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雍正元年（1723）起，雍正帝以京师时应宫为中心，构建起一庞大的全国性龙神祠庙系统。在其执政的十三年中，所敕建的龙神祠庙多达三十余座。他不但自己在时应宫中为受雨旱灾害的地方祈福，并要求各地督抚将各省龙神神像从京师迎请回属地，建祠祈祷，一如时应宫之分支。由此，一个由皇帝亲自创建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全国性龙神祠庙系统横空出世。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系统逐渐扩充、完善，相关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维持了近两个世纪。与此同时，各省龙神祠庙选址、督建的地方大员人选都与雍正帝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息息相关。雍正帝全国龙神祠庙系统的创立，是他“事神治人”理念在精神生活与公共空间中的具体展现。

一、清初的自然灾害、粮食安全与雍正帝的“天人感应”

自明代中晚期以来至清前期，黄河水患、洪涝、蝗灾、干旱、冰雹和海潮等自然灾害一直困扰着中央政府。撮其要者有三：一为小冰期影响下的冷冻、雨旱等极端天气。这些极端天气直接导致农作物的减产，进而引发饥荒和农民运动；二为黄河决口、决溢等水患问题频发。黄河水患对漕运危害极大，而运河的漕运是清朝的重要生命线，因此黄河的水患问题对国计民生，乃至国家安定产生着重要影响；三为沿海地区风潮灾害。钱塘江沿岸是受风潮灾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清前期遭遇的数次风潮灾害不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也严重影响了东南富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此外，康、雍两朝奉行“盛世滋丁，永不升赋”的政策，人口开始大量增长。与此相对应则是粮食安全压力陡增。为了扩大耕地、养活百姓，雍正帝便曾提出“务使野无旷土”的极端口号。但受环境、技术等因素制约，内地平原地区的耕地日趋饱和，人地矛盾愈加显著。此外，过度开垦导致了森林覆盖率的锐减，也进一步加剧了气候波动和江河水患，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综观整个清朝前期，中央政府都致力于在制度层面上去弥补气候造成的国力下降。而至雍正帝一朝，除了在政策上进行调整，也开始诉诸于宗教行为，以期国家风调雨顺、人物康阜。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同一时期，清朝统治还面临严峻的政治挑战。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可以窥见，当时汉族士民对于满族政权统治中原的合法性、雍正帝继统的合法性及其执政风格与生活作风存在质疑。而在帝制时期推崇天人感应政治神学的背景下，灾异和祥瑞常作为王朝兴衰、人事休咎之征验。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和外界质疑的双重压力，作为一个意图重建政治合法性的君主，雍正帝不仅需要在施政上有所建树，还需要在宗教神学上寻求庇护。从雍正帝的宗教涵养而论，他在宗教方面涉猎广泛，对佛教、道教都有接触，对于基督宗教和民间教派亦有着独特的理解。针对各种灾异，特别是旱涝问题，雍正帝在国家祭祀之外会进行“私人祈祷”，而龙神正是雍正帝为旱涝灾害而祈祷的主要对象。从这点来说，龙神祠庙系统的建立正是雍正帝为了重建政治合法性，依凭自身的宗教知识在清帝国自身政治资源之外去找寻的神学根据。

二、雍正帝的龙神祠庙系统

自雍正元年始，雍正帝便着手在京师与地方营造一系列的龙神祠庙。这些祠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前代皇帝敕修的河海神祠，甚至山岳神祠，共同组成更为庞大且系统的国家岳镇海渎祭祀系统。下文仅就雍正帝亲自创建的龙神祠庙系统，依中央、雩礼、各省、黄河、江海等五个层面做一遍览，以期理解这些祠庙的创立背景，雍正帝对祀典的构思，以及他在不同社会层面的仪式活动。在这些祠庙中，并非全部冠以“龙神”之名，但因为雍正帝在京师时应宫中，以龙神之名来供奉四海、四渎诸神，也即意味着将传统意义上的“水神”均纳入了龙神的系统之中。为了方便理解，我们谨将所要讨论的所有龙神祠庙，依其所述层面开列于表1.之中。

