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巴以冲突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取代俄乌战争成为中文互联网中彼此争论和分裂的热门话题，而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

以色列到底有没有侵占巴勒斯坦人土地？毕竟这是双方行为正义与否的一个前提。

认为以色列没有侵占巴勒斯坦人土地的很多援引了两位知名人士的说法，一位是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的Z教，一位是国内知名学者Q教授，比如Q教授就认为：

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建国之时没有国家，处在游牧状态，没有产权观念也没有法律的产权文件，所以对这片土地没有权利，无论是作为当时这片地区托管者的英国将这些土地划给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是以色列此后占有这些土地，都是合理的。

首先要说：这二位学者都不是研究中东问题的，也没有可以拿出的学术著作，所以他们的说法不具备学术身份的权威性，以之为依据来评判巴以问题是缺乏事实的法理依据的。

那么如何看待巴以双方的土地之争？我们先要回溯历史，用权威历史学家的记载来作为事实的依据。这个回溯，不能以1947年以色列建国之前开始，至少要回溯到以色列建国的依据“贝尔福宣言”发布的1917年之前，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这里，我分别选择三位历史学家的作品内容，分别是：

《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西蒙-蒙蒂菲奥里，它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剑桥大学历史专业毕业，耶路撒冷旧城外第一座犹太住宅区建造者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的曾孙，国际知名的学者。

《我的应许之地》，作者阿里-维特是以色列著名专栏作家，曾加入以色列国防军成为一名伞兵，后在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以色列《国土报》首席记者之一，以色列大众电视媒体的重要时事评论员。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作者尤金-罗根是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士，教授近现代中东史，此书获得了《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大西洋月刊》年度好书。

我们来看三位学者著作中对巴以土地问题的描述：

（1948年4月）正值侯赛尼下葬之时，一百二十名伊尔贡和莱希战士联合进攻了耶路撒冷正西的一个名叫“代尔亚辛”(Deir Yassin)的阿拉伯村庄，在那儿他们犯下了犹太人可耻的战争暴行。他们已被明令禁止伤害妇女、儿童或战俘。但一进入村庄，他们就遭到了攻击。四名犹太战士被杀，数十人受伤。进入代尔亚辛后，这些犹太战士违背命令向房屋内投掷了手榴弹，并大肆屠杀男人、妇女和孩子。受害者的人数仍有争议，在一百和二百五十四人之间，有些家庭甚至被满门杀害。幸存者排着队被装上卡车，运到耶路撒冷游街，之后哈加纳才释放了他们。伊尔贡和莱希意识到这场惊人的屠杀可以震慑许多阿拉伯民众，驱使他们自动逃离。——《耶路撒冷三千年》第583、584页。

1979年，沃勒斯坦被任命为本雅明区的市政局负责人。在本雅明，沃勒斯坦兴修公路，创办工业园，建立犹太社区。他精力充沛，富于创造，精明强干，成功地赢得了以色列政府对虔诚教徒集团的梦想的认可和推动。在他从政的这28年间,沃勒斯坦建立了40个定居点，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定居者的人口从1000人增加到43 000人。与此同时，沃勒斯坦在耶沙委员会扮演着重要角色，迫使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并支持140个定居点和数十个非法定居点。他协助成千上万的定居者进入占领区。成功建立奥弗拉定居点后，沃勒斯坦意识到，定居点的建立没有任何阻碍。在1973年之后的以色列，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于是，沃勒斯坦得以建立一个又一个奥弗拉。一个奥弗拉，十个奥弗拉，一百个奥弗拉。同他的朋友和同伴一起，他领导虔诚教徒集团的革命走向体制化。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人口政治的现实，而这个人口政治现实重新定义了以色列人，改变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进程。——《我的应许之地》第209页、210页。

