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罗马帝国的世界性和基督教的世界性

　　民心问题一直是任何统治的心头大患。除非赢得民心，否则统治无法长期维持，这是几乎所有统治者的共同知识（个别弱智或者太昏的君不算），但这一知识平平无奇，仍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民心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获得民心”而是“如何能够获得民心”。假如民心问题无非是统治者与民众如何分权分利，以及民众之间如何分利，问题就会变得比较简单，尽管往往仍然难以得到一个普遍满意的解决。可是更为困难的是，人们并不满足于物质利益，即使有了公正的利益分配也仍然不能完全获得民心。虽然物质利益是最基本的需要和诱惑，但物质收益无论如何增长都会很快使人习以为常。物质利益与民心之间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不能让人民获得物质利益就不可能获得民心；而如果只让人民获得物质利益也不可能获得民心。人民除了物质还要精神，人民想要获得全面的“好生活”。可是这样的话，民心问题就不再简单了，精神是最麻烦的事情。事实上人类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生活”，关于“好生活”的客观知识很可能根本不存在。显然，很难有一种政治或者一个社会能够满足各异之心所想象的各种好生活。

在大规模社会和大规模政治出现之前，不同人群按照各自的精神偏好追求各自心中的好生活，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并没有形成当真的竞争。正如布赖斯描述的：在罗马帝国之前，“人们彼此了解很少，对于巨大的政治联合没有经验；因此他们认为种族间的差别是自然而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样地，在他们看来，宗教也纯粹是一个地方的和民族性的事情；因为有许多山神、河谷神、陆地神、海洋神等等，每个部落只喜欢自己特殊的神祗”[1]。人们或许会互相看不上别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但这不是敌视而是互相不感兴趣，各过各的，各美其美，人们满足于自己的地方性文化，各自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但并没有以文化为由而成为敌人，即使自高自大也没有想到要去强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去生活。优越感并不必然蕴含普遍推广自己的欲望。

　　布赖斯相信罗马是文化普遍化的开头，而基督教才是更为成功和彻底的普遍化运动：“罗马帝国给了许多民族一个共同的语言和法律，在政治上摧毁了地方感情；基督教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代替了地方神祗的多样性，从而更加有效地从心灵上扫除了地方感情”[2]。罗马帝国的“世界性”使归顺的人们都成为“罗马人”。具有世界性的“罗马人”只是给了帝国中各种民族一个新的身份，但仍然没有否定人们各自的旧身份，罗马式的普遍化创造了一种高于地方性的价值观，但仍然没有否定人们各自的价值观，虽然多了一种新精神，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各自的旧精神。基督教试图进一步给人们另一个“世界性”身份，即“基督徒”，基督徒这一身份是精神性的，基督教决心以这一新的精神身份取代各种地方性的精神身份。关于这一点，沃格林说得特别清楚：“世界帝国是作为一个权力机构出现的，但是相应于这个庞大的结构体系却没有出现任何精神上一致的民族，罗马帝国只是人们聚集在一起，但是并没有成为一个民族”，而基督教的主要作用“就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群本质”[3]。罗马式的征服和普遍化运动显然没有能力完成世界性的目标，因为罗马还不理解精神战争和精神政治，还没有理解到只有精神的普遍化才能形成真正的世界性。精神政治是基督教开始的，基督教式的普遍化运动发明了许多东西——下面将要讨论到这些惊人的发明——它甚至是现代的普遍化运动的发端。