（一）中央层面：时应宫与瑞应宫

敕建与营造

时应宫位于紫禁城的西北隅，西苑金鳌玉栋桥之西南，是雍正帝龙神祠庙系统中第一个完工的项目。雍正二年完工，雍正五年将中殿的十七省龙神移送各省建祠供奉，然后“增修后殿，以奉八方龙神”。时应宫中轴线上分别为山门、前殿、中殿、后殿，皆为单檐歇山式建筑。其前殿奉四海、四渎龙神，中殿（即主殿）奉“顺天佑畿龙神”，中殿前的东西两侧奉十七省龙神，后殿供奉“八方龙神”。时应宫的建筑布局特色在于前殿与中殿之间由穿堂连接所形成的“工字殿”的格局。雍正五年所增建的八方龙神殿位于时应宫最后，形成一处相对独立的院落，暗示着其私密性与重要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保存有清内务府所制各省龙神图样一套，应是时应宫创建之初，内务府所绘并上呈御览的龙神造像图样。这套龙神图样共计18张，包括京畿、奉天以及各省龙神，绘制精美，右上角贴有题签，标明其在时应宫殿堂内的空间序列，以及各省龙神的名号。根据图像所见，“顺天佑畿时应龙王”与其他各省龙神服饰相同，均为通天冠、朝服、捧圭版之像。民国时期，时应宫曾多次被当时的政府挪作他用，而供奉其中的四海、四渎、京畿和八方龙神等十七尊龙神则被移到金鳌玉蝀桥的万善殿后排房存放，后经整修，万善殿被辟为龙神祠。根据德国摄影师莫理循（Hedda Morrison）以及美国LIFE杂志摄影师凯瑟尔（Dmitri Kessel）所摄照片，这些龙神多数身头戴冕旒（而非各省龙神所戴的通天冠），手捧圭板。

此外，作为雍正皇帝常年园居的离宫圆明园，也于雍正初年建立有“瑞应宫”供奉龙神（位于圆明园内的综合性宗教活动空间“佛楼”东部）。其中曾悬挂有雍正帝御书“瑞应宫”、“和感殿”、“晏安殿”匾额悬挂，乾隆初年所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基本反映了雍正时期瑞应宫的建筑风貌。不论是从创建时间、名称，还是大致的建筑布局来看，瑞应宫均应被视作时应宫在圆明园中的“副本”或“翻版”，是皇帝园居时的祈祷之所。

祀典与祈祷

从祀典源流上看，雍正帝秉承近世以来对龙神主水、行雨的认知，将其赋予抽象的四渎、四海之神。时应宫正殿正中所供奉的“顺天佑畿龙神”即京畿地区龙神，与两旁的各省龙神、奉天龙神、热河龙神均未见于历代祀典，皆为雍正帝所新封立者。晚清陈作霖将时应宫内的京畿龙神呼作“天下都龙王”，可见，时应宫中龙神的祀典参照了北京都城隍庙中以明代十三省城隍配立两侧的制度。可以说，通过构建这一龙神祀典，雍正帝完成了一次对于龙神系统的全面重整与创新。此外，结合后殿八方龙神来看，京畿龙神实为中央龙神，其共同构成一九宫格宇宙范式。八方龙神因此也具有天子一统天下，怀柔万邦的含义。

根据文献来看，时应宫内的宗教活动大抵分为五种：第一种为列入祀典的祭祀，由内务府官员于每年六月十三日以素馐香烛致祭；第二种是在亢旱时节所做的应时祷雨祭祀，以及在得雨之后举行的“报祀”活动。祀典依照传统的祭祀形式举行，可由内务府遣官致祭，也可由皇帝亲临祈祷；第三种为节庆时举行的道门诵经道场，仪式由道教法官负责，举行的日期一般定在龙神诞、新年、万寿节前后；第四种为皇帝日常生活中的拈香。在雍正及其后的清朝皇帝《起居注》中，经常可以看到皇帝驾临时应宫拈香的记载。这说明时应宫作为宫廷祠庙，已经成为皇帝日常宗教生活中的有机部分之一；第五种为皇帝私人性质的亲临祈雨，这是时应宫最为重要的一种祈祷活动，因为其常常伴随有步行前往祠庙的环节，甚至节食。这种带有自我体罚性质的祈祷行为实际源自先秦以来皇帝为全体人民赎罪的思想与仪式传统。恰如《吕氏春秋·顺民篇》所言：

昔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

（二）雩礼层面：风云雷雨神祠

祠庙建立背景与过程

雩礼为古代祭祀的一种仪典，其设立的目的在于祈风祷雨以应农耕之需。雍正七年，雍正帝将新敕建的凝和庙（云师神祠）、昭显庙（雷师神祠）与宣仁庙（风伯神祠）、时应宫（雨师（以龙神充）神祠）相并列，形成了“风云雷雨”四庙的小型内府雩礼系统。

