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践


      我谈的题目是儒教与中国的政治。为什么提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过去搞中国政教关系史研究，总是用中国的佛教、道教，去和西方的基督教比，那么一比，在中世纪就显得中国和西方一个巨大的差别，就好像我们中国从春秋战国以后，就完全进入一个世俗政权，宗教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只能处于非常低的地位。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儒教的误解。对于儒学在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它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占一个什么地位，这样一个问题的看法。

      我这个问题，一共分三个方面，第一个问题我讲讲儒学的超验性问题，就是说儒学里面有没有宗教性因素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从汉代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的儒学一直处在一个中国的文化的主流地位，那么在这个背景底下，中国形成中国的特殊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实际还是包括天命神权观点。中国的皇帝，从来都是以天神的继承人自居，他是以天子，以天的儿子的身份自居。中国毛泽东总结中国封建社会四大支柱：政权、神权、族权、夫权，这个神权肯定也是中国政权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面就涉及到儒学是不是神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在国内，我总结一下，大致在儒学方面有四大派观点。第一派认为儒学就是一个宗教，持这种观点的人，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国外的学者，有宗教倾向的人。大多数国外学者，都认为儒学就是一个宗教，这是没有问题的。国内持这种观点，儒学就是一个宗教的，主要是以任继愈先生为代表。他们的观点，主要是因为对儒学持否定态度，因为它是一个宗教，所以对它持否定的态度。第二种人认为儒学不是宗教，就是一个哲学。从孔子开始，脱离了宗教，划清了思想界限，这是国内搞中国思想史界的主流的看法。但是最近这些年，慢慢出现两种比较新的看法，一派认为儒学有宗教性，不是宗教，但是有宗教性，儒学包含了宗教性的内容，现在持这种观点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中青学者持这种观点比较多。再一个就是以牟钟鉴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是儒教可以分成两块，我和他一块写的中国宗教史，我们是以这个思路为代表下来的。中国存在着一个自古以来的传下来的一个宗法性传统伦理宗教，这个宗教在政治中起了一个说明作用，成了一个统治者统治的依附，同时发展出儒学。中国文化形成特殊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说中国的古代，就是官僚文化、士大夫文化和民众文化有联系，又有脱节的现象。所谓联系，就是一统到底，有一个主导的文化，通过教育系统一统到底，通过科举制度；有脱节，就是说学者所关注的，安身立命的这些东西，官员们不一定特别感兴趣，官员们想的是维护政治统治；老百姓，更关注的是个人的精神生活，所以这个老百姓在解决个人精神生活的时候，经常归于佛道两教，但是正统的，国家的政治，主要是依托宗法性传统宗教，它靠的是奉天成运这样一个文化体系。

      第二个问题就是宗法性宗教的政治功能。这个政治功能，当然非常多，我主要谈政治两个大的最主要的方面，一个是政治统治功能，一个是政治管理功能。一个政权它要统治，它最根本的依据，是枪杆子，这个在封建社会是百试不爽的。首先是暴力，第二个基础是经济，暴力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支撑。但是光有这两个，打天下可以，坐天下不行。如果一个政权总是和大多数人民的情感、利益、观念都处于矛盾状态，它始终处于这样一种紧张状态，它不会长时间维持，所以还有第三个，就是文化条件，就是政治合理性论证的问题。在中国历代帝王论证政治合理性的根据，就是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君权神授。君权神授可以说从古代夏商周三代以来，传统宗教的内容。到了春秋战国，孔子对这个传统宗教，做了一个改造，这个改造，他把宗教里面人文精神作了进一步的发扬，创造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但是有一点，过去很多学者忽略掉了，就是说孔子并没有抛弃传统的宗教，他还仍然保留了宗教的这些形式，而且孔子思想中，本身也包含着以天命神权观念作为政权合理性的依据。比方说，孔子讲，畏天畏大，唯尧择之。天是至尊的，尧这个皇帝，向天学习，他的政权的合理性，是来自于天的。孟子讲天命神学更多，到了董仲舒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天命神学体系。后来历代的帝王，当了政权以后，他并不去关注到底世界的本质是性还是心，但是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情：谁去祭天？在中国政治传统里，祭天是绝对不能旁落的权力，这个恰恰说明了，宗法宗教对于王权的支撑作用，一直到袁世凯复辟，他还是要恢复祭天，祭天代表着王权的象征，反过来，这个天神也是作为王权的最大保护者。

