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发展观审视贵州传统生态文化，它将宇宙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预设为相应的文化叙事，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并在生产生活中以具体器物、制度、行为等方式表现出来。贵州文化之“体”与贵州传统生态文化之“维”建构成共生、平衡的运转体系。自然生态构成的本源向度、民族传承建构的观念向度、社会生活彰显的实践向度是贵州传统生态文化形成的基本主线，以三元会通的形态彼此支撑、互动互融。

贵州之“贵”，贵在文化多元，它既有充满神秘色彩的历史文化，又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还有值得探寻的生态文化。夜郎古国、牂牁古郡以及南夷等传统称谓，通常就是人们对历史上贵州的文化记忆。贵州传统文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具体面向，又以独特的方式构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生态，这似乎也是贵州传统文化标签由“神秘”转向“神奇”的关键所在。在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的过程中，贵州传统生态文化尽管“杂而多元”，但对于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维系社会秩序以及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而言，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贵州文化“体”的架构下，贵州传统生态文化以“维”的意义呈现其独到风格，并于特定的生成环境中构建多元的文化形态。以贵州传统文化为背景作考察，自然生态、民族传承、社会生活是构成其生态文化的基本主线，它们之间彼此支撑、互动互融而形成三元会通的内在关系。

一、自然生态构成的本源向度

自然生态是生态文化系统中的核心内容，所谓的自然生态主要是指由自然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由自然生态所建构的文化源于对自然环境的体认，包括人们持有的一般生态观念，以及生产生活或社会实践中的价值立场。自然生态既是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主要来源，又是贵州生态文化的基石。大自然赋予贵州的生态资源是无可取代的，从远古时期保留下来的古生物化石——绚丽多彩的“海百合”及栩栩如生的“贵州龙”，可窥见历史上贵州这片曾经被海洋淹没的土地上丰富多样的古生物群落。从生命到生态，从文化到文明，历史书写了贵州的沧桑与变迁。夜郎古国、牂牁古郡等孕育了古老而常新的贵州生态文化，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人们得以生生不息地生存、劳作、繁衍、进步。1413年贵州建省，从那时以来，贵州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贵州文化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自然生态始终是贵州和贵州文化的核心标志。明代文献对贵州宣慰司有这样的描述：“风气和平，土壤饶沃，冬不祈寒，夏无甚暑。”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以及良好宜居的生态环境，正是代表贵州风格的自然生态。无论历史上贵州建制与所辖区域如何变迁，“自然”属性仍然是贵州生态文化的根基。

从内容来看，自然生态是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源泉。贵州传统生态文化在自然生态的视野中显得丰富而多彩。在观念层面，贵州先民秉持“敬畏天地”“顺应自然”“效法自然”“万物有灵”“人与自然万物一体”等朴素观念，把自然万物看作能够支配人类命运的本源性存在，对自然万物的依赖形成了敬天之心；在制度层面，贵州先民的乡规民约、生活禁忌、习惯规则时时处处蕴含着“源于自然、遵循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诉求；在行为层面，苗族的芦笙舞、水鼓舞、锦鸡舞等节日习俗反映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朴素观念，侗族的“鱼稻鸭共生”等农业生产方式折射出尊重自然的观念；在器物层面，苗族的吊脚楼、布依族的石板房等村寨建筑反映了贵州先民顺应自然的观念，苗族的服饰、汉族的绣花、水族的马尾绣等承载着“人与自然万物一体”的观念。贵州传统生态文化无处不在，在自然观、天人观、生存观、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发展观等维度彰显出来。按照布罗代尔关于历史时间的划分，其“长时段”与“短时段”理论放在贵州传统生态文化中来检视，可窥贵州自然生态“一体两面”的特点。从“长时段”来看，贵州高原山地居多，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生态系统丰富多样但十分脆弱，这对于依赖农业生产的贵州先民来说相当不利。出于“趋利避害”的生存需要，贵州先民形成了“敬天顺天”的生态文化。从“短时段”来看，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脱嵌于中原的儒、释、道生态思想也传播到贵州，并与贵州世居民族的民间信仰、生产方式、生活观念等相互交融，经过文化再嵌和演化博弈，逐渐形成了贵州本土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文化。