宣仁庙是雍正帝参照龙神的祀典，专门设立用于崇奉风神的专祠。宣仁庙的建造背景源于雍正元年以来不断爆发的风灾雨害。据清史记载，雍正六年，雍正帝因念“雨旸燠寒，以风为本”，特下谕于都城择地建庙，赐额“宣仁庙”以答风神之洪庥。宣仁庙坐落于紫禁城的东北隅，与时应宫位于同一纬度上，遥遥相对。其建筑形制，依时任朝臣所议奏乃“仿时应宫式营建”。从目前现存的格局来看，宣仁庙所占基地比时应宫略狭，建筑基本参照时应宫：坐北朝南，山门、前中后三殿皆为单檐歇山式建筑，并设钟鼓楼，皆为黄琉璃瓦绿剪边。其中山门上镶嵌有“敕建宣仁庙”石额，主殿供奉“应时显佑风伯之神”，后殿供奉“八风之神”。

作为宣仁庙之延伸，雍正帝又分别于雍正七年增建了供奉云神之凝和庙（紫禁城正东侧），以及供奉雷师之昭显庙（紫禁城正西侧）。由此，与时应宫、宣仁庙形成了“风云雷雨四庙”的小型内府雩礼系统，其皆以紫禁城为中心，遥遥相对，精心布划而成。据清史记载，凝和庙与昭显庙的建筑规制“悉仿宣仁庙式建造”，这也在今天的建筑遗存中得以证实。

祀典与祈祷

雩礼设立的目的在于祈风祷雨以应农耕之需，其祭祀制度起源于先秦，历代不断发展，明初考订礼仪，最终形成代表气候的“风云雷雨”四神。清代因袭明世宗以来的祀典制度，在雩礼中风云雷雨依然从祀南郊，并于天神坛上专祀。雍正七年，雍正帝将凝和庙、昭显庙、宣仁庙、时应宫相并列，成为“风云雷雨”四神的专祠，与大高玄殿共同构成了一内府、道教化版本的雩礼体系。从清朝中晚期开始，在祈雨的仪式中，皇帝往往亲诣大高玄殿拈香，并派遣大臣至其他四庙同时拈香，并举行祭礼。

（三）地方层面：直省与边外龙神

在地方层面，雍正帝首先将时应宫内的直隶、各省龙神像派送地方立祠奉祀并令各省督抚亲往致祭、祈祷，从而形成的“中央—地方”的龙神祠庙系统。据清史记载，雍正五年七月，沉浸在祷有所验以致黄河澄清的喜悦之中的雍正帝曾向内阁上谕，令各省大臣将供奉于时应宫中的龙王神像迎回各省分别供奉、虔诚展祀。这批移送各省的龙神像乃为时应宫中十七尊省龙神像的副本，其建造的时间大约为雍正五年的十月。但由于路途及条件不一，各省龙神祠的建造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但大都于当年开工建设。就各地志书所见，省龙神祠庙的选址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临水空间，而大都建立在巡抚衙门附近以利督抚应时祈祷。脱离了自然水体的龙神祠庙，此亦可被视作雍正帝龙神祠庙系统的又一创新。有关各地龙神庙的信息，详见表2。

除各直省龙神外，雍正帝还在位于边外的承德避暑山庄中择地供奉“边外”龙神。所谓“边外”，乃是泛指东北地区“柳条边”以西畜牧区及畜耕过渡区，是满洲、蒙古各部和传统汉族地区的交界处。自康熙朝开始，热河所在的地区成为清帝以“木兰秋狝”、围场巡狩之名义，会盟蒙古诸部的重要地点，也是康熙帝因蒙古干旱乏食而赈济诸旗的平台。避暑山庄有边外龙神像大、小两尊，分别供奉于“暖流暄波”（山庄东北隅武烈河入园水口之上，以及如意洲（山庄核心景区，位于全园水系之中心）法林寺内。边外龙神全称“边外福疆广应龙王”，该号不载于正典之中，但见于一史馆所存时应宫龙神图样之中，亦见于避暑山庄档案之中。虽然雍正帝在其任内从未临幸避暑山庄，但其在隶属“边外”的热河地区建造龙神祠庙，一则为该地区祈祷风调雨顺，二则显然承续了乃父以此为舞台怀柔蒙古诸部的用意。

祈祷活动

各省龙神祠庙是京师西苑时应宫于地方之投影，后者为中枢，前者为终端。通过在京畿龙神两侧配享各省龙神，并在各地省会建立各省龙神祠庙，雍正帝与各地督抚得以在龙神的世界构建起另一维度的帝国。由此，各省龙神祠庙也得以成为京师时应宫在地方上的投影。除了每月朔望两日前往省龙神祠庙上香外，各省巡抚在祈祷雨旸的祭典中“熏坛步祷”显然是对于京中雍正帝的一种效仿。皇帝的宗教权、责被地方督抚在本地龙神庙中得以敷用、履行。

