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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与中国政治
发布时间: 2004/8/25日    【字体:
作者:张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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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践


      我谈的题目是儒教与中国的政治。为什么提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过去搞中国政教关系史研究,总是用中国的佛教、道教,去和西方的基督教比,那么一比,在中世纪就显得中国和西方一个巨大的差别,就好像我们中国从春秋战国以后,就完全进入一个世俗政权,宗教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只能处于非常低的地位。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儒教的误解。对于儒学在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它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占一个什么地位,这样一个问题的看法。

      我这个问题,一共分三个方面,第一个问题我讲讲儒学的超验性问题,就是说儒学里面有没有宗教性因素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从汉代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的儒学一直处在一个中国的文化的主流地位,那么在这个背景底下,中国形成中国的特殊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实际还是包括天命神权观点。中国的皇帝,从来都是以天神的继承人自居,他是以天子,以天的儿子的身份自居。中国毛泽东总结中国封建社会四大支柱:政权、神权、族权、夫权,这个神权肯定也是中国政权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面就涉及到儒学是不是神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在国内,我总结一下,大致在儒学方面有四大派观点。第一派认为儒学就是一个宗教,持这种观点的人,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国外的学者,有宗教倾向的人。大多数国外学者,都认为儒学就是一个宗教,这是没有问题的。国内持这种观点,儒学就是一个宗教的,主要是以任继愈先生为代表。他们的观点,主要是因为对儒学持否定态度,因为它是一个宗教,所以对它持否定的态度。第二种人认为儒学不是宗教,就是一个哲学。从孔子开始,脱离了宗教,划清了思想界限,这是国内搞中国思想史界的主流的看法。但是最近这些年,慢慢出现两种比较新的看法,一派认为儒学有宗教性,不是宗教,但是有宗教性,儒学包含了宗教性的内容,现在持这种观点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中青学者持这种观点比较多。再一个就是以牟钟鉴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是儒教可以分成两块,我和他一块写的中国宗教史,我们是以这个思路为代表下来的。中国存在着一个自古以来的传下来的一个宗法性传统伦理宗教,这个宗教在政治中起了一个说明作用,成了一个统治者统治的依附,同时发展出儒学。中国文化形成特殊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说中国的古代,就是官僚文化、士大夫文化和民众文化有联系,又有脱节的现象。所谓联系,就是一统到底,有一个主导的文化,通过教育系统一统到底,通过科举制度;有脱节,就是说学者所关注的,安身立命的这些东西,官员们不一定特别感兴趣,官员们想的是维护政治统治;老百姓,更关注的是个人的精神生活,所以这个老百姓在解决个人精神生活的时候,经常归于佛道两教,但是正统的,国家的政治,主要是依托宗法性传统宗教,它靠的是奉天成运这样一个文化体系。

      第二个问题就是宗法性宗教的政治功能。这个政治功能,当然非常多,我主要谈政治两个大的最主要的方面,一个是政治统治功能,一个是政治管理功能。一个政权它要统治,它最根本的依据,是枪杆子,这个在封建社会是百试不爽的。首先是暴力,第二个基础是经济,暴力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支撑。但是光有这两个,打天下可以,坐天下不行。如果一个政权总是和大多数人民的情感、利益、观念都处于矛盾状态,它始终处于这样一种紧张状态,它不会长时间维持,所以还有第三个,就是文化条件,就是政治合理性论证的问题。在中国历代帝王论证政治合理性的根据,就是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君权神授。君权神授可以说从古代夏商周三代以来,传统宗教的内容。到了春秋战国,孔子对这个传统宗教,做了一个改造,这个改造,他把宗教里面人文精神作了进一步的发扬,创造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但是有一点,过去很多学者忽略掉了,就是说孔子并没有抛弃传统的宗教,他还仍然保留了宗教的这些形式,而且孔子思想中,本身也包含着以天命神权观念作为政权合理性的依据。比方说,孔子讲,畏天畏大,唯尧择之。天是至尊的,尧这个皇帝,向天学习,他的政权的合理性,是来自于天的。孟子讲天命神学更多,到了董仲舒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天命神学体系。后来历代的帝王,当了政权以后,他并不去关注到底世界的本质是性还是心,但是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情:谁去祭天?在中国政治传统里,祭天是绝对不能旁落的权力,这个恰恰说明了,宗法宗教对于王权的支撑作用,一直到袁世凯复辟,他还是要恢复祭天,祭天代表着王权的象征,反过来,这个天神也是作为王权的最大保护者。

