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提摩太对社会主义的介绍

近年来，基督教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得到基督教研究界的关注，出现了相关的数篇论文。[1]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在华传播史研究中，基督教社会主义是被忽视的一环，因此，这些研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现有的研究只是关注到民国时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而对于晚清时期该学派思想是否传入中国，有无相关的文献，则基本上止步于留日学生的日文转译（如一九〇二年赵必振译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中简要介绍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而无进一步的上溯。本文根据所发现和解读的文献，指出在一八九一年，李提摩太即已在其英文著作明确提到「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及其代表人物，[2]并在其对应的中文著作《救世教益》中纳入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若干思想。在一八九七年，李提摩太更是致函当时英国著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花拉士」，请其就甲午战争后中国发展的问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李提摩太将其翻译成中文后在《万国公报》上发表。[3]这样，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时间就提前了五年乃至十数年。

李提摩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源于他在华传教和赈灾的经历。李提摩太一八七〇年来华传教，早期也是注重个人灵魂得救，但数年后即遇上华北大旱（丁戊奇荒），在赈灾工作[4]中他深深地认识到传统的传教方式对于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并无多大用处。他认识到，拯救肉身跟拯救灵魂一样重要，关注社会的整体改造要比关注个人灵魂得救更为重要，因此，他开始对「天国」重新加以理解和解释，[5]将与清朝政府合作以提高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视为传教工作的一个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他自然注意到当时西方的一些新思想，注重社会整体改造的社会主义自然在他视野之内，其中基督教社会主义对他尤其具有亲和性。

李提摩太不仅对基督教社会主义有所了解，他对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也有所关注和引介。贝拉米（Edward Bellamy, 1850-1898）于一八八八年出版了《回顾》（Looking Backward from 2000 to 1887），主张涉及民生的重要事业都归国家管理，以免造成贫富悬殊和劳资对立。这本书对当时西方经济与社会问题对症下药，造成轰动，数年间即被译为十几种文字。他的崇拜者组成了许多国有化俱乐部，在美国掀起了工业国有化运动。一八九一年，李提摩太将之缩译为中文，题名《回头看纪略》，一共二十八章，连载于《万国公报》一八九一年十二月至一八九二年四月号。后来，广学会又以《百年一觉》的标题出了单行本。这本书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重要影响。关于《百年一觉》已有很多研究，在此不再赘述。一八九九年，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作翻译了颉德（Benjamin Kidd）《大同学》（Social Evolution），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主要思想。这是中文世界首次介绍马克思，「马克思」一名也始于李提摩太的翻译。对此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传入史的学者已有很多著述，在此也不必重复。[6]

作为一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更大的兴趣是在基督教社会主义上。如前所说，这种思潮是要把基督教的宗教原理（爱神与爱人即博爱）和社会主义精神（注重平等、均富）结合起来，采用和平的方法（如合作社）在地上实现天国，拯救灵魂的同时也拯救肉体，关心来世福报的同时也关心今世民生，注重个人得救的同时也看重国族的得救。它很契合李提摩太面对晚清民生凋弊，急待以西方现代工业和科技来振作中国，使中国人看到基督教教化之「益」，从而信服和皈依基督教的目的。在一八九一年《救世教益》（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这本书里，他将基督教或耶稣教改称为「救世教」，就跟他的这种注重现世社会改造的思想趋向有关。

二、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

「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是十九世纪发生于欧美的一场运动，它试图将基督教的道德和社会原则运用于现代工业生活，改造社会，消除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达到集体主义和互利主义（mutualism）。按照考夫曼（Moritz Kaufmann）的说法，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联合的方法，这意味着逐步地、和平地将竞争转化为合作性的工业。建立在合作原则上的劳动组织是基督教社会主义所有计划的一个本质因素。」一个社会只有贯彻了基督的精神，才可以被称为一个「互益社会」（Mutualite Sociale）。[7]基督教社会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8]在法国和奥地利的要求恢复中世纪的行会协作，在德国的则希望在国家保护下搞产业协作，倾向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在英国的则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和个人慈善来努力提高合作原则与实践。

跟科学社会主义相比，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基督教神学及其史观，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没有「阶级斗争」的执着，也不准备用「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而是希望在维持现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理性、和平、渐进、改良的手段，主要通过合作社或议会提案这类做法，来具体地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争取普选权、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孩子的教育等等。两者根本精神的差异可以用「博爱」和「斗争」来形容。

在英国，一八四八年宪章运动中出现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们同情工人的处境，但是不主张过激的变革行动。其代表人物有三个，即毛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 1805-1872），小说家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律师陆德洛（John Malcolm Ludlow, 1821-1911）。这批人之后，社会主义陷入了沉寂，但到了一八八〇前后，又涌现了一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面对英国严重的贫富分化、阶级问题、社会不公、道德败坏，英国福音派对基督教的使命有了新的理解。他们认为对个人和社会的罪都应有所回应。圣经批判学也为福音派所接受，它认为应当从社会和政治处境中去理解以色列和耶稣的使命，圣经具有历史性。虽然「基督教社会主义」没有重新设定「天国」的定义和事工范围，但使得「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成了福音派注重的一个词汇，使得集体的得救获得了跟个人得救一样的重要性。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的《以色列诸先知》（Prophets of Israel）认为旧约先知是针对以色列社会政治问题才出现的，这使得许多基督徒不再从狭窄的基督中心论去理解《旧约》。戴尔（Robert William Dale）在一八七〇年代开始为基督教的政治行动辩护，跟李提摩太一样同属浸信会的克利福德（John Clifford）[9]从一八八〇年代开始倡导基督教社会行动。在那时，基督徒们认识到，如果认真对待福音，就应该看到上帝不仅拯救个人灵魂，也拯救物质层面的民族和国家。[10]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组织中，有过教会基尔特（guild，又译「行会」），即一八七七年于伦敦东部的圣马太教会（St. Matthew Church）成立的基尔特，他们在教会信仰和组织的基础上搞行业合作社。[11]其领导人赫德兰（Stewart D. Headlam）曾经在毛里斯和金斯利所办大学里学习过，继承了他们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想。在二十世纪首二十年英国兴起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中，既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有托尼（R. H. Tauney, 1880-1962）这样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鉴于基尔特社会主义曾经在中国发生重要的影响（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一度提倡它），而它又跟基督教（尤其中世纪的行会）关系密切，因此在这里有必要一提。