　　罗马帝国本来曾经对基督教大加迫害，很可能是因为罗马皇帝们敏感到基督教在抢占人心方面的巨大威胁。德尔图良描述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成功发展：“我们已经布满你们的所有地方，你们的城市、岛屿、村庄、市镇、集会、营地、部族、部队、宫殿、议会、论坛，给你们只留下你们自己的神庙”[4]。基督教传播如此大的成功使得罗马皇帝最后只能顺应潮流，承认基督教以便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不过，喜欢神话的人们乐意把罗马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归于一次戏剧性事件，据说康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之前看到天空有十字架形状的光芒幻象，接着又梦见神显灵，告诉他以十字架标志作为征战的护身符，于是他决定以基督教的十字架作为军队的标帜。在大胜后康斯坦丁便停止对基督徒的限制与逼迫，后来更公开支持基督教。基督教在罗马不单成为合法的宗教，而且进一步成为罗马国教。这种戏剧化的故事多半是捏造的，人们编造此类故事是为了增加政治的神秘说服力。康斯坦丁转向支持基督教固然是因为基督徒已经太多而无法控制，同时很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当时基督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新精神，而帝国精神日渐老化，于是，把基督教纳入帝国精神正是给罗马帝国注入活力。精神活力实在是比人数更重要的政治因素，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未必有活力，也未必有影响力，因此也未必能做成什么大事，只有当人们具有活力时才成为“有效人群”——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革命的时候，那些“被唤醒的”大众就变得特别重要。

　　基督教对罗马构成挑战正是因为基督教在当时是一个文化革命。基督教也提出了一种“世界性”的精神要求，而又完全不同于罗马的“世界性”想象，更具威胁性的是，基督教的世界性似乎比罗马的世界性更有力，因为基督教声称其世界性是来自上帝的因而是神圣的。进一步说，在精神气质上，基督教也有一种似乎胜过罗马的吸引力，与罗马的强者观念，基督教是一种平等观念。平等观念胜过强者观念的一个关键之处是，平等观念的适用性更广泛，因此容易获得更多人的同意和支持。基督教还有一个长处，它斩钉截铁地（尽管是无理的）回答了人人为之困惑的生活基本问题，比如生死、灵魂、磨难、归宿等等给人心灵安慰的问题。希腊-罗马式的思维更关心的是公正、卓越、智慧和快乐，可是人们还非常需要普遍的安慰，而希腊理性思维虽然强大无比，无坚不摧，却无法回答那些深刻的心灵困惑，在那些终极性的问题面前，理性失去了知识能力（按照康德或者维特根斯坦，那些终极问题都是落在知识界限之外的问题）。尽管基督教的回答根本不是知识和真理，而完全是一种不真实的文学虚构和叙事，但问题在于，在没有真理的地方，荒谬的观念也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正确的答案，而是有没有答案。甚至，人们似乎更愿意要荒谬的答案，因为人生基本问题或者终极问题在本质上是心理问题，在有人给出任何答案之前，人们就已经事先期待着能够安慰可怜心灵的美好答案，心灵的救命稻草才是人们需要的。当然并非所有荒谬的答案都能够广得人心，比如虚无主义虽然能够得到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人们的共鸣，但远不如基督教的天堂文学以及无法兑现的美好许诺迎合大多数人朴实的愿望。荒谬而美好的东西虽然不能实现，但只要相信了，这一信念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安慰。上帝之城虽非真实世界，却是一个真实的心理世界。基督教所以震动罗马正是因为上帝之城比罗马更具普遍性而且更具精神性。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合一是一个典型的双赢策略：世俗权力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而增加了软实力；宗教权威得到世俗权力的支持而获得了硬实力。罗马人与基督徒几乎变成重叠的身份，这一双重身份认同模式从此成为西方的身份认同模式，至今如此，只不过罗马人扩大为西方人，基督教扩大为西方价值观。罗马与基督教的互相承认奠定了世界帝国和世界宗教的政治追求。后来罗马帝国虽然崩溃了，但教会和政府的联合统治模式却被继承下来，世俗政治家和宗教政治家都意识到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互相需要。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尽管算不上帝国，而且很不成功，但对世俗政治和宗教政治的双重重要性最为重视，它力图把神圣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看做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帝国管理肉体，而教会管理灵魂。这两者所以必须统一，是因为它们“同样都要求人民的服从，其理由是：真理只有一个，凡是一个信仰的地方就应当只有一个政府”[5]。

