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为寒食节，禁火三日，民皆冷食，以纪念自焚于緜上山中的先贤介子推。

介子推，一名介之推，介推，春秋晋国人，晋公子重耳谋臣。曾随重耳流亡国外十九年。重耳返国后立为文公，赏从亡者及功臣。介子推不言禄，谓文公得主晋祀，乃天之功，群臣不应贪天之功以为己力；遂偕母隐入緜上（今山西介休县东南）山中。

后来，据说文公派人寻子推于山中，子推不出，寻者放火烧山，冀其走出；火至，子推抱木而焚死（见《庄子·盗跖》：“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人民为了纪念子推的清烈，遂有至其亡月不敢烟爨而寒食的礼仪。《荆楚岁时记》云，寒食节“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斗鸡、镂鸡子，斗鸡子，打毬、鞦韆。”

这些仪式中，禁火是最主要的，而且是很严格的。据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緜上火禁”条云：

升平时禁七日，丧乱以来犹三日。相传火禁不严，则有风雹之变。社长辈至日就人家，以鸡翎掠灶灰，鸡羽稍焦卷，则罚香纸钱。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庙卜乞小火，吉，则燃木炭，取不烟；不吉，则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于羊马粪窖中。其严如此。

先此，唐时京城长安寒食节，亦有以鸡羽入灰查验之举（见元稹《连昌宫词》自注）；隋人李崇嗣寒食诗更有“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之句，想见隋时火禁亦严。

隋代以前，寒食禁火风俗，大概只流行于山西晋国旧地。《后汉书·周举传》说：“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岁多死者。”据说周举就任刺史后，曾“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并“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

须知风俗是人民文化心态的反映，也培育着人民的文化心态。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心态是：我人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荣耀祖先，即为了继承和弘扬祖宗及先圣先贤的业迹，因而对他们应该谦诚追慕，戒慎肃穆；而这也正就是完成着自我的尊严。

所以周举的一纸吊书，无济于“众惑”的全部解除。到了曹魏时期，曹操才又不得已下了一道死命令，说是“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这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办法，所维持的时效也不很久，而且未能战胜风俗，最后仍被风俗战胜了。后赵、北魏时，都有准许并州、介山之邑复寒食如初之令。

后来隋朝一统天下，王劭竟上表请“尚食内厨及东宫诸王食厨”先行禁火，获准，遂有“普天皆灭焰”的景象出现。唐宋时代，天子多于清明日亲赐新火于百官，禁火寒食的风俗，更有了御办的色彩了。

细究寒食风俗升降浮沉的社会原因，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自东汉末至南北朝，国家战乱不已，用兵孔亟，自难听任因寒食而“岁多死者”的现象存在。迨到天下一统，皇帝碰到的头号难题便是如何安置功臣，介子推让禄的品格，自然会被想起而悬为风范；此所以隋、唐、宋几代，寒食节自一个月缩为三日而得大行其道之故。

元人入主以后，禁火之事遂告淹灭，而寒食之名犹存，其祭祖茔、插柳枝、斗鸡子、荡鞦韆等习俗，则与清明仪式浑不可分矣。

但追本溯源，禁火一事本与介子推无关，而且介子推并不一定死于自焚。

子推燔死之说，始于《庄子》。《左传》上只说“晋侯求之不获”，《史记》上只说“闻其入緜上山中”，都未说到进一步的下落。《庄子》寓言十九，借事寓情，当非实录。但是这则寓言，充分表达了清廉谦退的道德情操，符合“人能弘道”的中国人文精神，于是博得汉代人士的一再表彰（东方朔《七谏》、刘向《说苑》等），并在民间尤其是并州倍受崇信。

人民要表达对介子推精神的纪念，需要将这种情怀落到一个实处。正如为纪念屈原精神而利用了龙舟竟渡古俗（参见闻一多《端午考》《端节的历史教育》）一样，要纪念子推精神，便利用了一个与火有关的古俗；这个古俗，便是“禁火”。而所以要禁火，原来是为了“改火”。

早在远古时期，当人们懂得以太阳和月亮来指示季节以前，曾有过很长一段时期，是以恒星大火（心宿二）作为示时星象，安排生产和生活的（我谓之火历时代，详见拙著《火历钩沉》载《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年12月）。那时候，天上的大火和人间的火，被想象为有着某种神秘关系。每当仲春时节大火昏见东方之时，被认为是新年的开始，有一套隆重的祭祀仪式。

仪式之一便是熄灭掉去年薪火相传下来的全部旧火，代之以重新钻燧取出的新火，作为新的一年生产和生活的起点；其名目叫做“改火”。《周礼·司烜氏》说：“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所谓“修火禁”，便是禁火，是监督大家将一切旧火全部熄灭，以表示过去的一年已经全部结束，以保证全民改用新火，使人间的火与天上的火一致，使人事与天象合一。

旧火与新火交替之际，势必要准备出足够的熟食来，照后来《东京梦华录》的说法，“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或者是《荆楚岁时记》上说的“造饧、大麦粥”。熟食之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煮鸡子。鸡子不仅易得易存，而且更具备生生不已、一元复始（鸡鸣为一日之始）的象征特性。所以《荆楚岁时记》上还有“斗鸡、镂鸡子（染色并雕镂）、斗鸡子”一说。这些熟食是在禁火之后改火之前（一月、七日或三日）冷吃的，所以叫“寒食”。

火历被阴阳历代替以后，禁火、寒食、改火作为礼仪，渐渐失去意义；而作为习俗，当然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这时候，人民拿与火有关的介子推故事填充进来，使古俗重新具有一种与时代精神相合的人文新意，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也是文化演化的一个典型事例。

饶有趣味的是，西方基督教地域的复活节，也是定在我们的寒食节前后（春分后之月望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其名曰Easter，以“东”为字根；节中有彩绘蛋和篝火会活动。篝火会前也要熄灭全部灯与火，然后钻木取新火点燃篝火，会后各家取篝火火种投入新的生活。详情请阅弗雷泽名著《金枝》第62章。弗氏断定：“农民举行的复活节篝火会的方式和复活节篝火会有关的一些迷信，都明显地表示出它的性质乃是非基督教的。”

看来，复活节也是一个改火节；他们吃彩绘蛋，也是一种寒食。原来许多民族都有新年改火的风俗，而新年又多与春耕邻近，春耕又多靠晨昏观察东天的星象而定。基督教徒们选定这个古老的节日来纪念耶稣复活，也是为旧俗充实了新意。东西文化尽管不同，而寒食节与复活节内容之演进却又如此相似，倒也发人深思。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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