三、「四民说」介绍并吸纳基督教社会主义

从现有文献来看，李提摩太大概是从一八八八年之后为写作《救世教益》而阅读了一些社会主义（包括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书。一八九〇年，应李鸿章之邀，李提摩太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一年，向中国人大力鼓吹学习西法，进行改革。这些文章被很多报刊转载，使其作者遐迩闻名，一八九四年末结集为《时事新论》由广学会出版。《时事新论》中的文章，大多与「养民」新法有关，即用现代化工农矿业和科技来提高生产力，使人民富裕，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果说「养民」新法是把蛋糕做大，那么，李提摩太已经注意到如何把蛋糕分配公平的问题。《时事新论》里有一篇文章《论工人宜渐富》专门谈到这个问题，里面说，西方近百年来，工业化导致经济发达，国民总产值翻了多倍，资本家财富极速膨胀，但是工人的工资却增长缓慢，不成比例，生活贫困，饱受苛待：

因此，西国多年来凡有明白工人莫不互相议论，以为国家渐富强，士商亦坐拥厚赀，而独此出力之人未能利益均沾，无乃不公乎？因此各工人设会曰同心会，又曰同合会。计德国有六十余万人，英国有八十余万人，美国有六十余万人，法国人数更多，莫不禀明国家以求伸其不平之气，而溥其大公之财。

若就其形迹而论，与聚众滋事何异？不知人情不甚相远，天下事苟得其平，又何必众口哓哓，与在上者时常争论耶？故近来西报中常见有工人设会与各国争论之事实，非与上为难，不过欲求厚加工赀。且一日中限定只作工四时，[12]俾众人得益一律平允，此外别无他意也。今夫饮水者宜思其源也，植木者宜培其本也，观于各国之因开垦制造而日兴月盛，微各工人之力不克，至此是工人之于国家，即生财之源致富之本，有国者讵可昧厥本源哉？吾知嗣后泰西各国必当持之以平，使各工人一体渐富，不致再行觖望，是亦大局之幸也夫！[13]

李提摩太在文前说，「韩昌黎曰，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其不平，正所以望其平耳。此吾儒与人家国事必以齐、治、均、平为本。观于泰西工人与国家相争之事，而知其积不能平之故矣。」这篇文章表明李提摩太其时已关注到西方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即文中所谓「同心会」，合作社即「同合会」）及其具体诉求（八小时工作制），涉及到「平」（平等、公平）的问题。对工人的这些诉求，他无疑是同情和赞同的。他寄希望于国家（有国者）的自上而下的措施。

一八九一年一月至一八九二年二月，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连载《救世教益》一书，并于一八九一年末由广学会出了单行本。据李提摩太在前言中所说，他写这本书是因为三年前在天津与李鸿章见面时，李鸿章问他基督教对世界有甚么好处，他「第恐一时未得详明，因查五洲各史，择各国关系紧要，有益国计民生诸大事，以及教之本末异同，撮其大旨，汇辑成篇，名曰《救世教益》，以冀阅是书者，略明教益，而后大疑可释，民教由此俱安」。[14]在《救世教益》里李提摩太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四民说」（养民、安民、新民、教民），[15]这成为他一生的主要思想。[16]

在「四民」中，「养民」新法指工业、矿业、铁路、邮局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现代产业，「新民」指宗教教化人心，使受污染的「旧人」成为「新人」，「教民」指现代教育，将现代重要的科学知识普及到所有人。那么，「安民」具体指甚么？由于李提摩太《救世教益》先用英文写成，因此，我们可以对照英文版来看其实质所指。[17]

在讲到「安民」时，李提摩太说：

安民者，今时之第二要事也。其法一在和外，如各国所有土地产业货物，使之自安其生，不惹外来之强暴侵掠。一在安内，如各国土地产业货物等利，宜公分于士农工贾各等人，不使有富者极富，贫者极贫之虑。[18]

可见「安内」涉及财富「公分」和平等问题，实即经济、社会公平问题。具体而言：

至于安内，必使贫富分财公平一律，尤有不易言者。泰西各国百工，见财多归富户，己虽较前稍裕，然亦有不足糊口者，遂以为天地之财所分不公，乃自立百工会，[19]欲增工价，以与富户争，否则一概停工。盖因百年之内，商贾借百工之艺，获利无穷，而百工之价加增不多，乃不服耳。其会初立时，有以百工为叛，官重惩之。百工人等乃倡言曰：非我等不安分，乃彼富室分财不公也。彼之贪财过甚，乃欲劳人至死。国家既使彼富户得所，不思所以养我贫民，何以使人服乎？既而有权之官绅仍不听其辩，愈苦待之。前百年，法国民全变，自改章程，不欲其君王传子。俟民公举某人为王，即官员亦变为民举，自是凡为君者皆知民为邦本，莫敢不听民议焉。迨百工相约，各国自立总百工会，[20]国家愈不敢不听民议矣。惟近二十年内，俄罗斯之皇不听贫民之议，但以权势行之，尝发遣善为议论者于西比利亚，[21]重则斩之，于是国民多以俄皇不以理行，专以势压，不顾民间之苦难，乃自立尼希利会，[22]言君主不以理行事，专恃杀人以立威，必非天理所容，杀之无过。迨光绪七年，俄皇亚历山大第二，终为所弑。其国之所以如此内乱者，皆未得安民之道也。[23]

