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教派制度是黎巴嫩研究的热点。学者们普遍对政治教派制度持批判态度。萨莉·纳尔逊(Sally Nelson)认为从长远来看教派主义并不是可行的政府体制，无法处理当前黎巴嫩面临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危害了民主代表制度。(1)Sally Nelson， “Is Lebanon’s Confessional System Sustainable?”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9， Summer 2013，p.334.塔米拉丝·法库里(Tamirace Fakhoury)同样指出黎巴嫩教派分权加剧了黎巴嫩的冲突，是黎巴嫩民主进程的阻碍。(2)Tamirace Fakhoury， “Do Power-Sharing Systems Behave Differently Amid Regional Uprisings? Lebanon in the Arab Protest Wave，” Middle East Journal，Vol.68，No.4，2014，pp.505-520.贾麦勒·穆阿瓦德(Jamil Mouawad)认为黎巴嫩的政治弹性建立在黎巴嫩政治精英的行为之上，黎巴嫩随时可能爆发冲突。(3)Jamil Mouawad， “Unpacking Lebanon’s Resilience: Undermining State Institutions and Consolidating the System?” IAI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Working Papers， 2017.不过也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政治教派制度是必要的制度之恶，它确保了人们的信仰自由，并帮助黎巴嫩避开了专制和独裁。(4)Michael C. Hudson，“The Electoral Proces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ebano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20， No.2，1966，p.173.还有学者认为政治教派制度是“阿拉伯之春”期间黎巴嫩没有爆发大规模内战的重要原因。(5)Maximilian Felsch and Martin Wählisch， ed.， Lebanon and the Arab Uprisings: In the Eye of the Hurricane， London: Routledge，2016，p.8.

政治教派制度和黎巴嫩政治僵局之间的联系已得到普遍的承认。不过，政治教派制度的负面影响并不总是处于激化状态。塔伊夫协议达成之后，黎巴嫩虽经历多次政治僵局但并未呈现崩溃的迹象，尤其是近年来，黎巴嫩成功度过“阿拉伯之春”，顺利完成了总统和议会选举，政治局势总体保持稳定。另外，不容否认的是黎巴嫩的民主水平在中东地区位于前列。

政治秩序理论为考察政治教派制度在黎巴嫩政治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西方，依据牛津词典和柯林斯字典的解释，“秩序”(order)指的是人和物依据一定的关系被安排的方式，并引申为顺序、制度、阶层、结构等。秩序的构建主要有两大关键因素，即行为体以及行为体被安排的方式。政治秩序是秩序在政治领域的体现，谢尔顿·沃林(Sheldon H. Wolin)认为政治秩序的内在性格就是其“政治性”。(6)沃林是最早开展政治秩序研究的学者之一。Sheldon H. Wolin， 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43.政治秩序也遵从秩序的一般逻辑关系，“给政治秩序下定义的是社会组织起来所依据的根本规则”。(7)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亨廷顿和福山等人对政治秩序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视角分析政治制度产生、发展、消亡的内在逻辑。亨廷顿和福山在进行政治秩序研究时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后来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进行了一定的阐发。国内学者，例如陈义平、韩瑞英、胡锐军等，在讨论“政治秩序”时为其预设了积极的评价。(8)陈义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民主与政治秩序》，《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韩瑞英：《浅谈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内蒙古石油化工》2004年第1期；胡锐军：《政治冲突、政治整合与政治秩序论纲》，《晋阳学刊》2004年第5期。这一现象的出现受人们对“秩序”一词理解的影响，中外字典在解释“秩序”时提及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秩序，它们被赋予正面、积极的评价，被引申为有序、守法奉公、整齐等。需要指出的是，亨廷顿和福山并未打算如此，他们研究政治秩序的初衷，并非为了肯定或否定某一个政治秩序，而在于了解制度和社会的联系。

基于亨廷顿和福山对政治秩序的研究，本文以为，尽管当前黎巴嫩政治教派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但它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稳定性。未来，关于黎巴嫩政治进程的考察，仍须建立在政治教派制度将长期存在这一基本现实的基础上。