　　罗马与基督教的共谋虽说是双赢，但也是双双变质。罗马由于基督教的洗礼而变得虚伪，基督教由于罗马的狂傲而富于进攻性。特别是基督教，由于借助了世俗权力而不再宽容，有了力量就特别好战，基督教的护教斗争性和无限扩张的使命感一直保持到今天。可以说，基督教开创了精神政治和精神战争。后世的各种意识形态斗争都沿用了基督教的斗争模式。精神政治给传统政治概念增加了一种深层的政治含义，它把原来局限于人身管理权力和物质利益分配的政治扩展到精神资源和话语权力的政治，即从身体管制扩展到心灵管制，这使得政治问题变得更加丰富复杂，而且更加危险。

2．基督教在政治上的发明

　　基督教在精神政治上有诸多惊人的发明，总的来说是发明了意识形态，具体地说是发明了心灵管理制度、宣传、群众、敌人。所有这些政治发明都是为了再造心灵，从社会上说就是再造民心。没有比再造人心更有力也更危险的政治了，它能够解决权力-利益政治所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因为再造人心以釜底抽薪的方法消解了不同意见和欲望。宗教就是心灵专制主义，是思想自由和创造性思想的敌人。宗教信仰还导致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使政治斗争变成一种遍及日常生活的生活形式，导致了许多无法解决的文明死结。从今天的世界可以观察到，这个由各种无法调解的冲突所构成的“不共戴天的社会”就是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后遗症，今天世界上的泛政治意识以及各种所谓“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都是宗教的后遗症。宗教信仰导致了世界和社会的分裂以及永远的斗争。

　　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成熟宗教的出现是精神史上的重要事件。成熟宗教与原始宗教的差异并不是“量级”上的差别，而是“本质”上的差异。原始宗教只是思想和知识的一种补充，是用来填补知识空白的，在人们不能对事情给出有效的知识解释（explanation）的地方，就以原始宗教充当解说（interpretation），这样，对于那些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的事情，就似乎获得了去做决定的理由，即使是错误的理由，也算是有了理由。原始宗教（巫术或者shaman）对生活中的疑难问题以通灵术进行解疑，但没有对世界和生活的所有问题作出完整一贯的系统解释，因此并不能完全支配生活，不可能成为生活的统一思想基础。成熟宗教却不是对思想和知识的补充，相反，它试图超越甚至取消思想和知识，从而成为对世界和生活的全盘并且最高的解释（甚至是唯一的解释）。或者说，巫术只是通神的神秘技艺，而宗教则是以神之名去控制心灵的万能话语。成熟宗教不仅排斥巫术，而且更排斥真理和知识，因为真理对宗教的威胁更大。真理属于世界，也属于每个人，真理是以世界为身份的，无论相信还是不信，真理都对人一视同仁，真理不可能专门为某些人服务，没有人能够独占对真理的解释权。可是成熟宗教声称其万能话语拥有对一切事物的解释特权，就是说，一种观念是否为真不再是一个知识问题，不再需要客观证明，一种观念是否为真，仅仅在于是否与宗教话语一致，于是，宗教话语就变成审判任何其它观念的特权观念，这种享有解释一切的特权的观念就是意识形态。当宗教发明了意识形态就开始了精神政治。

　　以宗教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首先是精神和思想领域的政治统治方式。宗教的具体教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宗教的精神/价值观的独裁模式：信仰高于思想并且信仰等于真理。既然一切都必须以信仰为准，信仰就终结了思想。精神独裁比政治独裁要高明得多，政治独裁是人身控制，人们只是暂时无法造反，而异心未改，因此政治独裁并不能解决人们的意见冲突；精神独裁则是心灵控制，让人们只相信一种东西，化众心为一心，自然就没有人反叛了，可以说，宗教是对思想意见分歧的政治解决。思想分歧由政治来解决，这是宗教的发明，而这一发明是最早的一种现代性。通常以为，现代社会结束了以宗教和封建为基本特征的中世纪，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现代社会只是终结了贵族统治和等级制度，而宗教却被保留了下来，而且不断与时俱进，改头换面，推广为各种各样的变相宗教，也就是各种各样没有宗教之名的意识形态。宗教的再造心灵的工程是否成功，要取决于其意识形态技艺。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技艺最为突出，它的意识形态技艺成为后来各种意识形态的模范。基督教所发明的意识形态技艺至少包括：