      再一个方面,就是宗法性伦理宗教的祭祖系统。这个祭祖系统,是从王室到百姓,每个人家都有的,但是这个系统,为等级宗法制度制定、提供了一个理论的依据。中国古代的传统宗法伦理、宗法宗教包含一个共同的精神,这个共同的精神,就叫尊尊亲亲。尊尊讲的是上下等级辈分之间的尊尊,孔子继续论证,在家里是孝子,出去是忠诚。家里父子之间的感情,可以与之于政府里面帝王和大臣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尊尊的关系。但是另外一面还有亲亲,尽管我们有上下等级辈分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有共同的血统,我们有共同的祖先,在祭祀的过程当中,可以保持整个亲族的团结,这个可以为社会提供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在政治统治上发生这个功能。

      宗法性宗教除了这个政治功能以外,还有政治管理的功能。从现代管理来讲,主要讲沟通、决策、领导的关系,制约监督。中国古代是一个封建帝王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么一个时代。没有物质的力量可以制约君权,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多时候还是比较稳定发展的。皇帝虽然没有明确的权力可以制约他,但是他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其中有一个对他的制约,就是宗教神权对他的制约。这个神权在中国封建社会,也不仅仅是一个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就是说在某些帝王,他的思想,想出来的办法,完全是主观意志,脱离社会发展规则的时候,群臣进谏他,进谏的最主要的能够说服帝王的地方,就是天命不允许这样,董仲舒把他概括为春秋大义,叫“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就是把老百姓的地位降低,提高君主的地位;把君主的地位降低,提高天的地位。所以说天神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了一种政治调节的作用,使这个封建政治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运行。古代宗教,我们都说汉代以后,道教的生成,佛教的传入,是由于儒家文化,缺少鲜艳部分的空缺,实际上这个空缺,是个人精神方面的空缺,儒家不太讲人死后,孔子拒绝讲人死后的问题,死后的观点,儒家缺这一块;但是在政治哲学这一块,中国文化从来不缺鲜艳的证据,那就是天命神学观念,那就是宗法伦理宗教所起到这样一个支撑作用。

      第三点就是儒学的宗教观,奠定了古代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儒教里最大一部分,就是孔子开创的儒学的学统体系。孔子在当时春秋战国,古代宗教崩溃的时候,他本人,从现在大量研究看,他对这个超验的世界是心存疑虑的。他的弟子问他,“敢问死?”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敢问是鬼?”“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你先把现在的东西搞好。这是一方面,他怀疑,他显然肯定不提这方面,他也不否定,而且同时他非常注重传统宗教的各种祭祀活动。“子所重,民、食、丧、祭。”丧、祭都属于宗教活动。那么人家就问他,“问孝”,他回答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丧葬、祭祀这样的宗教活动,他非常的重视。这时候别的学派提出来,认为这是:“持无鬼而祭礼。”你不信有鬼你祭谁呢?孔子提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敬鬼神而远之”。就是统治国家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敬鬼神而远之,这里面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敬,对传统的宗教要保持尊敬;一方面儒家的宗教对政治的作用前面讲过了,有了这一点之后,其他的宗教传过来之后,儒学不是因为我不信你的教,我就去打击你、排斥你。中国没有这样的强烈的排斥异教的精神,对其他宗教保持着宽容,就是孔子这样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所以中国人是一个多神信仰的民族,多几个神没有关系。只要你不违反我的政治的最基本的利益,对各种西来的宗教,中国都是以开放态度,在中国古代没有严酷的宗教战争。少数的几次迫害宗教徒的事件,也是少数帝王个别的行为。第一是敬。第二是远之,虽然敬,但是我也要和宗教保持一个距离。实际上这个观点,都是从儒家来的,儒家本身更重视,实际上属于政治上具体操作的伦理和道德社会行为这些方面的关系,它不把自己研究的重点,放在超验的世界、形而上的世界上。这样的情况下,形成儒家对宗教态度:保持距离,但是尊重。