一、黎巴嫩政治秩序的合理性

黎巴嫩政治秩序考察的是黎巴嫩社会力量被组织起来的政治规则。黎巴嫩内部有着不同类型的社会力量，它们在黎巴嫩政治进程中的影响力各不一致。当前黎巴嫩政治最鲜明的特点是教派在国家权力分配中的独占性，教派分权是黎巴嫩最基本的政治秩序，政治教派制度是黎巴嫩政治秩序下最基本的政治制度。

国家权力以教派为标准进行分配并不符合当前西式民主的定义。不过，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不同于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制度化是亨廷顿所推崇的概念，包含有强烈的价值判断。他指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重要性和稳定性的过程，表现为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自治性和一致性等，评判的标准是社会中各政治力量能否自由民主地参与政治过程。(9)萨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页。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考察的是秩序是否客观体现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关系。福山在进行政治秩序研究时，其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核心是要为“国家建构”正名。(10)刘瑜：《导读：如何到达丹麦》，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1页。另外，宗教的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并不必然与落后、反动划等号。例如，欧洲近代的社会变革就是和宗教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恩格斯指出：“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结束了中世纪，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上的新教原则，建立了英国的殖民地、海军和贸易，并使日益增长而且已经相当强大的中等阶级同贵族并列。”(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分析黎巴嫩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同样应该建立在此基础上。

(一)政治教派制度和黎巴嫩的国家建构

亨廷顿在论及政治组织的道义性时指出，道义需要信任，信任涉及可预知性，可预知性需要规则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模式。(12)萨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6页。尽管政治教派制度存在很多的问题，但它有效地调节了黎巴嫩教派力量之间的权力竞争，有助于黎巴嫩的国家建构，具有积极的意义。

现代黎巴嫩的形成是西方主导的结果，民众缺乏成熟的民族观念，政治教派制度为教派权益提供了制度保障。教派权力格局的形成是黎巴嫩独立之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黎巴嫩一度被誉为瑞士的中东岛，贝鲁特被誉为中东的小巴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政治教派制度未能准确反映黎巴嫩国内教派之间的力量变化，黎巴嫩内战爆发，严重损害了教派的利益，避免内战成为黎巴嫩各教派的共识。塔伊夫协议达成之后，他们维护既有的权力格局，既坚守本教派分配的权力，同时也坚定捍卫其他教派的政治权力。例如，尽管黎巴嫩力量(基督教派)和社会进步党(德鲁兹派)等政党和真主党存在深刻的矛盾，当欧美以及海湾部分国家要求黎巴嫩政府驱逐真主党时，它们反对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主张真主党是黎巴嫩政治进程必要的组成部分。

政治教派制度创造了教派利益。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法国将大部分经济、社会活动等交给各个教派团体，黎巴嫩教派精英和家族演变为地主、商人、银行家，加强了在教派中的地位。(13)Roger Ow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and Lebanon， 1920—1970，” in Essays on the Crisis in Lebanon， ed. by Roger Owen， London: Ithaca Press， 1976， p.26.随着政治教派制度的调整和巩固，制度红利凸显，黎巴嫩作为祖国的观念逐渐成为教派间的共识，(14)Hanna Ziadeh， Sectarianism and Intercommunal Nation-Building in Lebanon，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6， p.139.教派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政府的运行。以真主党为例，该党在成立之初反对参与黎巴嫩的政治进程，该党“不关心这种或那种政府联盟的建立，也不关注这个或那个政治人物担任某个部长职务”。(15)Joseph Alagha， The Shifts in Hizbullah’s Ideology， Isim/Leiden: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2.内战之后，真主党成为黎巴嫩唯一拥有武装的政治派别，其特殊性成为反对者攻击的口实。真主党认识到参与政府运行，不仅可以实现政党的合法化，并能够在权力内部抵制反对力量的批评。因此，真主党调整了与黎巴嫩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参加了历次议会选举，并在黎巴嫩总统、总理等人选问题上积极发表意见。

制度红利的出现进一步缓和了教派竞争。亨廷顿论及体制和成员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体制的支持者必须放眼未来，不能局限于短期目标，短期内最大限度扩充权力的行为将削弱当前的体制。(16)萨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8页。内战结束之后，尽管黎巴嫩教派之间仍存在权力竞争，但是由于内战的历史记忆，教派谨守既有的权力格局，有意控制竞争的激烈程度。以长枪党为例，近年来该党对真主党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坚决反对真主党拥有武装，尽管如此，该党并不主张立刻收缴真主党的武器。(17)“Local，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Welcome Hariri’s Interview，” 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Lebanon-News/2017/Nov-14/426332-local-international-communities-welcome-hariris-interview.ashx，2020年6月10日。同样，尽管真主党主张建设教法国家，但是该党主张“宗教绝无强迫”的原则，主张在和其他教派磋商的情况下进行。