一战前，犹太定居者在两波不同的移民潮期间到达巴勒斯坦。第一次阿利亚，即犹太移民潮，在1882-1903年期间进入巴勒斯坦，使得本地伊休夫的规模翻倍，由2.4万人增至5万人。第二次阿利亚期间(1904-1914)，犹太社群扩大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至1914年巴勒斯坦犹太人总数据估计已达8.5万。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情绪在巴勒斯坦尤其强烈，”代表团成员在其报告中写道，“全部260封请愿书中有222封(85.3%)都宣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这是该地区就一个议题的表态所达到的最高比例。”

来自巴勒斯坦的信号是明确的:本地的阿拉伯居民多年来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也绝不接受英国人在其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然而，英国和国际社会对这一信号却置若罔闻，仍然在未咨询或考虑民众意愿的情况下就决定了巴勒斯坦的未来。和平手段既已失败，绝望的民众很快转向暴力。

自委任统治伊始，犹太移民和土地收购行为就在巴勒斯坦激起了越来越严重的紧张局势。阿拉伯民众既反对英国统治，又反对在他们中间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设想，因而将犹太社群的扩张视为对其政治诉求的直接威胁。此外，犹太人的土地收购行为不可避免地导致阿拉伯农民被赶出其作为佃农世代耕种的土地。

1919-1921年，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陡然增速，其间超过1.85万名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涌入巴勒斯坦。1920年在耶路撒冷，1921年在雅法，相继爆发大规模骚乱，造成95名犹太人、64名阿拉伯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922-1929年，大约7万名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抵达巴勒斯坦。同一时期，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耶斯列谷地(Jezreel Valley)购买了24万公顷土地。大规模的移民加上土地收购成为下一轮暴力的导火索:1929年，耶路撒冷、希伯伦、萨法德、雅法等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造成133名犹太人、116名阿拉伯人死亡。——《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254页、255页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立场并不难理解。至1947年，人口超过120 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犹太人口仅约60万。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人口多数的城镇如麦法(Maifa)等都被划入了犹太国家;雅法名义上是阿拉伯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却是一块被犹太国家包围的飞地。此外，阿拉伯人拥有巴勒斯坦全部土地面积的94%，以及全国全部可耕地面积的约80%。基于这些事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拒不承认联合国分裂其国家并将其中一半拱手送人的权利。——《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331页

以色列扩建定居点的决定是破坏《奥斯陆协议》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定居点在国际法上是非法的，定居点的持续扩张违反了《奥斯陆二号协议》的规定。“然而，在奥斯陆进程的几年里，以色列定居点的扩张程度是1967年以来最大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者人数从1993年的24.7万增加到2000年的37.5万，增幅52%。”定居点建在以色列希望保留的地区，这些地区或是靠近以色列的中心城市，或是临近重要的含水层，有利于控制约旦河西岸稀缺的水资源。巴勒斯坦人指责以色列人摈弃土地换和平原则，反而进行土地掠夺，而和平进程的担保方美国对此视而不见。——《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633页。

这些年，我阅读了大量有关中东问题的历史书籍或者非虚构作品，除前所述外，还有曾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任教的美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帕戈登的《两个世界的战争》、黎巴嬾裔美国学者，斯坦福大学教授福阿德-阿贾米的《阿拉伯的梦想宫殿》、出生于耶路撒冷，就读于哈佛大学，执教于哥仑比亚大学的阿拉伯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凤凰卫视常驻中东记者周轶君的《走出中东》等。对中东历史的了解越多，对现代政治学理念的学习越多，就越不敢轻易地对巴以问题轻率的下结论谁对谁错，谁代表文明与正义（当然这不是指某一具体的行为，而是指对双方历史纠葛的总体评价）。

