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三十多年《文物》月刊的编辑生涯中，经历最传奇的一件事，是亲眼见证了一宗国宝文物被盗流失海外，又被成功追索回国的案件。

此事发生于上世纪末，大致经过如下：一件国宝文物石雕菩萨像1976年出土于山东某县，1994年于县文物库房被盗失踪，1999年某知情者以特别的方式向我国文物专家举报，说此石像正公开展陈于海外某著名美术馆。

因该文物曾见于1983年《文物》月刊发掘简报中，其出土时间，地点，照片以及尺寸大小均有准确记录和公布，按照有关国际公约，是一件有原属国家确凿证据的被盗文物，理应归还。经各方不懈努力，终于2008年将其成功迎回祖国。

01、1999年的一封神秘举报信

1999年12月的一天，《文物》月刊的老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佛教和美术考古学家杨泓先生，急匆匆到位于沙滩老北大红楼三层的月刊编辑部找我，他第一句话就说：“给你看一件奇怪的东西”，说着拿出一个大信封放在桌上。

这是一封挂号信，常见的16开牛皮纸大信封，似历经辗转，边角已磨损。其正面以钢笔手写收件人、寄件人的地址和姓名，字写得不是很好，且繁体简体杂糅，有些稚拙潦草。左上方的收件人地址处写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间收件人名字处写着：“杨泓”；右下方寄件人地址处写着：“北京市，朗涧团×公寓××室，宿白”。

好奇怪的写法，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系著名教授、我国佛教石窟寺考古权威学者，他是杨泓先生的老师，也是《文物》月刊多年的编委和作者。近年来，先生关于佛教石窟寺考古的文章，都是我做责任编辑，先生的字我太熟悉了，他在北大的家我也常去，所以一眼就看出信封上的字绝不是宿白先生的笔迹，而且所写先生家的地址也不甚准确，不但没写北京大学，而且将当时先生家住的北大“朗润园”写成“朗涧团”（繁体）。更奇怪的是，信封右上角挂号邮戳显示的寄出地并不是北京市，而是南方的广东省城——“广州长寿西路”。

再看信封套内，并无任何信件，只有一本日本1997年新开馆的著名私人美术馆——滋贺县“MIHO”（中译美穗、美秀）博物馆的藏品展览图录。图录第34-35页刊登一件有巨大莲花头光的石雕菩萨照片，这两页之间夹着三张白纸：一张复印了《文物》月刊1983年第7期的封面；一张复印这期刊发的考古发掘简报《山东省博兴出土一批北朝造像》图版伍，那是当地出土的6张南北朝时期北朝晚期（约当公元6世纪）石雕佛、菩萨照片；最后一张为白纸，上面只醒目地用中文繁体字由右至左书写两个大字：“国宝”（繁体）。

我们先是莫名其妙：为何一封来自广东的邮件，要冒用北大宿白教授的名字呢？信封中日本那家博物馆的展览图录，与1983年7期《文物》发表的山东出土石菩萨像又有什么关系，邮寄者为什么要把它寄给宿先生的学生杨泓先生呢？

杨泓先生之所以找我，因为我正是那篇山东博兴出土造像发掘简报的责任编辑。我很快找出那期刊物和那篇稿件相关的原始档案，经仔细分析这些材料，发现MIHO美术馆藏品图录34-35页彩印的那件带有大型莲花头光的石雕菩萨立像，与图录中夹的第一张复印纸，即《文物》1983年第7期图版伍中编号“3”的“青石单身菩萨像”几乎相同。

这件石像是1976年，山东省博兴县张官大队出土的一处北朝晚期佛教造像窖藏(共出土石像72件)中的一件，其造型庄严华美，尤其菩萨腹前一硕大圆凸的“严身轮”珠饰，颈后巨大的同心圆莲花头光均极为独特醒目，是过去国内佛教造像中罕见的。

对比之下，马上可以看出两处照片中文物的相似之处，再从菩萨身体的各部位服饰装束，面部鼻翼处和双臂及腿、足部的残损，乃至造像的高度尺寸都极为接近。杨泓先生和我当下认为，它们很有可能是同一件造像。并由此作出了初步判断：

1.日本MIHO美术馆展出的这件石雕菩萨像，与我国山东省博兴县1976年出土，发表于1983年7期《文物》图版伍：3的石雕菩萨像是同一件东西；

2.这件文物已经流失海外，现陈列于日本MIHO美术馆；

3.有人（邮寄举报信者）发现了这件事，知道MIHO的这件藏品是中国山东博兴出土的珍贵文物，并曾在《文物》公开发表。他以这种特殊方式将这一信息通报给中国佛教石窟和美术考古方面的知名学者，意在提醒你们一件重要文物“国宝”已流失海外。

当得出以上结论后，我们感到很吃惊，决定先与山东方面联系，了解这批造像的保存情况。正巧那时杨泓先生的博士生郑岩是山东省博物馆副馆长，通过他很快就问到了有关情况，山东省博兴县文物管理所的这件菩萨像，果然已于1994年7月被盗失踪。