欧洲兴起社会主义运动，工人建立工会和国际组织，争取选举权和公平权利，只有满足他们的要求，才能实现国「富」民「安」，否则就会象俄国那样发生弑君之事，民不安，君亦不安。治国者当考虑民情，研究和落实「安民之道」，以保持国家的稳定发展。

在工人跟权贵和国家的斗争中，基督教教会和教士可以起到甚么作用？在这里，李提摩太强调了基督教调解工人、资本家和国家三方矛盾的作用，实即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作用，他说：

今西国百工会与诸富商并国家往往不和，已多次请教师为两造解纷。兹又请教师解之，与从前历代无异。但解纷初非待有事，而后出而解之也。缘平日皆有七日一礼拜之规条，请各等人均赴教堂。凡好善者，无不前往听讲上天无穷之爱，并救主救世各善法，使常存善心，以养道心，即立学堂，亦如此教法。然后遇有变故，上下始皆按道德而行。凡教中人皆言，将来列国分争，主平治之，使以刀为犁，以戈为镰，不相攻伐，不尚武事。由是观之，教会之不尚战争也，明矣。又教会多年立弭兵会，[24]凡国中好道之官皆入此会。[25]

As in the past the Church was the mediator between high and low; so in the various risings of modern socialism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both contending parties have had to thank Christian men for their mediation, --men like Manriet,[26] Kingsley, Carlyle (by his writings), Cardinal Manning and Dr. Clifford in England and Christian socialists in other countries。[27]

可能考虑到中国人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因此，中译本完全略去了“Christian socialists”及其代表人物。但李提摩太英文原意很清楚，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工人、资本家和国家之间「解纷」，他们通过教堂讲道、学堂教育、提倡道德、建立弭兵会，来消弥社会矛盾，使民心「安」。

李提摩太的「四民说」，综合起来看，未尝不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中国翻版。「养民」，搞好生产，提高生产率；「新民」，以基督教感化人心；「教民」，实行全民教育，学好先进科技生产力。李提摩太特别强调基督教「教民」的效果：

欲救苦难，必先化恶为善，化愚为智，然后始能久远有益于世，所以教士不但劝人为善，又在各处立学教民，总愿各国不落人后也。其意原欲将各样善法传遍各国，使之皆相爱如弟兄，方合上帝之意旨。若中国欲为世界第一有名之国，舍今学何有济哉？！然使今学果增，则相助为理者，又谁能高出救世教之人乎？[28]

李提摩太是明确反对共产主义者的（他称之为「通财党」）[29]，他所译介的颉德的《大同学》有基督教社会主义倾向，也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的。从思想根源上说，这是因为基督教的博爱原则跟斗争学说相悖，因此，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一般主张以渐进、改良、和平的手段来求得社会的和谐进步，在政治上就是与政府合作，或者以议会选举、和平示威、签名请愿、思想说服等方法来达到目的。在李提摩太这里，就是主张跟官方合作，通过影响士大夫来自上而下地影响中国社会。这种做法虽然见效缓慢，但不会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上面所引《救世教益》英文版提到西方「基督教社会主义者」（Christian socialists），尤其提到了英国的几个代表人物，如毛里斯、金斯利、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30]、曼宁（Henry Edward Cardinal Manning, 1808-1892）[31]和克利福德，表明他对他们的思想有所了解。因此英国学者王安之（Andrew T. Kaiser）的观点，即没有证据表明李提摩太知道基督教社会主义或跟他们有互动，[32]是错误的。在王安之本人提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中，就有浸礼会思想家克利福德，恰恰李提摩太也注意到这个人。实际上，正是因为李提摩太了解当时西方基督教社会主义乃至一般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他才会把他们的一些想法吸纳到自己的思想中。很明显，李提摩太「四民说」里面的「安民」，就是吸收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一个结果，他希望中国在做大国民经济蛋糕（「养民」）的同时，也分好蛋糕（「安民」），保持社会均富，不使贫富悬殊，造成社会撕裂和动荡。不过，他并没有像西方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那样明言「安民」的手段主要是建立合作社，以工人之间的合作代残酷竞争，以劳动交换替代榨取利润，而是寄希望于当政者采取措施防止贫富悬殊。就此而论，他的想法类似德国基督教社会主义之寄望于国家，跟国家社会主义结合，也跟中国官僚社会习惯自上而下地施政相吻合。

四、向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华莱士约稿并翻译发表

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李提摩太回英国休假一年，在此期间，他向英美教会、政治、教育界的一些人士发函，希望他们就甲午战争后中国应该如何振作提出一些建议。有的人回了信，被他翻译并结集为《醒华博议》，从《万国公报》一八九八年十一月起连载三期。《万国公报》一八九九年一月单独发表了其中的一篇长文，题目为〈英国伦敦安民报馆主笔牧师花拉士开来条例〉。[33]