教派竞争激烈程度的可预知性，确保黎巴嫩政局能够保持相对稳定。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在论及未来运动和真主党关系时，揭示了黎巴嫩政治教派制度下教派竞争的有限性：尽管未来运动与真主党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并不影响双方对话，并向民众提供基本生活服务。(18)“Lebanon Witnessing ‘A Huge Political Agreement’: Hariri，” 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Lebanon-News/2017/Dec-21/431168-lebanon-witnessing-a-huge-political-agreement-hariri.ashx， 2020年6月10日。黎巴嫩民众对此早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不认为教派之间的权力竞争会造成黎巴嫩的解体。在2017年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事件中，尽管教派之间出现激烈的争执，欧盟、沙特等外部力量也积极干涉，但是黎巴嫩民间保持稳定，专家对黎巴嫩经济形势保持乐观。(19)“Analysis: Hariri Exit Puts Lebanon on Edge，” 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Lebanon-News/2017/Nov-04/425196-lebanon-on-new-horizons-analysts-say.ashx?utm_source=Magnet&utm_medium=Recommended%20Articles%20widget&utm_campaign=Magnet%20tools， 2020年6月10日。至此，对政治教派制度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也承认“黎巴嫩不会再次陷入大规模内战之中，因为无论国内各派怎样争吵，都把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作为核心目标。”(20)李福泉：《真主党的发展演变与黎巴嫩政治前景》，《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

(二)政治教派制度和民主

亨廷顿和福山指出，在当代民主社会中，政治秩序应该最大程度保证民众享受民主。民主有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之分。程序民主是指民主的程序和形式。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是议会、权力制衡机制以及政党制度，以此为标准，黎巴嫩政治教派制度同样具备了程序民主的要素。政治教派制度吸纳了分权制衡的规则。塔伊夫协议第五款规定，政治制度建立在政权机构分权、平衡和合作的基础上。议会在黎巴嫩政治教派制度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立法权力机构，也是黎巴嫩最高权力机构，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和工作实施全面的监督，有权审议预算、批准相关法律、弹劾总统和总理等。黎巴嫩政党制度运转良好，除了执政的教派性政党，在野的跨教派政党同样有着充分的活动空间。以黎巴嫩共产党为例，该党是中东地区发展最好、表现最为活跃的左翼政党之一。

实质民主的判断更为困难。不过，学者们普遍认为黎巴嫩政治教派制度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学界对协合主义(Consociationalism)持正面的态度，认为它为分裂社会的国家建构提供了可行的制度方案，有助于避免多数主义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实践的竞争，确保了多元社会的稳定和民主。(21)Hans Daalder， “The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Theme，” World Politics， Vol.26， No.4， 1974， p.607.目前，协和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在黎巴嫩政治研究中，黎巴嫩被认为是典型的协和式民主国家。亨廷顿曾提出：“在伊斯兰世界，唯一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维持民主制度的国家是黎巴嫩，尽管这种民主带有协合制的色彩。”(22)亨廷顿：《民主的第三波》，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9-380页。

黎巴嫩政治教派制度不仅实现了教派间的民主，也为市民社会参政提供了契机。有学者分析了黎巴嫩教派分权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指出无论是与权力运行较弱或较强的议题，教派分权为社会运动行为体跨越教派分界线注入了活力。(23)John Nagle， “Beyond Ethnic Entrenchment and Amelioration: An Analysis of Non-Sectarian Social Movements and Lebanon’s Consoci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41， No.7， 2017.当前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市民社会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2005年以来，黎巴嫩市民社会发起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推动了黎巴嫩总统选举、议会选举法修订以及议会选举，在黎巴嫩政治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政治教派制度和负责制政府

负责制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是指一种需要通过其赖以存在的立法机关而向全体选民解释其所作的决策并证明这些决策是正确合理的行政机构。(24)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问题研究所等组织翻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53页。负责制同样存在形式和实质之分。在形式上，负责制指的是程序性负责制，例如自由和公正的周期性多党选举。在实质上，负责制指的是统治者没有受制于程序性负责制，仍然必须对广泛的社会利益做出回应。(25)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20页。在现代民主国家，国家依靠程序保证政府回应公民的需求。

