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人们将帝国政治描述为建立单一制国家的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尝试，此处强调“治理”（governance）而非“统治”（government），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看法。“统治”意味着存在一个权力集中的制度化国家，其内部有着清晰明确的权利和责任链条。现代政治主要就是决定这样的国家由谁来控制，以及他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治理”一词则常有自治、自我管理的意思，帝国的政体包容性较强，主要依靠共识而非命令，和自治、自我管理的关系比较近。

帝国的治理是有计划的，由清晰的理念和目标引导。和现代政府一样，所有的国王与皇帝都必须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而随机应变。不过他们也不会任凭外在情况摆布。古今之间的区别在于，二者想要实现的目标不同。当时，“国家”和“民族”还不是可以被当作施政目标来考量的明确概念。国王和皇帝并不是“国家”或者“民族”的建立者，因为当时的人并不觉得有必要建立国家或民族。对中世纪的君主们来说，建造各式各样的教堂才是要紧的，符合人们对他们的期待。除此之外，他们的主要职责便是维护帝国的和平、正义与荣耀。暴力犯罪、起义叛乱、遭受入侵等外部形势的动荡，在他们眼中并不是要靠新的法律、更好的制度、更明确的边界来“解决”的“问题”。今天我们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政治史的大部分误解，都来源于错误地套用现代人对政治家的期待，来理解过去君主们的行为。在神圣罗马帝国存在的大部分时期里，指导帝国治理实践的都是当时社会中流行的对明君的期待和想象。

皇权并没有得到过清晰的界定。12世纪时，人们普遍认为皇帝拥有所谓的专有特权（jura caesarea reservata），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皇帝作为封建最高领主的身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皇帝的有限特权（jura caesarea reservata limitata）则一般要在征询其附庸大领主们的意见后，方可执行。从14世纪中期开始，皇权界定得精确了一些，包括了宣战权和颁布帝国禁令的权力。15世纪帝国改革期间，明确了一系列所有帝国政治体共有的权力（jura comitialia）。接下来几章会谈到，神圣罗马帝国逐渐明确为混合君主国的过程，是与人们对当局的期待发生的变化相伴的，并不是诸侯想要脱离帝国的结果。

选举君主的过程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帝国治理中的集体元素。选举还混杂了其他的形式，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些被选举出的君王视作终身制的民选总统。参与选举君王的人并没有充分自由的选择权，因为只有少数被认定具有君王品质的人才可以成为候选人。尽管选择候选人的标准从未被正式书面明确过，但是从当时编年史书、圣徒生平、礼拜文献中有关理想君王的讨论，以及从加洛林王朝时期开始出现并在12世纪以后越发常见的“君主镜鉴”（Fürstenspiegel）中，我们依然可以管窥一二。

在上述这些文字史料中，宗教和道德伦理相关的内容占据了核心部分，像摩西、大卫、所罗门这样的《圣经》人物常被当作君王们的正面榜样。在15世纪以前，这些文献的作者通常是基督教神职人员，因此他们在写作中对《圣经》典故格外青睐也很正常。这些文字劝诫君主们要遵从教士们的建议，使用特权不要超出合法的范围，而且要表现出谦卑（humilitas），承认自己的有限，服从神的权威。一直到13世纪，谦卑都是重要的品质，君王们通过谦卑来向外界表明，他们之所以愿意承担作为君王的重任，并不是因为贪恋权力，而是出于纯粹高洁的动机，即希望在上帝面前尽职尽责。据说亨利一世在王位选举时，并没有汲汲营营于拉选票，而是忙着安置鸟巢。这桩逸事为他赢得了“捕鸟者”这一外号。此外，王位候选者也可以通过公开表现出谦卑的态度来向外界暗示，其竞争对手可能是权欲熏心的危险人物。

9—10世纪的教士们常常宣称保持个人内在心灵的纯洁要比获得物质生活上的成功更为重要—宁当虔诚于上帝的输家，不当背负罪孽的赢家。但是，在10—1世纪，就连梅泽堡的蒂特马尔这样的教士也认为君主需要更加强势，在他们看来，精明狡诈和易怒是富有男子气概的品质，也是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必要品质。中世纪晚期以前世俗人士对君王品质的看法，则只能通过他们对君王行为的接受程度来推测。一些核心的期盼是大致不变的：人们认为，君王应该捍卫教会、维护法典、在战场上得胜。当然，对于哪些是君王应有的品质，不同时期的看法也不一样，而同一个时代的人对于君王应该如何实现上述目标也往往众说纷纭。