从形态来看，自然生态是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基本元素。贵州“山地”加“高原”的单一地形结构可谓独一无二。以典型代表而论，“喀斯特”地貌为贵州自然生态的一个显性表征，是贵州生态环境构成的特殊状况。有学者指出，“地处亚热带的贵州喀斯特环境既赋予贵州人民良好的气候，丰富的矿产，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和绚丽多彩的山水溶洞，但是特殊的喀斯特作用不但给贵州人造就了一个贫瘠、脆弱的生态环境，而且还随之产生诸多的环境问题，一直困扰着贵州人民。”“喀斯特”地貌对贵州人而言可谓“爱恨交织”。尽管“喀斯特”地貌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生活于此的贵州人却没有一味地怨天尤人，他们对于这样的自然生态在情感上总体是认同和接受的，由此塑造的生态价值观念也就特质鲜明。在自然生态所形成的文化系统中，贵州“喀斯特”地貌属于一个宏大的架构系统。按具体方位划分，贵州东南西北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有所差异。如东北部的武陵山、东南部的雷公山、北部的大娄山、西部的乌蒙山等，地势呈西高东低，仅有少量的丘陵、平地或高山草原，无平原支撑。山水是贵州自然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别具一格。历史上，贵州自然生态的独特性已被人们所关注。据（嘉靖）《贵州通志》描述：

天下山川之险，贵州为最。所至峰峦络绎，巉岩连云插汉。众水之行悬崖穴地，横斜诘曲如龙蛇，狭处才容独木舟，而深或至十余丈，斯亦奇矣。

贵州山水间孕育大量的自然生态资源，分布在各个区域。明代贵州宣慰司曾作为重要的贡木产区；赤水卫、毕节卫周边分布着大量的竹林。明代文献记录的贵州山区，确实称得上是“树海”“竹海”，亦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自古以来，贵州先民对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行了有限的开发，如梯田、水坝、建筑等。相应地，他们种植水稻、蔬菜、水果等农作物以及茶叶、漆树、银杏、拓树等经济作物，以人与自然融合的方式构成了贵州生态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从呈现方式来看，自然生态是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独特结构。地处高原的贵州，其地貌结构与周边省份存在较大差异。同处于云贵高原的云南，与贵州在地貌、气候等自然环境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特定的自然生态使贵州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独具个性，生态价值观念也呈现出鲜明的特征。贵州的生态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黔记》对明代贵州宣慰司山水有这样的记录：“西北五十里有木阁箐山，延袤百余里，林木蓊郁，道通水西、毕节。”又有，“北一百里有南望山。崇峰大箐，岚气昼冥，为司之镇。”这是贵州山水自然生态的一个缩影，也是历史上大多数时期贵州自然环境的常态。独特的自然环境一方面给贵州人民带来了重重困难；另一方面，也培育了贵州人不畏艰险、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勤劳、勇毅的精神品格。对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生态环境即意味着生产、生活，甚至直接关涉到生存或生命。因此，贵州先民对于生产、生活、生存及生命的估量总是以自然万物的稳定、欣欣向荣为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贵州地貌结构生成了独特的自然环境，它既十分具有个性，又显得极为脆弱。“万物有灵”“万物互通”“顺应自然”以及“主随客变”等观念和行为主导着贵州先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在人们的意识中的确会强化对贵州脆弱生态的认知，从而坚定自己的价值立场——人与自然的不可分，甚至以“自然为主、人为客”。