      再一个方面，就是宗法性伦理宗教的祭祖系统。这个祭祖系统，是从王室到百姓，每个人家都有的，但是这个系统，为等级宗法制度制定、提供了一个理论的依据。中国古代的传统宗法伦理、宗法宗教包含一个共同的精神，这个共同的精神，就叫尊尊亲亲。尊尊讲的是上下等级辈分之间的尊尊，孔子继续论证，在家里是孝子，出去是忠诚。家里父子之间的感情，可以与之于政府里面帝王和大臣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尊尊的关系。但是另外一面还有亲亲，尽管我们有上下等级辈分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有共同的血统，我们有共同的祖先，在祭祀的过程当中，可以保持整个亲族的团结，这个可以为社会提供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在政治统治上发生这个功能。

      宗法性宗教除了这个政治功能以外，还有政治管理的功能。从现代管理来讲，主要讲沟通、决策、领导的关系，制约监督。中国古代是一个封建帝王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么一个时代。没有物质的力量可以制约君权，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多时候还是比较稳定发展的。皇帝虽然没有明确的权力可以制约他，但是他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其中有一个对他的制约，就是宗教神权对他的制约。这个神权在中国封建社会，也不仅仅是一个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就是说在某些帝王，他的思想，想出来的办法，完全是主观意志，脱离社会发展规则的时候，群臣进谏他，进谏的最主要的能够说服帝王的地方，就是天命不允许这样，董仲舒把他概括为春秋大义，叫“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就是把老百姓的地位降低，提高君主的地位；把君主的地位降低，提高天的地位。所以说天神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了一种政治调节的作用，使这个封建政治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运行。古代宗教，我们都说汉代以后，道教的生成，佛教的传入，是由于儒家文化，缺少鲜艳部分的空缺，实际上这个空缺，是个人精神方面的空缺，儒家不太讲人死后，孔子拒绝讲人死后的问题，死后的观点，儒家缺这一块；但是在政治哲学这一块，中国文化从来不缺鲜艳的证据，那就是天命神学观念，那就是宗法伦理宗教所起到这样一个支撑作用。

      第三点就是儒学的宗教观，奠定了古代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儒教里最大一部分，就是孔子开创的儒学的学统体系。孔子在当时春秋战国，古代宗教崩溃的时候，他本人，从现在大量研究看，他对这个超验的世界是心存疑虑的。他的弟子问他，“敢问死？”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敢问是鬼？”“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你先把现在的东西搞好。这是一方面，他怀疑，他显然肯定不提这方面，他也不否定，而且同时他非常注重传统宗教的各种祭祀活动。“子所重，民、食、丧、祭。”丧、祭都属于宗教活动。那么人家就问他，“问孝”，他回答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丧葬、祭祀这样的宗教活动，他非常的重视。这时候别的学派提出来，认为这是：“持无鬼而祭礼。”你不信有鬼你祭谁呢？孔子提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敬鬼神而远之”。就是统治国家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敬鬼神而远之，这里面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敬，对传统的宗教要保持尊敬；一方面儒家的宗教对政治的作用前面讲过了，有了这一点之后，其他的宗教传过来之后，儒学不是因为我不信你的教，我就去打击你、排斥你。中国没有这样的强烈的排斥异教的精神，对其他宗教保持着宽容，就是孔子这样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所以中国人是一个多神信仰的民族，多几个神没有关系。只要你不违反我的政治的最基本的利益，对各种西来的宗教，中国都是以开放态度，在中国古代没有严酷的宗教战争。少数的几次迫害宗教徒的事件，也是少数帝王个别的行为。第一是敬。第二是远之，虽然敬，但是我也要和宗教保持一个距离。实际上这个观点，都是从儒家来的，儒家本身更重视，实际上属于政治上具体操作的伦理和道德社会行为这些方面的关系，它不把自己研究的重点，放在超验的世界、形而上的世界上。这样的情况下，形成儒家对宗教态度：保持距离，但是尊重。