在《万国公报》中，无论中文目录及正文，还是英文目录，都没有注明「花拉士」英文原名，因此，笔者颇花了一番功夫，才在一八九七年由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布利斯（William Dwight Porter Bliss）出版的《社会改革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Reform）「基督教社会主义」条目中，找到了「花拉士」英文姓名及介绍。书里说：在一八八〇年代初，在英国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协会（A Society of Christian Socialists），其机关报名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The Christian Socialist, 1883-1891），停办后，又办了另一份报纸《基督教社会主义联盟》（The Christian Socialist League）。这份报纸的主席是克利福德，其主要成员有J. Bruce Wallace、奥尔登（Percy Alden）、格德尔斯通（E. D. Girdlestone）、贝尔彻（John H. Belcher）及沙特尔沃思（Shuttleworth）教授。关于J. Bruce Wallace，书里还特别做了介绍：「在伦敦，J. Bruce Wallace是兄弟会教会（Brotherhood Church）的牧师，是兄弟会信托部（the Brotherhood Trust）的创办人」。[34]这位 J. Bruce Wallace就是「花拉士」。

前文已说，早在一八九一年，李提摩太就提到了同属浸礼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代表之一克利福德。那时他应该知道或阅读过《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这份报纸。很可能，在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这个休假年，他作为中国广学会的领袖在伦敦时拜访过克利福德领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联盟」报社，并认识了其主要撰稿人之一「花拉士」（以下今译为华莱士）。我们知道，李提摩太习惯将「社会主义」译为「安民」说，他将《基督教社会主义联盟》译为《安民报》也就顺理成章了。

华莱士的全名是John Bruce Wallace（1853-1939），他出生于印度，其父是到印度传教的长老会传教士。他少年时在瑞士接受教育，后来到爱尔兰贝尔法斯特（Belfast）读大学，在都柏林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获得硕士学位（1874）。他成为公理会牧师，早期在贝尔法斯特公理会服务（1880-1885），后来曾多次担任爱尔兰公理会联会主席。这一时期他受到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直接影响，曾邀请后者到爱尔兰演讲，[35]他接受了乔治的单一税的思想，主张土地国有，逐步走向经济社会主义。他还受到另一个美国人格隆兰德（Laurence Gronlund, 1846-1899）的影响，后者主张合作福利社。[36]一八八七年他在北爱尔兰利马瓦迪（Limavady）创办了杂志《兄弟会》（The Brotherhood，存在时间为一八八七至一九三一年），倡导合作思想。据创办者介绍，「杂志试图通过更真实的思想，以帮助灵魂和身体的健康重构，有助于一个更公正、更幸福的社会秩序的和平进化」。[37]一八八九年他还参与了《贝尔法斯特周星报》（Belfast Weekly Star）的编辑。一八九〇年他到美国考察合作殖民社（cooperative colonies）。一八九一年他搬到伦敦继续办报，并于一八九二年接手了一个废弃的教堂，将之改名为「兄弟会教会」（Brotherhood Church），[38]这是其一系列教会中的第一个（存在时间为一八九二至一九〇二年），一八九四年他和肯沃西（J. C. Kenworthy）创立了兄弟会信托部（Brotherhood Trust）。[39]兄弟会信托部是一个集工贸于一体的合作联盟，给其工人公道的价钱，照顾老弱病残，后来还增加了出版业。该合作联盟鼎盛时颇为成功，还在美国办有分社。信托部另一位创办人肯沃西曾于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去俄国拜访托尔斯泰，并取得了其所有著作的英文版权。[40]「兄弟会教会」加入了社会民主联盟（Socialist Democratic Federation），该联盟是当时英国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组织。华莱士的思想主要受到乔治的土地改革和贝拉米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主张土地国有化，他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花园城市的提倡者，他也是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先驱之一。其「兄弟会教会」跟社会主义运动关系密切。一九〇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兄弟会教会」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列宁、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均参加了是次大会。在一些与会代表没有回国盘缠的时候，「兄弟会教会」还提供了不菲的经费。

在应李提摩太之邀写给中国读者（主要是官员和士子）的这篇长文的开头，华莱士说：

各国兴举各项工作，及一切治理生民之事，大法章程有二：一曰民间私立，一曰国家公立。民间私立之法，系各人自出资本，或集众人股分。凡事归开办之人主政。国家公立之法，系朝廷拨帑兴办，延用专门名家，各管各事，一切条规，归国家主政。有时二法可以并行。凡不便任民间主政者，即应归国家管理，不便归国家主政者，即应任民间管理。总而言之，无非欲使一国之民，丰衣足食，各遂其生，同享利益而已。[41]

这是说产业国有化和私有化要根据有益于民生与否来决定，从后文来看，作者主张涉及重大民生问题的产业和行业（如铁路矿产邮政等）应该由国家来举办，而不能采取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

作者从英国土地分封制导致贵族有地农民失地谈起，「一国之人，遂分为两等。一为有地之民，一为无地之民」，后者成为佃农，饱受国家、地主层层剥削。对此，国家应该有所作为，减轻佃农之苦。工业化以后，西方各国奉行自由主义，任富人集股开办铁路、水路、船厂、开矿、纺纱、织布、机器厂等，而其中所需的大机器，贫民都不能置办，因此只能受雇于富民，而「富民既出资本，既集股分，乃开办以后，一切工价，即由富民自定，贫民不能作主。即使富民十分刻薄，贫民亦须忍受。若使停工不作，不肯领抑勒之钱，则谋生无路，惟有饿死一途，因此国家不得不再三筹度，设立工作章程，免致富民酷待贫民。此实安民紧要关键。」[42]作者认为，资本家只求渔利，不会自动爱民，虽然科学家知道如何开发、增加产业以及分配得法，但是其方法未能实行，而「各富人坐拥厚资，无所用处，而无数贫民，衣食已忧不足矣」，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作者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指出，西方虽然自称为基督教国家，但言行不一，实际上违背了基督的爱人如己的淑世原则，他希望中国振兴工作（工业），成为现代化国家时，要学到西方的长处，避免其短处，不要像日本那样，好样坏样都学。