　　（1）心灵管理制度。为了再造心灵就需要强调灵魂的纯洁性和单一性，于是发明了灵魂的自我检讨方式，告解忏悔，也就是坦白交代并且认罪，同时由牧师神父进行批评教育并且指导被救之道，这一认罪-教育体制能够使人们的心灵体制化。通过自我批评来提高自己本来是人类普遍的一种觉悟，例如儒家也认为应该一日“三省吾身”。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通常是调整自己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例如儒家的三省吾身主要就是反省自己对他人是否足够好，但是基督教的反省角度却是自己与神的关系，这是自己对自己的斗争，其中关心的是自己的灵魂是否足够纯洁，是否已经符合宗教的信念，是否能够通过认罪而获救。使自己的灵魂符合宗教要求就是使自己符合一种政治组织的要求。通过教育诱导和自我认罪的心灵管理制度，基督教开创了“政治思想工作”，它把人们的思维、观念、行为以及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都上纲上线变成了政治问题。后世各种极端化的政治党派或团体都沿用了这种思想政治工作模式。

　　（2）绝对敌人很可能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政治发明。人类生活既然有冲突就会有敌人，但敌人并非不能化解，就像人们喜欢说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普通意义上的敌人取决于某种特定关系和情景，是一个关系性的事实，而基督教发明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敌人，把敌人变成一种由其自身特性所规定的事物。在基督教之前，政治问题本来主要是关于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问题，因此主要是物质利益的斗争。人们虽然在各种问题上有着不同意见和争论，但没有成为也不需要成为不可讨论和不可让步的事情，没有形成不共戴天的精神战争。正是宗教把政治变成了无可商量的话语斗争和精神战争，开创了心灵争夺战，这就重新定义了政治和战争，从此“战争”不仅仅是为了物质利益，而且可以为了精神权力；不仅为了攻城略地，而且为了攻心夺魂，因此就必定要制造出精神敌人或文化敌人。

　　上帝与魔鬼，信徒与异教徒，这就是政治上的绝对敌人的原型。既然上帝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正面存在，魔鬼就是反面存在，同样，信徒就是正面存在，异教徒就是反面存在，“不信我的话，你们就是魔鬼的儿子”[6]。即使异教徒从来与信徒没有利益冲突，甚至没有来往，其异己性也已经注定了是敌人。基督教制造了与人的行为和交往无关的一种分类-识别身份，制造了纯粹概念上的自己人和异己，于是，异教徒（the pagan）就平白无故地变成了信徒的绝对敌人。正如卡尔·施米特后来用以解释政治基本精神时所指出的，绝对敌人是与利益冲突之类的私怨无关的“公敌”（hostis），是仅仅因为异己性而不共戴天的敌人。基督教所发明的绝对敌人定义了人类社会中一种无法谈判、无法化解的分裂方式：既然敌人是死敌，那么就只能斗争到底，于是，斗争不再是为了解决具体冲突的手段而变成了永远的使命。可是，难道总要与敌人相遇吗？即使不能接受异己，难道就不能各过各的，不相往来，相安无事吗？对于基督教来说，决不能容许敌人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因为基督教自认为是普世性的，它必须传遍世界，必须在精神上统治世界，去把所有人变成基督徒是绝对的使命，所以不可能与异己不相往来，不可能容忍异教徒逃逸在外（这正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根本差别，尽管基督教来自犹太教，但犹太教只属于作为“中选之民”的犹太人而与别人无关，因此犹太教缺乏普世性使命而只关心自己的命运）。基督教的敌人意识和普世意识从根本上修改了西方的政治概念，政治的本来意义（polis）已经变成次要的了，因为政治要求越出城邦而走向一切地方。卡尔·施米特把政治定义为“识别敌友”，这一著名定义对于希腊城邦所开创的政治观念显然是离谱之说，但对于基督教以来的西方政治却是神来之笔。这一神来之笔的灵感大概来源于马太福音：“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7]。