      儒家宗教观第二点，叫神道社教。这个是在《易传?管卦?抟辞》提出来：“圣 人以神道社教，天下服矣。”神道社教后来就变成中国士大夫、统治者处理宗教，非常工具理性的一种想法。我信不信这个宗教没关系，但是我要让它来为我的神道的目的服务，是为了授教，是为了推行教育，我设立这个宗教，是为了推行宗法，在中国古代当时的国际关系，实际就是我们现在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有的民族信这个教，比如最典型是藏族、蒙古族信喇嘛教，中国汉皇帝根本不信这个教，也不推崇这个教，但是他非常尊重**喇嘛、班禅喇嘛。他们来了以后给他们很多皇家的仪仗，盖专门的寺庙，给他们很多很多的钱。那么乾隆皇帝，一语道破，这个叫“兴皇教以安众蒙古，所惜非小。”这是他的国策，推崇皇教来安抚蒙古，为什么呢？“兴善除恶，移风易俗，因异顽化。”那么我就是推崇佛教，来揉化蒙古民族的性格，所以这个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非常得意。我修长城化不了蒙古，我就大量推广皇教，把蒙古人的性格改变了，以后不再为边患。他们宗教政策的运用，达到非常圆熟和熟练的程度，为他的政治的稳固，提供非常好的帮助。

      所以我想总结古代政府的经验，一个是理清中国政教关系史的思路，我想中国政教关系史的核心理解，主流不在政府和佛道教的关系，主要还在儒教这个地方，儒教的理通了，对佛道教的关系，自然理得比较通。再一个可以对我们当前的宗教工作提供一种借鉴，我们昨天讨论到的那些问题，实际上我们都可以从古代的思想家找到我们的文化基因。同时有些我们今天很困惑的问题，也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因素。我发言的内容就这么多。谢谢。

      提问：儒家的宗法性宗教，在今天社会能发生什么功能？

      回答：宗法性伦理宗教我不能讲的很全，它有一个产生的社会基础，就是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宗教，到底现在能发生什么功能，现在学界有争论。尤其是中生代的，也就是我们这个岁数，或者再往下的学者，老一代，我的感觉，不知道老一代的同志能不能接受。就是老一代学者基本上摆脱鸦片烟的束缚，但是还没有走出启蒙思想的影子，在宗教还是处于一种“宗教是非理性的、超世的”等等一些看法。现在有些年轻学者，比如说何广布写的《儒家反本与开新》，开新就要反本。儒家说老实话，如果没有天的寄托，那只能走到王阳明的极端的自我，一走到极端的自我，就是非常不可控的东西，这个东西很难说最后变成什么。所以儒家主流不是这样的，但是大多数人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一般在天的问题上很难恢复。但是在祭祖的问题上，实际上现在上已经恢复，因为最典型的就是公祭皇帝陵。李瑞环主席说他当政协的时候，推动了一件大事，就是恢复了公祭皇帝陵。公祭皇帝陵最大的好处，就是整个世界华人圈里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这里头神道社教的东西稍微多了一些，但是不可否认。另外现在在广大农村，祭祀祖先，寻根问祖，返本归宗，这对我们整个民族发扬孝道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理论上的争论和实际上的操作有一定的距离，这需要学者进一步探讨。

                                             （本文为作者2002年12月在“宗教与政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