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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之确立及其影响
发布时间: 2023/8/10日    【字体:
作者:王曾瑜
关键词:  孟子 宋代 亚圣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後,伟大思想家孔子的学说一直在中国居於至高无上的尊位。但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後最重要的一位儒学大师,长期以来,却并未得到尊崇。有的儒学者往往将孟子视为战国时代诸子之一,或以荀孟并称,甚至对孟子学说提出若干非议。学术大师钱穆早已指出:

 

唐韩愈始提倡孟子,至宋代王安石特尊孟,奉之入孔子庙。而同时如李觏之常语,司马光之疑孟,皆犹於孟子肆意反对。然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称,与汉唐儒之并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绝大转变,此风虽始於韩愈,而实成於宋儒。[1]

 

纵观两宋儒学之发展,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北宋前半期,儒学者大致株守汉学,正如王应麟所说:“自汉儒至於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2]第二,自宋仁宗庆历时始,各个新的儒学流派纷纷著书立说,甚至疑经惑古,出现了学术思想的活跃。第三,自宋神宗时始,王安石的王学占据此後六、七十年的支配地位。王学的支配地位经历宋哲宗元祐时与北宋末至南宋初两次动摇,直到力主王学的秦桧病死,王学遂一蹶不振。与此同时,程学原为影响不大的儒学流派,至南宋初期,尽管受秦桧的压制,却逐渐兴盛。第四,宋孝宗时,因朱熹著书立说,大力倡导,理学在民间大盛。第五,宋理宗时大力扶植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始占据尔後七百年的支配地位。

 

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的确立,始於王安石,成於朱熹,与王学、程朱理学两个最大的儒学流派先後各领风骚,有密切的关系。

 

宋朝官修编年史实录中之王安石传,今保存於《琬琰集删存》卷3,此传说:

 

安石早有盛名,其学以孟轲自许,荀况、韩愈不道也。

 

宋人罗从彦说:

 

王安石以高明之学、卓绝之行,前无古人,其意盖以孟子自待。自世俗观之,可谓名世之士矣。[3]

 

这些评论决非无根之言,今以王安石本人之诗为证,《王文公文集》卷38《扬雄三首》,其一曰:  “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旻。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欧阳修《赠王介甫》诗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後来谁与子争先。”[4]王安石答诗说:“欲传道义心虽壮,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5]欧阳修称誉王安石诗如李白,文比韩愈(一说为谢脁)。王安石的答诗说自己“学作文章力已穷”, “终身何敢望韩公”,但“传道义”之壮心,仍期望能有“窥孟子”之成就。其《孟子》诗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6]

 

简直就将孟子引为千古知己了。宋初至庆历时,儒学者治经,但并不认为《孟子》是儒家之经典。王安石执政时,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二月,始以《孟子》和《论语》作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7]实际上是将两书升格为与《易经》、《诗经》等相近的儒学经典的地位。王安石罢政後,深受王学影响的宋神宗,於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十月,“诏封孟轲为邹国公”。[8]翌年五月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於兖国公(颜回)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於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9]孟子为公,荀子等三人为伯,孟子“配食”,其他三位“从祀”,於是孟子的亚圣地位事实上便得以确立。

尽管如此,宋儒中非议孟子者,仍不乏人,北宋有李觏、司马光、晁说之等人,南宋有叶適等人。刘安世在门人所辑《元城语录》卷上说:

 

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略同(先生呼温公则曰老先生,呼荆公则曰金陵)。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职为意,是所同也。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尔。

 

宋哲宗元祐初,司马光为反对科场改革而上奏说:

 

神宗皇帝深鉴其失,於是悉罢赋诗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又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此其失也。

 

司马光此段议论的宗旨有二。一是指责王安石不当以《三经义》等“一家私学”,强制儒学者们接受,并作为“科场程试”中取黜的标准。二是指责王安石不当在“科场程试”中,“黜《春秋》而进《孟子》”。所谓“废六艺而尊百家”,实乃夸大其辞。“废六艺”其实只是指《春秋》不列入“科场程试”,“尊百家”其实只是指尊《孟子》。他在此奏中建议:

 

《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10]

 

司马光的主张遭到范纯仁的反对,他说:“《孟子》恐不可轻,犹黜六经之《春秋》矣,更乞裁度。”据说司马光对范纯仁之说“欣纳之”。[11]

 

宋哲宗亲政後,变法派重新上台,王学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提高。宋徽宗崇宁时大力推崇王学,当时所颁《故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廷诏》说:

 

道术裂於百家,俗学弊於千载。士以传注之习,汩乱其聪明,不见天地之纯全、古人之大体,斯已久矣。故荆国公王安石,由先觉之智,传圣人之经,阐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训释奥义,开明士心,总其万殊,会于一理。於是学者廓然如睹日月,咸知六经之为尊,有功于孔子至矣……内圣外王,无乎不备,盖天降大任,以兴斯文,孟轲以来,一人而已。[12]

 

褒词评价如此之高,确乎实现了王安石生前“窥孟子”的宿愿,将他尊奉为孔孟之後的又一圣人。王安石一时成为继孟子之後,又一个得到“配享”孔子地位的儒学大师。

 

孔孟并称,业已得到大多数儒学家之公认,而晁说之在《孔孟》一文中仍提出异议,他说:

 

孔孟之称,谁倡之者?汉儒犹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欤?其学卒杂於异端,而以为孔子之俪者,亦不一人也,岂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称,荀卿诋孟子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统,闭约而不解,未免为诸子之徒,尚何配圣哉。[13]

 

南宋初,晁说之“告老”,宋高宗说:“是尝著论非孟子者,孟子发明正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14]

 

程颢和程颐兄弟之学,原是北宋一个较小的儒学流派,其影响最初远不能与王安石之王学相比。程颢和程颐反对王安石变法,程颐本人又受司马光的举荐和提拔,但他们尊崇孟子,却与司马光迥异。

 

程颢、程颐与王安石同样尊崇孟子,但对孟子以後道统的继承,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释。前面说过,王学的信奉者是将王安石尊奉为孔孟後的又一圣人。程朱理学对孟子以後道统的继承,在宋朝各代又有不同的说法。最初,程颐为其兄程颢写行状说: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於诸家,出入於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後得之……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15]

 

《河南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墓表》由程颐撰写,太师致仕文彦博题写,墓表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传之学於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正如邓广铭先生《关於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一文中所作的精辟论述,程颢和程颐虽曾从学於周惇颐,[16]“决非周敦颐的学业的传人”,“後来之成为理学家(道学家),与周敦颐并无丝毫干涉”。[17]程颐强调孟子死後一千四百年,方有其兄“得不传之学於遗经”,而并非从周惇颐学“得不传之学”。程颢门人刘立之也说:

 

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於千载之後,芟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阈者盖鲜,况堂奥乎![18]

 

按以上说法,自孟子後,道统中断,得孔孟真传者,唯程颢而已。程颐死後六年,其子程端中为父亲八卷遗文写序说:

 

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圣人虑後世不足以知之,载之六经,丁宁教告,纤悉具备,宜若人人见而知之,然自秦汉以下,泯没无传。惟伊川先生以出类之才,独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学士大夫翕然宗师之,圣人之道蔽曀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复明。[19]

 

程端中此处强调其父得圣人之真传,甚至没有提及伯父。在程门弟子中,受学於程颐者最後更盛於程颢。南宋前期,有陈公辅上奏攻击“伊川学”说:

 

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程颐,颐死无传焉。[20]

 

撇开其攻击之词,此奏无非是反映到南宋初年,理学已成为颇有影响的学派,但学者们所宗师者主要是程颐,“谓之伊川学”。他们对儒学道统的解释是“孟轲传之程颐,颐死无传焉”,这与前引程颐和刘立之之说有异。“颐死无传焉”,说明当时伊川学派仍处於群龙无首的状态。吕稽中撰程氏门人尹焞墓志铭也说:

 

吾闻之先生矣,昔者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殁,圣人之道不传。从千馀载之後,得不传之学者,伊川程夫子也。[21]

 

尹焞死於南宋初,比陈公辅上奏时间稍晚,但上引两段文字的一致之处,正是有程颐而无程颢。与正统程氏门人之说不同者,则是胡安国、朱震等人。胡安国上奏说:

 

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後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於荀、扬之列。[22]

 

胡安国在二程之外,又提出了邵雍和张载。朱震上奏说:

 

孔子之道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之後无传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颢、程颐传其道於千有馀岁之後,学者负笈抠衣,亲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隐或见,莫能尽纪。[23]

 

《宋史》卷435《朱震传》载其《汉上易解》说:

 

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惇颐,惇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於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惇颐作《通书》,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等〕篇。[24]

 

胡安国与朱震并非程门弟子,他们所说孟子以後的道统,却被作为程门三传弟子的朱熹所

 

吸收。朱熹著《伊洛渊源录》,就是为确立孟子以後的道统,合计有周惇颐、程颢、程颐、邵雍和张载五人,但他本人就学於程门再传弟子李侗,所以仍以程颢与程颐兄弟作为孟子以後的道统正宗,《朱子语类》卷93说: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後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後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後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今看来,汉唐以下诸儒说道理见在史策者,便直是说梦。只有个韩文公依稀说得略似耳。

 

但他也极口称赞周惇颐的《太极图》和张载的《西铭》,说:“自《孟子》已後,方见有此两篇文章。”[25]

 

宋朝理学大盛,是始於宋孝宗时,这主要应归功於朱熹,他的学术成就超迈前人,是个集大成的儒学大师。叶適对当时理学的兴盛有生动的描述:

 

昔周、张、二程考古圣贤微义,达於人心,以求学术之要。世以其非笺传旧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26]

 

由於朱熹对理学发展有着最杰出的贡献,他身後自然也被列入理学的道统,按其门人黄榦所说: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27]

 

朱熹不仅从理学道统上推崇孟子,他所撰的《四书集注》,无疑是对崇扬孟子学说的最大贡献,“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於学官”。[28]他强调说:

 

《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

 

《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29]

 

明确了学习《四书》是通经的捷径。宋宁宗时,理学一度被贬为“伪学”,到宋理宗时,始尊崇理学,於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下诏说:

 

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30]

 

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宋理宗又下诏说: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後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

 

接着,宋理宗“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封周惇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四人为伯,并御“制《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31]王安石在北宋末已由“配享”降为“从祀”,至此被逐出孔庙。[32]王学和程朱理学是宋代两个影响最大的儒学流派,互争雄长,至此以王学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两大学派消长的过程中,孟子在儒学中的地位却不断地提高,因为两大学派都尊崇孟子,以孟子的後继者自命。宋代两位最大的崇孟功臣正是王安石和朱熹,尽管其学术观点是互相排斥的。自宋以下,只有明太祖对孟子民贵君轻,杀暴君如诛匹夫一类言论极度反感,他一度撤去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并命令儒臣删定《孟子节文》。但到明成祖时,又重新尊崇孟子。

 

孟子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大力阐发孔子学说,以孔孟并称,对孟子可谓当之无愧,也是宋儒对中国经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当然,因孟子与孔子时代不同,有个别说法不尽一致,也因而遭到若干宋儒的非议。但是,此类非议毕竟以偏概全,不可能,也不应当动摇孟子亚圣地位之确立。

 

孔子倡导“仁”,孟子在“仁”的基础上,大力阐发“义”说。由於宋朝政治、经济等背景,义利之辨,後来成为宋儒争辩的一大命题。尽管宋儒对义、利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持说各异,但推崇孟子之“义”说,确是时代之需求。这是崇孟的重要背景。

 