并不是每个人都被认为生来就具备这些品质。纵观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家世一直都很重要，基本上只有出身于塔西佗所谓“王族”（stirps regia）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君王的候选人。现代德语中König（国王）一词源自较古老的词kunja，它既可以指代亲属关系，也可以指代武士家族及其首领。一直到至少13世纪，或真实或虚构的家族世系在每次王位传承时都很重要。那些并非王室直系出身的王位竞争者需要证明自己或多或少具有王族血统。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推选出的对立国王是莱茵费尔登的鲁道夫，他同勃艮第王室有血缘关系，自1057年起同时是勃艮第的统治者和士瓦本公爵。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皇帝亨利四世的姐姐玛蒂尔达，第二任妻子萨伏依的阿德莱德（Adelaide of Savoy）也有王室血统。下一个对立国王是萨尔姆的赫尔曼（Hermann of Salm），他是卢森堡伯爵家族第一支系（1198年绝嗣）的首领，算起来是皇帝亨利二世之妻库尼贡德的孙辈，他同奥托王室有亲戚关系，也是萨利安王室的远亲。由于有这些关系，在1081年人们想要挑战亨利四世的王位时，赫尔曼成了理想的折中候选人，但赫尔曼没有什么战绩，支持者很快离开了他。

理想的王族出身要能联系上加洛林家族，而且最好能上溯至查理曼。10世纪50年代，在对抗试图攫取意大利的奥托一世时，贝伦加尔二世同其子阿德尔贝特都宣称自己是加洛林家族的后裔。和查理曼的联系一直到16世纪都是重要的优势因素，当时，王室的辩护者已经有办法将帝国的统治者们编入可无缝上溯至古罗马皇帝乃至特洛伊神话时代的家谱了。

家族世系还包含了传承的其他方面，比如后来所谓的民族。“非我族类”的观念并没有在919年阻止萨克森的奥托王朝取代法兰克的加洛林王朝，也没有阻止来自莱茵地区的萨利安王朝取代奥托王朝，但在这两个案例中，新王朝的统治者在一开始都需要谨慎行事。962年，奥托一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巩固了皇帝头衔与德意志国王头衔之间的联系，但当时还没有正式规定说德意志国王必须是“德意志人”。1202年，教宗英诺森三世颁布了教令《通过可敬畏的》，称利奥三世“已经通过加冕查理曼，将罗马帝国从希腊人处转交至德意志人手中”。这个声明的目的是将教宗自封的帝国头衔“转移者”的最高权威地位历史化。英诺森三世的声明既没有阻止人们在1257年推选来自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候选人（分别是康沃尔的理查和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十世）为德意志国王，也不是1300年前后多位法国候选人失败的主要原因。1314年，又出现了双重选举的情况，在那之后，这则教宗敕令意外地受到了重视，因为英诺森无意中为不让教廷干预日后的德意志国王选举提供了一个论据。不过，直到关于民族的新观念广泛传开之后，这则教宗敕令的影响才全部发挥出来。在1519年的皇帝选举中，查理五世将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描绘为“异族人”，从而在选举中获胜。后来，又有许多德意志人嫌查理五世太“西班牙”了，但这些质疑也不过是强化了“只有德意志人才能被推选为皇帝”这一共识。

人们认为，君王的言行理当符合君王的身份，君王即位前后都会受到这种期待的限制。不肖之徒是不会得到神恩的眷顾的。亨利四世就被政敌无情抨击，因为据传他无节制地向其妻子普拉克赛德丝发泄性欲并实施残酷虐待。在选举之前像君王般行事或许可以打消怀疑者们的疑虑，但也可能被一些人视作态度傲慢。1125年，士瓦本公爵腓特烈二世作为斯陶芬家族的候选人参选，亨利五世也曾公开认可他为自己的继任者，然而有人批评他“早已准备好被选为国王，而不是准备要去推选国王”。贵族们选择了他的竞争对手—苏普林堡的洛泰尔三世，洛泰尔在参会的领主们的面前屈膝跪地，假惺惺地声称他自己并不愿接受王位。这一次，没有显赫的家世反倒有利，洛泰尔同萨利安王朝并无血缘关系，而后者强势的统治风格恰恰是贵族们想要终结的。

在人们看来，君王们理当尊重自己重要封臣的感情。亨利四世在位时遭受了诸多批评，其中一项便是他曾因为沉湎于同密友玩骰子游戏，而让前来觐见他的萨克森领主们等了一整天。除此之外，在战场上展现英勇气概并取得军事胜利也很重要，因为这能向外界证明他们信仰虔诚，还得到了上帝的庇护。932年，亨利一世有意破坏同马札尔人的停战协定，表示与其继续向异教的马札尔人进贡，不如把钱财投入保卫基督教世界的英雄事业，此举使他获得了领主们的支持。次年，亨利一世的军队在里亚德（Riade）战役中击败马札尔人，这场胜利非常有利于巩固奥托王朝的统治。亨利一世手持圣矛作战，其子奥托一世955年在莱希费尔德战役中对阵马札尔人时据说也使用了圣矛，对此人们大做文章，构建出了神恩在两代人间延续并最终导向奥托一世962年加冕为皇帝的故事。