黎巴嫩政治教派制度拥有负责制政府的形式，例如黎巴嫩实行普选，黎巴嫩议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等。黎巴嫩政治教派制度也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负责制政府的实质。教派性政党掌握了权力，黎巴嫩政府的组建是教派性政党相互博弈的产物，内阁成员服务于各自的政党，并不受总理的约束。与此同时，教派是教派性政党的政治基础，政党必须倾听教派民众的意见。

二、黎巴嫩政治秩序的稳定性

政治秩序存在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分析的是社会力量互动引发的政治秩序变化的程度。社会力量是秩序的构建者，也是秩序调控的对象。社会力量向秩序妥协，秩序的稳定性得以保持。由于新的社会力量出现或行为体的力量变化，它们对秩序态度的变化，将导致秩序陷入不稳定状态。当政治秩序无法客观反映单元内行为体力量的实际地位和能力，它们根据力量强弱以及敌友关系等重新安排彼此之间的关系，旧的政治秩序消亡，新的秩序产生。已经消亡的政治秩序，不存在所谓的稳定性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不同于政治局势的稳定。一般而言，政治秩序稳定性较强时政治局势较为稳定，政治秩序稳定性较弱时政治局势易出现动荡。当然也存在特例。并且，如果一个国家经历多次政治动荡，但是基本政治制度却维持不变，则恰巧证明其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例如，中国封建王朝临近崩溃时往往政局动荡，但是小农经济绵延数千年，封建制度异常稳定。同样，政治秩序的衰败乃至更迭时也不一定导致局势的动荡。例如，20世纪中叶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但是政治局势却保持了稳定。

(一)政治教派制度的继承性和适应性

制度或组织的生存能力和生存状况是政治秩序稳定性强弱的重要标志。亨廷顿指出，制度寿命的长短是政治秩序稳定性的重要表现，制度维持的时间和代际越长则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也越强，反之则弱。(26)萨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5—16页。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并不否定具体制度的变化，只要这种变化不打破既有的政治规则，不改变社会力量在国家权力中的地位。

黎巴嫩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体现为黎巴嫩教派分权悠久的历史。黎巴嫩教派分权的传统可追溯到奥斯曼土耳其时期。1842年，奥斯曼帝国以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为界限，对黎巴嫩山实行南北分治，分别由德鲁兹派和马龙派进行管理。1861年，奥斯曼帝国颁布组织法令，承认黎巴嫩自治，任命基督徒担任最高行政长官，并从马龙派、德鲁兹、东正教、希腊天主教、什叶派、逊尼派等教派中产生12名成员协助其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黎巴嫩正式确定由马龙派担任总统，逊尼派担任总理，什叶派担任议长。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黎巴嫩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还表现为教派分权模式的不断调整。1943年，黎巴嫩主要教派的领导人达成协议，即民族宪章，确定了三个最高政府职位的教派身份，并将议席和政府高级职务等依教派进行分配，正式确定了政治教派制度。相比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民族宪章加强了什叶派的地位。这一调整建立在黎巴嫩社会力量结构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反映了马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三足鼎立的格局。塔伊夫协议继承了教派分权的传统，也是政治教派制度的发展，再次调整了相关教派在国家权力中的地位。其中，黎巴嫩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议席的比例得到调整，总统的职权被压缩，总理和议长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一调整是黎巴嫩内外部力量相互协调的结果，(27)赵国忠：《塔伊夫协议签订后的黎巴嫩局势》，《西亚非洲》1990年第2期。反映了穆斯林群体在黎巴嫩政坛崛起的事实。

(二)黎巴嫩的教派主义

1.黎巴嫩教派主义的形成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黎巴嫩基督教派和穆斯林之间爆发严重的教派冲突开创了教派分权的传统，结果之一是刺激教派政治精英以捍卫教派利益为名，维护其政治利益，并维护教派分权体制。这一时期教派主义思想开始出现。自治过程中，黎巴嫩山教派政治精英对自治省的命运产生分歧，例如马龙派主张摆脱奥斯曼帝国，实现独立；逊尼派则主张留在奥斯曼帝国之内。教派之间的差异是教派政治精英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例如逊尼派政治精英和奥斯曼叙利亚行省经济联系紧密，马龙派政治精英重视欧洲国家提供的保护等。现实利益的差异导致教派之间的隔阂加深。例如，逊尼派受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较深，马龙派则将黎巴嫩山和腓尼基文明联系在一起，强调黎巴嫩山的文化独特性，逐渐形成黎巴嫩基督教民族主义思想(Lebanese Christian Nationalism)。(28)William Harris， Lebanon: A history， 600—201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75.