从历史视角来看，自然生态是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内生价值。贵州传统生态文化既源于生态文化视域中的“大传统”，又建构在具有地域特质的“小传统”中，于价值观念上的一致与精神层面的融会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心态，长期指导着贵州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物质生产是人的生存能力的体现，良好的自然生态往往是提高物质生产的基础性条件，而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所形成的生态对物质生产而言似乎是个例外。如果说贵州的自然生态对物质生产造成了障碍，那么，自然生态对于生活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讲，它产生的就是负价值。由此也导致贵州人民千百年来始终难以摆脱生活贫困、发展滞后的窘迫境况。当然，这样的自然生态同样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转化为生产力，以自然资源为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脱贫攻坚的实施）。历史地看，山水景致所呈现的自然生态正是构成贵州传统生态文化不可或缺的根基。明代贵州安南卫施昱有诗云：“万山中断一江横，浊水无风浪自生。古道苔封斜插石，绿林树老寄生藤。嘈嘈聒耳虫犹竞，拂拂薰人气若蒸。喜遇阴阴三日雨，肩舆款款过查城。”自然生态所呈现的美尽管能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展示，但不能缺失人们对山水美景的欣赏以及对自然生态情感的表达。如位于都匀的谪仙桥，明代邹元标所作诗歌写道：“盘石清溪上，滴滴山涧鸣。盘谷逶且邃，山泉流且清。酌此杯中饮，欣然得我情。坐觉尘踪远，还令世虑轻。欲构留云窝，时来濯我缨。”可见，传统文人志士对于贵州自然山水的钟情既以审美的视角来呈现，又融入个人对于自然之大美的生生情怀。贵州自然生态的内生价值亦由此而彰显。

在自然生态的视野中，贵州是一个相对纯粹的“自然单位”。黔东南一带，苗族村寨依山傍水，有着良好的生态基础。“寨前一般有河，河上搭有板凳桥，河畔建有水车和水碾。寨后有山，竹木葱茏，绿染苍天。”传统的贵州城镇同样有生态宜居的考量，《黔记》曾这样描述贵阳军民府：“富水绕前，贵山拥后，沃野中启，复岭四塞。”（嘉靖）《贵州通志》中记载的石阡府：“高山环绕，流水萦回。”依山傍水的居住环境已经具备生态宜居的自然条件，而这样的自然生态也极为脆弱。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或者岩溶地区，自然灾害、耕种以及日常生活对林木、山地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贵州水资源丰富，却因地质结构的特殊性难以获得良好的利用。历史文献亦有记载：“黔，跬步皆山，然童阜也。至于水，舟楫不能通，又井干之观耳。水细矣，而山亦不雄。”尽管这仅是贵州自然环境中的一个具体呈现，但可以说明自然生态在结构上以不同的方式孕育了生态文化的多样性。总之，由自然生态转化为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理念、行为习惯、规章制度，推动了贵州生态文化的形成。

二、民族传承建构的观念向度

民族传承与生态文化的关系是以多元民族文化为依据的生态文化形态的构成过程，也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形态。在贵州传统文化的整个运转系统中，生态文化同样可由民族传承而孕育，成为构建生态文化的重要方式。有学者指出：“在夜郎人的自然崇拜观念里，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夜郎人不仅祭祀山神、树神，大凡自然界里的一切，在夜郎人眼里，都是有灵魂的生命的存在。”实际上，“万物有灵”是大多数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共同的观念，这一点在学界已经成为共识。“万物有灵”的意蕴以强调万物之“生”为主，“灵”则是生命的存在状态。这样的观念对于贵州先民而言，不仅是因为对自然认识的匮乏而产生敬畏所形成，而且还是贵州先民对自然的“生生”情怀，其中包含着敬畏生命、感恩自然的情愫。世居贵州的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土家族、仡佬族、彝族等，由于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既杂居，又聚居”的格局，贵州传统生态文化因此形成了多元的样态，既有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又杂糅了来自汉族的儒、释、道生态思想，使贵州成为“传统生态文化千岛”，在整体上呈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民族传承的观念向度凸显了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内在特质，既个性鲜明，又共性彰显。

从苗族的观念看，“自然”是生态文化的直观呈现。苗族古歌中关于枫木的神话传说将枫树视为神树。在“生”的意义上，枫树有创造人的生命、庇护人的生命、圆融人的生命等全幅关怀的伦理意义。古老的枫树崇拜，以文化符号的方式参与人们的生活，又是苗族人民对于生命的理解以及生产的考量，还是对稳定、幸福生活的期盼。枫树崇拜的古老文化形态，一是源于民族民间信仰的传统；二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符号，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并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黔东南西江史称“自然的地方”，苗语叫做“讲方”（音译）。“自然的地方”并非“无人区”，而是人与自然生生不息的互动，既有自然的景致，也孕育人文的精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苗医药，其药品主要取于自然界中的植物。尽管显得简单、朴素，却体现了人们对于自然的信奉，以及自然万物与人关系一体化的价值立场。这样的“原生态文化”抑或“草根文化”，蕴含着人们的生命意识和生态价值取向。余秋雨《我本是树》讲述了黔东南岜沙苗寨人们对于树的崇拜：