（四）黄河

河口交汇处之祠庙

嘉应观，俗称庙宫，是雍正帝于黄河沿岸所修建的第一座、也是最大一座龙神祠庙，其坐落在河南武陟县，位于沁水与黄河交汇河口之东北，此处即是康雍之际黄河屡屡决口之处。雍正元年的“龙抬头”当天，雍正帝传谕河道总督齐苏勒，令其于沁黄交汇处择地建造“淮黄龙王庙宇”。嘉应观的具体修造由河南总督田文镜具体负责，庙成之后，主奉金龙四大王，雍正帝赐额“嘉应观”，并作御制碑文一篇。从现状所看，嘉应观的建筑布局主要分为南北两个院区，南区为泮池、石桥以及戏台院，北区为主体建筑群，包括山门、御碑亭、仪门、钟鼓楼、主殿、东西配殿。其中主殿面阔七间，周匝回廊，重檐歇山顶，覆孔雀蓝琉璃瓦，殿内高悬乾隆帝御制“洽德敷仁”匾额。此外，整个建筑群的核心精华在于其御碑亭。其亭双檐攒尖顶，上层圆形，下层六边形，可能含有“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意，而亭内的铜碑也是我国现存同类文物中体量最大的一座。值得注意的是，嘉应观建筑群东路为河台衙署与道台衙署，西路为东河总督的驻地之一。这种庙、衙一体的平面布局使嘉应观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集宗教与行政于一体的古建筑群。

另一处位于水利要冲的皂河龙王庙坐落在江苏省宿迁城西之皂河集（今皂河镇），这里是黄河与运河以及骆马湖三个水系并行、汇通之处。该段黄河曾于雍正三年决口，河水泛滥，冲击睢宁和宿迁南境，时任河道总督齐苏勒亲自指挥，历时一年半才将决口堵塞合龙。雍正五年正月，雍正帝下令齐苏勒于江南“酌估修建金龙四大王庙宇”，齐苏勒便选定皂河既有的龙神庙作为改建对象，其工程于雍正五年五月动工，当年十一月告竣。就目前建筑所见，皂河龙王庙在布局规制以及建筑规制等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嘉应观的翻版。这可体现在皂河龙王庙的山门、两侧影壁以及角门的组合形式，御碑亭的形制，乃至山门内钟鼓楼的卷棚顶等处，其皆与嘉应观几乎一致（唯体量略小），且属于典型的官式风格。毋庸置疑，负责此处营造的江南河道官吏、工匠熟悉，且自觉地取法于皂河龙王庙的母本——武陟嘉应观。

南北岸决口处祠庙

惠安观坐落在当时河南兰阳县（今河南兰考县）黄河之北岸，其境内的铜瓦厢是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并改道北上之要冲。雍正六年初春，相传兰阳县境内板厂段黄河决口，有关帝像自上游漂浮而至，遂使险象遂平。雍正帝闻说此事，特传谕河臣齐苏勒、嵇曾筠为漂来的关帝神像“于此处另建宽大庙宇，以答神庥”。惠安观现已无存，但从《兰阳县续志》中所绘《敕建惠安观图》可以探知其庙宇规制仍与嘉应观、皂河龙王庙大体保持一致，均分为东、中、西三路。其中东西两路为官厅，因河道总督亦常驻此阅工，故而其在民间亦有“庙宫”之称。值得注意的是，惠安观不带供奉有随洪漂来的关帝神像，更还于最后一进殿宇所供奉“新河神”黄大王（当时尚未得到敕封的）。

黄河南岸的溥仁观坐落陈留县北五十里曲兴镇，此处也是清中期黄河南岸多次决口之处。雍正十一年七月，因河神灵应，河东总督王世俊向雍正帝呈折请求在黄河南岸择地建观，雍正帝从其所请，并以国帑支持，后又赐额曰：“溥仁观”，并拟定了“惠应安澜”的御书匾额（未及书写而崩）。值得注意的是，溥仁观的前身实为供奉“黄大王”之“大王坛”，其重修后亦供奉黄大王为主神。