法国主导了现代黎巴嫩的形成。新并入的教派及其政治精英和叙利亚关系密切，并与黎巴嫩山的马龙教派和德鲁兹派存在着冲突，他们对新的政治实体并不感兴趣。因此，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黎巴嫩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说服非马龙派的基督教徒、什叶派和逊尼派政治精英与黎巴嫩政府合作，在不同教派之间分配奖赏。(29)Roger Ow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and Lebanon， 1920—1970，” in Essays on the Crisis in Lebanon， p.25.例如，为了笼络人口上升至第二位的逊尼派，法国任命逊尼派担任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为了笼络什叶派，法国承认什叶派内部身份事务管理的权力。1926年，黎巴嫩宪法正式将宗教团体的代表体制和管理制度化。法国的做法导致黎巴嫩统治阶级中形成了以教派为依托的、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维护教派在黎巴嫩经济、社会事务中的管理权，极力抵制法国政府所采取的世俗化措施，教派主义逐渐成形。

黎巴嫩独立不仅未削弱教派主义，反而将其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独立是教派政治精英联合的产物，民族宪章将教派分权再次制度化，是教派政治精英联合的保证。塔伊夫协议同样是教派政治精英妥协的产物，教派主义作为黎巴嫩政治运行的内在机制得以继承。

2.黎巴嫩教派主义的形成同样也是自下而上的过程

当代黎巴嫩教派主义的盛行，并非纯粹出于宗教情感，也是黎巴嫩民众出于安全、经济等现实利益考虑的结果。

一方面，教派主导了国家资源的分配。法国委任统治时期，由于黎巴嫩政府的弱势地位，法国出于经济考虑弱化了黎巴嫩政府的管理能力。1933年，黎巴嫩人口大约为85万，但是公务员只有3 600名。此举使得教派而非政府，成为黎巴嫩公共服务主要的提供者。内战结束之后，教派力量虽有所调整但基本格局未变，塔伊夫协议依然是教派妥协的产物，黎巴嫩政府的权威并未加强。之后，政府的管理能力进一步被削弱。2008年，黎巴嫩教派政治精英达成多哈协议，制定规则，杜绝了政府内部多数派对少数派的“专制”。(30)塔伊夫协议规定政府组成法令任命的成员中三分之一的成员出缺将导致内阁垮台。多哈协议规定黎巴嫩内阁由30人组成，反对派至少拥有11个席位，这意味着反对派拥有倒阁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教派身份成为黎巴嫩福利分配的重要标准。1998年以色列瘫痪贝鲁特电力系统之后，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主动向西贝鲁特逊尼派社区提供发电设备，原因是该地区是其重要的政治基地。迄今为止，对于无力购买商业医疗保健、私立教育、能源等的黎巴嫩群体而言，他们所依靠的慈善组织和机构大部分来自教派性政党。(31)Melani Cammett， Compassionate Communalism: Welfare and Sectarianism in Leban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15-116.

另一方面，中东地区加剧的教派冲突和清洗强化了民众的教派观念。中东剧变以来多个政权垮台，国家权威的丧失导致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兴起，ISIS等宗教极端组织煽动教派仇恨，制造教派冲突和清洗，在中东地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宗教情感和现实的安全需要导致民众倒向教派并寻求保护。教派认同超越国界，成为当今中东政治生态的重要特征。受此影响，黎巴嫩的教派主义思想也得到强化。2011年6月，的黎波里支持叙利亚政府的阿拉维人社区和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逊尼派社区发生了冲突，导致了一场“小型的内战”。