这里的孩子一出生，立即由父母亲为他种一棵树。今后，这棵树就与他不离不弃，一起变老。当这个人死了，村人就把这棵树砍下，小心翼翼地取其中段剖成四瓣，保留树皮，裹着遗体埋在密林深处的泥土里，再在上面种一棵树。没有坟头，没有墓碑，只有这么一棵常青的树，象征着生命还在延续。其实不仅仅是象征，遗体很快化成了泥土，实实在在地滋养着碧绿的生命。

树作为自然生命的表征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生命哲学。朴素的生命哲学与生存智慧所支撑的文化必然有生态自然合理性的关照，而生发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在情感上的互动融合，呈现出一种“移情”与“感通”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确立必然激发主体的生命意识、生活激情、生存意愿，并形成对“自然”世界的内生动力，在生命的体认中建构着生生不息的生存信念。

从侗族的观念看，“山水”是生态文化的最佳载体。侗族大歌中流传的生态文化观念，既体现在认识自然的方式中，又蕴蓄在合理利用自然的态度上。尽管风雨桥、鼓楼等建筑采用森林资源，但是人们仅以满足基本需求为原则，且常存敬畏之心。这些具有侗族风格的建筑不仅呈现的是独特造型、结构等外在形象，而且是一种具有生态文化意蕴的生活方式和实践路径。依山而建、傍水而栖的生活方式表明，侗族先民们所生活的环境与“山水”融为一体，且交相辉映。侗族民间文化对于“山水”朴素的认识和理解，与儒家“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参天地之化育”等生态价值观念在深层次文化结构上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传统的祭祀仪式以及歌舞表演等亦能彰显独特的生态观念。侗族歌曲《世间谁是主人翁》歌词大意：“世间谁是主人翁，侗家祖辈教孩童。山河是主人是客，做客之人要谦恭。吃饭看菜莫吃净，要留陪盘莫刮空。山水纵有丰盛席，一代吃光二代穷。要留青山栖鸟兽，要留绿水养鱼龙。莫当好吃不留种，枉来人世走一通。”歌词内容表达出侗族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秉持的价值观念，通过传唱的方式推进教化实践。表象上看，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相当接近；内涵上讲，其蕴蓄的是侗族人民对于以“山水”为表征的自然万物的感恩、敬畏，以及内敛的性格和谦逊的态度。“山水”作为“主人翁”，实际上是由情感共鸣而激发的精神寄托，主客体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且客观对象都包括在人格化的主体之中。

从布依族的观念看，“天地”是生态文化的情感归属。在布依族古歌中有言：“咱们共个天，爱天如爱父，咱们在人间，爱地如爱母。”“天地”即自然，对贵州先民而言，“天地”具有崇高而神圣的地位。布依族将代表自然万物的“天地”比拟为父母，人与天地之间便成为以情感为纽带的关系。本质上，这样的关系已经建构起具有伦理意蕴的生态文化。黔中的安顺布依族乡村民居往往就地取材，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镇宁县扁担山石头寨为布依族同姓集聚区，是贵州著名的蜡染之乡。灰白色的石头村寨和谐而富有韵律，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而又错落有致，具有浓厚的山地特色。村寨东面是一条清澈的河流，村寨依山傍水，环境优美，树木郁郁葱葱。”在贵州乡村，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景致随处可见，它跨越了古往今来的历史时空。对于以“天地”为表征的自然，布依族先民既有一定的征服自然、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愿望或理想，同时胸怀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亲近自然的情感或禁忌。“在布依族先民看来，人可以与动物、植物有亲缘的关系。”在儒家和道家思想里，历来就有人与自然万物通过“感通”的方式建构成为伦理关系的理念，这种理念，与地处偏僻的贵州布依族百姓心中质朴的自然生态观有天然的一致性。