当然，对于君王们来说，选择御驾亲征也是有极高风险的。比如，奥托二世982年在克罗托内的惨败就动摇了帝国各地人们对奥托王朝的信心。君主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勇猛气魄，至少可以抵消一些战略上的失误。康拉德三世和“红胡子”腓特烈一世都亲自挂帅参与了十字军运动，据传他们都曾经在战斗中一剑把敌人直接劈成两半。在1257年当选之前，康沃尔的理查就通过领导十字军而取得了赫赫威名，而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率领的十字军在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战役中遭遇惨败后，他好不容易才重新提振了自己的威望。直至近代早期，骁勇善战都被视作君主们必备的品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就获得了“最后的骑士”这一美名。查理五世请提香为自己绘制了骑马戎装形象的肖像画，以纪念他1547年在米赫尔贝格战役中大败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斐迪南三世和约瑟夫一世的处变不惊也为他们赢得了赞誉。

那时，人们认为理想中的国王应该是具有优秀指挥才能的统帅，而不是只会舞刀弄枪的武夫。虽说如此，拥有勇猛武士般魁梧的身材，仍旧符合人们在外貌方面对中世纪君王的期待。包括亨利四世在内的若干君主，据说身高都达到可以媲美查理曼的1.8米，康拉德二世的身高据传则更是高达2米，而他一日之内驾马奔驰150千米的逸事也广为流传。亨利七世身材高大，在意大利人称Alto Arrigo（高个子亨利）。在这种看重君王亲临的文化中，君王需要仪态优雅、步态大方、身手敏捷。在同其弟康拉德三世竞争王位的过程中，士瓦本公爵腓特烈就因为一只眼睛残疾而落了下风。9世纪的皇帝和国王通常要身着镶有金边的丝绸长袍，配备金剑带和金马刺。直到13世纪，被视为带有传统“法兰克”色彩的物件仍是代表合法性、延续性的重要象征。

相较而言，君王的才智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康拉德二世因不会读写而被称为愚人（idiota）。不过，这种蔑称既反映出小部分教会精英的偏见，也说明康拉德二世儿时并没有被当作未来的国王来培养。康拉德二世为自己的后代则提供了完备良好的教育。在他之后的三位王位继任者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奥托三世的主要导师是欧里亚克的热尔贝（Gerbert of Aurillac），热尔贝是当时顶尖的学者，后来成为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亨利三世能够熟练掌握拉丁文，还嘲笑帕德博恩主教迈恩瓦尔德在主持礼拜仪式时说的蹩脚拉丁文。“巴伐利亚人”路易四世是最后一位仅受过基本贵族教育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的继任者查理四世曾在巴黎学习，著有自传一部，能说五种语言，对欧洲的盛期哥特式文化也很投入。后来的一些皇帝也表现出了艺术天赋，或者至少为艺术创作提供资助，不过在文艺复兴之后，这种现象在欧洲王室中绝非孤例。

我们之前探讨现身文化时谈过（见第XV页和第295页），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很看重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互动和交流；简单说，那是一种重视现身的文化。然而，由于距离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国王不可能每个重要人物都见，而对于并未当国王、只是有可能成为国王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不少君主在参与王位选举之前都没有太大的名气。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很有必要遵循公认的规范，按照人们的期待来行事。早在9世纪40年代的加洛林王朝内战中，谁握有“正确”的帝国宝物就是个重要问题了，敌对各方都宣称自己手里的是“真品”，以证明自己对王位的声索具有合法性。科维的维杜金德也在其著作中提到康拉德一世在弥留之际把宝物交给了亨利一世，以此为奥托王朝的合法性辩护。亨利二世的遗孀库尼贡德也扮演了类似康拉德一世的角色。她把宝物授予了萨利安王朝的开创者康拉德二世。同理，把帝国宝物交给他人，会被解读为放弃王位；亨利四世在1105年不情愿地交出了宝物，“美男子”腓特烈1320年交出宝物时则比较友好。

1002年，亨利二世阻截了奥托三世的送葬队伍，强行夺走帝国宝物，但光有宝物是不够的：领主们一开始纷纷抵制他的统治，理由是他身体羸弱，婚后两年仍无子嗣。不过，在奥托三世的姐妹们的支持下，亨利二世还是抢在对手士瓦本公爵赫尔曼二世（Hermann II）之前到达了美因茨，获得加冕。类似的事还有，尽管士瓦本的菲利普持有宝物，但他的对手奥托四世还是通过控制亚琛和找到“对”的人，于1198年由科隆大主教加冕了。简言之，其他因素对获得广泛合法性而言也很重要。1315年，另一位科隆大主教声称公认的帝国宝物只有一套，他这么做是想巩固自己在加冕国王一事上的地位。而卢森堡王朝的君主们基于打压潜在对手和防止出现对立国王的考虑，特意把所有和王权合法性有关的器物都储存在了一个宝库中。然而，1400年的时候，卢森堡王朝的对手鲁普雷希特用一顶廉价的仿制王冠完成了加冕仪式，3年后，王冠以150弗罗林的低价典当出手。

《欧洲之心：神圣罗马帝国，800—1806》，题目为编者所加

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