华莱士为中国人提出了七条建议，重点在「设公用之法，使众人各得其益」。第一条是「严正地土」，使土地国有化，便于国家兴办公共事业（如铁路、学校等），不致为私人所有，地中矿产也为国有，私人有使用权，但仅限于个人生活用品生产，地租不应由私人收入囊中，而应用于公共事业。这应该是受到了乔治的影响。

第二条建议是「广立公司」。公司应当强化其「公」的一面，防止独行垄断，尤其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产业，如邮政、铁路、公交等，都应由国家举办，而不应交给私人公司去办，以防止垄断加价，坑害大众。华莱士举英国铁路为例。原先铁路初创时，任由私人创办，但私人垄断加价，大不利于民众。一八九四年，英国某城从商民垄断中买下马车铁路作为公用，百姓大大获利。国有化后，铁路工人也从过去一天十二小时工作变为十小时，工价照旧。而车票反而比从前便宜。公司不但得利，还有余利，兴办了许多别的公司。其余电气、运车、机器等事可照此类推。这是国家为防止大资本家垄断夺众人之利益而办的好事。

第三、第四条分别为「考究银行」、「举行钞票」。第五条为「使民皆有生业」，涉及土地兼并和大机器生产所导致的贫富加剧问题，华莱士认为，国家应该照顾无地农民，同时，私有化的大机器生产必然导致雇用工人减少，一个工人能顶以前十个工人，因此会让九个工人失业，而被雇的工人工价也很贱，利润则被富人拿走，富者恒富，穷者愈穷，因此国家当设法救助。他说：

凡有大工作关系众人之事，统归国家管理。若国家用机器设法制造，贫民不惟不受其害，且得大受其益。盖既归公用，则不致剥削小民，而一日所作之工，比前较少，所得之财，比前较多，如此办法，贫民何至受苦。

如果工业都归国家，让贫民都有事可作，但会不会让工人失去自由，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华莱士的第六条建议，就是国家不可以权势强迫贫民从事某一工作。但倘若有些工作因为难做而无人愿去，则可加重工价，让人自愿去做。他认为，应该保持人的自主性（或自由）。他的第七条建议是，国家应当普及教育，所学内容应侧重「近来各国之善法」，以「长智能而开新机」，而不能只是一味地学习「古法」，这样才可以使国家不落后于先进国家。

在讲完七大建议后，华莱士提到「防害」的要点在于用「公用之法」，减少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为追逐利润，专找低薪工人，导致工人恶性竞争（如美、澳华工与白人工人），永无出头之日。如果工厂「公用」，则不会如此。华莱士认为：

总之，若行私用之法，无论工业，无论商途，各国必至相争，为其但顾自己，不顾他人也。若行公用之法，不徒本国不相争，推之五洲万国，皆不相争而相安，防害获益之大，莫要于此。

华莱士这套思想，是要在基督教博爱和平等思想下，希望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以自上而下的和平方式，搞国家社会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在中国读者那里，他对于「公」的美好想象，无疑会跟传统的「大同」想象交织。我们看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有类似的对于「公」的强调。

五、从基督教社会主义到儒教社会主义

李提摩太作为广学会秘书长，深明广学会的使命即在于向中国人广泛介绍西方文明各种「新法」，开阔中国知识界的眼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使中国人认识到作为西方文明背后支撑的基督教，从而为中国人接受、容忍，起码不反对基督教作好铺垫。这是明末利玛窦「以学辅教」的升级版。在广学会的这个总策略中，为展示基督教对于拯救国家、民族的作用，李提摩太向中国人译介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著作（基督教社会主义是其中一种）。除了他本人之外，来华的加拿大医生传教士马林（William Edwards Maclin, 1860-1947）还多次在《万国公报》上介绍美国社会主义者乔治的单一税制。在一八九〇年代的《万国公报》上，社会主义译介计有贝拉米《回顾》、乔治《进步与贫困》、华莱士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主张、颉德《大同学》中对各种社会主义的介绍，加上李提摩太和马林等人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43]它们合起来就可以构成晚清的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库」，对中国人产生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是交织的、综合的，很难单独分出哪个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但是主要的痕迹还是依稀可辨的。

