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文化”“传统”“遗产”等观念出发讨论传统节日当代意义隐含着“国家视角”，这虽然阐释了传统节日的当代价值，却很难解释传统节日当代传承与振兴的动因究竟何在。从民众需要视角来看，即使在当代社会，民众仍然需要传统节日的庆祝性与聚集性，而且这种需要是一种永恒的形而上的需要。节日的庆祝性消弭了人们的时间感，由于失去了时间感，人们获得了一种纯粹的快乐，“日常”由此成为“非常”，普通的时日成为节日。聚集性比庆祝性更为深刻，节日的聚集满足了人们体验众生一体的内在需要。无论是传统节日的庆祝性，还是聚集性，就其根本意义而言，都具有审美性。

在当代社会，传统节日文化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现代化的“袪魅”涤荡了传统节日赖以维系的习俗，城市化带来的流动性直接影响了节日民俗的代际传承，极其丰富的日常娱乐使得传统节日几乎完全丧失了吸引力……这些因素早已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由于“文化”“传统”“遗产”等话语的强力重塑，传统节日似乎又熠熠生辉，让人不得不珍视。新世纪以来，“两办”与中宣部多次发文，试图以国家力量的介入来推动传统节日文化的振兴。问题是，在当代社会，传统节日还能振兴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撇开“文化”“传统”“遗产”等观念，换个角度思考传统节日的当代意义。

一、谁的意义？

我们重视传统节日，是因为传统节日有意义。概而言之，对于传统节日意义的阐发，主要有如下两点：

其一，传统节日是民族传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珍惜，要传承下去。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这究竟是谁的遗产？国家的，还是民众的？毫无疑问，应该是民众的。但民众往往并不以为然，绝少有人想着过节是为了保护遗产。有人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宣传与教育，可以让民众文化自觉。但就多年实践来看，其收效实在甚微。

其二，传统节日有助于建构民众的民族文化认同。高丙中认为：“一个共同体有多大的凝聚力和自信，取决于它有没有足够的认同文化。因此认同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是无价之宝。而认同文化几乎都是传统的（或许有老传统、新传统之别）。其中，传统节日民俗是一个主要的部分。”但认同的建构必须是出于主体的内在需要。这种内在需要往往因为遭遇“他者”文化，发生了文化冲突，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人们常说，海外华人街的传统节日气息比国内还要浓郁，究其原因，是因为海外华人需要借助传统节日文化建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而且这种需要是内在的。国内民众显然不会遭遇身份认同的困境，也就根本没有通过传统节日建构记忆与认同的内在需要。

上述两点对传统节日当代意义的认识隐含着“国家视角”，也就是说，主要是从民族、国家需要的角度，而非从民众需要的角度，来看待传统节日的。传统节日虽然并非在“国家力量”之外，甚至可以说是国家以礼俗文化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传统节日毕竟是以民众日常生活形态存在的，因而民众才是传统节日文化创造、享用、传承的主体。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民俗学的“常识”，那么，从国家视角来探讨传统节日的当代意义虽然有助于人们的认知，却很难解释传统节日文化当代传承与振兴的动因究竟何在。

从民众需要的视角来看，我们也许很容易理解传统节日当代状况的复杂性。首先，人们不再根据农历时间来安排生产生活，作为民众时间制度的传统节日体系已经丧失了现实功能。其次，各种民间信仰、习俗消失了，由此依赖习俗维系的传统节日，如二月二、三月三、端午、六月六、七夕、中元、重阳、寒衣节、冬至、腊八、祭灶等，自然衰落得很严重。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节日传承状况良好，如春节、清明节与中秋节。这三个传统节日有一个共同点，都具有家庭、家族团聚的功能。现代社会流动性日益加强，虽然交通很方便，但家庭成员大团圆的机会并不多，因而以家庭团聚为主题的传统节日就成了民众需要的节日，即使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这些节日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会传承下去的。