黄河源头之祠庙

河源庙是雍正帝为了达成在黄河源头祭祀河神的想法而创建的神祠，位于甘肃积石关以西的撒喇城堡（即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县城），此处也被认为是大禹开导黄河的所在地。雍正八年四月十日，雍正帝上谕内阁，称国朝定鼎以来，黄河曾多次显现祥瑞，念及在江南、河南等处皆有祭祀龙神的庙宇，因此下令内阁在西宁选址建立专祠，以崇报河神庇佑之功。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亲自撰写了御制碑文，颁发青海，记述了河源庙在创建过程中的两次祥瑞。根据河州方面公议，拟建“大门、二门、大殿、寝殿，俱南向，以昭享祀之诚。复造望河一楼，于寝殿之后，另塑神像，面临黄河，以便廵阅”。这一布局具有更为传统的“前朝后寝”“坐北朝南”的规制与朝向。但由于“积石关外，黄河环绕于北”，故而在寝殿之后建造望河楼，保证神明能够“阅视河流”。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帝遣官祭祀河源神祠之后，又应太常寺卿之请，添建了御碑、御制祭文两座碑亭。

祀典与祈祷

金龙四大王为明初以来，黄河中下游以及大运河沿岸民间香火最为鼎盛的河神之一，于清顺治二年（1645）时被朝廷敕封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康熙四十年加封“昭灵效顺”，并于四十三年规定由官方春秋致祭。但即便如此，官方从未公开认定金龙四大王是为黄河河神。雍正帝通过建立黄河龙神祠庙嘉应观并主祀金龙四大王，无疑乃是确认了其黄河龙神、河神之身份。

黄大王本名黄守才，河南偃师人，为明末至清初生活在黄河沿岸的居民，因其展现的一系列神迹，在生前民间便已为他私立生祠。其身殁后，黄河沿岸更是新建多处“大王坛”，供奉其香火。通过在溥仁观正殿中同时供奉金龙四大王与黄大王，后者明显已经被赋予了“正神”的身份，这为其在乾隆朝被正式敕封，奠定了基础。由此，雍正帝与其河臣们通过在黄河沿岸敕建龙神庙的形式，也将地方性的河神崇拜整合进入到了官方的正神体系之中（如黄大王），或为正神赋予新的身份（如金龙四大王）。

雍正帝在创建嘉应观伊始，并未设立定期的祭祀制度，仅是在汛期或有险情时，由河工厅员逢时致祭或由雍正帝派督抚大员“遣祭”。除嘉应观外，皂河龙王庙、兰阳惠安观等处，也由地方或河道官员逢时祭祀，直到乾隆五十三年，才改为春秋致祭。

雍正八年，雍正帝敕修河源神庙，并拟加封神号。礼臣在题奏中有意继续在此庙中延续金龙四大王的祀典，但最终所敕封的则是“开津广济佑国庇民昭应河源之神”，其可被视作黄河在不同地理空间、民族文化区域内的不同表达。

河源庙与河南、江南的情况并不太相同，在其敕建之初便已确立由地方官员春秋致祭的成例，此外，雍正十一年、十三年，雍正帝曾两次遣祭河源庙，并前后两度选派汉僧、黄衣僧（藏传佛教僧侣）管理庙务及日常佛事活动。在上述5处龙神祠庙中，除皂河龙王庙和循化龙神庙由僧人住持外，河南之三处皆以观为名，故皆为道士住持。

（五）江海：海宁海神庙与江神庙

海宁海神庙，亦称庙宫（暗示里其与黄河沿岸几处神祠之内在联系），总面积达2.7公顷，是雍正帝因海塘安澜而敕建的海神祠庙。其庙坐落浙江海宁州（今海宁市盐官镇）城东，海塘北岸。雍正帝继位之初，因钱塘江潮水为患，曾专门发拨帑银，派遣大臣奔赴治理。雍正七年八月，雍正帝在给浙江总督李卫的奏折朱批中首次言明打算修建海神祠庙“以祈佑庇兆庶”。同年八月钱塘江大潮之际，其海潮虽比往年更大，但未能对海塘构成威胁，这坚定了雍正帝修建海神庙的决心。

为了更好的完成海神庙的营造，李卫还曾行文山东、河南等地，寻求曾经参与孔庙、嘉应观等工程的专业人才，最终得到了由河南巡抚田文镜所派送的王元清（极有可能参与过嘉应观之修建）。此外，李卫还曾就御碑亭使用黄瓦的事宜反复缮折请示雍正帝，这也被近年来御碑亭遗址所见黄琉璃瓦残件所验证。从建筑风格而言，海神庙也体现了北方官式建筑的硬朗轮廓，因此一些建筑学者也将其视为官式建筑。考其海宁海神庙之所以如此“官式”的原因，当与李卫竭力地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营建龙神庙的人力资源有着直接的关系。雍正九年，海神庙正式上梁，目前主体建筑保存尚属完整，其总体规制与武陟嘉应观、兰阳惠安观极为相似，分为东、中、西三区。中区为海神祠庙主体，分别为大门、仪门、主殿、过厅、御碑亭、寝殿楼。东区为天后宫及道院，西区为风神殿、水仙楼及道院。