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与李提摩太过从甚密，逃亡时，康有为曾给李提摩太数封书信，交托紧要之事。一九一四年，康有为回国后，李提摩太曾发函邀请康有为到广学会做演讲。康有为在回信中说，「缅想大同，惟吾与子」，并欣然演讲「地球弭兵、世界大同」之事。[44]一九一九年，康有为听到李提摩太死讯后，写了一首诗《吊李提摩太先生》：「万里来行无量慈，卅年交义最相思。大同皆有□□志，教宗合一订兼持。二人同心惟与汝，万方多难共匡时。诸天极乐君归去，大道之行更与谁。」[45]此处再一次说到「大同」「大道」，显见康有为视李提摩太为唯一的「道友」。康有为的社会理想体现在《大同书》中，有很浓厚的社会主义特征。比如，「庚部：去产界公生业」对于「公农」、「公商」、「公工」，[46]甚至「公地」「公家」的强调，以及对于「私」「争」之摒弃，都跟社会主义对于「公用之法」的强调一致。康有为没有提达到大同的方法，但其改良主义的思想倾向，决定了他必然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点上，他跟李提摩太、颉德、贝拉米、华莱士这些人都是一致的。一九〇一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康有为哲学是「博爱派哲学」（不忍人之心，与基督教之「爱」对应）、「主乐派哲学」（大同太平，与「天国」对应）、「进化派哲学」，[47]然后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土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孔子告子游子语。」[48]康有为《大同书》成书于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那时他没有读过柏拉图等人的书，不等于他没有通过《万国公报》等书刊了解社会主义，比如华莱士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后来，梁启超在写于一九一六至一九二〇年间的《欧游心影录》中解释康有为的「大同」（太平世）理想源自《礼运篇》时，具体地将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梁启超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释为「民治主义」，将「讲信修睦」释为「国际联合主义」，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释为「儿童公育主义」，将「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释为「老病保险主义」，将「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释为「共产主义」，将「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释为「劳作神圣主义」。[49]如此将「大同」与社会主义挂钩，显然是要将康有为塑造为「儒教社会主义」先知。康有为、梁启超都曾经跟李提摩太过从甚密，也熟悉《万国公报》，对他们来说，将「基督教社会主义」改造为「儒教社会主义」，并非难事。

梁启超早在一八九五年主编维新派第一份报纸北京《万国公报》时，就采用了李提摩太《时事新论》中的一篇文章《论工人宜渐富》，注意到西方劳资矛盾和工人运动问题。这使他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一直很关注，后来更成为中国最早系统介绍社会主义的人。他更是以西鉴中，认为中国思想的一大主线就是社会主义。在写于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一年间的《瓜分危言》之《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他将中国古代的一些政策（如王莽改制）视为社会主义，最后还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50]在一九二二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他说：「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唱导在近百余年间耳。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51]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区别了社会主义精神和方法，认为「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52]精神为「经」，方法为「权」，要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九二一年他在〈覆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倾向社会主义（协社），反对在中国普遍贫穷、尚无工人阶级的情况下搞社会主义革命。[53]

梁启超的学生张东荪也是改良主义者，但儒教的色彩已经淡化，而趋于自由主义。一九二七年以前，他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一九三〇年代初，他宣扬国家社会主义；一九四〇年代，他提出社会民主主义。和梁启超一样，他认为中国并无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中国先要解决工业化问题—因此有必要扶持资本主义，再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达到普遍富裕。在对西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他是明确认识到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连续性的中国人。他在《思想与社会》中将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视为西方「道统」，他说，「社会主义就是硬心肠的基督教，而基督教就是软心肠的社会主义」。[54]

康有为、梁启超、张东荪的许多社会主义主张，跟李提摩太「四民说」相似，都认为中国的首要问题不是劳资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是生产力低下、普遍贫困的问题，是人民「愚、穷、弱、私」的问题（晏阳初）。只有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才能分好蛋糕，普遍富裕。

孙中山最早的中文文章发表于《万国公报》，自然也免不了会读《万国公报》。他了解到贝拉米的《回头看》（百年一觉），读过马林对乔治亨利单一税的译介，这对他后来的土地国有思想和「民生主义」都有影响。[55]

李提摩太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关注在他逝世后仍为广学会所坚持。民国时期，广学会出版了罗逊武的《社会福音的神学》（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饶习博[56]的《耶稣底社会原理》（Social Principles of Jesus）、艾迪（George Sherwood Eddy）的《艾迪集》，并大力推介日本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贺川丰彦。相比张仕章、沈嗣庄、吴耀宗等人革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广学会坚持着改良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以往的李提摩太研究，虽然注意到他的「救世」传教模式跟戴德生的「救灵」模式不同，但尚未注意到他跟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实际联系，因此很少注意到他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及其影响。其实他和广学会的社会主义译介和思想，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57]孙中山这些人，再通过他们对民国思想界产生影响（如张东荪、张君劢），[58]这里面，隐约有一条从「基督教社会主义」转化为「儒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线索，[59]有待将来的研究者钩沉索隐，发明新见。[60]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五十五期 2021年 秋 頁271-303

汉语SCT

注释

 [1]. 刘家峰、刘莉，〈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载《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页104-112。杨卫华，〈20世纪上半期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在华传播及影响〉，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1期，页27-36。杨卫华，〈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以教外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考察〉，载《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1期，页124-132。曾庆豹，〈思想过激者的遭遇：沈嗣庄其人及其思想〉，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页63-71。香港《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19年秋季第51期策划了专题「民国时期基督教社会主义」，除梁慧、曾庆豹所写导言「民国时期基督教社会主义」外，共收四篇论文，分别为：唐晓峰，〈民国时期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传入及其当代启示〉，页37-62；徐以骅，〈「革命的基督教」传教士华德与民国基督教会〉，页63-92；刘家峰，〈贺川丰彦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页93-120；曾庆豹，〈民国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以张仕章的耶稣主义为例〉，页121-153。

 [2]. 关于「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这一英文名称何时在中国教会内外传播，刘家峰、刘莉认为，始于一九一三年，其时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李德理（Lacy L. Little）在《教务杂志》（英文）上发表了〈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在江阴〉（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in Kiangyin），见刘家峰、刘莉，〈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页105。本文揭示李提摩太早在一八九一年便已提到该英文名称。

 [3]. 笔者所见相关资料中，唯有美国学者伯纳尔（伯纳尔着，丘权政、符致兴译，《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页27-29）提到了花拉士的文章，且点出了其英名缩写名“J. B. Wallace＂。但可能限于当时的数据条件，伯纳尔将花拉士当作一般的社会主义者对待，对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身份和来历没有介绍，对花拉士所主笔的「安民报」的名称也无所知。

 [4]. 李提摩太着，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2005），页98-122。

 [5]. Andrew T. Kaiser, Encountering China: The Evolution of Timothy Richard’s Missionary Thought (1870-1891)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9), pp. 136-147.

