持的国家政策，即使武帝去世后佛教再兴，但一直到唐初都没有松懈沙门礼敬王者的讨论，并最终落实于国家法令中。

沙门礼敬王者不只是礼仪的问题，直接触及到中国古代最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忠；家族伦理：孝。西汉新儒学完成了以孝支撑忠的儒家伦理重构，此后历代统治者越发强化忠孝一体的伦理，置之于最高的政治道德。北周武帝强化君权，必定要强调孝，虽不明言，但导向忠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沙门不仅不拜君王，也不拜父母，便成为痛斥的目标。武帝在平齐后召见沙门，斥责道：“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逆之甚，国法不容，并退还家，用崇孝治。”废佛的目的在于让宗教服属于政治，重建以忠孝为核心的政治伦理。

第二，胡汉融合的国族本位政策。西晋“八王之乱”以后，边疆民族占据中原，史称“五胡乱华”。胡族建立的政权无一稳固，内部民族斗争十分尖锐。拓跋部最后入主中原，注意到民族矛盾的严重性，至北魏孝文帝遂推行所谓的“汉化”改革，意在融合胡汉，构成国族，以图长治久安。其得失成败另做研究，唯其政策方向颇具长远目光，故为北周武帝所继承，同样想混一胡汉。民族融合存在着以谁为主的根本问题，北魏孝文帝以前皆以胡族为主，一再失败后，北魏孝文帝遂打出“汉化”旗帜，其实是以汉族及其文化继承者自居，融胡于汉，以期获得广大汉族的认同。北周武帝深得其神韵，公开声明“朕非五胡”。因此，他可以站在汉文化的立场上公开批评以往胡族企图用外来的佛教取代汉文化的作法，通过废佛来回归正源：

诏曰：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

联系到前述武帝禁佛争论时，曾经向道士严达询问佛、道二教优劣，严达回答：“主优客劣”，亦即佛出西域，是客，道在中夏，是主，并说“客归则有益胡土，主在则无损中华”。武帝听闻后深以为然。主客之分亦即胡汉之分，武帝排斥佛教以自居中华的意图流露无遗。其废佛诏令中公开宣言：“舍戎从夏，六合同一，即是扬名万代以显太祖，即孝之终也，何得言非。”

从民族斗争到民族融合，再到国族形成，这是从五胡以来国家分裂走向统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民族整合，历史上表现为“胡汉分治”到“汉化”，再到以中华自居，回归“汉魏”，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被“六镇之乱”打断，一时波折反复，但继起的北周武帝继续推进民族融合，不可逆转。武帝去世四年后建立的隋朝，明确打出“依汉、魏之旧”旗号。放到整个历史进程中考察，才能看清孤立事件的运行轨迹及前因后果，给予合理的历史定位。

第三，错综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对于政治人物作决断，影响亦不可轻视。武帝登基以来，最忌之人为擅政专权的宇文护。从前述武帝服食仙丹的病历分析，应该在虚居君位时已经开始了。丹药有助于自我励志和排遣胸中积郁，遂成依赖。武帝孤愤，无人依靠，行动受到暗中监视。因此，他要交结一些宇文护不起疑，且与对方没有瓜葛之人。从前面考证可以明了，武帝身边围绕着一群道士，炼丹修道。交游道士或与宇文护亦有关系。宇文护与沙门交往甚深，虽然未见于正史记载，但在佛教文献中可以窥知。北周佛教撰著基本出现于武帝时代，宇文泰时代仅见《周众经要》（二十二卷）一部，明帝时代仅见《五明论》（一卷）一部，其余都成书于武帝时代。按照同宇文护相关与否摘要列示如下。

（一）同宇文护无关者

金色仙人问经二卷

种种杂咒一卷

佛语经一卷（以上四部，武帝世，为总管上柱国谯王宇文俭译）

释老子化胡传一卷

十八条难道章一卷

至道论一卷、淳德论一卷、遣执论一卷、不杀论一卷、去是非论一卷、修空论一卷、影喻论一卷、法界宝人铭一卷、厌食想文一卷、僧崖菩萨传一卷、韶法师传一卷、验善知识传一卷（以上十二卷，为佚名沙门，俗名宗阙，反抗武帝逼令还俗而作）

三宝集一十一卷

二教论一卷

以上二十部，四部是为谯王宇文俭所译经文；宗阙的十二卷文，以及道安的《二教论》都是反对武帝禁佛所作驳论；释净蔼依诸经论撰《三宝集》后厌身捐命，或与武帝禁佛有关，因无明载，难以论定。其余的《释老子化胡传》和《十八条难道章》两部，均与禁佛相关。据此看知武帝时代的经文撰译，都不是武帝参与下进行的。