很多人谈论巴勒斯坦土地的时候，将领土权与土地所有权（包括长期使用形成的事实所有权）混为一谈。且不说双方的领土划分是否合理（联合国在以色列建国之初将56%的土地划归以色列本身就存在巨大争议），即使某一块土地在领土上属于以色列（比如联合国划归了以色列），也不等于犹太人可以任意处置土地的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这二者无论是在东西方的产权原则来说，还是正义的基本理念来说，都是具有重大差异的。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对生活之地的拥有，并不因这一片土地的领土归属而可以任何改变。比如中国解放后和缅甸重新划定了边界，一些国人的耕地在缅甸，但是他们仍然可以跨境去耕种自己的土地。香港割让、租借给英国时，很多边界土地耕种者是居住在深圳的，这些土地在英国管辖香港时，其耕种一直是居住在深圳的中国人。我90年代到深圳，还看到一些深圳本土人持耕作证到香港耕种自己的土地，香港政府也不能任意占用和处置这些土地。任何一块有人在其上长期生存的土地，即使这里并没有建立国家和确立产权，那些后来的建国者并不能将人对土地的现实权利剥夺，这一理念在电影《阿凡达》中有清晰的理念表达。

很多所谓的正义人士和学者在巴以问题上轻易的作出立场表达，现出了内心观念的原形，他们不是追求文明，只是拜服于强者。强大即文明，强大即正义。

巴勒斯坦这片土地，无论是作为领土它属于东罗马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或者大英帝国，具体土地和人之间的权属关系是清晰的，也是所有统治者和具体的人所认可的。那时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彼此的土地权属和相处规则，都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也许和统治者法律不完全一致而是一种习惯法范畴但是具有现实的合法性。那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只是一种社会的关系、人的关系而不具有政治关系。而贝尔福宣言之后，欧洲犹太人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关系空投到这片土地上时，不要说阿拉伯人不接受原住犹太人自己都困惑，然而欧洲犹太人就这样以一种强制力量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政治共同体植入到这片土地之中，并且以一种政治共同体的强势力量侵蚀了作为社会共同体的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间和土地权属。这种方式所导致的灾难，也必然成为所有参与者的道德责任和需要承担的政治后果。

虽然犹太人确实很聪明，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又是非常愚蠢的（这个说法肯定很多人不赞同）。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具有一种生存的惰性（有一个社会学词叫体制化）。所以不同族群之间也好动物也好，要通过一段时间的空间争夺形成一种边界，培养对方的空间惰性。而以色列的愚蠢在于他们不努力去培养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惰性，而是不断袭扰对方，让对方始终保持一种惊恐状态，从而不断反击、进攻，这样也就损失了自己生存空间的安全性。

很多人认为强大的、发达的以色列代表文明，因而由他们来统治这片土地是合理合法的，这是一种强权的错觉。人类的不同群体文明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发展得好的就因此对弱势文明可以任意霸陵？不要忘了西方文明也不过是近几百年才占据上风而已，而几百年之后又会是什么结果谁能说得清？

早期伊斯兰教自有一种宗教宽容和求知欲的良好氛围，这种氛围与西方的宗教狂热高下立判，因而在一段时间内打动了巴勒莫和托莱多(Toledo)的西方基督教征服者。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西方人在这种有利环境下从穆斯林和犹太人那里吸收的文化财富既来源于叙利亚，也来源于希腊。叙利亚社会并不是亚里士多德著作(不论真伪)的创造者，而仅仅是传播者，这些著作于12世纪从阿拉伯语转译成拉丁文，西方学者才得以接触到它们。——沙维特《我的应许之地》

文明只有传播和渗透的正义性没有征服的正义性,征服本身就是不文明的。不同文明之间行为的正义性不是以文明评分来判断的是以行为本身来判断的，你确定所谓高级文明的行为本身就具有正义性吗？这个世界什么时候赋予了某种文明征服其他文明的法理的合法性和事实的正义性？从来没有。

相比于古代社会，今天人类至少有了更多普遍正义价值观，有了广泛的传播信息和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有了一个虽然缺乏权威性和有效性但是至少能在一些共识的规则下进行协调的国际机构，这使得人类的暴力行为得到一定的制止和减少，这或许是我们身处今天的世界最大的幸运。

铁马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