从水族的观念看，“鱼水”是生态文化的重要主题。生活在黔南地区的水族，民间广为流传“饮睢水，成睢人”的观念，顾名思义，水族与“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水是自然生态中最普遍、最有活力的表征，是生命的源泉，而水族的生态观念更以水为重要的标志。水族民间也盛行自然崇拜，鱼是水族的崇拜对象，稻田养鱼的生态种植养殖模式有悠久的传统。“水族在万物有灵及祖宗崇拜观念的支配下，认为要获得祖宗保佑，人民平安幸福和本民族兴旺发达，都和鱼类存在着神秘的内在联系。”其实，类似的文化传统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中较为普遍，鱼与水、鱼与人之间的关系隐喻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在语言上，“水族先民既可以与虎、龙、鸟等动物直接对话，也可以与鬼、雷、石等自然物进行沟通，在神秘场域中表达人的意志。”水族文化中的言说方式正是“万物互通”“天人合一”价值观念的朴素表达。以“鱼水”为表征的生态观念是水族民间文化的具体呈现方式，它既是一种生活智慧，更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生存发展观。相应地，水族以“鱼水”为主题的生态观念，既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与自然万物关系中所具有的人的主体性，又突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互融、共生共存的基本价值立场。

从土家族的观念看，“土地”是生态文化的特定标签。贵州的土家族先民对于自然的馈赠以及自然赋予的生活环境常存感恩之情。无论是面对自然万物，还是具体到人本身，“生生不已”才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理想世界的期待。“土家族”这个名称，就标志了生活在贵州东北部的土家族与“土地”的密不可分。他们认为，“土地生万物，土地养万物。”土家依存于土地，土地正是自然的表征。感恩土地，即感恩自然。由土地的崇拜转化为对土地的情感，不仅体现土家族人对于自然的感恩，而且也凸显他们的生活态度。土家族价值观念中所谓的“生”“养”，是一种以生命情感为纽带的生态文化。大自然的赐予，人与自然关系融为一体的价值观念深入贵州土家族先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并以诗意的方式表达出来。土家族以“土地”为对象的自然崇拜既源于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方式，也是他们在情感上的寄托。因而，以“土地”为表征的自然崇拜就成为土家族人民生态观念中的核心价值。

在贵州众多民族的思想观念中，“万物有灵”是其生态文化的渊薮。如仡佬族对“竹”特别钟情，竹子可食用，可作为工具。贞丰县皎贯村仡佬族人家在祭祖时也会用到竹子，他们视竹子为有灵气之物，并用于指导农业生产。竹子成为生态文化的符号，影响着人们生态观念的形成。瑶族崇拜水、鸟、鱼以及树等，有将小孩拜寄给大树，认树为父母的习俗，因而取名“木生”“木养”“木高”“木保”等，村寨附近的古树都封为神树，严禁砍伐。彝族先民相信“万物有灵”，因此有祭天祭地、祭日月、祭山、祭水、祭土地等习俗。“在贵州的白族中，表达自然神灵观念的方式有预防冰雹的祭祀小白龙仪式、求雨性质的‘打龙潭’仪式、纳吉祈福的三月三祭祀山神仪式等等。”自然崇拜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建构为一套价值系统，而这样的价值系统在生态观念的传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然界的各种元素都可能成为民族民间崇拜的对象，亦可说明人与自然之间互动融合的关系。在世世代代的传承发展过程中，世居贵州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早已内化在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中，既以音乐、舞蹈、祭祀和各种礼仪活动来呈现，也表现在吊脚楼、风雨桥、鼓楼等具体对象上。“万物有灵”的观念融入其间，对民族民间生态意识、生态观念及生态文化的形成、传承特别重要。