　　绝对敌人一开始只是文学想象，但它所显示的巨大政治力量使这一想象固定成意识。敌人意识至少有两个功能：一是外部斗争可以增强政治集团的自身认同、内部凝聚力以及激情和活力。这一点显而易见，无须多论；二是可以把自身的一切错误、失误和困难归咎于人而推卸责任，一切坏事都赖别人，就可以使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变成正当的，这能够极大增强信仰的合法性。任何政治或者任何社会都会有短处和缺点，事所难免，但人们喜欢追究责任，于是就有了“归罪于谁”的问题。人人都愿意找到替罪羊，而大家皆大满意的替罪羊就是敌人。人们太喜欢有替罪羊了，有了替罪羊，自己就都是优点，没有缺点。替罪羊在今天仍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政治潜意识，例如美国集团总能够发现一些坏国家，从法西斯到共产主义国家，从专制国家到流氓国家，诸如此类。敌人的存在如此重要，以至于失去敌人就无处归罪，甚至，失去敌人就会失去行为的方向，所以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旧敌人消灭了就创造新的敌人。敌人焕发了“我们”的力量和激情，政治领袖们自以为是救世主，带领群众去消灭邪恶敌人，正如沃格林指出的，这种对敌人的“末世论仇恨是西方大众政治运动的一种本质特点”[8]。

　　基督教不仅发明了外部敌人，而且还发明了内部敌人。外部敌人是异教徒（the pagan），内部敌人则是“异端”(the heretic)，这样就形成了全方位的敌人体系和全方位的精神政治斗争。内部敌人是一种比外部敌人要荒谬得多以至于非常可笑的发明，完全没有积极作用。如果说外部敌人能够增强一个政治集团的凝聚力和信念的合法性，内部敌人的意识却只能形成完全**的内耗、分裂以及无理由的仇恨。中世纪的基督教各宗派互相敌视，几度杀得昏天黑地。现代制度使基督教内部斗争明显减弱了，但这种内部政治斗争模式却为现代一些极权政治组织所继承，演变为各种政治清洗运动。内部敌人虽然是一个明显愚蠢自损的观念，却是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所致，问题就出自信仰先于并且高于思想这一意识形态规定。尽管教徒们都相信“同样的”原理，但由于没有一条原理具有思想上的严格性和必然性，因此总能够被不同地解释。人们对一个信念有不同解释，而又拒绝了客观真理的证明和理性论证，意见之争就失控了，不同意见的人就变成了敌人，而为了使自己的意见获得成功，就只能依靠政治斗争去斗倒不同意见。

　　（3）基督教最奇妙的发明是宣传。在希腊城邦的广场，那些demagogoi（群众领袖，政治煽动家）已经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欺骗诡辩煽情炒作的动员手段，但仍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宣传，只能说是宣传的技术性准备。真正的宣传的发明应该归功于基督教，或者说，宣传的发明是由基督教完成的，而希腊只能说发明了煽动。那么，基督教在煽动技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什么新事物使之变成了宣传？至少有这样几种特别重要的东西：超现实的美好许诺；简单而完整的世界观和历史叙事；具有道德优势的形象设计；话语的无限重复。

　　希腊广场的辩论虽然有许多诡辩和煽情，但仍然是思想性的，是观念与观念之间的比赛，诡辩与煽情只不过是比赛作弊。宗教或者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一开始也是一种思想，但这种思想的性质十分独特，它要求的是不再思想并且反对任何别的思想，它是一种终止思想的思想。这样一个反思想的思想结构否定了自身的思想性，把思想活动变成了政治活动。宗教对于自身观念的论证采取的是这样的形式[9]：“相信p是这样的，于是p就会被理解为这样的”。可以看出，虽然信念B总能够必然导致基于B的理解b——这一点没有问题——可是B却不具有“别无选择性”。信念B并非唯一选择，这是个关键的漏洞。在人类的意识里，B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除了B还有许多别的可能性。只有愿意的话，人们就可以自己编造出各种同样好甚至更好的信念，根本无须去相信别人编造的信念。既然不存在关于信念B的必然性和唯一性的证明，宗教的自身论证就无法成立，它在思想上就总能够被怀疑。宗教不可能“以理服人”，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思想条件，因此宗教必须以政治方式去争夺话语权。既然把未经证明的原则当成不可怀疑的真理，宗教就在思维上采取了一个颠倒结构：任何问题的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这一结构拒绝了真理性和正当性的论证，于是，唯一能够确立信念权威性的方法就是通过宣传而使人相信。

