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本质，不在惩恶扬善，而在团结大众。《吕刑》也不例外。《吕刑》的初衷是解决周穆王时期出现的“王道衰微，政乱民怨”的困难，团结周王朝各个阶层的力量，维护周王朝的统治。

        周王朝在实施《吕刑》的过程中，其“明德慎罚，惟察惟法”的“法治”思想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礼治”思想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和冲突，“礼”对“法”的限制很大，直接影响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形成了传统的“中国特色”依法治国思想，至今天依然。

        概括起来看，西周时期诉讼有以下特点：一是誓言为大。诉讼不能违背自己之前的誓言，否则将会受到惩罚；二是，有司独立。已经形成了专门的诉讼制度，民事和刑事已经完全分开，有专门的司法官吏和机关。三是有限诉讼。诉讼一般由受害人自己开始，但诉讼权受到一定限制：子不能告父、下不能告上、奴不能告主、妻不能告夫，等等。

        周王朝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可以说是一部活的周史，它生动地记载了许多传世文献所见不到的珍贵史料。1975年12月，在陕西岐山董家村发现的一件西周青铜器，名叫训匜（yí） ，匜上有铭文175字，记录了周王朝时期一个叫“牧牛”（可能是人名，也可能是官名）的人控告其上司的诉讼案件，即“牧牛诉讼”。该诉讼交由专门的法官审判，案件的判决显示出，由于“礼”的影响，使“法”的判决很不公平。这可能是《吕刑》在周王朝实施的普遍现象和典型代表，是最真实、最普遍的情况反映。

        西周后期有一个叫“训”的人，在军队中任“师”之职，与现在的师长差不多级别。他平时任意掠夺下级官吏的财产，欺压下级，并强制他们给自己服劳役，不但不给任何报酬，稍有不慎还会受到重罚。一个叫“牧牛”的小吏无法忍受“训”的欺凌，就去司法机关告状，要求惩治“训”，这是牧牛小吏，以下诉上。然而，作为军队高级军官的“训”，与司法机关的法官来往甚密，小小的“牧牛”，怎么奈何得了他？司法机关虽然受理了“牧牛”的诉讼，判决结果却操纵在“训”的手中。

        青铜器“训匜（yí）”上完整地记载了诉讼的全过程。三月下旬甲申这一天，审理此案的法官“伯扬父”，在司法机关宣读了“牧牛诉讼”案的判决结果：“原告牧牛，在这之前，你的行为如此过分，你竟敢状告你的上司，违背了你先前对上司的誓言。现在你只有再一次盟誓，当着参与此案审理的五个人的面，宣诵你的誓词，你必须服从判决，听从誓约。你应受的处罚是：鞭刑一千，并刺面，施以墨刑。即使从宽判罚，也要判处你鞭刑一千，并处黜（chù）刑，只刺面并免去官职，不再施以墨刑。现在决定大赦你，免除你鞭刑五百，其余五百鞭及墨刑折合罚铜三百锊（luè）。”

        随后，法官伯扬父又要求牧牛立下永远效忠于“训”的誓言：“从今以后，我牧牛无论大事小事，再也不敢违北规矩。”这个“规矩”就是“礼”中的“下不告上”。接着伯扬父又一次威胁牧牛：如果再敢告自己的上司，就一定会受到重罚。牧牛面对如此的审判，只能屈从，当场表示再也不会去司法机关告上级的状，还写下悔改书，向上级“训”认错服罪。很显然，判官伯扬父，贿情审断案。

        伯扬父宣告完“牧牛诉讼”的结果，牧牛接受了罚铜三百锊（luè）的惩罚。他写的效忠“训”的誓约，也被存入王室档案。师长“训”对审判结果非常满意，洋洋得意地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同僚，同时也告诫下级官吏，不要象牧牛一样不自量力，再去司法机关告状。“训”为了纪念这次诉讼的胜利，特意用牧牛交的三百锊（luè）铜铸了一件铜器匜（yí），并在其上刻了伯扬父对牧牛的判词，以及判决后牧牛受惩罚的状况，以这次诉讼的胜利作为自己家族的光荣，子孙后代的骄傲。

        “训匜（yí）”铭文记载的“牧牛诉讼”判决书，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最完整的诉讼判决书，是研究我国早期司法制度以及判决文书等法律文本的珍贵文献。伯扬父因与“训”的私人交情，放弃了诉讼案件“公正适宜”的原则，作为法官置“惟察惟法”于不顾，可见等级森严的周王朝社会，法度用废，因人而异，虽有刑制，却失惟察。

            “牧牛诉讼”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周中、晚期法律诉讼的弊端。无法可依是问题，而有法不依则是更大的问题。在中国理性文明社会初期，“礼”大于“法”，以“礼”代“法”，把之后三千年的中国社会导向了“只服权威，不遵法度”的殊途。

        中国的法治化道路，长安是起点，是向好的起点，也是向恶的起点，关键就在这片土地上人民的选择！

自然自觉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