明代以来，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教的“圆融慈悲”等生态思想逐渐传播到贵州大地，并与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生态观念互动交融。譬如，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清水江流域也有着栽培“风水林”“姑娘林”的传统。明代推行“移民就宽乡”以及“移民实边”等政策，对贵州的人口数量、族群结构、文化生态影响至深。以“移民文化”为重要表征的“屯堡文化”具有代表性。“在安顺的屯堡，从寨墙、院墙到住房，清一色由石头修砌而成，让人领略到一种耕战结合的强烈自我保护意识。屯堡人以农耕为主要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处处显现出稻作文化的特点。”就地取材的“石头文化”与古老的“稻作文化”共同构成屯堡文化的重要标签。它蕴蓄了贵州先民在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中一直秉持的生态保护观念。无论是贵州屯堡地戏里的中华古风，还是穿青人、仡佬族、土家族的傩戏以及苗、侗地区的古歌抑或大歌、飞歌等，都彰显出贵州文化多元一体的地域风格和多民族风情，它们无一例外都将天人关系通过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以民族传承发展的横向视角看，贵州文化与周边的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八桂文化、滇文化等形成互动互补、交相辉映的样态。还需指出，这样的多彩文化生态，与贵州历史上来自中原的先进文化传播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尤其是明代以来与贵州有关的重要文化人物，如王阳明、田秋、李渭、孙应鳌以及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这些知识分子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融合、创新、传承、传播、发展的典范。也正因为如此，民族传承中的观念及其所建构的文化形态成为贵州生态文化的生动背景，也确定了贵州生态文化的地域风格和生态底色。

贵州传统生态文化是贵州先民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提高生产、改善生活的产物，但是它过于强调“主客一体”，往往被动地顺应自然，缺乏认识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环境的内在机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朴素的集体无意识。接受先进文化尤其是引进生命力强、产能高的作物对于贵州而言，既是环境的逼迫，更是生存的需要。贵州建省600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族文化与苗族、侗族、布依族、仡佬族、彝族、水族等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互动融合，逐渐形成“一体引领、多元会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取向，展现了传统习俗与现代观念彼此补充、生态美与百姓富相互促进的具有贵州特色的多彩画卷。

三、社会生活彰显的实践向度

贵州传统生态文化在历史上总体处于相对稳定的形态。费孝通先生讲：“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生产生活空间中，文化的稳定性实则是价值观念的稳定、生活方式的稳定，这为构建稳定的生态观念，形成独特的生态文化提供了条件。贵州的多元文化以传统的方式继承和发展，见证了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变迁。这样的文化传统不仅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尤其注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达到对自然万物的了解、认知，形成定位自身角色、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智慧。贵州文化中围绕“生态”而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生存法则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贵州传统生态文化的一般样态。

其一，生活实践的维度。“靠山吃山养山”的朴素意识在历史上曾维系着贵州先民的生活，这样一种“内循环”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传统社会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以传统的生态文化为背景，贵州人民往往将宜居与提升生活质量视为一体，“经济”与“风景”相得益彰，制度规范与价值观念相融合。这样一种融入人们生活之中的文化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被证明对贵州人生态价值观念的涵养、生活质量的保障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尽管物质的满足是生活水平提升的基础，但只有生态宜居的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也才能使生活水平的提升具有可持续性。贵州生态文化鲜活的生命力和强劲的传承力，关键因素是各民族在生活中的自觉践行。如外来食物中的土豆、玉米、辣椒等，经历数百年的适应、拓展和普及，早已成为贵州人民饮食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土豆成为贵州贫困地区特别是灾害年份民众的主要食物来源；辣椒在贵州传统饮食文化中尽管是作为副食或佐料的角色出现，但其地位同样不可撼动，已经全面融入贵州人的日常生活。对于土豆的喜爱，既是饮食习惯与生态特点融合的产物，也是贵州先民生存发展的现实需求。而嗜辣的生活习惯，使辣椒逐渐超越了以前作为食盐替代品而存在的价值，成为贵州人的最爱。在这个过程中，既有贵州人对饮食结构的积极调整，更有贵州高原亚热带湿润环境的影响。贵州人饮食习惯的改变彰显了一种顺应自然、适应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态价值观。