　　要人相信某种东西并不容易。希腊诡辩家和煽动家的诡辩与煽情技艺虽然有些用处，但仍然远远不够，诡辩和煽情只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最多让人暂时相信某种东西而不能持久，事实上希腊式的论辩的过分诘难导致了希腊后期盛行怀疑论的思想迷茫。基督教发明的宣传技艺才真正是有效的。如果说希腊式的论辩试图在逻辑学上投机取巧，那么基督教的宣传则遵循了心理学规则。人们都有基本的恐惧和迷惑，比如死的问题，还最想要那些事实上不可能的好事。基督教在这些问题上都给出了足以消除恐惧摆平善恶的各种美好许诺（天堂、拯救和最后审判等）。如果美好的许诺不够多，人们就不会喜欢；如果美好许诺太多，则各种许诺之间就容易出现矛盾。但有趣的是，只要那些美好许诺并不准备在现实世界里兑现，而仅仅属于一个完美的世界，比如说“上帝之城”，那就不成问题了，不兑现就遇不到矛盾，而完美世界既然是完美的就当然能够摆平各种矛盾（逻辑矛盾不算在内，上帝也摆不平逻辑矛盾）。因此，越是不可能兑现的美好许诺就越有迷惑力。尤其重要的是，基督教的那些美好许诺据说是一视同仁的，这种人人平等的普世观念在当时具有极大魅力，因为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对所有人的平等观念。事实上，对任何人有效的平等至今仍然被证明是最受欢迎的观念，例如从基督教式的人人平等观念演化出来的人权。

　　一般地说，从科学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历史学角度去看，基督教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非常简陋荒谬的，完全缺乏可信证据，而反面证据却很多。如此说不通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却大获成功，其成功原因仍然是心理学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越是简单完整的世界观和历史叙事就越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简单性和完整性的吸引力远胜于真实性。真实性比较高的知识和思想总是对事物的谨慎分析，只要谨慎就不可能解释一切，而永远只能是对世界和历史的部分解释。部分的或片面的真实知识无法使人安心，人们不愿意承受真实的紧张感而宁愿接受简单完整的解释，人们喜欢能够解释一切的宗教就像喜欢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或者，人们本来就只想要解释而不想要正确的解释，因为人们没有耐心等待真理，这是许多荒谬宗教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基督教关于最后拯救和终极审判或者善恶大决战之类的想象虽然幼稚荒谬，却成为西方政治的一种潜意识，以至于到今天西方仍然以这样简陋的格式去理解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这种理解方式不仅表现在通俗文化比如电影中，而且也表现在思想学术中。

　　基督耶稣是基督教极其成功的一个形象设计，这个形象具有明显的道德优势，他牺牲自己仅仅为了给世人指明拯救之路；又具有明显的心理学作用，他受苦受难，无怨无悔，这样最容易引起同情心，世人为之感动不已；尤其重要的是，这个形象非常平民化、通俗化，又具有神话气质，事实证明这种形象比那些高贵的帝王将相或者高贵的神更为成功，它更为亲民因此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通俗与神奇相结合的形象设计在后来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动员以及现代大众文化的一个通用模式。形象的影响力远胜道理，形象设计成为政治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国家形象到领袖形象都成为政治公关。

　　最后，基督教发明的最有力的宣传技艺是话语的无限重复。这是一个最难以置信的成功发明。既然基督教怀有普世雄心，基督徒就把传播当成使命，这一使命感产生了艰苦卓绝、不厌其烦、持之以恒的宣传——这一形式与今天各种成功的商业宣传和政治宣传别无二致。或许是无意的发现，基督教创造了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话语传播方式而取得惊人的宣传效果。简单而不真实的信念经过不断重复就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力，这一“谎言千遍即成真理”的神奇效果至今仍然无法获得充分的科学解释，也许人类在智力上或心理上有着缺陷也未可知。与“不断重复”这一简单得简陋的宣传技艺相比，希腊人的诡辩和煽情反而是一种事半功倍的技艺，很可能是因为过于花哨卖弄的逻辑技巧反而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而且产生了轻浮不严肃的气氛。在今天，不断重复的宣传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生活方式，从意识形态统治、国家和企业宣传、商业、市场、传媒、广告到电视和网络以及各种属于政府的和非政府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宗教的变相存在。