      儒家宗教观第二点,叫神道社教。这个是在《易传?管卦?抟辞》提出来:“圣 人以神道社教,天下服矣。”神道社教后来就变成中国士大夫、统治者处理宗教,非常工具理性的一种想法。我信不信这个宗教没关系,但是我要让它来为我的神道的目的服务,是为了授教,是为了推行教育,我设立这个宗教,是为了推行宗法,在中国古代当时的国际关系,实际就是我们现在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有的民族信这个教,比如最典型是藏族、蒙古族信喇嘛教,中国汉皇帝根本不信这个教,也不推崇这个教,但是他非常尊重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他们来了以后给他们很多皇家的仪仗,盖专门的寺庙,给他们很多很多的钱。那么乾隆皇帝,一语道破,这个叫“兴皇教以安众蒙古,所惜非小。”这是他的国策,推崇皇教来安抚蒙古,为什么呢?“兴善除恶,移风易俗,因异顽化。”那么我就是推崇佛教,来揉化蒙古民族的性格,所以这个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非常得意。我修长城化不了蒙古,我就大量推广皇教,把蒙古人的性格改变了,以后不再为边患。他们宗教政策的运用,达到非常圆熟和熟练的程度,为他的政治的稳固,提供非常好的帮助。

      所以我想总结古代政府的经验,一个是理清中国政教关系史的思路,我想中国政教关系史的核心理解,主流不在政府和佛道教的关系,主要还在儒教这个地方,儒教的理通了,对佛道教的关系,自然理得比较通。再一个可以对我们当前的宗教工作提供一种借鉴,我们昨天讨论到的那些问题,实际上我们都可以从古代的思想家找到我们的文化基因。同时有些我们今天很困惑的问题,也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因素。我发言的内容就这么多。谢谢。

      提问:儒家的宗法性宗教,在今天社会能发生什么功能?

      回答:宗法性伦理宗教我不能讲的很全,它有一个产生的社会基础,就是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宗教,到底现在能发生什么功能,现在学界有争论。尤其是中生代的,也就是我们这个岁数,或者再往下的学者,老一代,我的感觉,不知道老一代的同志能不能接受。就是老一代学者基本上摆脱鸦片烟的束缚,但是还没有走出启蒙思想的影子,在宗教还是处于一种“宗教是非理性的、超世的”等等一些看法。现在有些年轻学者,比如说何广布写的《儒家反本与开新》,开新就要反本。儒家说老实话,如果没有天的寄托,那只能走到王阳明的极端的自我,一走到极端的自我,就是非常不可控的东西,这个东西很难说最后变成什么。所以儒家主流不是这样的,但是大多数人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一般在天的问题上很难恢复。但是在祭祖的问题上,实际上现在上已经恢复,因为最典型的就是公祭皇帝陵。李瑞环主席说他当政协的时候,推动了一件大事,就是恢复了公祭皇帝陵。公祭皇帝陵最大的好处,就是整个世界华人圈里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这里头神道社教的东西稍微多了一些,但是不可否认。另外现在在广大农村,祭祀祖先,寻根问祖,返本归宗,这对我们整个民族发扬孝道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理论上的争论和实际上的操作有一定的距离,这需要学者进一步探讨。


                                             (本文为作者2002年12月在“宗教与政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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