总之，教派主义在黎巴嫩仍然根深蒂固，黎巴嫩民众批评政治教派制度但是同样依赖这一制度。2015年，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报道了的黎波里市民诟病贿选却仍参加投票的现象。分析指出，民众明白行为的不合理性，不过他们认为投票能够维持次优的结果。(32)Martin Beck， “Contextualizing the Current Social Protest Movement in Lebanon，” http://www.e-ir.info/2015/10/10/contextualizing-the-current-social-protest-movement-in-lebanon/，2020年6月10日。

三、黎巴嫩政治秩序的威胁

政治秩序的威胁同样由其内在的逻辑决定。最初教派在帮助民众维护信仰自由、生存等基本权益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黎巴嫩内战的结束和外部军事力量的撤离，黎巴嫩政局趋于稳定，这一需求逐渐减弱。与此同时，为了维护教派的利益而忽视甚至牺牲个体的利益，日益脱离现代政治的要求。内战结束以后，黎巴嫩经济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发展，黎巴嫩城镇化水平提高，黎巴嫩市民社会开始成型。(33)2016年黎巴嫩城镇化率为87.91%。“Lebanon: Urbanization from 2007 to 2017，”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55864/urbanization-in-lebanon/，2020年6月10日。对于他们而言，信仰并非全部的需要，他们对安全与和平的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府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高，对政治教派制度造成的政治僵局愈发不满，黎巴嫩政治机构的满意度日渐走低。(34)阿拉伯晴雨表2008年的民调显示，黎巴嫩民众抱怨权利被侵犯却无从胜诉的比例达到87.2%；在问及总理、议会、政党的政府机构时，“仅有一点信心”和“毫无信心”的比例都远超“稍有信心”和“非常有信心”。“ Arab Barometer Survey Project: Lebanon Report，” https://www.arabbarometer.org/wp-content/uploads/Lebanon_Public_Opinion_Survey-2007.pdf， p.10， pp.12-13.

市民社会组织的崛起对黎巴嫩政治秩序构成了威胁。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市民社会组织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市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数量众多，逐渐形成联系广泛的组织网络，关注黎巴嫩公共事务，积极参与相关的讨论。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黎巴嫩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问题往往根源于政治教派制度，因此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政治教派制度。以政治成分较低的女权运动为例，黎巴嫩女权运动组织——黎巴嫩妇女民主联合会(Lebanese Women Democratic Gathering)认为家族、党派以及教派体系掌控了黎巴嫩市镇和议会选举，政党出于对家族、教派体系的考虑，牺牲了女性的政治参与。(35)“Study: Sectarian System， Familial Ties Keep Lebanese Women Locked out of Politics，”https://www.rdflwomen.org/eng/sectarian-system-familial-ties-keep-lebanese-women-locked-out-of-politics/，2020年6月10日。2015年之前，黎巴嫩市民社会主张与政府保持距离，主要以研讨会等形式发表意见和态度。2015年贝鲁特垃圾问题引发的群众抗议是重要的里程碑，此后，介入政府运行、从制度内部实现改革的主张受到欢迎。2016年，贝鲁特抗议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形成了“我的贝鲁特”(Beirut Madinati)运动，他们参加2016年贝鲁特市政选举，赢得了约40%的选票。该运动在黎巴嫩多个城市和地区得到效仿，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我的贝鲁特”运动成绩的鼓舞下，2016—2017年，黎巴嫩市民社会参与政府运行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多次组织大规模社会运动，推动了黎巴嫩议会选举法的修订，迫使教派性政党对议会选举做出明确的时间安排。2018年，黎巴嫩市民社会积极参加黎巴嫩议会选举，他们组成“我们都是黎巴嫩人”(Kulluna Watani)竞选联盟，成功赢得一个议席。“我们都是黎巴嫩人”的成功是“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力量发展的里程碑”，(36)“‘We Want a Civil State， Not a Civil War!’，”https://mondediplo.com/outsidein/we-want-a-civil-state-not-a-civil-war， 2020年6月10日。它意味着市民社会有机会进入黎巴嫩最高权力机构，教派不再是黎巴嫩权力分配的唯一标准，黎巴嫩政治秩序出现松动。

不过，目前并不应高估市民社会对黎巴嫩政治秩序的挑战。

首先，教派在黎巴嫩政治秩序中的地位仍得到制度的确认。以2017年议会选举法修订为例，尽管黎巴嫩教派性政党同意取消赢者全得的计票规则，采用比例制，但是议会和选区仍然按教派分配议席，教派分权的根本原则并未被触动，政治教派制度并未发生改变。