　　（4）现代性的许多特征都能够追溯到基督教，群众的发明就是其中之一。说基督教发明了群众，这是需要解释的一个事情。群众并不等于复数人民。在基督教之前的复数人民虽然属于各种共同体，比如是某个城邦的公民，但他们仍然没有形成群众，他们平时往往有不同意见，“各自都以为自己有一套logos（道理）”；在一起闹事或狂欢时他们是众人（crowd），是乌合之众；当需要保卫国家时，他们是众志成城的集体。但这些都还不是群众（the mass）。形成群众的一个关键条件是人们在精神上的高度相似性。这一点在成熟宗教出现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在众人有着高度一致的利益时，比如保家卫国的情况，也有可能形成类似群众的现象，但这毕竟是临时性的，并非稳定的群众；形成群众的另一个关键条件是超越地域性共同体局限的普遍精神。一种地域性的宗教也能够形成众心一致的集体，但这种集体由于其封闭性而仅仅是某个集体，而成不了普遍意义上的“通用的”群众。群众不是一个特定集团，而是一个无限开放的通用概念，它具有一种试图使所有人都变成一样的人的势，群众不想看到另一个集体，只想看到同样的人。这就是基督教强于其它宗教的地方，它试图一统江湖，把所有人都变成基督徒，不许别人形成另一个精神集团。

　　基督教开始了以精神为名的群众动员，正是这种精神性的群众动员创造了群众，而不是先有群众。在基督教发明这种以精神为名的群众动员方式之前，集体动员的理由都是一些物质性的实际问题，比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反抗或国际战争之类，这些理由都是一时的实际利益，因此群众动员也只是临时性运动。而以某种精神为理由的群众动员才是长期的和稳定的，它不是为了解决具体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在国家或政权之外建立另一种以精神为依据的权威统治，即通过建立对社会的精神文化领域（也包括思想和知识）的统治而最后统治所有心灵。只有成功的精神统治才能够完成再造人心的工程，制造出人皆此心的群众。值得注意的是，群众虽然心灵高度相似，却未必团结如一人，制造了群众只是减少了心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人变得单调而容易支配，而并没有因此减少社会矛盾。按照中国的话说，群众只是“同”，却未必“和”。无论如何，群众的发明对于后来的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现代社会需要群众去实现各种大规模的运动和运作，甚至，如果没有群众这样具有一致偏好的大规模人群，现代那种试图把产品卖给所有人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没有群众，那么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都是不可能的。

　　基督教的精神政治四大发明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至今仍然非常深远，尽管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在今天世俗社会已经不再具有统治地位，但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在模仿宗教的政治模式上走得太远了，各种宣传、话语市场、传媒以及各种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还有各种思想和话语禁区（政治不正确），都是宗教的变相形式。作为终结思想的企图，宗教把思想论辩变成了话语斗争和政治宣传，把生活方式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把知识问题变成了权力问题，把观念（ideas）变成了意识形态（ideologies）。所以马克思发现了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福柯又发现了知识/权力的政治关系，诸如此类。在今天，各种意识形态、知识体系和文化体系都已经深深卷入在思想政治斗争的模式中，从而形成了观念的乱世，而观念乱世实为政治乱世和生活乱世的深层结构。

《社会科学论坛》 2008年第13期

叙拉古之惑

注释：

　　[1] 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商务，1998, p81.

　　[2] 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商务，1998, p82.

　　[3] 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p191.

　　[4] Tertullian: The Apology of Tertullian for the Christians. Ch. xxxvii.

　　[5] 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商务，1998，p.325

　　[6] 《新约\约翰福音8：44》。

　　[7] 《新约\马太福音12：30》。

　　[8] 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p. 203.

　　[9] 主要根据奥古斯丁的名言“相信因此理解”（crede ut intelligas）的意思改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