海宁海神庙中的主祀之神为雍正十年所敕封的“宁民显佑浙海之神”，此并非是东海龙神，也非钱塘江本地的“潮神”。所谓“浙海”当是指浙省所临海域（或海塘），如此或许可理解为位居东海龙神之下的地区性海神。就像时应宫中的龙神一样，浙海之神并不见于前朝祀典，而是雍正帝针对浙江海塘事务而敕封的新神。此外，雍正帝还曾于三年敕封了四位传统意义上的“潮神”（伍子胥、钱镠、张夏、汤绍恩），将其四位与本地海塘诸神序列在海神庙中序列于“浙海之神”两侧作为配祀。海宁海神庙自其落成之时，便已规定了以“每年春秋仲戊日”致祭。雍正十一年，雍正帝遣内务府大臣海望致祭，乾隆帝也曾多次遣祭海宁海神庙，并于南巡时谒庙拈香。每年八月十八日海神圣诞除了官方致祭外，仍有由道士主持，民众参与的“礼懴、演戏，庆贺诞日”。

此外，雍正七年上元节，雍正帝上谕礼部称湖广境内的土地、人民及舟楫行旅皆仗江神默佑，宜修建庙宇来供奉长江之神，于是便有了湖北武昌与湖南长沙两处江神庙。今仅存长沙江神庙，但建筑已非历史建筑。与各省龙神庙相似，这两处江神庙也由地方巡抚每岁致祭。

（六）龙神祠庙系统的特征

从敕建目的来看，以时应宫为中心的各省龙神祠庙，其创立的核心目的在于为皇帝及地方督抚祈祷雨旸，进而解决日益严峻的粮食安全危机。但实际上也将帝国的政治制度投影于神道之中，而热河龙神祠庙则有联络蒙古诸部的潜在用意。黄河沿岸四处龙神祠庙与海宁海神庙同取安澜之意，但雍正帝也在上谕中说明，其实为了让远近人民奔走瞻仰而兴起敬神之心，“服教畏神，迁善改过，永荷休祥，则于国家事神治人之道，均有赖焉”。此外，雍正帝在上谕中称其敕修湖广两省的江神庙与循化河源庙是为了崇奉神明，佑护一方之安康，但其根本创立动机当是用以护佑平定边疆的军事与改土归流新政的顺利实行。总而言之，在“事神”的表层之下，更有一层“治人”的用意，此两者并非一虚一实，而是相互同质。

就建筑层面而言，存在着两个原型。京师的瑞应宫及宣仁、凝和、昭显三庙，均取法于时应宫。黄河沿岸的皂河龙王庙，以及海宁海神庙均取法于武陟嘉应观（且均有“庙宫”之称），因此具有相似的建筑元素以及布局，且均被认为是官式建筑。

从所奉龙神来看，北京时应宫内曾供奉34位龙神，都不曾载于历朝祀典，皆系雍正帝所新立。其中四海、四渎龙神是对既有山川祭祀系统的转化。而以京畿龙神为中心的十七省龙神和边外龙神，则类似于明太祖所构建的城隍庙系统，而与大清当时的行政版图一一对应。由此，边外龙神之设，颇为要妙。在黄河一线，通过嘉应观的建立，金龙四大王被官方默认为黄河河神，进而为京畿龙神所统摄。在浙江海塘，通过海神庙的建立，历代官方及民间所崇奉的潮神配飨或从祀于雍正帝新敕封的“浙海之神”两侧，从而也隶属于京畿龙神。由此，龙神祠庙以及配套祀典的建立，实际也是一次神学意义上的“整合”。

从祈祷活动看，时应宫成为皇帝日常拈香的道场，每逢元旦、万寿节，则启建祈祥道场。以时应宫为主的京师风云雷雨四庙，除了每年的专祀外，还在祈雨之时由内府举行一套以大高玄殿为中心，平行于南郊雩礼的“小雩礼”，其中由道众启建诵经道场，焚化疏文。作为时应宫在地方上的投影，各省龙神祠庙则成为督抚岁时祭祀、祈祷雨旸，朔望拈香的坛所，他们同时也效仿帝王步行祈祷。在黄河与海塘层面，龙神庙所祀之神本身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因此更能够与地方社会相契合，成为一方群众的信仰焦点与宗教活动中心。