其二，生产实践的维度。贵州文化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实践特质所决定的，其中最关键的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譬如，黔东南地区的“清水江文书”，不仅用来规范山林权属、化解纷争，而且涉及到人们对林木种植与保护关系的认识。这其中既有经济的考量，也包括对自然的体认而形成的生态意识。这样的生态意识与当地人的生产实践及经验智慧合二为一。贵州作为最早的稻作文化发源地之一，水稻的耕种过程与水资源、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尽管贵州先民大多掌握水稻种植的技术，但受自然环境、技术手段等因素的影响，水稻的生产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此外，酿酒业是贵州产业的一大特色。酿酒在贵州民间十分盛行，且历史悠久，它可以视为以手工业劳作的方式呈现出的一种生态文化系统。贵州的酿酒文化通过塑造、调节人与自然的良性关系，在保护生态环境过程中获得经济效益和美的享受。酒的来源——粮食、水都取之于自然，既然是自然的馈赠，当然必须感恩自然、善待自然。传统的酿酒、祭酒典礼、仪式，并不限于对神性世界的崇拜，更重要的是以特有的生产方式表达人们对于自然的感恩之情和维护自然生态的意志。与此相应，其他具有“高原”“山地”“喀斯特”特色的生产、耕种、采集、酿造等产业，也隐含了某种“万物有灵”“人在做，天在看”的文化叙事。贵州先民从来就有保护自然万物就是保护生产、保护自己的家园这样的自觉。著名的黔东南西江苗寨即是一例：

西江寨周围的自然环境十分美丽，它紧靠着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处于群山环绕的谷地。从雷公坪流出的白水河挽着寨子依依而过。连绵不绝的群山上是苍苍莽莽的森林，以及世代苗人开垦出的层层叠叠的梯田。

从这段文字中不仅可看到具体的自然生态景致以及它所展露出的美，而且包含了特定的生产空间以及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环境的选择、生存的智慧、生态的考量。千百年来，贵州大地有“水碾”“水车”“提水车”等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工具。“水碾”的粮食加工功能，“水车”“提水车”对于农作物的灌溉功能，成为贵州人民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工具。这些生产工具因地制宜，在独特的地质、气候、土壤、雨水环境中发挥作用，形成了贵州的“山地文化”特色，也体现出贵州人民适应自然、融入自然的智慧。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实践对生态文化构建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其三，社会实践的维度。如果说生活方式、生产实践以具体的形态而彰显，那么社会实践则是社会生活面貌的总体呈现。社会实践主要体现在一定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中，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反映。贵州人民对于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怀有独特的情感，这样的情感在器物的使用、观念的建构以及处世规范的制定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对自然万物的情感既是基于“万物有灵”的朴素生态观念，又包含了贵州人民对自然的独特理解和深度认同。贵州文化中的古老民间民俗传统，往往具有将自然神化、人格化的倾向，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的崇拜、敬畏。原始宗教、神话传说体现在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如古歌、榔规、理词、仪式、服饰等。这里面既有对自然的敬畏，亦蕴蓄着人们赞美自然、取法自然、顺应自然的朴素生态观念，又以具体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方式付诸实践。贵州民间有丰富的传统节日文化，如“吃新节”“盘古王节”“拜树节”。这些节日文化包含人们的人际关系、伦理规范，传承着朴素的人文理念和生态价值，构成了贵州生态文化的重要内涵。节日活动中祭祀的对象包括先祖、神灵以及自然生态中的山川、河流，还具体到树木、水井、巨石，几乎关涉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方面面。

贵州传统生态文化以一种朴素的价值观念指向简单、纯粹的社会实践，包含着人们对于生存的现实考量、生活的品质提升以及生命的意义追求。“早在宋代，遵义民间就有在房前屋后及村寨周围栽种经济林木和风景树木的习俗。境内有多处立于不同时期的‘禁斫伐，违者罚银’等警示石碑。清道光年间，郑珍《黎平木诗》有‘勿拔千年根，贪取百日稻’的告诫语。”不光是遵义，还有黔南、黔东南、黔西南地区，抑或贵阳、安顺、毕节、铜仁等地，乡村对于山水、土地、树木的特殊情怀，以及民间的习惯规则、制度等，都受到古老习惯及古训的影响。自古以来，构建良好的生态、维护宜居的环境是贵州人民秉持的一种历久弥新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在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仍然弥足珍贵，需要我们大家认真负责地加以守护。

原文刊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23年第3期。

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