 [6]. 晚近研究可参：姚达兑，〈斯宾塞福音：李提摩太译《大同学》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页120-128。姚达兑校注的《大同学》二〇一八年由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7]. Moritz Kaufmann, Christian Socialis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 Paternoster Square, 1888), p. 25.

 [8]. 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研究大约始于一八八〇年代，主要有：Arthur A. Woodworth, Christian Socialism in England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Lim.,1903)；Charles E. Raven, Christian Socialism, 1848-1854 (London: MacMillan & Co., Limited, 1920)；Moritz Kaufmann, Christian Socialis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1888)；Francesco S. Nitti, Catholic Socialism (trans. Mary Mackintosh; London: George Allen & Company, LTD.,1911)。近年来的研究有：John C. Cort, Christian Socialism: An Informal History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8)；Gary Dorrien,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Making: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Roots of European Social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9)。中文研究有：田海华，〈简论基督教社会主义〉，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页45-51；肖凤青，〈十九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载《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4期，页88-93。

 [9]. 克利福德（1836-1923），英国浸礼会自由派领袖，基督教社会主义代表及消极抵抗运动发起人之一，他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思想有影响。

 [10]. Kaiser, Encountering China, pp. 142-143.

 [11]. Woodworth, Christian Socialism in England, pp. 100-131。教会基尔特派反对无神论者对基督教的攻击，坚持基督教信仰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见该书页104-105。该派受乔治亨利单一税影响很大，认为贫富不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因此应该土地国有，造福全民。该派人数一直在三百人左右，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末尚有活动，但影响不大。

 [12]. 这里「四时」当是指中国一天的十二时辰（每一时辰有两小时），故按西法即指八小时。

 [13]. 李提摩太，《时事新论》，光绪二十年上海广学会铸版，卷七「养民」第十叶。值得注意的是，《论工人宜渐富》于一八九五年被梁启超编入了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第56期，自然会受到此文所传达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影响。周伟驰，〈康有为创办的北京《万国公报》各期内容及其来源〉，载《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1期，页114-135。

 [14]. 李提摩太《救世教益》原序第二叶，上海广学会一八九九年第三次重印（一印于一八九一年秋）。

 [15]. 「养民」、「安民」、「新民」、「教民」这四个词的英文分别为：“How to support the nations”、“how to give peace to the nations”、“how to make them (men) good”、“how to educate them (the nations)”，见Chinese Recorder, vol. XXII (oct. 1891), No. 10, pp. 443, 491, 493。用今天的话说，「养民」就是如何搞好国民经济，把蛋糕做大；「安民」就是如何让人民安心，把蛋糕分好；「新民」就是教人学好，荣神益人；「教民」就是把做蛋糕、分蛋糕和教人学好的知识代代相传，精益求益。

 [16]. 后来，李提摩太就救世教之「有益于今」写了续集，强调「新法」的重要性。分别见《万国公报》一八九五年一至七月，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一八九六年二月。在后来，他对「安民」说中的均富思想有所淡化，可能是因为他要针对中国语境说话，而当时中国的问题在他看来不是贫富悬殊，而是普遍贫困，因此关键还是要强调用「养民」新法来提高生产力，开办现代化产业，把蛋糕做大。

 [17]. 李提摩太《救世教益》先用英文发表于《教务杂志》一八九〇年四月至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其后才译为中文发表。约翰逊详细列出了其发表情况（Eunice V. Johnson, Timothy Richard’s Vision: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1880-1910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4], p. 176），跟「安民」相关的一节见：“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 Present Benefits”, in Chinese Recorder 22 (October 1891), pp. 443-451。

 [18]. 「安民」一章发表于《万国公报》一八九二年一月号，见《万国公报》（上海书店，2014）29册，页24-028。此句出自29册，页24。

 [19]. Richard,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p. 449。「百工会」对应英文为“trades unions”。

 [20]. 同上，英文原文为“then the various trades unions hav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unions”。

 [21]. 同上，英文原文为“Banished the leaders of socialism to Siberia”。中译将“socialism”泛译为「善为议论者」。中译本不直译“socialism”可能是为了避免读者混淆俄式激进社会主义者与李提摩太所赞同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后者是为了「安民」，采取温和渐进的方法，而不采取暴烈的方式。

 [22]. 同上，英文原文为“Then the Socialist of Russia became Nihilists”。「虚无党」即无政府主义者，或俄国民意党。

 [23]. 《万国公报》，29册，页25-26。

 [24]. 「又教会多年立弭兵会」，英文原文为“For years the Christian Church has established a peace society”。参Richard,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p. 451。

 [25]. 《万国公报》29册，页27。

 [26]. “Manriet”，原文如此，笔者在所有相关书籍及网络上均未查到此人，疑为“Maurice”（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排字之误。从李提摩太今存书信手写字体都比较凌乱，难以辨认来看，很可能如此。

 [27]. Richard,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p. 450。斜体强调为笔者所加。

 [28]. 《万国公报》1892年2月（29册，页103）。

 [29]. 《万国公报》41册，页197-198。

 [30]. 卡莱尔，英国历史学家和散文家，着有《法国革命史》（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英雄与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腓特烈大帝传》（History of Friedrich II of Prussia）等。

 [31]. 曼宁，英国天主教大主教，倡导社会公义，影响了良十三世（Leo XIII）《新事物》训谕（Rerum novarum），开启了天主教社会公义训导。

 [32]. Kaiser, Encountering China, p. 143.