民众的需要可以说是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与振兴的根本动因。在当代社会，民众仅仅需要维系家庭团聚的节日吗？显然不是。以南京为例，每年元宵前后高淳游子山“晒霉节”都有十余万人参加，东坝端午节龙舟竞渡有两三万观众，乡村庙会也动则几万人参与。很显然，民众也需要具有“公共性”的传统节日。

我们的调研发现，民众参与这些具有“公共性”的传统节日，大多并非是出于民间信仰、习俗的力量，而仅仅是为了“热闹”。比如庙会，很多地方早已没有庙了，但“会”还在继续。如何理解这“热闹”与无庙之“会”呢？这得追问人们究竟为什么需要节日？

二、节日的庆祝性

人们究竟为什么需要节日？这可能是一个根本就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每一个传统节日的历史，比如寒食节，究竟是起于火星祭祀，还是为了哀悼牺牲，抑或因为纪念介子推，有限的史料可能永远都不足以真正说清楚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节日都与庆祝有关。我们由此可以推想，人们之所以需要节日，其最根本的原因也许就是为了庆祝。

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值得庆祝，春天来了，秋收了，这对于初民来说，可能是最为值得庆祝的。葛兰言认为，《诗经》中很多情歌来自节庆，而且“节庆一开始是与初春的复苏相联系的”。与秋收相关的节庆更多。马林诺夫斯基发现，尚处于母系社会阶段的特罗布里恩人就有一年一度的节庆，“在这样的庆祝时节里，村民们会天天跳舞，时间长达一个月或更久”。再如先秦时期的大蜡，《礼记》认为这个节日的宗旨是“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是一个向万物报恩的节日；《周礼》认为，这个节庆的目的在于“以息老物”，是一个意味着一段时间终结的过渡礼仪。这些解释诚然有一定道理，但大蜡较为原始的形态无疑不会有这么多观念，也许仅仅就是为了庆祝秋收。

魏晋之后，中国传统节日体系逐渐形成，虽然起因各异，观念形态也失去了朴素性，禁忌增多，仪式越来越丰富，但几乎都有某种庆祝性。且不论过年时的闹花灯、端午节的赛龙舟、中元节的放焰火，还是中秋节的赏月、重阳节的登高、冬至的祭祖、腊八的喝粥，无不含有某种庆祝的意味。

与纷繁复杂的禁忌、仪式相比，庆祝对于节日而言更为本质。庆祝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的庆祝是为了纪念，如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民间叙事认为是为了纪念屈原，也有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或曹娥，但问题是，为何会以一种如此闹腾的形式纪念悲剧性人物呢？也许“纪念”只是人们对庆祝的解释，庆祝本身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只有庆祝才能使“日常”成为“非常”，普通的时日成为节日。正如加达默尔所言，“节日是被庆祝的；节日就是庆祝的日子”。

庆祝总是意味着喜悦，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喜悦的时候，时间消逝得很快，所以节庆中的人们会觉得时间仿佛消失了。另一方面，恰恰由于失去了时间感，人们才获得了一种纯粹的快乐。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算计时间，安排事务，只有时间被填满了，我们才不会觉得生活无聊。伽达默尔认为，这些被算计好的时间都并非“属己的时间”，只有节日的时间才是“属己的时间”。他说：“使时间停住或延搁，就是庆祝。人们惯常支配时间时的那种计算的、安排的特性，在节庆中由于这种时间的静止状态而被消除了。”

毫无疑问，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需要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一段让我们不再感觉到时间存在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永远需要节庆的时间。尤其在现代社会，钟表时刻提示着时间的存在，人们更需要通过节日的庆祝去克服它。

三、节日的聚集性

对于节日来说，聚集比庆祝更为深刻。人们之所以需要节日，就形而上而言，是因为人类内在地需要体验众生一体。节日的聚集性已经表明了它有着独特的意义。并非所有的节日都有庆祝性，有的节日人们是沉默的，但所有的节日都有聚集性，孤独的个人无所谓节日。