其次，黎巴嫩市民社会仍稍显稚嫩。一方面，尽管黎巴嫩总体城镇化水平较高，但各地水平不一，导致贝鲁特等城市兴起的新社会运动难以向其他城市和地区扩散。例如，“你臭”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它仅在贝鲁特等少数城市有着较强的影响，并不具备全国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黎巴嫩缺乏能够最大程度代表市民社会利益的市民社会组织，弱化了市民社会对政治教派制度的挑战。在2018年议会选举中，由于竞选纲领的高度敏感性和复杂性，市民社会之间的联合存在困难。(37)以反腐运动为例，由于腐败和政治教派制度相关，部分市民社会组织主张予以彻底的批判，部分则认为反对所有的政治阶层只会降低变革的可能性。2015年贝鲁特垃圾围城危机中市民社会组织的口号“You stink”和“You are accountable”显示了市民社会组织对黎巴嫩制度不同的态度。“你臭”运动最初加入“我们都是国民”竞选联盟，但最终选择独立参选，还有许多市民社会的候选人因未能找到适合的候选人名单而被迫退选。

再次，面对市民社会的挑战，政治教派制度仍有较强的调适能力。一方面，教派政治精英接近市民社会并接受部分主张，以缓解市民社会对他们的批判。例如，随着黎巴嫩女权运动的兴起，性别平等已成为黎巴嫩政坛的共识，教派性政党纷纷表态支持女性参政，社会进步党、长枪党、真主党、未来运动等任命了一定数量的女性领导。部分教派性政党，例如长枪党，积极发展与黎巴嫩妇女理事会(Lebanese Women Council)等女权组织的联系，争夺女权运动的话语权。该党曾向议会提交议案，主张女性拥有30%的议会配额，要求候选人名单中女性的比例不低于30%。(38)“Gemayel Meets with Lebanese Women Council Delegation，”https://www.kataeb.org/local/2019/05/23/gemayel-meets-with-lebanese-women-council-delegation， 2020年6月10日。教派政治精英的策略产生了效果，尽管黎巴嫩女权组织批判政治教派制度，却很少将矛头对准教派性政党。另一方面，教派政治精英极力限制市民社会介入权力运行，坚决维护既有的权力分配模式。议会是黎巴嫩最高权力机构，他们极力阻止市民社会进入议会。以2018年议会选举为例，在修订议会选举法期间，教派政治精英选择性接纳市民社会的意见，接纳了比例制，但拒绝降低选民的年龄标准。黎巴嫩内政部长指出，大部分年青选民参加了市民社会组织，他们将对选举和黎巴嫩未来政治产生巨大影响。(39)“‘Our Last Hope’: Fresh Faces Offer Hope in Lebanon’s First Election in a Decade，” https://edition.cnn.com/2018/05/06/middleeast/lebanon-hezbollah-hariri-elections-intl/index.html， 2020年6月10日。与此同时，教派政治精英精心设计和划分选区，利用选举优势垄断议席，社会进步党、真主党、阿迈勒运动等教派性政党在各选区推出的候选人几乎都取得了胜利。当前，教派政治精英的策略取得了预期的成效，教派性政党囊括了所有的议席，(40)市民社会获胜的候选人最后放弃了议席。市民社会被完全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

小 结

历史证明，能否根据国情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是国家能否实现稳定、取得发展的关键。黎巴嫩政治能否实现现代化，必定不能够脱离其基本国情，即教派冲突、清洗的历史记忆和不断出现的现实事例。黎巴嫩以教派分权为基础的政治教派制度，并不符合现代政治的要求，但是，它良好地实现了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即国家建构，并帮助黎巴嫩成为中东地区最民主的国家之一。

当前，由于黎巴嫩民族意识的缺乏，黎巴嫩未能有效消弭教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平衡教派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利益，因此，贸然取消政治教派制度，后果难以预料。基于这一考虑，政治教派制度的弊端，尤其是其引发的、经常性的政治僵局，其实质是黎巴嫩民族意识缺乏，导致教派政治精英难以调和之间的矛盾，未能赋予政府部门必要的行政效率。黎巴嫩政治改革的药方是黎巴嫩民族意识的发展，市民社会则是观测未来黎巴嫩政治进程的关键。

外国问题研究2020年4期

历史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