（二）同宇文护相关者

婆罗门天文二十卷（天和年出），武帝世，为大冢宰晋荡公宇文护译

定意天子所问经五卷（天和六年译）

大乘同性经四卷（天和五年译）

入**智不思议经三卷（天和三年译）

宝积经三卷（天和六年译）

佛顶咒经并功能一卷（保定四年译）

大云轮经请雨品第一百一卷（天和五年译）

金光明经更广寿量大辩陀罗尼品五卷

须跋陀罗因缘优波提舍经二卷

十一面观世音咒经并功能一卷

见散华论八卷

以上十一部都是佛经翻译与释义，远胜过（一）类。而这些撰译都是为宇文护进行的，或者是宇文护资助而回向功德，或者是在他的力推下进行。由此可见宇文护同佛门关系密切。沙门为宇文护加持，容易受到政治利用，或者受政敌猜忌。现实的情况确实呈现出武帝与道士、宇文护与沙门两个各不相同的宗教交往圈。这种状况会让武帝难以信任沙门，对其做出禁佛决断至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武帝抑制佛教直至禁佛的时间，与谋划铲除宇文护完全重合，两者交替进行，一气呵成，恐怕不是巧合。

北周武帝禁佛，是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与环境下做出的决定，目的在于建构政治统领的国家文化，回归融合胡汉、自居华夏本体的文化传统，同时借助打击外来佛教来铲除宇文护势力。武帝固然亲近道士，甚至服用丹药致死，但他禁佛的决定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决断，不是道士之流挑唆的一时冲动，或者出自个人恩怨情感的行动。

五、结语

北周武帝因为长时间服食道士所炼仙丹而死，这一以科学检验的结论，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北周后期的政治进程。

武帝服食仙丹，确证了他同道士的亲密关系，也证实佛教文献关于他得“癞疮”致死的记述并非恶意攻击，而是事实。这给了今后对历史文献以及佛教、道教相关记载进行分析考论提供了新的确定性基础。其相貌的还原也为研究中古时代鲜卑族以及同中原汉族的融合进程提供了体质人类学与分子生物学的例证。

北周武帝灭佛被列为“三武一宗灭佛”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事件绝非武帝与佛教、道教关系的个人化、偶然性事件。武帝身边的道士群不足以影响其政治决断，禁断佛道二教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出自国家治理的政治需要。从宇文泰到武帝，北周全力发展经济、强化军力，取得重大进展，逆转了对北齐的劣势。武帝灭亡北齐，准备南下统一中国。无论对外的急速扩张，还是内部的整合提升，北周政权都到了关键的阶段。历史上仅凭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扩张的政权，都因为新的族群及其文化的大量进入而失控瓦解，更何况北周自建立以来文化建设颇为欠缺，难以增进社会凝聚力，给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当国家不能形成广泛认同的文化，不稳和崩溃是不可逃脱的结局。东汉灭亡以来的所有政权都倒在文化建设的门槛前，尽皆短祚，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来自边疆的北方统治者试图用外来的佛教取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政治学说，全都归于失败。道教可以炼制仙丹却无助于国家文化建设。北周武帝面临着推动胡汉融合的国族构建，以及政治权威与秩序的建立两大课题。要统一中国还必须改变外来文化杂陈并列的局面，建立起得到南北中国广泛认同的主导性文化。魏晋南北朝愈演愈烈的儒释道三教优劣的论战，背后实质上是文化主导权之争，进而是建构国家主流文化的政治问题。北魏和北周都在国家政权发展到向上突破的关键时期发生所谓的“灭佛”事件，足见一斑，值得深思，不可囿于统治着好恶或者权臣小人挑唆的狭隘视域内就事论事。

在国家提升与衰败的十字路口，北周武帝毅然作出重大的政治决断，选择儒家学说来建构国家文化。这一抉择最重要意义在于扭转了以外来佛教取代中国儒学作为国家统治文化的方向，回归到中国固有文化的本体，尊崇儒学以争取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族的支持。这一转变奠定了此后文化的方向，并被其后的隋唐王朝所继承，隋朝打出“依汉魏之旧”的旗号，亦即恢复中华正统。这显然是对北周武帝文化政策方向的肯定与继承。

恢复中华正统文化是重新统一中国的必由之路，北周武帝看得很清楚。但是，如何恢复中华正统文化却不是简单的事情。北周武帝采用禁断佛道二教、尊崇儒学的手段，显然过于简单粗暴。此前他多次组织讨论儒释道优劣，表明他深陷文化优劣的陈旧思路之中不能自拔，而且无视佛教传入中国已久，早已同中国民众打成一片，北周、北齐乃至南朝文武百官中信仰者众多，例如创建隋朝的杨氏家族，身为北周十二大将军之一，却是虔诚的佛教徒。因此，禁断佛教不得人心。所以，此项政策仅在四年后就随着他的死去而宣布结束。

经历数百年的胡汉融合之后，无论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隋文帝的“依汉魏之旧”，乃至海纳百川的唐朝，在恢复中华正统文化的旗帜下，实质都是兼收并蓄，融合中外文明，确立儒学的官方主导地位。隋唐文化政策在扬弃前朝政策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北周武帝颇有开启文化发展方向之功。

学术月刊

《学术月刊》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