三、九州清晏：雍正帝的政治理想

与前朝祠庙系统之异同

从唐宋时期皇帝在地方所敕修的祠庙系统来看，其多是立足于个人的道教信仰，并将帝王的存在感通过宗教空间传达到地方，如唐玄宗时期的玄元皇帝庙、宋真宗的天庆观和宋徽宗的神霄玉清宫系统等。

进入明朝后，由明太祖所创立的城隍庙系统则与唐宋皇帝的作法有本质不同，其出发点乃是巧妙地将民间早已流行的城隍崇拜按行政区域进行划分，形成与帝国行政系统完全镜像的城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京都城隍神（后来亦被称为都城隍）成为了天下城隍之主，统摄各地区的城隍。因此明太祖所创立的城隍神系统其实质是一个效忠于天子的神团，其目的在于弥补阳世官吏的监管不足，通过城隍主导的阴官监察系统，来约束民众行为，最终达到治民的目的。

与前朝的祠庙系统相比可以看出，雍正帝创立的龙神祠庙系统与明太祖创立的城隍庙系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出发点并非将特定的个人信仰推行于地方，而是将龙神祠庙与国家政区相结合，同时吸收民间崇拜（如金龙四大王、黄大王、地方潮神等）将其制度化、系统化，形成一套神明世界的“中央——直省职官系统”，从而实现了上至君王、下至黎庶的“一体”敬神的理想。对于雍正帝而言，敬神是其安镇水患的重要方式，而祠庙本体更是宣扬皇帝本人神功圣德的直接体现。

由此可见，雍正帝所创立的龙神祠庙既不是唐宋帝王的个人信仰的表达或皇权合法性追溯，也不是明太祖的阴司监察。它更像是一处让皇帝、督抚及百姓祈祷产生效应的神圣空间网络。但它又更具有社会性——将不同空间、不同层面的人神关系巧妙地编织起来。

龙神庙的建造与雍正帝施政纲领的同步性

雍正帝的龙神祠庙系统的地理构成并非偶然或随机，他们分别对应着雍正一朝一系列新政与军事活动。其庙宇之营造祭祀，也往往由这些项目的主要负责大臣直接参与。虽然雍正帝强调其“从不言祥瑞”，但龙神祠庙所在地区却偏偏是“祥瑞”的高发区。由此，雍正帝龙神祠庙系统的选址区位并非偶然事件，而有着极强的意图，具体到庙宇的营造与祭祀中，也往往由负责这些事务的股肱之臣直接参与。

“时雨”：各地督抚与粮食危机

从“中央-直省”层面来看，清代中期以来所遭遇的人口爆炸以及粮食危机使得雍正帝将粮食安全摆在了一切工作之前，因此时应宫的设立旨在建立一处皇帝本人能够直接“干预”各省气候的神圣空间。雍正帝本人对于其作为天子的祈晴祷雨能力十分自信，常常提及其亲祷之灵验，并将其归于“天人感通之理，捷于影响。”雍正五年，他将各省龙神像移送各省立庙供奉后，其祈雨灵应的报告也从省级层面呈现出来。无独有偶，雍正帝增订“耕耤礼”，并向各州县推行，瑞谷遂迭现于京师先农坛耤田之中。降雨与瑞谷等祥瑞的背后，是雍正帝对于国家粮食安全的深切焦虑。

“河清”：河道总督、河南巡抚与“治黄”“一体当差”

从黄河层面来看，武陟嘉应观、兰阳惠安观、陈留溥仁观等龙神庙均伴随着齐苏勒黄河治理工作的推进而被建造。这些祠观的所在地河南，同时也是田文镜推进“官绅一体当差”“摊丁入亩”等新政之处，更也是祥瑞频出之处。雍正三年，嘉应观与武陟一段的河堤整修工程几乎同时竣工，自此之后这里再未发生决口之灾。雍正四年腊月，黄河澄清达三十六日之久。在这一次祥瑞之后，雍正帝又命齐苏勒于江南黄河沿岸择地敕修了皂河龙神庙。雍正五年，黄河兰阳决口又现关帝神像堵口的神迹，雍正帝马上发上谕，敕修惠安观。此外，雍正十三年，请敕溥仁观的王士俊正是接替田文镜在河南继续推行新法的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可以说，黄河沿岸的诸龙神祠庙，是皇帝与河臣、督抚们共同建立起的系列圣迹，而这背后也是朝廷试点新政，全面接管黄河河务，组织修护堤防的历史进程。

“海晏”：浙江总督与“摊丁入亩”

海宁海神庙建立的背景乃是李卫在浙江的海塘修筑，以及“摊丁入亩”新政的推行。雍正七年李卫丁忧期间，海塘化险为夷，雍正帝于是敕修海神庙，并特别强调此是“事神治人”之道。