尼采曾借用希勒诺斯的话说，可怜的浮生都是无常与苦难之子，存在毫无意义。解救之道要么通过日神艺术暂时遮蔽这个真理，要么在酒神节庆中忘却个体，像古希腊人那样，将个体化原理的崩溃化为一种艺术现象。尼采由此发现了古老节庆的聚集性，他描述道：“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融洽，甚至融为一体了……人轻歌曼舞，俨然是一更高共同体的成员，他陶然忘步忘言，飘飘然乘风飞飏。他的神态表明他着了魔。”受到尼采的影响，伽达默尔甚至认为，聚集是节日最根本的特性，他说：“假如有什么东西同所有的节日经验紧密相联的话，那就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

只有节日的聚集，人们才能获得众生一体的审美体验。因为，节日的聚集是一种自发的聚集。自发的聚集不同于被召集，它没有明确的目的，却又仿佛有着某种共同的目的，借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葛兰言指出，中国上古时期的节庆是“结合的节庆”，人们“集合到一起重新构造他们与之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当代社会，人们尤其需要节日的聚集。社会分工将人们隔绝。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虚拟空间、宅文化，更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人们在内心深处需要节日的聚集。传统节日的聚集是一种不自觉的、惯性的聚集，内在的、习俗的力量可以轻易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代民众仍然热衷参与一些具有“公共性”的传统节日。

四、传统节日：作为一种审美活动

无论是传统节日的庆祝，还是聚集，就其根本意义而言，都具有审美性。

首先，为了表示庆祝，传统节日离不开民间艺术，它与民间艺术之间有着一种共生关系。正如尼采所言，“从前，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树立在人类节庆的长街上，作为纪念崇高而欢乐时刻的丰碑”。如果说传统节日是民间艺术的载体与土壤，那，民间艺术则是传统节日的主要存在形态。过年时要张贴年画、纸马、对联，挂门笺，挂灯笼，舞龙、舞狮、游灯、扭秧歌、演戏；端午时小孩要带虎头帽、穿五毒肚兜、扣五色索，点红额头，青年人要划龙舟；中元节要放焰火、演戏、放河灯；中秋节有歌舞、赏月……几乎每个传统节日都以民间艺术来装点空间，都有跑驴、高跷、演戏等民间表演。传统节日本身就可以视作一场艺术活动，过节仿佛就是在一个敞景的艺术馆中，或者说是在一个敞景的剧场中，每个人都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其次，庆祝与聚集意味着对日常与有限的审美超越。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发现，在节日中，“人们会超出自身之外，忘却日常的工作和烦恼。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民众节日常常会陷入放荡无羁，无视许可与禁止之界限”。弗洛伊德认为：“逾越性就是节日的本质所在——人们正是在自由地去做通常不能做的事情时才会产生出节日感的。”人类学家认为，传统节日是一个“阈限阶段”，在这个特殊的时空中，每一个人都像艺术家一样，脱离了日常的社会结构，具有一种边缘性，反结构性。正如特纳所言，“在情感层面上，没有什么能够像过度的和暂时被允许的违法行为那样，为人们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在节日中，“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暂时不再相互疏远。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传统节日之所以具有这种反结构性，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仅仅是为了庆祝而聚集。

再次，一次节日的庆祝与聚集，就是一个真正完满的人生经验，也就是杜威所谓的审美活动。杜威认为，从审美经验角度来看，所谓审美并非来自对特定“作品”的理解，而是一次完满的生活经验，他说：“在制作或感知时所体验到的生活的完满程度，形成了是否是美的艺术的区分”，“任何实际的活动，假如他们是完整的，并且是在自身冲动的驱动下得到实现的话，都将具有审美性质”。在传统节庆中，人们的活动出于自身内在的冲动，其经验是完整的，而且是独特的，令人难忘的。

总而言之，从审美角度来看，在当代社会，传统节日的庆祝与聚集仍然是民众内心深处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并不会与世推移，它可能是一种永恒的形而上的需要。

《节日研究》第十六辑。

节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