两宋时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兴盛期,名儒辈出,群星灿烂。当然,任何时代都不免有假借某种学说,包括孔孟学说,以欺世盗名者。但是,两宋时期也确有一批又一批通经宿儒,他们在孔孟学说的熏陶和教诲下,怀抱经世济时之宏大志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特别在民族危难之际,不惜以身殉国,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孟子曾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无疑是一个极高的道德标准,而不少宋儒也确是身体力行。南宋末年,“辛苦遭逢起一经”[33]的文天祥有绝命词说:

 

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後,庶几无愧。[34]

 

古代的“圣贤书”,其中包括《孟子》,对中华民族的发展,精神文明的进步,确实曾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却又是多灾多难的民族。近百馀年来,业已落伍了的中华民族饱受凌辱,其优秀儿女为着本民族的进步,支付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的史实证明,中国人决不甘心永居他人之後,中国也决不会永居他国之後,不管前进之路如何艰难,中华民族完全复兴的日子终将到来。

 

五四运动楬橥民主和科学两面大纛,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但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免失之偏颇。

 

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份。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华民族处於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於落後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应当废弃的历史文化传统反而极度膨胀,恶性泛滥。

 

既不要自傲,更不能自卑,这就是中庸之道。在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包括孔孟学说的精华,必将以其久远而顽强的生命力起着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蒙已故刘子健先生教正,作了若干修改,谨志怀念之情。原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叙拉古之惑

 

 

[1] 《朱子学提纲》第13页,三民书局,1971年。

 

[2] 《困学纪闻》卷8。

 

[3] 《罗豫章先生集》卷6《遵尧录》六《韩琦》。

 

[4]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7。

 

[5] 《王文公文集》卷55《奉酬永叔见赠》。

 

[6] 《王文公文集》卷73。

 

[7] 《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

 

[8] 《长编》卷340元丰六年十月戊子。

 

[9] 《长编》卷345元丰七年五月壬戌。

 

[10]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4《起请科场札子》。

 

[11] 《长编》卷371元祐元年三月壬戌。

 

[12] 《宋大诏令集》卷156。

 

[13] 《嵩山文集》卷13。

 

[14] 《要录》卷19建炎三年正月戊戌。

 

[15] 《河南程氏文集》卷11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伊洛渊源录》卷2。

 

[16]关於周惇颐的名字,《宋史》卷427《周敦颐传》作“敦颐”,《伊洛渊源录》卷1周惇颐《事状》说:“姓周氏,名惇实,字茂叔,後避英宗旧名,改惇颐。”《贵耳集》卷上说:“周濂溪以舅官出仕,两改名。先名宗实,因英庙旧名改,後名惇颐,又以光宗御名改。”以上两说稍异,应以《贵耳集》之说为准。按周宗实改名周惇颐,乃他生前自改,而周惇颐改名周敦颐,乃南宋人为避宋光宗赵惇名而改,元人修《宋史》显然沿用宋讳,而未加考订。

 

[17] 《邓广铭全集》第8卷3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18] 《伊洛渊源录》卷2。

 

[19] 《河南程氏文集》目录。

 

[20] 《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己未,《道命录》卷3《陈公辅论伊川之学惑乱天下乞屏绝》。

 

[21]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10。

 

[22] 《要录》卷108绍兴七年正月癸酉,《道命录》卷3《胡文定乞封爵邵张二程先生列於从祀》。

 

[23] 《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辛卯,《道命录》卷3《朱内翰论孔孟之学传於二程》。

 

[24]以《汉上易集传》表参校。

 

[25] 《朱子语类》卷94。

 

[26] 《水心文集》卷13《郭府君墓志铭》。

 

[27] 《宋史》卷429《朱熹传》。

 

[28] 《宋史》卷429《朱熹传》。

 

[29] 《朱子语类》卷19。

 

[30] 《宋史》卷41《理宗纪》。

 

[31] 《宋史》卷42《理宗纪》。

 

[32] 《宋史》卷105《礼志》。

 

[33] 《文山先生全集》卷14《过零丁洋》。

 

[34] 《文山先生全集》卷19刘岳申《文丞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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