这更证明了我们对MIHO美术馆造像的判断。

02、宿白先生慧眼识“蝉”冠

经与杨泓先生商量，先由我带着这封“神秘举报信”和有关材料到北大去见宿白先生。细说原委后，宿先生也感到此事蹊跷。先生接过MIHO图录，第一眼就敏锐地看出：“哎呀，这菩萨头上戴的还是蝉冠呢！”

我按先生手指细看，果然在我们没注意的菩萨头上所戴花冠正前方，雕饰着一只形态写实的“蝉”（即“知了”）。这种蝉冠原是南北朝时世俗贵族的冠饰，考古发现中多见报道，如辽宁出土的北燕冯素弗墓、洛阳北魏永宁寺塔基出土的世俗供养人塑像、南京发现的东晋贵族王氏和高氏家族墓中，都出土和见有这种金珰蝉冠装饰。这种原为世俗高官的冠饰，现被装饰在佛教菩萨造像头上，除了说明当时世俗艺术和佛教艺术相互影响外，也或寓意着此蝉冠菩萨的地位较高。

我马上想到《文物》1998年2期我刚编发不久的博兴近邻青州，1996年出土并轰动海内外的龙兴寺佛教四百余件造像窖藏中，也出土了一件戴蝉冠的6世纪东魏菩萨像。博兴出土的这批佛、菩萨造像，题材和细部造型都与青州造像十分接近。

宿白先生仔细看了这些材料后说，包括这件蝉冠菩萨在内的这批博兴出土造像，从时代到题材，从造型风格到雕塑技法，无疑都与青州造像有密切的联系，青州造像时代主要为北魏晚期(其中有纪年的最早一件已到公元529年)、东魏早期、东魏晚期和北齐时期；博兴这批造像据发掘简报介绍，亦主要为东魏和北齐作品(其中有纪年铭的9件，2件为东魏，7件为北齐)。博兴造像中丢失后又出现在海外的这件单身立菩萨像，装饰华丽，衣薄贴体，身圆如柱以及高鼻细目的异域面相，都表现出与青州造像极为相似的神韵和风采，它们应是同一历史时代，同一地域系列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宿白先生对如此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十分痛心，叮嘱我们要尽快向有关方面通报情况。

从北大回来后，我们迅速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情况，并给山东方面寄送了相关材料。

03、《纽约时报》公开报道

一石激起千重浪

恰好当时在北京大学任客座教授，正与我们合作“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国际学术研究和出版项目的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美籍华裔教授巫鸿先生听说了此事，他对国外情况比较熟悉，看了这些材料后很有信心地说，既然这件东西在《文物》正式发表过，而且刊登了图像，又有准确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就是有了它原属国家和地区的确凿证据，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和惯例，完全有可能追索回来。他并且表示要调动自己海外的关系，为这件菩萨像的早日回归而努力。

2000年4月，经巫鸿先生介绍，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驻京首席记者康锐(Erlk.Eckholm)登门采访了杨泓先生，了解了事件的缘起，又去山东采访了博兴县文博部门，还专访了日本MIH0美术馆以及转卖此造像的英国伦敦某文物商人。2000年4月20日，《纽约时报》艺术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康锐(Erlk.Eckholm)撰写的题为《被窃的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吗?》的长篇报道，详细追踪了这一事件的始末。还首次披露了几家涉事单位和个人对此所作的答复。

山东博兴方面的回答是，该菩萨像于1976年在当地出土，一直保存在县文管所，1994年7月4日深夜被窃，至今下落不明。当看到MIHO美术馆图录所刊照片，他们马上认定这正是本地丢失的那件文物。

MIH0美术馆的解释是，此石雕菩萨是该馆1995年10月从伦敦一位名叫Eskenazi的文物商人处购得，但他们认为现在尚不能证实其与中国山东博兴丢失的石像为同一件东西。并表示即使它确是1994年被盗的中国文物，也不会将其无偿还给中国，因为他们“已尽最大的努力保证藏品的来源可靠，而且我们购买此像并不出于恶意(所谓善意持有，指不知情的买者)。”同时博物馆负责人也表示，愿意同中方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可能引发的纠纷。

至于转卖此像的英国伦敦文物商人Eskenazi，在以传真件回答有关问题时表示，菩萨像是购自伦敦一家历史悠久的知名展览馆，但他拒绝透露该展览馆的名字。

《纽约时报》还援引中国有关官员的话说，目前中国大陆文物被盗到海外，通常是先走私到香港，被制造出一些合法的假身份后再转给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商人、画廊和拍卖行。《纽约时报》同时指出，按照1970年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所有签约国均应保证归还被证明是被盗窃的文物。如果一件文物1970年以后第一次出现在它的国家以外，“那么一个有尊严的博物馆就不能购买它。”