“瑞谷”：湖广总督与“改土归流”

雍正六年，鄂尔泰被任命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负责推行改土归流，随着进程的推进，雍正七年鄂尔泰的岳父迈柱于湖广总督任上开始配合鄂尔泰在湖广两省推进改土归流，此翁婿二人亦皆清代著名之能吏。湖广两省江神祠庙的敕建，则正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同时进行。雍正十一年十月，雍正帝公布了湖广改土归流以来第一个祥瑞：“今年苗民所种之山田水地、黍稷稻粱、盈畴遍野。及至秋成，则皆双穂、三穂、四、五、六穂不等。万亩皆然。苖民额手欢呼，以为从来未有之竒瑞。”对于雍正帝来说，苗民学习耕作是其归化之后生存之根本，也是边塞军储之重计，在这此苗民重新经营之伊始，多处丰收并呈现瑞谷，这正是他敕建江神庙时所期望的。

“庆云”：川陕总督与平定青海、准噶尔之役

雍正八年四月，清廷大军已准备开赴准噶尔与噶尔丹策零大战，雍正帝此时发出上谕，意于黄河流入中国的西宁地方，“特建庙宇，专祀河源之神。”两个月之后，“河州（今甘肃临夏，与河源庙所处循化毗邻）有庆云捧日之瑞，自午至申，万众瞻仰。”又一月后，河州积石关外（即河源庙所在），“见河流澄澈，上下百有余里，彻底莹洁，凡三昼夜”。十一年噶尔丹策零大败，遣使言和，几乎与此同时，雍正帝感念“年来陜、甘二省地方，仰赖河源之神默垂护佑，旸雨应时，民人乐业”特地遣使致祭河源庙，旋即又有“甘霖普降”。

此外，在平定准格尔的战争背景下，再考虑川陕总督岳钟琪移民重新设立肃州道、西宁办事大臣宣化青海地方等因素，雍正帝通过创立河源庙，不仅仅是为了保佑一方雨旸时若，以利军需，更是中原王朝对于重新回归版图的一种主权宣示。这一点同样可以在暑山庄边外龙神祠庙所处之位置与封号可以得到印证，即以中原王朝为主体的龙神系统覆盖到满洲、蒙古文化区域，展现了清代帝王较元明两代更高的政治视野与胸怀。

雍正帝内心的政治理想

圆明园是雍正帝藩邸时期的别墅，在他登基后，成为皇帝的御园，是紫禁城外的另一个执政中心。雍正元年，甫一登基的雍正帝便将圆明园内的寝宫命名为“九洲清晏”。九州是自古以来中国的代称，而清晏指的是河清、海晏两种瑞象，寓意着太平盛世，表达了雍正希望在他的治理下，中国能够风调雨顺、安定和谐，进入一个太平盛世。此正如乾隆帝《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诗》所云：

昔我皇考，宅是广居。旰食宵衣，左图右书。

园林游观，以适几馀。岂繄廊庙，泉石是娱。

所志维何？煌煌御书。九州清晏，皇心乃舒。

肯构孰责，继序在予。业业兢兢，奉此遗模。

……

圆明园旧藏“九洲清晏之宝”（清·乾隆朝，法国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2009年“亚洲艺术”专场拍卖会）

继位之初，雍正帝面临的是一个军事、政治上虽然统一，但文化依旧对立、吏治不良且国库空虚的庞大国家。其本人继承大统，既不符合满洲传统，亦未按照汉族的儒家传统，故遭受质疑。作为皇帝，雍正帝一直在通过“朝乾夕惕”的努力工作和对“人天感应”的不懈追求，试图证明由满洲人、特别是由其本人来统治这个多民族帝国，是对天心民意的顺应。

在短短13年的执政期间，雍正帝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政策，巩固了清帝的执政根基。他完成了清代国家祭祀的大部分构建工作，特别是创新性地构建了全国性龙神祠庙系统，并亲身参与向龙神祈祷的宗教活动。通过在全国各省和各重点水利工程建设龙神祠庙，雍正帝便也将其作为了向天下民众宣示“人天感应”的“纪念碑”。在这些祠庙举办的一次次祭祀活动中，雍正帝的“政治合法性思维”逐渐渗透到民间。雍正帝一直盼望“君臣上下各尽其道、各殚其诚”，共同努力实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双重意义下的“九州清晏”，龙神祠庙则成为这一理想的重要物质寄托。

历史与秩序

本文缩写自：陶金,喻晓.九州清晏：清世宗全国龙神祠庙系统的创立[J].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 2020/21(12&13):175-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