 [33]. 《万国公报》43册，页7。李提摩太档案今藏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Regent Park College）浸会传道会档案馆，花拉士英语原文并未出现于档案目录中，笔者二〇二〇年初托郑淑红教授找到留英的吴敏博士至馆搜查，亦未能找到相关原文。

 [34]. William Dwight Porter Bliss (ed.), “Christian Socialism”, in Th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Reform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897), p. 254。

 [35]. Fintan Lane, The Origins of Modern Irish Socialism, 1881-1896 (Cork, Ireland: C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9。

 [36]. 格隆兰德是丹麦裔美国人，他将马克思、拉萨尔的思想美国化了，一八八四年出版《合作福利社》（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一书，他影响了《回顾》作者贝拉米和韦兰（Julius Wayland），对一八八〇和一八九〇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有影响。（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urence_Gronlund，2020年5月10日浏览）。

 [37]. “magazine designed to help, through truer thought, the healthy reconstruction of souls and bodies and the peaceful evolution of a juster and happier social order.”参https://apostlesoffreedom.wordpress.com/2018/07/04/reverend-bruce-wallace-christian-socialist-from-limavady/，2020年5月10日浏览。

 [38]. 「兄弟会教会」的情况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otherhood_Church

 [39]. John Bruce Wallace, Towards Fraternal Organisation: An Explanation of the Brotherhood Trust (London: Brotherhood Trust, 1900).

 [40]. Peter d'Alroy Jones, Christian Socialist Revival, 1877-191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35-336.

 [41]. 《万国公报》43册，页7。该文页码为7-12，以下对该文引用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42]. 《万国公报》43册，页7-8。这是当时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普遍看法。如塔克维尔（William Tuckwell, 1829-1919）在名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讲座中，追究英国历史，对原始平等社会逐渐被国王贵族分割土地，大量人民沦为奴隶、农奴和无地农民，雇主的剥削，资本家的压榨（他认为资本家本质上就是放高利贷）作了形象的描述。对土地垄断（地主剥削）、工业垄断（雇主剥削）、资本垄断（资本家剥削）逐一作了分析。参William Tuckwell, Christian Socialism and Other Lectures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Kent and Co., Limited, 1891), pp. 8-22。李提摩太一九〇五年在上海私印的Some Hints for Rising Statesmen, vol. III, God’s Statesmen Revived, pp. 1-3亦持此观点。对英国公地制度兴衰及圈地运动导致的悲剧，可参赵文洪，《英国公地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六章「圈地运动及其后果」。

 [43]. 广学会另一成员花之安来自德国，也许受德国社会主义的影响，其《自西徂东》中有不少类似于社会主义的救贫恤孤的改良建议。其社会主义思想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44]. 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十集，页195。「弭兵」是李提摩太「安民」措施之一，康有为深受其影响。

 [45]. 同上，第十二集，页389。方框内佚失的两字，笔者疑为「救世」。

 [46]. 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230。

 [47]. 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一册第二卷，页488-489。

 [48]. 同上，第一册第二卷，页489。这个顺序是精心安排的，因为只要出发点是「博爱」或「不忍人之心」，就会走改良、渐进的道路，而不取暴力革命的道路。这跟基督教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49]. 同上，第四册第十卷，页3098。

 [50]. 同上，第一册第二卷，页392。

 [51]. 同上，第五册第十二卷，页3605。

 [52]. 同上，第四册第十卷，页2984。

 [53]. 同上，第五册第十一卷，页3329-3334。

 [54].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长沙：岳麓书社，2010），页210。其对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传承的论述，详见该书第七章「西洋的道统（上）耶教思想与社会主义」（页201-234）。

 [55]. 孙中山读过马林的译着。夏良才，〈论孙中山与乔治亨利〉，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页45。

 [56]. 「罗逊武」、「饶习博」都是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的中译名。

 [57]. 谭嗣同在《仁学》中写道，「西学《百年一觉》者，殆彷佛《礼运》大同之象焉。」转自同上。

 [58]. 关于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可参丁三青，〈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流变〉，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页113-119。郑大华，〈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演变〉，载《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页64-71。

 [59]. 在西方，基督教社会主义跟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有亲缘关系，一些人转向了国家社会主义，一些人转向了社会民主主义。在民国时期，与「基督教社会主义」起了类似功能的「儒教社会主义」也重演了这样的历史。

 [60]. 近来唐文明对陈焕章的儒教社会主义作了很好的总结。陈焕章（1880-1933）在其一九一一年的英文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孔门理财学》）用了“Confucian socialism”这个英文概念。唐文明认为他是第一个用「儒教社会主义」概念的人。参唐文明，〈陈焕章论儒教社会主义〉，《中国儒学》第十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页338-359。唐文明未谈及陈焕章与康、梁这类思想的联系。其实从康有为、陈焕章的一贯用法来看，“Confucian socialism”译为「孔教社会主义」可能更合适，但当然亦可译为广义的「儒教社会主义」或「儒家社会主义」。陈焕章用这个英文词，显示他对当时西方的Christian Socialism等社会主义思潮有较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