文物盗卖走私是沉重的话题，世界范围内艺术品走私盗窃活动一直猖獗，不止中国，东南亚、拉美和欧洲都有这种情况发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官员指出，几乎“每天都有无法取代的文化珍宝被从其原来属地取走，进入国际艺术品市场，在市场上进行非法的或公开的交易……文化遗产的贸易已达到可与国际毒品贸易相比的规模，也与后者具有其它一些共同的特征”。特别是大批直接盗取自古遗址或古墓葬中的文物，因为尚无确切的登记注册作证据，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后就很难辨认和追索。博兴的这件菩萨像因为有准确的身份证据而为中国政府的追索提供了便利。

《纽约时报》的报道一发表，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立即引起不小的反响，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许多媒体和华文报纸都作了转载和介绍，多位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呼吁加强对古代艺术品即文化财产的保护，同时敦促中日双方协商解决好这一文物的归属问题。

04、MIHO美术馆态度转变

MIHO美术馆，是由日本战后新兴宗教团体“神慈秀明会”的“会主”——小山美秀子女士亲手创立。神慈秀明会在日本、香港、澳门、台湾、美国及世界各地拥有四十多万会员，财力和影响力巨大，该馆的设计和建造，都是聘请了世界级的顶尖高手。馆舍设计者正是最有名的美国华裔建筑师贝聿明，建成后载誉空前，被称为“深山里的桃花源”。凭借强劲的经济实力，馆内收藏了大量世界各地的珍贵艺术品。

当得知花了重金买来的石像是被盗物（据日方有关报道，此像自英国购买时花了1亿日元，约合88万美元），MIHO当然很紧张，他们2000年2月曾悄悄派员到山东博兴，直接找到《文物》中发掘简报的作者（为博兴县文物干部），邀请他和县里的几位官员到日本访问，费用由MIHO提供。但几个县里的基层干部，哪能决定这样的大事！

2000年8月，当情况已日见明朗时，中国国家文物局的官员正式出面交涉，向MIHO美术馆主、神慈秀明会会长小山弘子女士（已故小山美秀子的女儿），表明了我国家文物局的明确立场：凡是有确凿证据被证明是非法走私和盗窃的中国文物，我国政府都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及其他有关公约进行追索。

而这件被盗中国文物的“确凿证据”，正是1983年7期《文物》月刊发表的发掘简报和图片。

2001年1月14日，我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以《失踪国宝要回家——一封神秘来信道出失踪国宝的下落》为标题的长篇报道，详细追述了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在国内外引起多方关注。

本文作者在《中国文物报》发表《失踪国宝要回家》（2001年1月14日）

这之后不久，替MIHO在伦敦购得这件石像的日本商人崛内纪良，还在北京与杨泓先生和我见了面，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

毕竟，MIHO是一家“体面和有尊严”的美术馆，在经过与中国方面长达八个月的磋商谈判后，最终同意将这件文物的所有权无偿返还中国，中方则借鉴以往印度和美国解决印度被盗文物归属的办法，在征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同意后，决定该石像可以暂留MIHO借展六年。

2001年4月1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与日本美穗（MIHO）美术馆就此事达成协议，自当年算起，该文物应于2007年回归中国。

05、神秘举报人是谁至今不知

2007年，石菩萨造像在MIHO美术馆借展结束，顺利回归祖国。当时北京和山东报纸及互联网上，都高调报道了这件文物回归的新闻，着力赞扬各级文物部门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只要了解本文所记事件的前后经过，就不难发现，这件国宝文物得以追索成功，最重要的“推手”，其实是1999年给中国学者写那封神秘举报信的“神秘举报人”，是他将《文物》十几年前发表的一件出土造像，与日本MIHO美术馆展出的一件藏品联系起来，并挑明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作为那篇简报的责任编辑，我太明白这件事情的难度，二十年前的《文物》月刊，几乎没有彩色图片，黑白照片的质量和印刷工艺水平也不高，在那期刊物图版伍中，那件菩萨像的黑白照片与同时出土的多件石像照片排在一起，一点也不显突出，能把它与MIHO石像联系在一起颇为不易。另外，MIHO美术馆1997年开馆，到1999年该像东窗事发，一般中国人去得还很少，曾有国内几位非佛教文物方面的专家被邀去过，也没有发现问题。

所以，在1999年刚收到那件神秘来信时，杨泓先生和我就根据信封上笔迹和那张白纸上大书的“国宝”二字写法判断，这位投书人是一特殊的知情者，极有可能是一位日本友人。他一定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爱好者，或者就是这一领域熟识的同行学者也完全可能，因为他显然很了解宿白、杨泓两先生的师生关系，他们在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和美术考古方面的身份和地位，还知晓杨泓先生的工作单位甚至宿白先生的家庭住址。他明知此举的厉害关系，所以颇费心思和周折，以一种特殊方式向中方通报，同时亦未暴露自己的身份。正是他的准确提示，让中方得到这件“国宝”文物的流失线索，联系到其属国身份的“确凿证据”，从而使得MIHO这个体面而有影响的藏家难有回旋余地。

我们至今不知道这位神秘的举报人是谁。

佛教建筑

相关链接

追回的东魏蝉冠菩萨像 (pacilu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